晋升激励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王泽农

[提要] 国企高管本身兼具“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特点，本文主要研究行政干预下国企高管出于政治晋升的长期目的，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通过对高管行为的分析了解影响投资效率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国企；晋升激励；行政干预；高管行为；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29日

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它一方面牵动着国家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保障作用。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广泛覆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突出。因此，研究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一、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不断深化改革阶段，关于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争议不断。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对于新困难、新问题也不容忽视。投资效率是指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企业投资活动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研究投资效率的两个方面。有关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广受争议，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大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地方政府出于政绩以为维持GDP增长，增加社会就业的考虑，往往会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毋庸置疑，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然而，投资效率却不容乐观，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屡遭诟病。

（一）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往往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代理理论是造成企业进行低效投资的根源。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掌握着终极控制权，可以将自身政治目标实现的任务转移给企业。一方面财政方面实施财政包干，使得地方政府有极大的热情去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求自身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进行的寻租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国有企业资本配置的效率，对企业资源进行了有目的的低效投资或转移。在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中，政府行为成为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Chenetal.，2011）。由于政府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超强控制，使政府有可能通过干预其投资决策将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等目标施加于企业，以扩大投资驱动GDP增长，从而推动了国企过度投资。

如果国企的目标仅仅是企业价值最大化，那么高管会因为业绩较差而被降职、因业绩较好而被晋升。但是，国企任务具有多样性，除了要实现经济目标外，还要替政府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政府还可能需要国企帮助其实现一些政治目标，如支持地方公共设施建设、投资一些政绩工程，或出于政治目的对企业投资进行干预。这并不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可能会造成企业投资效率低下。从政府与企业关系层面上讲，为实现政治目标，政府可能通过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将非效率目标内化于企业投资活动之中，导致被干预企业过度投资。

（二）晋升激励的存在会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张兆国等（2013）发现晋升激励越强，过度投资越能够受到有效抑制；并且随着高管年龄增长，晋升激励强度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呈现出倒U型趋势。但张兆国等人的研究将晋升激励过多地归于经济报酬的增加，忽略了国企背景下晋升激励对于高管权力、地位方面的效用提升。国有企业高管晋升激励这种隐性激励近年来逐渐被重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隐性激励在国企高管激励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陈冬华等，2009；陈冬华等，2010），他们的研究视角逐渐从显性激励的研究转向对隐性激励的探讨（梁上坤等，2013）。以往关于政治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本身的政治晋升（郑志刚等，2012）。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同时身兼“经济人”和“政治人”（杨瑞龙等，2013）身份的企业高管同样存在政治晋升现象。杨瑞龙等（2013）发现央企领导更像是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Cao等（2011）和梁上坤等（2013）等延伸政府官员政治晋升文献的研究逻辑，指出政治晋升构成企业经理人货币薪酬激励的补充，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从而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

毋庸置疑，设计有效的激励方案、协调委托代理双方利益是缓解代理问题的一项重要机制。因此，经理人激励是存在代理冲突的条件下，影响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高管与公司之间订立的激励契约主要包括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和职业生涯关注。然而我國当前的国企改革背景下，高管薪酬受到限制，股权激励尚且不够完善普及的情况下，高管可能更关注职业生涯的晋升，即晋升激励。晋升一方面可以为高管带来货币性收益，满足个人私利；更重要的是为高管带来了权力地位的提升、人脉资源的积累等等。根据行为理论，晋升激励的存在会对高管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从企业发展层面而言，投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决策。投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依赖于企业的高管。那么，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而言，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国企高管不仅具有“经济人”的身份，同时也具有“政治人”的身份。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情况下，高管在制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从个人私利出发，选择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经济报酬的投资项目，从而损害股东和所有者的利益，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从“政治人”的角度出发，高管的政治身份在行政升迁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锁住”效应，即官员一旦不能获得升迁或被辞退就很难在组织外部获得其他的工作机会，他们往往处于一种“内部劳动力市场”当中。因此，国企高管有很强的动机获得政治晋升。由此晋升激励作为一种隐形激励也会对高管进行投资决策的行为产生影响。

