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发展价值观及其生态红利的构建

范冬萍， 付 强

中国绿色发展价值观及其生态红利的构建

范冬萍， 付 强

绿色发展既是对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回应，也是为解决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中国化实践和探索。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价值观为核心，并以这种价值理念引导和约束人们正确处理社会、经济、自然系统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从而维护自然系统的整体价值，使人类可以共享由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带来的生态红利。同时，绿色发展要求，在社会治理中政府、企业和公民要形成保护环境的绿色价值观，从而构建社会治理的生态竞争力，激发社会治理的生态红利。

绿色发展 生态红利 绿色价值观 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其目前也面临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环境污染形势仍很严峻。针对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性问题，中国政府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战略保障，而且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一个思想贡献。绿色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绿色发展理念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力图让全体人民共享“生态红利”和“绿色福利”，赋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新的内涵和意义。绿色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崭新理念与实践，是中国解决严重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选择，是对构建人类绿色价值观及其生态红利的一种实践要求，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一、从绿色运动到绿色发展的绿色价值观

20世纪50年代起，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连出现了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全球自然系统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特别是全球范围的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土地大面积荒漠化、空气污染严重、生态多样性遭到破坏，自然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受到严重损害。同时，对自然系统的破坏还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因自然资源分配与使用不公平而造成的贫富差距加大，发达国家以“生态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等。这些问题的全球化与尖锐化，不仅唤醒了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强烈意识，引发了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应运而生，而且还使这种环境意识变成了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1]，这就是著名的绿色运动与绿党的出现。绿色运动最早发源于西欧发达国家，主要参与者是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他们的出发点是保护自然环境并使其重回“绿色”。他们从自发形成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组织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并初步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绿色运动网络。同时，作为绿色运动政治化代表的绿党，也正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同国家的绿党，其执政思想会随着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进行不断调整和改变[2]，但主要是以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为核心支柱内容[3]。随着其影响的扩大，又相继增加了全球责任、可持续性、尊重多样性等议题。

绿色运动的全球化以及绿党所秉承的具有系统整体特色的执政理念，在塑造公众环境保护的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绿党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融入执政之中，充分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整体关系，特别是绿党成员使用“网络系统科学”和“网络系统思想”这些术语来表达他们对自然系统的认识，主张“把社会结构和人类的相互影响，看作是各种动态系统的一个复杂网络”[4]。这种基于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为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引导公民的绿色行动提供了科学理论和价值基础。首先，绿党成员力图从科学的层面，对与人类休戚相关的自然系统作出科学的解释，特别是他们能够汲取系统理论中有关系统整体性、要素关系复杂性、系统演化动态性等的核心观点，这同时也是系统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其次，绿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系统科学的发展，在环境保护运动中初步形成了一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维护自然系统完整性的绿色价值观。

绿色运动和绿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只有一个地球”[5]观念的强化将生态保护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正式提出。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6]为人类毫无节制地摧残自然界的行为敲响了警钟，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热情。1987年，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7]中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而且迅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响应。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并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以此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计划和对策方案。可持续发展以“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为核心内涵，进一步强调了生态保护的目的是保证人类这个物种的可延续性，以及人类社会代际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关于环境正义、自然内在价值与权利、代际公平的价值观等问题，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激烈讨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绿色价值观的全球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持续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够成为并至今仍然是一种全球共识，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8]第一份报告中，首次运用系统思想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世界模型，认为以煤、石油等有限自然资源为主要供给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持续增长下去，人类若无限制地开发自然资源，最终将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极限。正是该报告第一次提出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极限的观点，当时引起了世人的极大质疑和批判。但是，这个报告所使用的系统动力学和计算机建模等方法却为我们认识人类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科学研究的新进路。可以说，绿色运动与可持续发展都是人类对自身行为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而可持续发展加速了绿色价值观的国际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体现了人类对“绿色”价值的渴望和不懈追求。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成为我们理解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基础。

