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文学笔谈

刘守华 等

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充满了丰富的张力，多元与合流、西化与本土的复杂关系，深深地植根于全球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之中。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简称《文化工程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工程意见》首次以国家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明确指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民间文学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努力：一是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二是经典中国民间故事的动漫改编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于此，我刊邀请国内八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民俗学科博士点单位的相关学者笔谈，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文学提出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和建议。国内外知名学者刘守华先生也愉快地应允了笔谈邀请，我们还邀请了文化产业界代表和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从多个维度讨论中国民间文学的当下语境与传承发展趋势，以期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背景下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提出建设性意见。

由重申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说起

刘守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

笔者作为在中华民间文学园地耕耘达半个世纪的学人，读到《文化工程意见》深受启迪和鼓舞。现仅就近日读书所得之管见略书一二。

一、民间文艺重要价值的评估新议

2016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致辞中的这一段话特别受到笔者的关注：

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1]

在199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李瑞环同志所发的贺词中，认定“民间文艺是我国各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她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当代人民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两段话所表达的肯定民间文艺价值的基本意思虽然是一致的，现在却加了三个“最”字，以“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来凸显出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位置，所表达的对民间文艺的尊崇与礼敬就更为鲜明强烈了。

这三个“最”字来自何处？笔者按自己的记忆线索，查找到1950年3月29日北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的郭沫若先生的讲话，开宗明义道：

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2]

原来这三个“最”是这位文化巨匠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概括而来的科学论断。由于民间文艺“出身低微”，长时期受上层封建文化的压伏和社会的轻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和创办《歌谣周刊》，才使得民间文艺学进入新兴人文学科的殿堂，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民间文艺学受到漠视的境遇并未完全改变，至今在高校的学科目录中，它还没获得独立位置，而是在“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中，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样的别致方式来处置，严重地影响了这门学科及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解决。现已有人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列入“民间文艺学”分支，或恢复80年代学科设置中将“民间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体制，我以为都是可取的。

民间文艺的价值评估本是老生常谈，却成为当下不得不面对的新话题。

二、深入审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鲜明特质

以上是对中华民间文艺总体价值的评说。由于民间口头文学及其采录研究活动在世界各国具有普同性，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从“五四”时期发端之日起，就深受日本、苏联和欧美学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同国际接轨为前进趋向，其间有利有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经济、文化大潮汹涌澎湃向前的今天，深入体察中国各民族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学的特质和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奋力耕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锡诚先生的巨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已对此作了系统清理而备受好评。笔者也撰有《映日荷花别样红》[3]一文给予称道。此稿借用一句宋诗“映日荷花别样红”，强调它紧密联系中华国情来考察这门学术发展而有别样发现与魅力。因匆忙成篇，意犹未尽，这里再略作补充。

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民族特质，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真正走向成熟的首要标志。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上便格外丰富多彩；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文化，繁复的中层通俗文化和扎根泥土的下层民间文化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显得十分复杂纷繁；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发散出最强旺的生命力，因而这期间采录得来，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代表的这些作品特别光彩照人；特别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而兴起的，其根柢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实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至于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机缘。

笔者无意就此问题泛泛而论，只说一下近日阅读刘锡诚先生新作《双重的文学》，书中所引录毛泽东于1940年就如何估价旧中国乡村文化写给周扬的一封信而生出的感想。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周扬，既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中国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堪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帅，刘锡诚撰写的长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对他组织领导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回顾与评说。最引人注意的是此文引录了毛泽东1940年11月17日，读到周扬刊登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后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既肯定周扬此文“写得很好，有大影响”，又对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作了修改，进行讨论。他认为此文“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特地强调指出：

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4]

毛泽东的这封信，直到2002年才收录于《毛泽东文艺论集》正式发表。刘锡诚说，“毛泽东给周扬的这封信，对于理解周扬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以及如何理解农民都极为重要”，作为标志，他的这篇文章毕竟完全改变了他本人以及“左联”朋友们曾经的贬低和忽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同时也为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提倡作了铺垫[5]。(毛泽东的《讲话》稿曾交由周扬做过不少修改)

可见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兴起，特别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重视和提倡民间文艺之风介入文学主潮，新中国建立后又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侧面持续发展，是同共产党人重视乡村，重视农民的历史创造作用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从西学东渐和少数学人对新学的探求来解释。我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学历程》为题撰文，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刊出，文章开头写道：

行将结束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6]

我个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文艺学园地耕耘不息，也是从新中国诞生后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被安排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搜求洪湖革命歌谣，由珍爱这一草根艺术的社会氛围所吸引而以之为业的。新中国诞生后，即组织了第一个半官方的群众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推进全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核心部门持续至今，尔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艺调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被誉为采录研究民间文艺的几个黄金季节接踵而至，所获成果蔚为壮观。不论是少数民族的部分史诗，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还是现今列入国家规划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是在国际上超群出众，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珍品。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工程来实施所取得的。从采录研究到高校讲坛，不断涌现的几代民间文艺学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文化热潮中迅速成长和显露头角。对上述“学科与国情”给予深入审视和充分尊重，将使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步伐更坚实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培育项目“中国民间文学资源创造性转化研究与实践”【CCNU20160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奇葆：《坚守民间文艺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16年6月14日，第4版。

[2] 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4月9日，第4版。

[3] 刘守华：《映日荷花别样红》，《中国艺术报》2016年10月12日，第12版。

[4] 刘锡诚:《双重的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5] 刘锡诚:《双重的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6] 刘守华：《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学历程》，《文化中国》，1999年第6卷第4 辑，第55～60页。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几个问题

高有鹏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20)

理论是对社会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总结，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有的理论发展，都面临着一定的机遇。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我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学说和话语，总是喜欢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套用中国社会现实。如此，一方面显得很时尚，很前卫，不落后于时代发展；另一方面则非常轻松，不必像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深入其里，进行艰苦之至的调查和分析。当然，世界进入全球化，博采众长是一个基本道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曾经流行告别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一些人更喜欢用五花八门的人类学理论解释问题。而回过头来，重新思索，会发现在解决社会发展等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吸收和发展了其同时代及其以往的社会发展学说，更重要的是其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实践，其始终强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是一个极其广大的群体，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因而，马克思主义永远在发展中，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主题。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真正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为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理论保障。

