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产品征购方式的改革与社会稳定

赵旭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苏联农产品征购方式的改革与社会稳定

赵旭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苏联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农产品征购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征购方式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武力强征—摊派强征—宽松征购—合同订购—义务交售—统一采购。整体来看，征收方式的演变都是从暴力到非暴力，从强制到自愿，从无偿到有偿，从低价到高价。这些改革措施，对于苏联社会短时段或中时段的动荡或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50年代后苏联进行的历次农产品征购方式的改革都失败了，导致国家粮食问题愈发严重，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未触及以集体农庄为核心的僵化的农业管理模式。

苏联； 农产品征购； 粮食垄断； 社会稳定

对一国政府来说，农产品征购具有重大意义，往往能够对国家的政局稳定、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倘若农产品征购政策的设计初衷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某些偏差，尤其是过度征收农民粮食时，就会引起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强烈反抗，乃至爆发武装起义，威胁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这在苏联表现得尤为明显。纵观苏联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政府对农产品征购方式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武力强征(粮食专政)—摊派强征(粮食摊派制)—宽松征购(粮食税)—合同订购—义务交售—统一采购。这几次农产品征购方式的变革，尤其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几次大调整，对苏联社会短时段或中时段的稳定或动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体来看，如果政府制定的农产品征购方式重视农民利益，减轻了农民负担，整个社会就趋于和谐稳定，反之，社会就趋于动荡不安。

在我国学界，苏联农产品征购方式尽管是一个老问题，但研究并不充分。改革开放后，本题研究才开始起步，并在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和发表了若干有关农产品征购问题的通史类著作、译著和专题论文[1-8]。但是，此期研究成果大都处于泛泛介绍和描述阶段，尤其缺乏专门研究粮食政策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成果，仅有一篇论文[9]涉及此题。鉴于此，笔者尝试利用相关史料和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苏联农产品征购方式的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加深我们对苏联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乃至苏联解体深层原因的认知。

一、从粮食专政、粮食摊派制到粮食税(1917—1927)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在农产品征购方式方面，从1917年10月至1919年1月实行的是粮食垄断政策，由于其标志是1918年5月13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粮食人民委员会特别权力的法令》(即所谓“粮食专政法令”)，笔者将其命名为“粮食专政”政策。为解决日益深化的粮食供应危机，该法令号召与粮食投机商和富农进行无情的斗争，要求每个拥有粮食的人在法令公布一周内交出全部余粮，反对者一律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此外，法令还把执行粮食专政的大权交给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可在征粮遇反抗时使用武力[10]261-266。6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规定在粮食机关直接参与下建立乡级和村级贫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粮食机关没收富农的余粮[10]412-419。

此后，拥有机枪和其他武器的“工人征粮队”及“征粮大军”迅速成立，到1918年8月，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征粮队人数已达1.66万人[1]249-250；至1918年夏末，主要使用红军部队作为突击力量的征粮大军人数超过了1万人，到年底达4万人[11]。成立征粮队和征粮大军的目的，是对农村发动“武装讨伐”，暴力夺取农民粮食。此时期，粮食征收模式的特点是强调阶级斗争，用强迫、暴力乃至明目张胆的抢劫手段夺取农民粮食。此种征粮方式不但没有征收到足够的粮食，反而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愤怒甚至暴力反抗，农民起义和暴动风起云涌。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资料，从1918年7月到年底，欧俄16省共爆发129次起义，其中7月有13次，8月有29次，9月有17次[12]。这样，“粮食专政”这种农产品征收方式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在内战背景下加深了社会动荡，让执政党有丧失政权的危险。

鉴于此，1919年初苏俄政府决定与农民妥协，实行相对缓和的征粮政策，“粮食摊派制”(国内多误译为“余粮征集制”)应运而生。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产粮省份中征集应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通常所说的粮食摊派制法令，除重申实施粮食垄断外，特别指出要在产粮省农民中摊派其应该交国家的最低限粮食。征收办法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征收总数，自上而下摊派给各产粮省、县、乡、村，直至每个农户承担，按固定价格强制向农民征购。

