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戚义明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起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

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在土地革命时期，如何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来源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党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无原则的批评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首先，要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使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重视调查研究，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条件。再次，要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保证和关键。

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在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党面临着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发挥各级领导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突出强调党内民主问题。他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明确提出“四个服从”的完整表述。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是“四个服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明确提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组织原则，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指出，党内民主“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确立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在领导延安整风过程中，毛泽东鲜明提出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确立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对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防止批评庸俗化的问题进行过充分阐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突出强调自我批評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展开“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提出努力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0世纪60年代初，他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不能搞个人独断，否则有“霸王别姬”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