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欧再难出现“政治强人”

曲蕃夫

无论制度的限制、诉求的变化、新势力的崛起还是政客的性格原因，都使得西欧各国“政治强人”难得一现。

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所大力推动的国会改革方案由5000万意大利选民进行表决。年仅41岁的伦齐为这次公投押上了自己尚不足3年的总理生涯，但是最终改革方案被意大利民众用接近60%的大比率否决。事先已经决定孤注一掷的伦齐，在正式投票结果尚未公布时，就宣布自己辞去总理职务，成为二战后意大利混乱政局中的又一个黯然谢幕的总理。

过去的2016年里，英国的卡梅伦之前也因为输掉公投，黯然离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四面楚歌，已经宣布不会寻求在明年大选中连任，而其领导的左翼社会党败相尽显；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决定谋求自己的第四个任期，但她明年也将面临政治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今，西欧四大国政局的不确定性空前升高。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西欧为何难以出现“政治强人”来稳定时局？

远去的“强人”

过去数十年中，“政治强人”在西欧各国不算稀少：“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胜选三次；法国的密特朗和希拉克都成功连任，各自坐满宪法规定的两任任期；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三次入主总理府，长期处于政坛的风口浪尖；而德国就更是存在“政治强人”的传统，总理科尔跨越两德统一的剧变年代，连续执政16年，而当年由他发掘出的东德“小姑娘”默克尔，现在距离这个目标也已不远。

仔细审视以上这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不难发现，他们除了任期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作为反对党的一员在大选中挑战执政党成功，从而夺取了执政权。换言之，他们连续执政的江山都是自己打下来的，没有同党派的前辈交班这种好事。因此，高举“变革”的旗帜上台，是这些政治家的共性，而且这些变革的诺言在执政后基本都获得了兑现，并在几年内取得了一定成果，获得了选民的认可。

而在外交问题上，这些“政治强人”都曾经有过重大决策，并对国际局势造成过深远影响。马岛战争胜利，给撒切尔带来了极高民望；两德统一，让科尔永载史册；希拉克坚决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让自己避免了布莱尔的尴尬；而默克尔处理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决策，是福是祸尚未可知，但她对欧盟造成了最深刻的影响已是不争事实。

但时势变迁，在当今的西欧，除了暂时仍然屹立不倒的默克尔，确已再难见到这样的强势领导人。

法国这边，2007年萨科齐继承了希拉克的政治遗产，五年后即败选下台；其继任者奥朗德也是从执政开始就民望一路下滑，为了避免社会党选情被自己拖累，近期则干脆宣布不谋求连任。想卷土重来的萨科齐也在共和党内的初选中惨败，只能眼看着自己做总统时的总理菲永代表本党，去应对极右翼领袖马琳·勒庞的汹汹来势。

海峡对岸的英国，卡梅伦2010年通过联合政府上台，带领英国经济复苏，还顶过了2014年苏格兰公投的挑战，并领导保守党在2015年大选中取得完胜。这位两百年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本来看上去很有机会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在英国退欧公投上遭遇了令人错愕的失败，随后辞任首相和议员，黯然告别政坛。

而即便是最像撒切尔夫人的默克尔，在这个时代也难以重塑撒切尔当年的强势形象。

权力过大的制度化约束

“政治强人”的难产，和西欧各国的制度限制、诉求变化，以及欧盟政治一体化的不断强化密切相关。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西欧在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二战之后，民众普遍对政客的个人权威十分警惕。虽然有小部分欧洲中下层选民也羡慕甚至期盼一个政治强人的出现，可以领导他们像亚洲一样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但是绝大部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行业精英阶层以及媒体，都对强人政治表达出相当的反感。2013年撒切尔夫人去世之时，即使国家对逝者可谓是极尽哀荣，但主流媒体对她的评价依然偏中性，甚至不乏尖刻的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她的强硬擅权。

除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实行半总统制之外，西欧各国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政府是由议会中产生。而议会民主的一大特点就是党派的政治倾向变得十分重要，民众大都难以记住议员候选人的名字和履历，而多是依靠比较其党派的统一竞选纲领决定自己的选票归属。出于这个原因，和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制不同，西欧在二战后的政党基本都以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身的定位和彼此的区隔，党派无论大小，总要在左右区分的政治光谱上占据一个位置，才能够在政坛获得生存空间。

但近些年来随着选民诉求的多元化，这种依靠左右光谱划分的政党政治中，加入了更多非传统党派的崛起的因素。英国议会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以扫荡之势席卷整个苏格兰，一跃成为全国第三大党。意大利北方联盟也用地方自治、分离主义的诉求，在意大利北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不断扩张。这两股力量，在英国和意大利两国今年的公投中，都各自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關于政治制度，另一个无法忽视的点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各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大踏步地迈向不断深入。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欧元的引入以及欧洲政治的进一步整合，欧洲各国已经再难仅仅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作出决策，反而要受制于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所通过的法律和政策。曾经“政治强人”们力排众议、挥斥方遒的魄力已经无从施展。

“极右翼”快速崛起

自二战后至今，西欧虽然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改造的洗礼，但是左派政客最终能成为“政治强人”的只是凤毛麟角。撒切尔、科尔、希拉克、贝卢斯科尼，莫不是右翼政党出身。左派执政时间一旦长了，高福利往往使财政不堪重负，而重税收又会使经济失去活力，因此右派推翻左派上台，并维系较长的执政时间，算是合乎情理，也符合现实。但是，西欧各国近些年面临的一致问题，就是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对传统精英政治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是上一代的“政治强人”们所未曾遭遇的新挑战。当极右翼可以加入，并切走右翼的蛋糕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国的“国民阵线”及其两代领导人勒庞父女。2002年，老勒庞出人意料杀入了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获得了和希拉克总统对决的机会，法国的传统政治精英从此再不敢无视国民阵线的存在。随后两届选举，国民阵线在左右两派的联合围剿之下，都未能出线第二轮。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社会全面转向了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此时的政治领导人要打败的，再不是军事上敌人或者假想敌，而是失业率、通胀、收入差距，还有移民、难民所带来的认同、信仰、生活方式的融合难题。这无疑是个枯燥艰难且很难讨彩的任务，而且处处掣肘，动辄得咎。

近年来，无论制度的限制、诉求的变化、新势力的崛起还是政客主观的性格原因，都使得西欧各国“政治强人”难得一现，而欧罗巴这艘无舵手的航船，正在暴风雨中驶往一个充满更多挑战和未知的前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