粮食摊派制在其实施前期，是对“粮食专政”征粮方式的一种改革，是一种相对缓和的农产品征收方式，具有一系列正面社会效应。它着眼于缓解政权与农民间的紧张关系，不管是政策内容还是实际执行情况，都明显做出很大让步，甚至许多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如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都认为，这是一种缓和政策[13]。

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数字，1917—1918年度征粮总数为7 340万普特。1918—1919年度增长约50%，达10 792.2万普特；其中自1919年1月至7月，按照摊派制征粮后，征收了4 557.7万普特。1919—1920年度又翻了一番，达21 250万普特(包括西伯利亚)，其中欧俄收购了18 042.8万普特粮食。1920—1921年度更是达到创纪录的36 700万普特，其中欧俄收购了23 700万普特，超过战前水平[14]181-182。粮食收购量的不断增加，证明粮食摊派制是一项与内战的艰苦环境相适应的政策，基本保障了军队、城市居民和非产粮地区农民最起码的口粮需求，为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内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粮食摊派制的实施后期，其负面因素更多地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其一，摊派的征粮任务过重，经常超出农民实际拥有的粮食数量，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或隐藏粮食播种面积；其二，征粮过程中经常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这是农民不满和反抗乃至起义的最主要原因；其三，粮食专政时期形成的规定粮食消费额和入户清查粮食的制度仍得以保留，从肃反委员会的档案可见，这是1919—1920年农民普遍不满和反抗乃至起义的主因。

社会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便是1920年8月在坦波夫省爆发的人数达5万多人的安东诺夫农民起义，以及1921年2月底3月初布尔什维克曾经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哗变。农民之所以暴动，军队之所以起义，最根本原因是征粮政策让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布尔什维克已无退路：若想保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改革至关重要的粮食征收政策。

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摊派制的决议》，对农产品征购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农民来说，粮食税政策最主要的好处是：首先，政府宣布会大幅降低征粮数；其次，政府承诺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最后，农民纳税后的余粮可以交换工业品。粮食税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征粮方式的重大变革，其最主要内容是，政府承诺除必须上交的所谓实物税之外，不再觊觎农民的劳动所得，而是以交换的方式来获得农民的剩余农产品。这让农民在苏维埃体制下首次获得了自主支配剩余农产品的权力。

毫无疑问，该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泛提高，谷物播种面积迅速增长。自此，苏联农业开始迅速恢复。1923—1925年苏联谷物播种面积增加2110万公顷(增加了31%)，达到1913年水平的99.3%[15]。播种面积的持续快速增长表明农民有巨大能量和自我牺牲精神，让内战年代被抛荒的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随着以粮食税为主的新经济政策的普遍实施，农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不满情绪逐渐消解，社会紧张局势逐渐缓和，苏联社会整体上趋于稳定。

二、合同订购制与对农民的盘剥(1928—1933)

苏联的农产品订购制始于1922年，是作为采购工业原料的一种方法而产生的。通常由国家与个体农户签订订购合同，但以合作社为中介。合同签订后，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合作社向农户提供良种、劳动工具、食品和工业品，并发放贷款；农民的义务则是播种一定面积的庄稼，进行田间管理，收割庄稼，并在规定期限内，按约定价格(不管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和标准，上交(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同时核算已经发放的贷款。农产品订购发展较快。1926—1927年，有97.36万(即4.9%)农户签订了各种农产品(甜菜、棉花、亚麻、烟草、向日葵，而良种谷物非常少)的订购合同，播种面积达131.65万公顷，农产品订购总额达20 885.5万卢布，仅预付款就达6 021.7万卢布[16]。

1927年底粮食收购危机爆发之后，联共(布)领导层开始考虑用新的方式征购粮食。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决议指出，合同订购制“在今后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促使那些通过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工业发生联系的小生产者自愿地联合起来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17]。从决议的措辞可见，党内高层将粮食订购制提到相当的高度，认为它在农村从商品流转的合作化转向生产合作化的过程中，可发挥决定性作用。