由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既是对全球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运动的回应，也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总结和提升，更是绿色价值观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早在200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已共同出版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绿色发展，必选之路》[9]，该报告对中国的绿色改革与绿色发展之路进行了初步构想，提出中国需要选择一个绿色未来、一个可持续未来的建议。经历了绿色运动的洗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重建，人类力图探索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一条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发展之路，中国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我们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更要坚持走突显人与自然和谐特色的、拥有可持续未来的“绿色发展”道路。可见，绿色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是对全球绿色运动与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生态保护意识与价值观的一次升华，更是对中国生态智慧，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因此，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已得到世界的极大关注。

从绿色运动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绿色发展，既是人类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强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对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性价值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更是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等进一步“绿色化”的过程。绿色运动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唤醒了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意识，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将这种认识方式全球化，使人类对自然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将公平与公正的意识扩展到代际关系。而由中国正式提出的绿色发展则在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层面，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道路。绿色发展，是超越了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发展理念，也是人类继承与完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又一次社会价值重构，不仅可以让人类共享大自然的生态红利，激发社会治理中的生态红利，更可以使企业将环境压力转化为绿色创新的动力，创造出经济发展的生态红利。中国绿色发展力图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价值观，是一种关于社会生态系统整体优化与演化的系统思想与实践智慧。

二、自然系统的整体价值及其生态红利

自然系统是一个整体，自然系统的可持续生存与进化离不开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自然系统复杂的内部结构和不同层级多样的组分往往会通过突现作用产生更高层级的功能属性。高层级功能属性的产生是低层级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子系统功能的简单加和。维持系统结构的完整是保证系统功能正常发挥的基本前提，因此，只有维护自然系统的结构完整，才能保证自然系统发挥整体功能，并突现出更高意义上的整体价值。绿色发展正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引导和约束人们正确处理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与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经济系统(economic system)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10]，从而优化社会生态系统(socio-ecological systems)的整体价值，使人类可以共享由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带来的生态红利。

绿色发展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价值观，既继承吸收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又辩证地吸收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过程哲学对自然本性的认识、系统哲学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辩护等思想。绿色发展以社会生态系统整体优化与发展为目标，强调从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来理解和把握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思想。“社会生态系统”是指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组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1]。社会生态系统已成为国际学界讨论环境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概念*2016年7月24—30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分校召开的第60届国际系统科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ystems Sciences)年会就以“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实现可持续性未来(Realizing Sustainable Futures 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为主题，“社会生态系统”成为系统科学相关领域的学者们热议的论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复杂系统理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复杂性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学机制，为自然系统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和系统价值(systemic value)提供了理论的辩护，为更加全面和科学地理解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与道德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和哲学思维。

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自然的价值问题，特别是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自然是否具有与人类平等的价值主体地位的问题，是一直困扰着学界的理论难题，也是在绿色发展中人类对待自然的实践无法回避的问题。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传统的道德哲学普遍认为，价值关系仅存在于以人与人为主要关系范畴的人类社会当中，即只有人能够成为价值主体和道德主体，自然只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只具有工具价值(tool value)。然而，随着建立在现代生态学基础之上的生态伦理学的兴起，生态社会学、人类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深入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复兴，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与道德关系这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重新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极大关注。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需要重获融入自然、尊重自然的“亲自然情结”的呼声日益强烈。[12]因此，学者们力图寻找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

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从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层面对自然系统的价值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系统价值”的概念，为理解自然价值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他认为，自然除了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以及自身的内在价值，还具有可表达自然系统整体性的“系统价值”。[13]系统价值是“某种充满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那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内在价值”[14]。中国学者也对自然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其中，张华夏教授力图从系统的开放性与层级性视角对“价值”的概念进行扩展，使价值这个概念从社会系统领域扩展到一切开放系统，并力图“提出和阐明一种广义价值论的概念构架，以此协调现代生态伦理与传统人文伦理之间的意见冲突和价值冲突”[15]。国内外学者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自然的内在价值，以及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系统价值之间的关系上。