今天的文化发展进入多元化，林林总总，绚丽多彩。其中，一个响亮的声音发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情感、人民的审美，都成为文化发展的前提。这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必然的联系，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思想文化基础，其实就是人民大众的需要，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只有脚踏实地地面对民众，走进民众，满足人民大众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日日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我们迎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生态和文化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马克思是欧洲人，熟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民间文学，其早年关注欧洲民间文学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关于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笔记》等著述中。恩格斯也非常喜爱民间文学，早年发表过《德国民间故事书》等著述。自然，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热心于民间文学，喜爱民间文学，而且把民间文学视作自己的思想文化资源，深切揭示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实质与规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而民间文学具有最直接的人民性，最全面地体现人民意志和情感，代表着人民利益。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人民大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强调人民大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代的欧洲，广泛形成人类学、民俗学的热潮，直接服务于欧洲殖民主义，诸如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他们，用进化论解释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把古老的民间文学视作野蛮人的艺术。马克思与恩格斯看到的是民众的创造力，从民间文学中看到人民大众的聪明智慧，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他们的《德意志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述中，把民间文学视作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把“荷马的史诗和全部神话”看作“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是希腊艺术等文化发展的宝库。他们非常看重神话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特殊价值，如马克思把神话总结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2]。他们更看重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恩格斯所论述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3]其对格林童话论述道：“自从我熟悉德国北部草原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格林童话。几乎在所有的这些童话里，都可以看出它们产生在这种地方的痕迹，这地方一到夜晚就看不见人的生活，而人民幻想所创造的那些令人畏惧的无定形的作品，就在这些地方孕育出来，这地方之荒凉就是在白天里也会叫人害怕的。这些作品体现了草原上孤独的居民在这样风号雨啸的夜里，在祖国的土地上散步或从高楼上眺望一片荒凉的景象时心中所起的情绪。那时候从幼小就留下来的关于草原风雨的印象，就浮现在他的面前，就采取了这些童话的形式。”[4]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于当时的欧洲，但是，它深刻揭示出民间文学的实质、特征和价值，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他们所生活的欧洲。

自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二十世纪世界风云突变中，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世界各国无产者追求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等思想理论，被合理吸收进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富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有礼失求诸野和通过风俗观察民心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总是强调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社稷安危的密切联系，强调亲民、富民。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非常重视团结和教育广大民众，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西方人类学等现代文化理论的吸收运用，又有李大钊、鲁迅、茅盾、瞿秋白、郑振铎、胡愈之等学者的自觉不自觉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学说中建立发展起来。特别是阿英、向林冰、何其芳、吕骥、柯仲平、冼星海、周文、周扬等，深入调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出《陕北民歌选》等民间文学，而且大胆吸收各种现代文化理论，认真总结国语运动、“五四”歌谣学运动、现代民俗学运动、乡村教育运动、边疆建设运动和大众文艺运动等文化运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知识分子运用民间文学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民间文艺学融入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重要标志，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成熟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贡献。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尊重民众，实现民族平等，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深入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民间文学思想理论的重要职责和使命。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民间文艺学也出现用破除迷信简单理解民间文学的文化失误。但是，在总体上，并不影响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理论研究取得辉煌成就。诸如著名的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民间文学经典，得到必要的抢救和整理。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理解民间文学，总是过于强调其中的人民性所体现的阶级对立，强调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而相对忽视民间文学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尤其是民间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及其所指示的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民间文学成为唤醒民众的号角和旗帜，在和平发展年代，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就越来越突出了，所以，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研究其价值，便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魅力来自其对历史与时代的总结，更在于其实事求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笔者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面对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难题，一个是如何面对中国和世界各民族民间文学历史发展问题，一个是如何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一些民间文学面临灭绝的问题。特别是前一个问题，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面对的难题，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非常丰富，先人们留下众多的民间文学等民族文化遗产。除了大量的口头传说，更有浩瀚的文献。当年，我们进行民间文学故事、歌谣和谚语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对于民间戏曲，没有进行必要的系统整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训。因为民间戏曲是我国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传说故事，还包含了音乐、舞蹈、美术，语言极其生动，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富有多种多样的审美与功能。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现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明国家，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口头传承，它都有大量的民间文学等民族文化遗产的文本。而且，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结束，民间戏曲的消亡日益加剧，大量的活形态的民间戏曲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成为民族文化遗产整理工作的缺憾。至今，我们强调修订、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却一直忽略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存在。如此，我们严重忽略了一个学科的基础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从屈原、孔子他们，到王充、董仲舒、应劭和司马迁、班固，到干宝、张华，到欧阳修、朱熹、冯梦龙、汤显祖、李调元、黄遵宪、陈季同、薛福成等，到胡适、鲁迅等不同身份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具体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这段历史应该得到总结，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重新理解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从这些现象来看，民间文艺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不仅能够使学科自身得到发展，而且有益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有益于当前如火如荼的文化发展事业。

当前，国际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越来越显示出普遍性与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不断遇到新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民间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如何看待民间文学中的传统文化观念与信仰的问题，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及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如何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正义的中国。多少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二元对立，即文化交流中的非此即彼，强调此消彼长，甚至你死我活，而忽略文化的超越性与多元性。在与世界的交流中，许多人过于简单理解国际化与保持自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许多人追求跟着别人学说话，以为如此才是面向世界，一味崇洋媚外，一切依照所谓的西方标准即世界标准，忽视自身价值；另一方面，许多人看重眼前，急功近利，忽视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尤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经风霜而绵延不绝的历程，以土为丑，矮化自我。固然，见贤思齐，善于学习，是我们的美好传统，应该放眼世界，敢于学习，使自己不断强大。尤其是众说纷纭的人类学理论，其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成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掠夺财富与控制殖民地，严重违背殖民地人民的意志。其理论发展有许多蔑视人民大众的成分，而我们一些学者无视于此，更多运用其所谓的普遍价值，在一个时期，几乎成为民间文艺学的核心话语。当然，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尊重一切有价值的学说，但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交流，需要平等的心态，独立自由是文化发展的境界，文化发展需要尊严，需要从容。在烈火中锻炼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不能轻易丢弃。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民族的灵魂，保存着中华民族神圣的信仰和信念，需要不断清洁自身，保持健康的发展，引导人民，服务人民。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潮，中国有多项文化遗产纳入世界保护名录，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为自己加深加重了保护的责任。同时，文化的生产性保护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文化产业的合理性开发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这就更需要我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需要深入研究文化发展的多重世界，既要重视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又要研究历史上文化发展的成败得失，特别是中华民族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发展，在文化选择与认同中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旗帜，是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保障。