订购制度作为苏维埃政权大规模采购粮食的主要形式，是于1928—1929年开始实施的。在秋播运动中，据全苏谷物与油料作物加工、生产和销售农业合作社总社(Хлебоцентр)的不完全统计，有3 830个村庄整体签订了订购合同[14]126。根据订购合同，土地公社在村社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采取农艺学方法的决定(用干净的均质种子播种、往地里送粪、早播种等)。

实施订购制的目的，是加强对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富农进行斗争[18]811。与之前相比，1928年的订购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如果说，在1928年之前的订购合同基本是与个体农户签订的，那么1928年之后，国家关心的是以订购方式将更多数量的整个村社都吸纳进来。这是因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村社仍然是苏联社会的重要因素，其具体特征继续被苏维埃国家利用，来对农民施压，解决经济上的实际问题。俄罗斯著名农民史专家卡巴诺夫(Кабанов В.В.)这样写道：“与整个村社签订订购合同对国家有一系列好处。首先，有可能在田地里广泛使用机械；其次，在大片土地上推广精选作物；再次，让富裕农户接受国家监督和计划方法。”[14]126这是因为，村社大会通过的关于订购的决议是强制性的，土地公社的所有成员对合同条款的完成负有集体责任。1928年9月全苏谷物与油料作物加工、生产和销售农业合作社总社开始着手进行春播良种作物的订购工作，计划将25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纳入订购工作。按照其计划，应当“只吸引整个的土地公社和相邻的几个土地公社”来参加合同订购工作[14]126-127。

实行大规模粮食订购的直接结果，便是村社农民无一例外都处于被支配地位。1930年春，新西伯利亚州克雷万区(Колывановский район)在粮食收购期间，要求已签署播种合同的公社(коммуна)交出全部粮食，连小麦种子都不放过；交粮后，农民不得不再购种子。可见，所谓“订购”只是一个幌子，当局的真实目的是更方便地获取更多粮食。由此，很多农民拒签订购合同，就可以理解了。1930年7月，俄联邦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在一份秘密汇报中指出：“个体经济部门的订购合同进展情况特别差”，如北高加索的个体经济部门中，只有17.5%的播种面积签了订购合同，而伏尔加河下游更低，只有7.5%。沃罗涅日州某些地区的农民拒签合同的原因，是1929年收购粮食时“并不尊重订购合同和预先确定的定额”。可以想象，这句话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订购合同只是一个摆设，需要多少粮食，粮食收购员就可以征收到多少。难怪当时北高加索的年轻人经常传唱这样一首关于粮食订购的顺口溜歌谣：“唉，完蛋，完蛋，完蛋了——有人在忙订购。只留下一普特粮，就是这点粮，明天也会被掠走。”[14]127-128

合同订购制不但让农村的富裕阶层、而且让贫农也难以忍受。如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农民不愿参加合同订购，还有好多贫农集体和土地公社拒绝参加合同订购”[14]128。原因在于，第一，对来年收成量的预期下降；第二，订购系统的工作非常差——这是主因。合同订购的组织者特别糊涂，比如，科斯特罗马州在订购肉类时，要求农民写下这样内容的字据：“我本人为牲口的被盗和倒毙承担责任，不管其被盗和倒毙是因何种原因，其中包括不可抗力的影响，我本人对由此给区消费公社总社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14]129这样的字据不仅让采购员可以免除责任，而且为各种舞弊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国家安全机关的解密档案显示，1930年7月在中央黑土区和中伏尔加边区的几个地方，甚至连刚刚成立的集体农庄都拒绝进行合同订购。通常的理由是：“我们非常便宜地把农产品卖给国家，却被迫以三倍价格购买商品甚至粮食”(北高加索边区)；“钱现在什么都买不到”(北高加索边区)；“你们向我们承诺每公顷3卢布，由于你们的原因，我们用这3卢布只能买3俄磅面包”(中伏尔加边区)；“要是有余粮，我们就自己卖，根本不用订购”(乌里扬诺夫斯克边区)[18]561。