在一般系统的意义上，系统内在价值可以被认为是体现在系统为实现终极目标而采取的目的性行为，即系统的适应性生存与进化过程之中，它是保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性的一种动力学过程。系统工具价值则可以被认为是实现内在价值这个目标过程中的各种手段。在自然系统中，各种类型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某物种在实现自身内在价值的同时又间接地满足了其他物种的需求，即又作为工具服务于其他物种。经过如此的循环往复，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在不同生命与物种之间相互转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价值网络。正是在此基础上，罗尔斯顿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的系统价值概念，并明确指出自然价值是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的统一。从复杂系统的目的性行为以及系统控制论的角度来看，系统的目的是系统最基本的行为特征，不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系统，都倾向于将自身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系统的适应性生存与进化。同时，自然是一个复杂控制系统，由于复杂控制系统具有目的性以及内在价值性，可以对自然系统内部主体的行为作出评价与判断，因而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就无需从属于人类的价值评价与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见，自然与人类都是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共同存在于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类和作为价值主体的自然之间的价值地位是平等的，我们没有理由将自然价值仅仅视为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绿色发展要求我们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整体性，首先是因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是一个具有内在目的性的价值主体。其次，自然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的相互转换形成了一个整体、动态的系统价值链，人类与自然都是其中的价值节点，地位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人类和自然都是价值主体，但人类作为地球这个“宇宙飞船的船长”，还具有尊重与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必须承担起道德主体的责任。人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维护自然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其结果是人和自然构成的整体价值的优化，即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和谐。

对自然系统整体价值的认知与诉求，是重新认识和构建自然资源价值及其生态红利的前提。多年来，“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发展模式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自然系统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已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可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新认识，是对绿色发展的生态红利的新认识。因此，在绿色发展中，我们要积极地创造和共享由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带来的生态红利。首先，维护自然系统的整体结构，实现自然与经济的循环发展。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提出了新要求，社会和企业必须加大对自然资本的培植力度，重视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使自然系统的结构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整体优化状态。其次，发挥自然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区域生态优势。在生态文明实践中，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完善主体功能区建设及管理制度，明确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协调多方资源合理规划和布局功能分区，形成区域生态功能优化，发挥生态优势。最后，要设定合理有效的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预警机制。绿色发展的价值观要求人类维护自然系统的整体价值，要求人类的活动必须符合自然系统整体结构与功能优化的要求。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共享大自然为我们带来的生态红利。

三、社会治理系统的绿色价值观及其生态红利

确保自然系统发挥整体功能是人类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能够良好运作的前提和保障，是社会生态系统维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绿色发展不仅要追求自然系统整体价值，保证人类对自然系统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还要构建社会、经济系统的绿色价值观。特别是社会治理系统，需要公民、政府、企业这些治理主体形成保护生态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的绿色价值观，即要求公民崇尚绿色生活方式并形成社会生态道德规范、企业强化绿色经营理念并培育自然资本价值观、政府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并加快经济的绿色化转型。多元主体的绿色价值观可在环境保护的社会治理中形成一种新的竞争力、一种生态竞争力，可以激发社会治理的生态红利。

人类是价值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应承担和履行尊重与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在社会治理中，如何以绿色价值观引导公民理性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与公共决策、建立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倡导公民自觉坚守生态道德底线、杜绝各种浪费资源的行为，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公民生态道德规范的培育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也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16]公民是环境保护的最重要主体，社会生态道德规范可以引导公民建立绿色生活方式、理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社会生态道德规范作为“刚性”环境法的一种“软性”补充，对推动社会建构绿色价值观和构建生态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5年年底，环保部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要求，特颁发了《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17]，就公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建立提出了总体要求、实施细则及保障措施。《意见》着重强调要重视宣传教育的作用，对个人消费方式、企业创新产能方式和全民参与行动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通过环境教育来提高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将成为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们知道，在据称“史上最严厉”的环境法之下，中国企业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新常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要想既达到环保法的要求，又能够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只有积极探索并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这也是绿色发展对企业管理者提出的新挑战。因此，企业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建立新的绿色发展价值观、绿色经营理念，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对不符合新环保要求的生产工艺、流通方式等进行转型升级。把环境压力转换为创新动力，构建企业的生态竞争力，将为企业获得新的经济红利。首先，绿色经营是企业绿色价值观的核心，反映了绿色发展理念对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调控，实现了企业价值目标多元化的转变。“企业绿色经营是指把环境保护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使环境保护和企业发展融为一体的企业经营活动。”[18]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为产业结构特点的绿色生产方式的建立主要围绕对现有生产方式的改进以及探索新的生产方式展开，从制造、流通、回收等环节进行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开发，最终形成绿色化的生产工艺流程。其次，自觉承担绿色责任、树立绿色形象是企业获得生态竞争力的新要求。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应该建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等多个维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约束和引导，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产生生态竞争力，激发生态红利。最后，企业要获得长远的生态竞争力必须树立自然资本价值观。随着人类绿色意识的觉醒以及严厉的环境法制约，绿色经济发展对资源使用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有偿使用资源虽然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但自然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本，其价值与内涵远远超过了经济学赋予它的意义。因此，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资本价值观要求人们重视自然资源及其环境的整体性，坚持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观。企业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对资源的使用方式，才可能带来可持续性经济效益，这也是一种可持续性生态红利。