注释：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401页。

[4] [苏联]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册，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83页。

民间文艺学思想的依附性与自主性

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依附性与自主性的意思为：依随前进与自主发展，当然这两个词只是相对意义上使用。纵观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艺学整个学术历程和思想脉络中清晰的两个层面，即依附性和自主性。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与经历，民间文艺学思想首先存在对西方相关学术理论而言的依附性与自主性；其次，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思想发展中，它对作家文艺学思想显著的依附性以及一定意义上的自主性；再次，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之间密切的关系，使得在思想史历程中存在着对民俗学思想的依附性与自主性。

中国学科意义上的“民间”从清末民初开始。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民间”的主体“民”，及其文化知识，从政治、思想的视角将“民间”引进20世纪中国学术界。20世纪初“民权、民智、民识”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至30年代民间成为各领域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尽管他们从各个视角出发所关注的侧重点以及层次不同，有的是关心“民”——农民或平民，但在他们眼里，“民”都是未开化、无知识之民众；有的则是强调民生活的“空间”——农村或城市；有的重视民众的文化知识。他们都意识到了“民间”的重要性，认为拯救和改造民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但他们“提倡‘平民文学’是为了启蒙，而不是为了俯就”[1]，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他们将“民间”视为他者，与西方如出一辙。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民间”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国统区的“民间”从原来汉族农村的单一领域扩展成了多民族，在地理空间上就演化为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空间，文化承载者成为农民和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知识系统。沦陷区主要是指东北地区，“民间”演化成为东北地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及生活于这一空间的中国人之文化系统。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影响着建国后民间文学的发展。解放区的研究者广泛使用“民间文学”一词，基本上没有提及“民俗学”。

按照多尔逊的说法，“这一强调口头语言传统和习惯的词语，与‘民俗学’的意义非常接近。它之所以被党接受，只是由于‘民间’具有‘来自民众’的意义”[2]。我们不完全同意多尔逊的观点，但是他所说“民间”受到党的青睐则是符合事实的。其所指民间文学，“民间”在地理空间上指的是工农兵生活空间，文化承载者——民就是工农兵。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民间文学作为“新的人民文艺”之重要形式，处于新型意识形态的前列，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人民的口头创作”的推崇到新民歌运动，这些如果仅仅用当前的民间文学概念来考量，则只会得出跃进与错误的结论。实际上如果结合具体情境，对民间文艺学基本问题和学人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到民间文艺学自身思想推进的轨迹。

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学人则将人民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不仅仅再局限于工农兵，而成为以劳动人民为主的广大人民。“民间”演化为人民，研究者对于它而言不再是他者，这种阐释与理解推进了民间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自主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促进了民间文艺学史上一个辉煌期的出现。

中国民间文学在资料搜集的方法上对于西方民俗学思想的自主性非常明显。它延续了中国的求诗传统，形成了中国化的资料搜集方法。这种方法存在弊病，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全方位引入西方人类学与民俗学田野作业，这从80至90年代田野作业发展可以略见一斑。21世纪初学人呼吁重新审视田野，仅仅是对新时期以来田野作业高扬的反省，尚未完全意识到中国民间文艺学在资料与整理中思想的自主推进，相反西方学者倒是意识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对文学的要求使得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得以彰显，民间文学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于文学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其追随和模仿作家文艺学的痕迹非常明显，民间文艺研究理论与问题之间出现偏差。但是对于民间文学文学性之阐释可以补充作家文学文学性理解之偏颇，构建完整的文学性；同时也能清晰地阐明民间文学的特性，为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新世纪开始，学人注意到民间文学研究本体——即文学性的丧失，开始注重它的文学性阐释，在新一轮的阐释中，应该对20世纪民间文学文学性阐释之思想史有一了解，在其基础上争取有新的推进，以免再次出现偏差，走向误区。

总之，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思想的发展，会看到它的单薄，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归属到学科问题，它自身思想推进中对作家文艺学和民俗学的依附则是更重要的因素，同时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推进中若隐若现自主性之忽视与缺乏反思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新世纪民间文艺学的发展中，民间文艺学思想必须摆脱这种依附，走向自身的独立，这才可能在研究范式转换中重新构建自身的基本问题、基本话语与基本理论，为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纠正作家文艺学之偏颇，构建完整的文学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13CZW09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平原：《“通俗小说”在中国》，《上海文化》1996年第2期，第5～12页。

[2] 安德明：《多尔逊对现代中国民俗学史的论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66～71页。

作为国家基础文献的民间文学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人都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义不容辞地为民间文学争地位。原来被称为“摆龙门阵”、“日白”、“野曲”、“瞎话”的语言活动被一群学者认定为某种“文学”，等于是草帽换成了桂冠。民间文学也是文学呀。在近代以来不断为普通人争取平等与尊严的历史大趋势里，民间文学工作者无疑做了一件已经很了不起的事业。民间文学圈子的学人犹不甘心，还想在“文学”的台阶上把民间文学拔到最高，优选其中一些篇目，尊之为“经典文学”。这份用心是可敬的，但是坦率地说，其目的却难以达到。“民间文学”这个概念能够把涉及的对象纳入“文学”，其必要条件是用“民间”来修饰，其实是说它们虽然是文学，却不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更不是标准意义、绝对不是经典的文学。其实，从民间文学的命名开始就约定了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论述民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有一个边界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经典文学”，因为“民间文学”的基本意思就是非经典文学。