人们不喜欢订购制，还有一个原因。俄罗斯史学界经常强调订购制在刺激农民生产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尤其是通过给付预付款的方式。然而，1930年秋，播种秋播作物时，却发现“由于在供应工业品之时没有优先权，以及合同订购与机器供应和农业服务的联系不够，签订订购合同的农民获得的物质利益很少”[14]130。

实际上，合同订购制让村社开始被迫屈服于外来势力(采购方，即国家或合作社)的压力和干涉。订购合同让村社本身的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能自主决定的事了。签订合同后，采购方就有权对村社的农业生产指手画脚，如该种什么作物，多大面积，甚至连如何进行田间作业都受到干涉。村社被赋予了按照大多数成员的决定“实施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权力，村社大会可以通过实施农业改良的措施，全体村社成员必须遵守，如转向多区轮作制、实行耕作改良等[19]。

可是，对于政府来说，合同订购制有明显弊端，经常导致“能干又听话的人多干活”。那些因勤劳和组织性、纪律性较好而获得丰收的个体农户或集体农庄，经常会被追加粮食计划。如果懒惰、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的个体农户或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国家任务，那么这些任务就转嫁到了勤劳的个体农民或集体农庄身上。合同订购制的这一巨大缺陷导致平均主义思想的出现，更导致个体农户或集体农庄上交给国家的农产品在数量上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是执政者不愿看到的，也为全盘集体化时期粮食征购模式的再次变革埋下了伏笔。

尽管有以上诸多缺点，但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合同订购的总体效果还不错，数字逐年增长。1930年12月1日订购制覆盖的播种面积占苏联播种总面积的53.7%，而1930年成熟的庄稼，订购覆盖的播种面积当时占苏联播种总面积的44%[14]130。应当说，这种“成功”是当局通过对农民的欺骗、巧言惑众、威胁和暴力等手段达到的。粮食收购危机的顶峰时期，也是订购效果最明显的时期，粮食收购机关使用残酷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把广大农村搜刮得一干二净。

应当说，粮食订购制的唯一目的便是极尽所能地夺取农民手中的粮食，为即将到来的农业集体化做了“预演”。之后发生的，便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自然”进程——把参与合同订购的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

三、义务交售制与农民不满情绪的累积(1933—1958)

苏联领导人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初衷，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而大规模建立集体农庄的目的，则是为了从源头上控制粮食。单纯从粮食收购的数量上来看，集体化的确卓有成效。集体化前的1928年，国家从农民那里收购了1080万吨粮食，1929年则收购了1600万吨，而大丰收的1930年的粮食收购量猛增到了2220万吨，是1928年收购量的两倍[20]241。由于歉收，1931年苏联粮食总产量(6948万吨)比1930年(8354万吨)下降了16.8%[20]135，然而粮食收购量还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280万吨[21]213。这些成绩的获得与国家机器向农民施加的巨大压力紧密相关：向集体农庄施压，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向农村派遣5万余名特派员，以加强地方机关的力量。

大规模粮食征购产生了灾难性后果，1932—1933年横扫乌克兰、白俄罗斯、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南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可怕饥荒，造成400万—500万人丧生[21]214。灾难发生后，政府承认必须对农产品收购方法进行改革：采取集中化的措施，将分散的机构联合为统一的收购委员会，直接受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为保证国家农产品收购量的基本稳定，从1932年秋开始，苏联政府开始以拥有税收效力的义务交售制取代合同订购制。国家给集体农庄下达了交售农产品的固定价格和固定数额，在正常年景下，是必须完成的义务，以保证国家的工业发展[22]594。1932年9月23日，政府率先建立了肉类的义务交售制；12月19日又建立了乳制品的义务交售制；后来，马铃薯、向日葵、稻谷和毛料先后都被纳入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制度[23]。