二、晋升激励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

国有企业高管具有“政治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对于高官的激励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分别为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以往文献更多的关注货币性激励这些显性激励的作用，我们主要研究高管作为“政治人”，其关注职业生涯的隐形激励主要是晋升激励对国企高管做出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心理契约理论认为，在一个组织中人与人之间存在许多隐性的心理契约，而在这些隐性的心理契约中晋升便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晋升会提高晋升者的地位和待遇以及改善晋升者的工作环境，它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由于制度背景不同，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有所差别。从企业发展和激励制度关系层面来看，除公司治理理论中一般的激励方式如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内部的职位晋升激励等之外，还有一种由于政企人才交流制度产生的我国特有的激励方式需要引起重视，即政治晋升激励。这种激励方式从本质上是职位晋升激励的延续，但是这种政治晋升的激励方式又与一般企业的职位晋升激励有所不同，有着独特的动机和机制。

就晋升激励而言，一方面晋升能够给管理者带来各种货币与非货币收益，使管理者私利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晋升与管理者的个人业绩紧密相连，只有业绩最佳者才有可能从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晋升。管理者要想获得晋升就必须取得最优的相对业绩。显然，追求私利的多元化决策只会损害企业价值，降低管理者业绩。另外，晋升激励导致国企高管出于地方经济绩效的考虑，不会完全依照政府的干预制定投资决策。晋升激励能够协调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促使管理者放弃偏离最大化公司价值的多元化决策，放弃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从而抑制其过度投资冲动。

三、国有企业高管晋升的“政绩观”与“关系论”

国企高管具有“准官员”的身份属性，因此我们可以参考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理论来研究国企高官的晋升之路。国内外文献关于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因素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政绩论”；另一类是“关系论”。“政绩论”认为，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具体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与官员的晋升概率是正相关的，与官员的降职或退休概率是负相关的。Bo（1996～2002）最早利用1949～1994年中国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好的经济绩效，特别是本省上缴给中央的税收贡献，有助于提高省级领导的升迁概率。Li和Zhou（2005）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周黎安更将这一机制概括为“晋升锦标赛模式”。“关系论”认为，影响官员升迁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关系网络，而不是经济绩效。Opper和Brehm（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省级领导的数据，发现在控制了省级领导与政治局常委的关系之后，经济绩效的作用不再显著。Sheng（2009）发现，从外省调人和中央委派的干部更容易获得提拔，同时没有发现经济绩效会影响省级官员的提拔。从直觉和感性认识上讲，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关系”对地方官员升迁的影响，然而随着政府体制的改革完善，这两种理论之间呈现出一种互补关系。这表明，对于独特的央企而言，相对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四、国有企业未来改革建议

（一）进一步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由于行政干预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国有企业往往是政府掌握其主导控制权。那么在未来的改革之中可以进一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使得国企进一步市场化，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完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补促进关系。

（二）对国有企业高管进行多元化激励模式。由于高管的工资薪酬受到严格管制，在未来的改革之中，我们可以加强对国有企业高官的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勵。一方面我国目前的股权激励模式和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优化国企高管晋升激励的指标体系，使激励体制更加多元化，从而不断增强高管完善投资决策增强企业绩效的动机，在兼顾政治目标的同时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长期快速的发展。

（三）衡量国有企业高管晋升采取多元化指标。对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以及其高管独有的身份特征，合理考核评价高管任职期间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高管个人背景在政治体系中涉及的关系网络是目前国有企业面临行政干预以及高管晋升体制下“政绩论”和“关系论”研究的必经之路。设计有效的评价机制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更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为其取得长足进步提供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兆国，刘亚伟，亓小林.管理者背景特征、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3.16.

[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3]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3.3.

[4]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