但是，用“经典文学”概念来提升民间文学价值和意义的用心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内中包含着某种正确的感觉：民众的语言艺术表达和交流借助“民间文学”概念仍然是边缘与末流的地位，尽管民众是公民的多数。这种状态从传统等级社会来看，算得上是进步；但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来看，算不上功德圆满。民间文学工作者有心继续提升“民间”的地位，苦于不得门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世界的开展以及在中国的盛况一下子鼓舞了这帮学者，把“民间文学”推上“经典文学”或“文学经典”，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努力。我个人也十分热衷在普通人的日常活动中寻找他们被平等对待、受尊重的机会和条件。我不认为我们把少数几篇民间文学作品命名为经典文学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但是这个思路给我启发，我认为我们大可作为的是引入“国家基础文献”的概念来达到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Folk-lore在1846年被汤姆森拼造出来的时候是用“lore of the people”来注解的，而这个注解被习惯地翻译为“人民的知识”。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建议，可以把folk-lore翻译为“民间文献”。“知识”是一个内容概念，“文献”是一个载体概念。早期对于folklore 的使用主要是指神话、故事、歌谣等语言体裁，也就是一个民间文学的概念。即使是后来学界更流行把它的范围等于包括更广的“民俗”时候，也有一派学者坚持用它仅指民间文学。我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里就在论证归入“民间文学”的内容并不都是文学，西村真志叶后来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里也在证明民众的语言实践要在民间文学体裁的内外同时理解。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采风、资料搜集到特定体裁的文本整理，积累了远远比民间文学范畴更丰富多样的文献。这些文献是专业工作者与民间传承人合作的产物。民俗学者(包括民间文学学者)的完整工作是在与传承人的合作中记录资料、整理文本，形成相应的文献，并在公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把其中一部分文献确立为国家或民族的公共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众多项目确立为四级名录项目，使之成为经过行政程序确立的公共文化，实质上是在把它们确立为国家的基础文献。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立国家的基本文献(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其他的途径再确立国家基本文献)，并不在意它们是不是“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遴选并不是在选经典，而是在选代表作。前者由杰出性决定，后者由代表性决定。杰出性是要参照专业的、职业的水准来判断的，而代表性完全是从项目与被认同的民众的关系来判断的。以代表性衡量，任何社群都会有他们的非遗代表作；但是以杰出性衡量，恐怕很多情况下都是要落空的。我们参透了非遗保护的价值和逻辑，就能够一下子明白“经典文学”的概念是不能让“民间”被广泛地肯定的。

我们现在要真正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对“优秀”的标准是要慎重的。非遗保护的国际实践给我的启示是：与其谈优秀，不如贯彻代表性。把那些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的项目确立为地方或国家的基础文献，成为共享的文化，可能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今后更好地追求社会进步的着力点。

民间文学：经典属性的定位与建构

田兆元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0/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闵行，200241)

关于民间文学，过去的表达整体上是定位为下里巴人一类。虽然有一种认为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成长土壤与养成之道的说法，但是这也是拿作家的成长来提高地位，显然也是作家文学更高的潜台词。对于作家来说，有一些人的成长确实是与民间文学有关的，但是很多作家与民间文学是没有关系的。要说民间文学养成了作家文学，只能说是个案，不能说是普遍现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城市文学中，很难说有多少人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因此，拿作家文学被民间文学养成来说民间文学重要，并不是一条提高民间文学地位的理由。民间文学的地位建立，主要应该把经典建设放到首要位置。也就是说，必须将民间文学的经典类型建构起来，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也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过去，说到文学经典，就会提到《诗经》、《楚辞》，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等等，《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小说地位是现代以来才确定的。经典是一个不断认识和建构强化的过程。如果一个学科门类，没有自己学科的经典，没有在所有文化中共同的经典，那就很难在学科群中获得地位，自然，也就难以在社会文化建设活动中获得地位和发挥作用。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生，从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开始，迄今近百年了。但是那时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概念并没有清晰地凸显出来。很难说《歌谣》就是一个完全的民间文学的东西。我们可以把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作为现在民间文学研究的序曲，但民间文学以一个明确的名称提出来，则是1921年胡愈之在上海出版的《妇女杂志》第7卷1号上的一篇文章，该文名曰《论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这个概念以一篇文章的论题标示出来，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

胡愈之在论文中写道：

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都是。[1]

他还提出了民间文学的两个特质：一是创作者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二是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面文学。这个定义及其类属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基本观点把握住了民间文学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理解民间文学的基础。当然这个概念今天要更新了。但胡愈之的论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民间文学及其特征的文章”[2]。

我国第一本民间文学的概论是1927年出版于上海的《民间文学》，它是世界书局的ABC丛书之一种，距今90年了。作者徐蔚南，时任世界书局的编辑，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翻译家，民间文学家。他说：“民间文学是民族全体所合作的，属于无产阶级的、从民间来的、口述的、经万人修正而为最大多数人民所传诵爱护的文学。”[3]该书吸收了已有的各种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列举了生动的例证，是早期的系统的民间文学读物。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体系的初步成型[4]。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文学，这是民间文学最初的主体确认。这种定位一直延续到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学概论》那里。虽然从政治的角度大家都会承认这是不错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民间文学在经典的文学教学活动中，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地位。

这种情况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的罗永麟先生的“四大民间故事”概念的提出，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四大民间故事(后来也有称为四大民间传说者)概念的出现及其传播，极大地提升了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影响。今天在百度中搜索“四大民间传说故事”关键词，竟然有三百多万个网页。“四大民间故事”显然成为不折不扣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经典。

如何才能成为经典，当然首先是这些作品的内涵与既有的影响力。但是仅仅内容丰富，没有特定的经典建构的文化行为，它也是很难成为经典的。文化经典的诞生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没有研究，没有传播，不可能成为经典。哪些条件最重要呢？