1933年1月7日至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了具有更大意义的粮食收购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斯大林决心以无情的手段，迫使集体农庄交出更多粮食。1月1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的决议：“为提高粮食作物产量，扩大播种面积，为及时确定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必须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额，决定取消现有的粮食订购制度，强制规定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有义务按规定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23]按照决议规定，不同地区按计划播种面积确定义务交售的定额，从7月到12月每月交售一定比例，这就是著名的“义务交售制”。根据该决议，收购成了国家征收的义务税的组成部分，并不需要地方政府的修正。按说，该措施应当能够保护集体农庄，因为地方政府无法像以前一样毫无监督地随意对集体农庄实施多次征收。然而，该决议并未降低上交国家的粮食数量，只是增加了农民负担。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定额非常重。1932—1934年，在中央黑土区、北高加索、乌克兰等地，每公顷的平均粮食产量分别为7.6公担、6.6公担、7.1公担。义务交售额分别为：中部黑土地区有拖拉机站服务的农庄为34.2%，无拖拉机站服务的农庄为40%；北高加索有拖拉机站服务的农庄为32%，无拖拉机站服务的农庄为38%；乌克兰有拖拉机站服务的农庄为32%，无拖拉机站服务的农庄为43%[22]574。农庄交售给国家的数量和支付给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两项合计，在丰收的1937年占谷物收获量的26%，在歉收的1939年占34%[24]。

除义务交售外，集体农庄庄员还需为机器拖拉机站为其提供的服务交纳实物。这一征收额非常大，在30年代经常占到粮食交售额的至少50%。由于机器拖拉机站已收取相当数量的实物报酬，所以有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额略低于无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在完成义务交售的税额之后，剩余农产品允许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交易。

国家对集体农庄交售粮食的定价极低，有的收购价格甚至只够市场零售价格的1/10乃至1/100。譬如，1933—1934年，粮食区的小麦收购价格是每公斤3.2至9.4戈比，而每公斤面粉(出粉率约85%)的零售价格，按购粮卡是35至60戈比，不用购粮卡的商业价格是4至5卢布，国家统一零售价是3.4卢布[22]575。这样，政府就以极其荒唐的低价，购买了农民的农产品。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与3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相伴而生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就是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为了这场战役的成功，政府广泛采取了各种强迫和压制手段，掠夺了个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果实。苏联政府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的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对没有完成征购计划的地区停止商品供应、关闭国营和合作社商店、撤换地方干部送法庭审判，甚至把整村人口迁往边远地区。

作为对强制的回应，全盘集体化之后，农民开始消极对抗政府推行的义务交售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差，怠工现象非常普遍，其中库班、顿河、乌克兰等地区尤为严重。个体农民、集体农庄自己缩小耕地面积，拒绝按计划把粮食交售给国家。用斯大林1933年致肖洛霍夫信中的话说，“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25]于是，国家不得不认真监督农民劳动的所有过程：耕地、播种、收割、脱粒等，而这些劳动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由农民自主完成的。苏共中央1947年2月全会后，集体农庄实际上丧失了播种何种作物和播种多少面积的权力。集体农庄失去了独立性和主动性之后，注定会走向萧条。

义务交售制使苏联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种稳定状态既不是良性的稳定，也不是长时段的稳定，只不过是在国家威权压力下集体农庄庄员将不满情绪隐藏起来，一旦他们的不满情绪到达某个临界点，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况且，维持这种病态的稳定，对政府也是一种巨大消耗：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监督和控制遍及全国各地的集体农庄。

四、赫鲁晓夫及其后领导人对农产品征购方式的改革(1958—1991)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的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赫鲁晓夫在1954年1月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中指出，“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1953年的粮食收购量同1948年大体相等，可是消费量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无法满足国内的粮食消费[26]140。主要原因是多年实行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不仅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让农民对苏维埃政权非常不满。所以，必须从实质上改变这种义务交售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调动集体农庄的生产积极性，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大幅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直到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的收购价仍为4～8戈比，在集体化后的二十多年里实际没有变过。从1953年到1963年，苏联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提高了15倍。其次，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1953年，苏联政府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26]146-148。