绿色发展催生了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将金融与环境要素紧密联系起来，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19]绿色金融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对规范金融市场、引导金融投资、实现金融业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有时代意义。而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则意味着经济绿色化转型时代的真正来临。“中国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将会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并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和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20]这说明，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单靠财政资金支持绿色企业远远无法完成绿色经济的转型，特别是绿色发展对中国经济的绿色化转型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因此，需要构建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来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使用。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这意味着具有绿色经营理念的企业将更容易获得财政支持。更多社会资本涌入绿色产业将激发企业转变经营理念，为绿色金融体系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加快中国经济的绿色化转型。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这是继绿色金融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成为重要议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和实践探索，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金融行业的生态竞争力，还将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以及绿色发展的国际化。

可见，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政府、公民、企业在实践绿色发展价值观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绿色发展的社会治理中，政府要改变作为单一主体以及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网络。在由公民、企业和政府组成的这个社会治理主体的复杂系统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序参量，它由上述三个主体通过竞争与合作的自组织作用产生，从宏观上描述了系统整体的行为，是一个系统有序度的表现。这个序参量一旦出现，便会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整体上约束和调整社会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控制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从而保证系统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序参量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价值观。绿色价值观可以构建社会治理系统的生态竞争力，激发社会治理的生态红利。

总之，绿色发展是绿色价值全球化与中国化相结合的人类发展的整体智慧，是激发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生态红利的源动力。绿色发展推动和丰富了绿色价值观的系统化与多元化，反过来，绿色价值观从理论上约束和引导着绿色发展的实践，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主体系统的生态治理能力，使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绿色发展带来的生态红利。

[1] JOHN BARRY, BRIAN DOHERTY.TheGreensandSocialPolicy:Movements,PoliticsandPractic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1(35)5:587—607.

[2] INGOLFUR BLUHDORN.ReinventingGreenPolitics:OntheStrategicRepositioningoftheGermanGreenParty. German Politics,2009(18)1:36—54.

[3] DEREK WALL.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Green Politics. Oxford: 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 2010:12—13.

[4] [美]弗·卡普拉，[美]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59—61.

[5] BARBARA WARD, RENE DUBOS. 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72.

[6]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2.

[7]ReportoftheWorl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OurCommonFuture. UN Documents, 2016-12-19. http:∥www.un-documents.net/wced-ocf.htm.

[8] D. H. MEADOWS, D. L. MEADOWS, J. RANDERS and W.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等,编著.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绿色发展,必选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

[10]JAY ODENBAUGH.ComplexEcologicalSystems∥CLIFF HOOKER. Philosophy of Complex Systems. Oxford: Elsevier BV, 2011:421—439.[11]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1).

[12][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51—255.

[13]HOLMES ROLSTON III. Philosophy Gone Wild.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1986:110—114.

[14][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5.

[15]张华夏.广义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4).

[16]陈寿朋,杨立新.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道德教育审视.道德与文明,2007(2).

[17]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环保部文件，2015-11-16[2016-12-20]. http://www.zhb.gov.cn/gkml/hbb/bwj/201511/t20151116_317156.htm.

[18]徐学军,査靓.对我国企业绿色经营的探索性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9(7).

[19]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2017-03-20.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131687/index.html.

[20]马骏.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金融论坛,2015(5).

【责任编辑：于尚艳；实习编辑：杨孟葳】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资助项目

2017-02-25

N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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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455(2017)03-0026-06

范冬萍，广东英德人，哲学博士，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付强，内蒙古包头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