第一，恰当的称谓。经典的称谓和名称，非常重要。它就像商品的商标与广告，关系到作品影响力及其成败。四大民间故事或者四大民间传说，现在已然成为一个想当然的既定概念，至于是谁提出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华东师范大学罗永麟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讲话稿，提出《白蛇传》、《梁祝》、《孟姜女》和《牛郎织女》等传说故事为“四大民间故事”。但是这个讲稿当时没有发表，所以究竟是谁提出来的，人们也有很多的看法。今天我们讨论“四大民间故事”是谁的发明固然重要，但是进一步把四大民间故事弘扬开去却更为重要，而认识这“四大民间故事”或者“四大民间传说”的名称何以具有如此影响力，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四大”是中国民间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事件的一个标准话语，是能够形成影响力的对象的基本模式。“四大名著”，“四大发明”，“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家族”等词汇，明确标识出“四”在中国文化中的话语霸权地位。我们过去比较关注“三”，比如“三才”、“三光”、“三元”等，认为“三”是重要、是多的意思，因此学界对于“三”的讨论较多。但是对于“四”就相对忽视。我们认为“四”和“三”一样的是：强调相关事物在某种类型中的重要性。遴选在“三”和“四”的叙事中就是重要的，而在此之外就是“不三不四”。当然，中国话语中，“五”、“六”、“七”、“八”、“九”、“十”同样具有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四大民间故事”而不是五大民间故事呢？固然四大民间故事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但是有一些民间故事，比如“知音”故事，“西施”故事，同样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为什么没有选择进去呢？这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四大”的叙事惯例造成的，关于文化事象，较少“五大”、“六大”的表述习惯。当时已经有“四大名著”等叙事话语存在，再弄出来一个“五大民间故事”似乎难以得到认同。相对于中国文化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故事类型来说，“三”似乎少了点，而作为文化接受的限度，超过“四”又似乎多了一点。所以“四”就是中国文化类型的重要对象的标准之数。

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四大名著”，古来就有“四库全书”、“四书五经”、“四大才子书”、“四大才子”、“四大美人”、“民国四大才子”、“某门四学士”等称谓，仿佛才子就必须是四人，经典就必须是四部。因此，“四”便成为文人及其作品的标准表述形式。但是“五”就不行，“五虎将”有的，但是“五才子”就没有这样说的。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有“五经”呢？这也有值得讨论的问题。原来是“七略”，“六艺”，“六经”，但是“七略”变成了“四库”，“六经”先是变“五经”，后来“四书”有取代之势，有宋以来，“四书”的地位是覆盖了“五经”的。文化类型的“四大”，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选择表述，是对于文化的“数”的一种恰当认知。它体现出一与多的关系的恰当选择，统一性与多元性的均衡选择。

“四大民间故事”恰如其分地使用了标准套语，成就了四部民间文学的经典，也极大提高了民间文学的地位。所以，我们认为“四大”的模式切入，是“四大民间故事”被学界和社会接受的很重要的因素。不管后来我们是使用“四大民间故事”还是“四大民间传说”，还是“四大传说”，都不舍“四大”模式。民间文学界非常庆幸，前辈使用了恰当的概念。

第二，跨界传播。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所以成为经典，跨界影响是最为重要的。四大民间传说早就跨越了民间文学的藩篱，为文学界、美术界、影视界、音乐界、网络游戏界，以及工商旅游界所广泛参与，因此，民间故事的经典已经成为社会的经典。如果四大民间传说至今还在民间文学的小圈子里面交流，那也是很难成为真正的文化经典的。跨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经典生成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成就民间文学的经典，就要将民间文学推向多元的文化世界，使之成为普遍的文化资源，并被广泛应用。

这是我们从民间文学传统经典的建构经验中找出来的两个重要因素：恰当的命名，跨界影响。我们从这两条经验中可以吸收相关元素参与当代民间文学的经典建构。

首先，在民间文学经典中，继续实行“四大”的遴选叙事。鉴于“四大”某某是一个好的框架，可以遴选有价值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实践。比如，选择新“四大民间传说”，与老的“四大民间传说”相呼应，如：选择“妈祖传说”，“关公传说”，“龙母传说”和“黄大仙传说”为新的四大传说。与那些爱情悲剧不一样，这些传说都是拯救型的，且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活中都是非常有影响力，在海峡两岸、全球华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些作品成为经典没有任何疑义，所以也就可以迅速构建全民族对于民间文学的认知。同样的模式，可以提出“中国四大民间叙事诗”经典，“中国四大史诗”经典，“中国四大民间戏曲”经典，“中国四大民歌”经典等。通过遴选这些经典，进行一定时段的研究传播，形成认同，然后再去选择“新四大”某某，这样经典就会慢慢扩容，逐渐形成全社会的认知。

这些“四大”是国家层面的，可以考虑省级层面的“四大”某某，县市级的“四大”某某。这样，民间文学就会形成自上而行的全民选择运动，是一次全民的发动。经典在选择中自然传播，形成认同。

同样，促进这些经典的跨界传播。有些经典本来就是跨界的，比如我们说的“新四大民间传说”，妈祖、关公、龙母、黄大仙等，本来就是民间信仰的对象，也是旅游的对象，更是影视表现的对象。可以通过遴选出对象，进行全媒体深度传播，跨学科深入研究，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以上是我们通过原先的“四大民间故事”经典的建构的经验，提出的当下民间文学经典化的一些意见。但是，民间文学的经典化有赖更多的因素，包括：

对于民间文学学科及其属性的诠释。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生活作品，还是文化精英与民众共同完成的经典作品？这是一个问题。民间文学是人创造出来的，那就一定有一个确定的主体。把民间文学说成是笼统的人民群众，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在讨论民俗的属性的时候，发现民俗是精英与民众共同创造认同的不朽的传统文化精华。我们提出了“两精”的概念，一个是精英，一个是精华。两个关键词融合在一句话里：民俗是文化精英与大众合力创造传承的文化精华，是世代流传的文化传统与不朽经典。[5]

这样解释，我们的民俗学学科便释放出活力，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服务功能：民俗可以参与民族国家认同、社会经济发展、世道人心塑造等重大的社会事务。

那么民间文学这个制度上隶属于民俗学的学科，它所研究的东西就一定是经典的东西，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实践，至今还具有强大的活力的那些作品。传统经典与传世经典，是对于民间文学存在状态的最好诠释。

民间文学研究不要强行与作家文学划清界限，恰恰相反，我们要为那些作品找到主体，找到创造者。我们以《九歌》、《招魂》为例，那明明是屈原的作品，明明是民间文学经典，我们为什么要羞于提屈原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呢？我们对于古人明确说到的历史记载，都要以忽视来对待，比如王逸讨论的《九歌》问题：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6]