1958年6月，苏联政府更进一步，取消了延续二十余年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这就是“统一采购制”[26]148。义务交售制的废除和统一采购制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明显增加，农民得到了实惠，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工业品也随之提价，从而使农业生产费用不断增长，后来又形成了收购价格无法抵偿生产成本的情况。由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计划是每年下达一次，并且下达的时间过晚，在征购过程中还经常发生变更和追加收购任务的情况，这影响了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谷物收购任务过重，集体农庄难以完成。

基于上述原因，赫鲁晓夫下台后，1965年勃列日涅夫又对农产品收购制度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固定收购计划和奖励超计划交售的制度。苏联在1965年至1980年一直实行这一制度。根据该制度，国家降低了收购计划指标；同时，还实行奖励超计划交售农产品的办法。这一制度对刺激集体农庄的生产和向国家多交售农产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也使农村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

然而，自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开始，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刺激已经不再起作用，苏联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萧条迹象。为避免出现饥荒，1963年赫鲁晓夫开始扩大进口粮食的规模。1963年前的几十年间，苏联虽进口粮食，但进口额较小，一般保持在几十万吨，可是从1963年起，粮食进口量猛增到310.29万吨，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1964年，苏联粮食进口额(728.65万吨)首次超过出口额(350万吨)，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粮食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反而愈发严重。继1964年苏联首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后，1972年苏联粮食进口猛增到1550万吨，再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到1976年进口量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063.8万吨[20]35-36。

戈尔巴乔夫时代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并没有从农业开始，这对苏联的粮食安全产生了极大影响。1985年后，苏联粮食产量一直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不得不一直依靠进口。1986—1989年四年苏联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3430万吨[26]611。1990年苏联更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80年代后半期国际石油价格下跌，而国际粮价却飙升，这让靠出口石油创汇来进口粮食的苏联蒙受了巨大损失，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因素之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粮食生产在90年代大幅下降，粮食供应出现缺口，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这是俄罗斯为苏联时代错误的农业政策付出的沉重代价。21世纪以来，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粮食产量稳步增长，2006年为7860万吨，2007年为8180万吨[27]，2011年为9200万吨[28]，2014年达1.04亿吨[29]。2001年俄罗斯粮食首次实现自给自足，并自2002年起大幅扩大粮食出口。俄罗斯在世界粮食市场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也不断扩大，到2009年已恢复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近年来每年粮食出口数量维持在两千多万吨水平上。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字，俄粮食和农业原料(除纺织品原料外)的出口额一路飙升，自90年代的十几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55.14亿美元，2007年猛增到90.9亿美元，之后几年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上，到2011年达119.64亿美元[30]。最近甚至传来消息，俄将向中国大量出口粮食和畜产品[31]。俄罗斯在粮食安全领域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五、结论

在苏联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粮食征购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方式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整体来看，征收模式的演变都是从暴力到非暴力，从强制到自愿，从无偿到有偿，从低价到高价。这对苏联社会短时段或中时段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粮食征购方式毕竟只是斯大林体制这个庞大机器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的哪怕更为彻底的改革，也无法彻底解决粮食问题这一苏维埃体制的顽疾。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开始，粮食问题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粮食的大量进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对粮食供应状况和低下生活水平的不满，成为苏维埃体制崩溃的诱因之一。可是，苏联的粮食问题并非一直如此难堪，它也有过曾经的辉煌。1913年前，俄国曾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1910年玉米出口量达到创纪录的1263.9万吨，比同期英国玉米进口量(904.4万吨)还多359.5万吨[32]。而历经七十多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之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却变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每年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苏联农业衰退、粮食安全问题形成的最主要的制度根源，在于二十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农业集体化为代表的斯大林体制。它彻底消灭个体经济，组织集体生产劳动，完全剥夺了农业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使苏联农业发展走向了末路。后来苏联各个时期的领导人为提高农业效益在农产品征购方式领域所做出的任何改革尝试，都没有超出斯大林所实行的僵化的管理模式。这注定了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必然失败。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经济系和外文系俄语教研组部分教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40-369.