这个本来就不是问题了。《九歌》这样的祭神祭祀歌谣，本来就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屈原写作，也是见诸记载，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呢？这就是民间文学的自我放逐、拒绝经典的典型事件。《九歌》是文化精英与民众合力完成的经典之作。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屈原从祭祀歌谣的作者中剥离呢？这是不是傻了？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把《山海经》的作者禹、益否定掉呢？就算他们是本书的作者我们没有根据，那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把他们否定掉呢？

我们能够离开冯梦龙、方成培和田汉来说《白蛇传》吗？

所以我们必须回归民间文学经典是文化精英与民众共同创造的这一基本事实(部分作者找不到不等于作者不是精英)来讨论民间文学，这不是降低民众在民间文学中的地位，恰恰相反，这是肯定民众的传承功劳共创功劳，没有他们的传承，民间文学就不会越来越好。由于民间文学有精英和民众的双重参与，因此，比较一般的作家文学，就会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民间文学研究一旦将民间文学视为不朽经典，摆脱那种羞羞答答的表述形式，就会站在文学场地的中央，文化事业的中央来表述，就会有底气，就会大声说话。这种底气首先是其强大的功能与应用带来的。对于民间文学经典，首先是呈现其丰富的文化形态，尤其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形态的呈现，事实就会说明一切。所以民间文学有无作者，是否集体创造并不是根本问题，跨越时空的影响，跨越领域的影响，才是民间文学确认的标准。

中国民间文学必须找到自己的话语形式。本色地呈现出民间文学的存在形式是基础，我们不要把中国的民间文学形式拿外来的话语去套，比如把竹枝词说成人类学诗，那样的话就难以成为经典，民间文学被矮化为一种附属品，是不恰当的。

寻找民间文学的理论储备，我们会发现：精华说、精英说对于民间文学的属性解释，为民间文学作为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石，精英、精华说是民间文学成为优秀文化传统的理由。

于是，我们说，民间文学是阳春白雪，不是下里巴人。我们不是靠下里巴人来提升民族的审美趣味，而是靠阳春白雪来提升社会的文化境界。阳春白雪是需要保护的珍稀的文化遗产，但是下里巴人是时下的流行曲，不在保护之列。这也就是说，民间文学与昆曲、古琴那样，是一个传统精华系列。这个观点要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民间文学是一种叙事，应该建立起中国的民间文学叙事话语体系。我们曾经探索了三种叙事形式：语言叙事、行为叙事与景观叙事的研究。我们探索了神话与民间文学的民俗学话语研究，探索了民间文学的转化研究。其实我们已经具备了应对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经典的基本的理论储备。

而在当下，最要紧的还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民间文学研究，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工程背景下的应用研究。这是一件塑造民族精神的大事，所以没有观念的改变是完成不了这个使命的。

民间文学作为经典的建构，必须从民间文学的精华说属性开始。而其应用，也是不能脱离三种经典的叙事形式(语言、行为与景观)，离开了叙事的理论，就没有民间文学的存在地盘。而在当下，关注新的媒体叙事形式非常关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转化——这就是创造性传承与发展。没有创新，没有应用，不成其为经典。

注释：

[1]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1号。

[2]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3] 徐蔚南：《民间文学》，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第6页。

[4] 田兆元：《民间文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5] 田兆元：《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第1～8页。

[6] 王逸：《九歌序》、《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第55页。

民间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传承

萧 放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875)

民间文学以口头性为主要特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字发达的文化大国，民间文学的文献化是自然的结果，我们从诗经时代的“风谣”到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再到晋朝干宝的《搜神记》、明朝冯梦龙的民歌时调，以及当代的《刘三姐》与《阿诗玛》等无不从口头走向文献，依赖文献实现进行跨时代的纵向传播。而四大传说概念的提出与写本的确定，也为流动的口头故事传承提供了阅读的文本。民间文学在文献化的同时，也走上了经典化之路。民间文学的口头精品通过文字变成阅读的文献经典，它的变化不仅是表达形式的变化，还是传播方式的重大改变，超越时空的文献传播，大大扩充了口头文学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假如没有民间文学的文献传播，我们的民间文学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我们今天社会看故事(通过书籍、网络、电视等方式)的概率远超听故事的概率，因此民间文学的文献化记录保存与传播是当今民间文学研究者所应关注的。

同时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当代留存的海量民间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当代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中西古今文化交汇、文化重组融合的关键时期。对于人心浮动的世界，民间文学有独特的教化力量。历经千百年淘炼的民间文学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有一批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它们在民众生活中具有相当大的教化作用，如刑天神话、大禹治水传说、屈原沉江的传说、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路遥知马力的故事等，无论是勇武不屈、勤勉为民、忠诚家国，还是男女爱情与朋友信义等，都传递出中华民族伦理观念与奋发精神。这些内涵深厚、形态生动的民间文学作品，通过文献化、经典化，它们已经不仅属于民间文学范围，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传承文化的经典与民族生活教化的指南。

我们目前在民间文学方面急需的工作是，在全国民间故事集成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梳理、研究，精选一批符合当代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具有强感染力与生活启示意义的故事精品，作为我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经典读本、绘本，或者改编为影视产品。我们需要享誉世界的中国童话、中国故事，以适应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聚焦中国的文化需要。

民俗传承的关键是文化自觉

林继富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1)

我国民俗数量之多、流传之久世所罕见。我国民俗不仅记录在古代文献典籍里，而且以生活的形态世代传承。中国民俗以文字记录和口头演述等形态传承。文献典籍以文字的形式保存和传承民俗，口头演述的民俗则伴随民众生活。在当下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俗传统将会出现多种状况：适合当代民众生活的传承；任由民俗传统散佚，消亡；民俗传统的误读、误解。后面两种状况将对中国民俗传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不利。

民俗传统之于中华文化来讲是根基性的、生活性的，不同时代的民俗传统成为民众生活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传承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包括民俗传统发生、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文化交往关系中文化融合、文化排斥等问题。

作为民众生活传统，民俗传承包括了自觉性、自发性和制度化。以民俗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成为中国民众当下的重要事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提出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切中民俗传统传承的关键。

民俗是民众生活记录，是民众生活传承的积累，中国民俗在传承和创造双重张力下发展。在民俗传承中，民众自觉性、自发性占据主导位置，这是民俗生活、生活民俗的必然结果。同时，民俗传统常常作为归约民众生活秩序的手段，历来受到政府的重视，不同时代的执政者常常将民俗作为社会治理、管理的方法，其民俗传承制度化得以延续。制度化为民俗抢救保护和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民俗传统传承依靠制度化的力量是暂时的，从民俗传统发生、发展来讲，民俗主体的自觉性则是关键。

民俗传统是中华文化经典文献记录的对象。在国家政权力量导向下，中华民族文献经典虽然是文人因为某种目的文字记录，但是，这种方式却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行动，这些经典成为文化人阅读、记忆、重建民俗传统的自主性行为。中华文献经典通过戏曲讲唱，文人行走乡村活动，经典文献记录的礼俗传统、文学故事在快乐欣赏、自觉接受中传递到乡村社会，实现了“雅俗”文化互动，上层与下层文化对流，中华民族经典文献中记录的礼仪、风俗以及各类故事在民众生活中自觉传承，在培养中国民众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传统中国社会由于教育不普及，识字人数不多，文字记录的民俗传承受到极大限制。生活在乡村社会的百姓绝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经典。他们依靠民俗生活的惯性和灵活，接受民俗带来的文化熏陶和感染，诸如，传统的道德规范、优良的风俗习惯、家教门风，戏曲说唱，以及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规则、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等日常生活的文化形态，通过世俗化的方式，以自觉传承优秀民俗传统，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中华优秀的民俗文化存在于经典文本中，存在于民间社会生活行动中。我们要正视民俗传统自觉传承中的良莠不齐，正视其存在的时代局限性。我们在传承民俗文化中，将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传承下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态度对待以民俗为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优秀的民间文学留得下、传得开、叫得响

夏一鸣

(《故事会》杂志社，上海，20020)

民间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谈论民间文学如何传承与发展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梳理羽毛，更要立足于高山之巅极目远眺，对民间文学作一个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展望。优秀的民间文学既要扎扎实实留得下，又要在更大的范围、更远的将来实实在在传得开、叫得响。我们这一代要有使命担当。为此，需审慎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一、传承与传播

像许多其他传统文化一样，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文学有其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到了纸媒时代，民间文学也面临着断代断层、青黄不接的生态危机，故传承问题首当其冲进入我们的工作视野。而出版物作为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传承方式，自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不过，我们认为，传承固然很重要，但传播却不可或缺。因为传承解决的是民间文学的存在感，而传播更关注民间文学的生命力；传承体现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静态文本，传播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动态文本；传承是被动的授予式的传播，传播是主动的给予式的传承；传承是“个体经济”，而传播是“共享经济”。不妨以“三套集成”为例。“三套集成”是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是一项伟大的民间文学工程，时间漫长——搜集整理工作从1984年开始至2009年结束，前后长达25年之久；卷帙浩繁——省卷本90卷(计1.2亿字)，地县卷本(内部出版)4000多卷，总字数逾40亿。它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广泛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原则编选出来的，因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是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然而遗憾的是，“三套集成”自出版之后就束之高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有效的利用。其实，“三套集成”就其性质来说，仍是一项民间文学的抢救工程。它的局限性就是它只停留在传承层次而没有进化过渡到传播层次。而只有经过民间群体性、经常性的传播，民间文学作品得到了一定的检验和筛选，一部分真正受欢迎的作品才得以沉淀下来。

如果民间文学作品也像大多数的历史典籍一样，只有部分人感兴趣，只供部分人研读，那么它的生命注定不会长久。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把这些采风而来的民间文学作品数字化，是不是就实现了传播呢？其实不然。数字化与纸媒只是媒介的不同而非本质的区别，而传播是有其本质的规定的。

二、普及与提高

民间文学如若在大众中传得开，就需要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艺术上的删繁就简、以简驭繁，总量上的以少总多、以少胜多的工作。概言之，民间文学需要经历一次经典化但不是终极性的“手术”。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三去一补”。如果说普及的功能着力于传播面，那么提高的功用则着眼于制高点。普及关心的是受众的覆盖面，越大越好；提高关心的是它的立足点，越高越妙。像卫星成像一样，需要卫星站在一定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卫星具备精确的分辨率。民间文学的制高点需要拥有权威的学术判断力和艺术鉴赏力，需要与受众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距离不能太近，太近则“浊臭逼人”；也不能太远，太远则易成“孤家寡人”。

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唐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高峰，不但诗歌艺术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诗歌总量也让人望洋兴叹。于是历朝历代都有编选“唐诗全本”的学术冲动。据载，清康熙年间有人编成《全唐诗》，录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洋洋大观。苦于诗卷太多，时人沈德潜“反其道而行之”，以《全唐诗》为蓝本，编选《唐诗别裁》，收录诗一千九百二十八首，受到学人们的追捧。受此启发，乾隆年间蘅塘退士遂以《唐诗别裁》为蓝本，选出《唐诗三百首》，实三百一十首，从而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普及读本。与此相似，另两个文人吴楚材、吴调侯对传统散文进行删繁就简的工作，编成权威版本《古文观止》。当然文学作品不是论斤计两，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最根本的是对文学本体的审美判断力。此外需要详加甄别的是，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选择的是两条文学道路。

如果说，蘅塘退士代表的是一种士大夫的趣味，所做的是经典作品通俗化，那么，民间文学的普及化则是通俗作品经典化，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审美情趣。前者的工作需要对文本做“减法”或“除法”，而后者则需要对文本做“加法”甚至“乘法”。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真正被学界所承认、被市场所认可的“中国童话”，即与格林兄弟——雅科布和威廉的《格林童话》、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等相提并论的中国故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短板是缺少“关键少数”：国外从事民间文学经典化工作，他们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级别的大作家，或是国宝级民间文学家。或者说，缺少“关键少数”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学术关怀。