[2]孙振远．苏联四个时期的农业体制改革[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2-30.

[3]志华．历史的启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经济(1921—1930)[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9-13.

[4]卢受采．苏联粮食采购政策的演变及其初步分析[J]．世界经济, 1980(12): 59-65.

[5]续建宜．苏联粮食政策概述[J]．今日苏联东欧, 1985(6): 54-57.

[6]赵海燕．苏俄粮食采购制的变化[J]．西伯利亚研究, 1994(2): 6-10.

[7]赵海燕．关于俄国粮食问题困难与对策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 1995(3): 139-141.

[8]曹志鸿.苏联农业问题的历史考察[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7(4): 29-33.

[9]丁笃本.二十年代前后苏联的农民问题与社会稳定[J]．史学月刊，1994(4): 80-85.

[10]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Ⅱ. 17 марта-10 июля 1918 г.[M].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11]САХАРОВ А.Н.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ⅩⅪ века[M]. Москва: АСТ: Астрель: Транзиткнига, 2006: 994.

[12]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брест, или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НЭПа[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1996: 62.

[13]赵旭黎. 错译的“余粮收集制”与国内学界对苏联史的误读[J].历史教学, 2013(24): 44-54.

[14]КАБАНОВ В.В.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в условиях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8.

[15]ШАРАП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ом 1.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7[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275.

[16]ДАНИЛОВ В. П. Советская доколхозная деревня: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9: 251.

[17]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404.

[18]ДАНИЛОВ В., МАННИНГ Р., ВИОЛА Л.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 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5-ти тт. / Т. 2. Ноябрь 1929 - декабрь 1930[A].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19]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земельно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СССР и РСФСР. 1917-1954[A]. Москва: 1954: 303, 305.

[20]李仁峰. 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M]．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1.

[21]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1900-1991[M]. Москва: ИНФРА-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01.

[22]陈之骅. 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3]СЛОВАРИ 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НА АКАДЕМИКЕ. Обязательные постав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у[EB/OL].(2011-12-21].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393062.

[24]徐天新.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73.

[25] ШОЛОХОВ И СТАЛИН. Переписка начала 30-х годов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Ю. Г. Мурина)[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3): 24.

[26]陆南泉.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7]中国政法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 俄罗斯粮食出口政策及其影响[EB/OL].(2009-11-28)[2016-09-12]. http://www.ruslaw.com.cn/plus/view.php?aid=92.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1年俄罗斯全年粮食产量为9200万吨[EB/OL]. (2011-12-21)[2016-07-07].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m/201112/20111207890950.html.

[29]吴刚.俄罗斯总理表示俄可以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EB/OL]. (2014-11-15)[2016-07-0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5/c_1113384567.htm.

[30]ФЕР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Това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EB/OL]. [2016-07-07]. http://www.gks.ru/ free_doc/new_site/vnesh-t/ts-exp.xls.

[31]新浪网.中俄拟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粮食议定书[EB/OL]. (2015-10-17). [2016-07-07].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1017/160123502990.shtml.

[32]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M].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423.

The Reforms of Compulsory Purchase of Sovie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ocial Stability

ZHAO Xu-li

(SchoolofHistoryandCiviliz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During the 70 years’ historic process of the Soviet Union, compulsory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re was several large-scale reform of compulsory purchase varying from forcibly levy, assessed conscription, easing procurement, contract purchase, compulsory sales to unified procurement. Overall, the evolution of compulsory purchase changed from violence to nonviolence, from mandatory to voluntary, from unpaid to paid, from low price to high price. These reform measures play a crucial role for Soviet society’s instability or stability in a short period. After the 1950s,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urement methods have failed, and the national food problems became more serious, its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reform does not shake the rigi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which saw the collective farms as the core.

the Soviet Union; compulsory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od monopoly; social stability

2016-07-10

10.7671/j.issn.1672-0202.2017.01.01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13M54019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4T70183)

赵旭黎(1975—)，男，山东莱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政治社会史。E-mail: zxllesha@163.com

K512.5

A

1672-0202(2017)01-01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