三、创造与创新

让民间文学在民间真正响亮起来，的确需要一批有识之士、有志之人做首创性工作。像格林兄弟，实质上是用一己之力对德国的民间文学实施创造性的转化。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信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民间文学也不能因循守旧、胶柱鼓瑟，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惟此才可能做大、做优、做强文化消费市场。创造与创新都是突破甚至破坏原来的体制、机制。创造是“有中生无”，创新是“无中生有”。创造性转化是指原先体制有了物理性的量的变迁，而创新性发展是指化学性的质的变化。诚如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而从内部突破是生命。创造常见之于体制之内，而创新往往来自体制之外。

民间文学的创造与创新主要有三种形态：

其一，以民间文学为基点，实现创造性转化。民间文学是个庞大的资源库，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认识改造自然、从事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解决难题的智慧。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与难题，都有可能找到其根本和原型。近年来上海市委宣传部启动“中华创世神话项目”，集中部分人力物力财力，以“创世神话”为切入点，以“寻根意识”为创作导向，努力建构中华神话的话语体系，丰富拓展中华神话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作为项目的工程之一，首批推出《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神龙尝百草》等18种连环画，突破传统的固有的连环画格局，在文本创作、绘画语言、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创新。

其二，以民间文艺为手段，电光石火，形声色味，变平面为立体，静止为流动，单向为互动，心理为体验。2016年，岳麓书社推出中国传统“四大名著”名家演播数字版，选择该社畅销多年、口碑较佳的经典版本，邀请话剧界、配音界名人进行全文演播，利用“二维码”技术，对接名家演播音频和专家讲解视频，使“四大名著”能读、能看、能听，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立体化的阅读体验。

其三，以民间文化为杠杆，化民间文学资源为文化资本，民间创意为文化产业。这方面的案例中外皆有。灰姑娘的故事源于《格林童话》，在民间早已口口相传。后来迪士尼以此为原型建成主题公园，并通过制作动画片放大传播，成为全世界广为人知的经典故事。其实，类似灰姑娘故事的，见之于中国晚唐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段成式，他所著的《酉阳杂俎》中的“叶限”就是中国式的“灰姑娘”，只不过他的影响力有限，为一般人所不知罢了。

让优秀的民间文学留得下，是前提，是基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要让优秀的民间文学传得开，是根本，是目标，体现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优秀的民间文学叫得响，是发展，是理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如何发现和认定“文化基因”

陈建宪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文化基因”这个词，在《文化工程意见》中出现过三次，此外还有一些类似表述，如经典性元素、标志性符号等，可见其重要性。我们的问题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错综复杂，我们该怎样发现文化基因，并让这些基因得到大家的公认呢？

“基因”又叫遗传因子，源自生物学，是生物细胞内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基因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忠实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二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能够发生变异。文化基因之所以也叫“基因”，应该具备同样的特点。复制是生物基因传承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化基因传承的基本方式。我在20多年前写过的一本小书中，就曾注意到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之间的相似：“我们知道，人类的遗传，主要通过人体细胞中那23对染色体上所携带的遗传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世代遗传，将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的后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面庞、声音、性格、容貌、禀赋等等，可能与几百年前他的某位祖先极为相像。而再过几百年，也许他的某个子孙，又会在各方面与他相似。这就是遗传基因所起的作用。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链环上，母题的作用亦相当于遗传基因。”[1]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母题，是国际民间文艺学界通用的一个概念。在1932—1937年间，美国学者史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1970)出版了一套煌煌六大卷的巨著《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民间故事、歌谣、神话、寓言、中世纪传奇、轶事、故事诗、笑话和地方传说中的叙事要素之分析》，书中采用“母题”这个概念，对各类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民间叙事元素，进行归纳和分类。后来他又对母题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的最小元素，它具有在传统中延续的能力，为了有这种能力，它必须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2]

母题这种“在传统中延续的能力”，使我们意识到：它不仅可以用来分类，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方法。1997年，我在《神话解读》这本书中对母题分析法进行了尝试。我认为：研究神话，首先应抽取出它的元素形式(即它的“细胞”)，以此作为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而神话母题在各自文化传统中不断复制，因此是各国神话的基因。

今天，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有效地发现和识别文化基因，并使这种基因得到公认，也可以借鉴母题分析方法。对神话研究来说，一个形象、一个情节、一种象征符号等在某个民族历史上反复出现，不断复制，成为母题，说明她是历代祖先公认的一种集体表象，是该民族神话传统的基因。对文化研究来说，某个节日习俗或人生礼仪，某个美术意象(如“连年有余”)或某个音乐基调(如“信天游”)，某个建筑形式(如四合院)或某个食品制作(如热干面)等等，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不断复制，同样是历代祖先选择的结果，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这里试以神话为例来说明文化基因的发现与认定过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神话传承，通过母题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民族神话中传承的文化基因有很大差别。大家知道，全世界都流传着洪水神话，从希伯来人的挪亚方舟，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伏羲兄妹，都讲述洪水毁灭世界的故事。但说到洪水暴发的原因，各民族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希伯来人说大地充满强暴，上帝造人后悔了，于是用洪水灭世，只留下义人挪亚一家。华夏族讲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之山，引发大洪水，幸亏女娲出来补天止水。苗族讲人与雷公是兄弟，人神反目，雷公前来劈人反被人捉了关在笼中，被俩兄妹救后上天发洪水灭世，留下兄妹传人烟。同类的故事，各自传承的母题中强调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念。

为什么不同民族接受不同的神话母题呢？从接受者的视角看，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境遇，有不同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传统，他们各自强调的价值当然有所不同。当然，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群，虽有许多差异，但也会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难题。仍以洪水神话为例，她在世界上如此流行，说明人类各族群都在反复告诫后代：人类恶行(对同类的强暴、对自然的无知等)会招致毁灭之灾；只有那些善良宽厚、善待陌生者的人，才能成为少数逃脱灭顶之灾的选民。

神话只是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传统中其他部分亦如神话一样，存在着许多不断复制的元素。我们从神话母题分析法得到启示：通过“复制”这个关键性的条件，再辅以对某个文化元素复制的频率与强度的考察，应该对我们如何确认中华文化基因有所助益。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培育项目“中国民间文学资源创造性转化研究与实践”【CCNU20160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6页。

[2] Stith Thompson，TheFolktal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7，p.415.

谚语的文化属性与当代传承

邵则遂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关于谚语，《尚书》曰：“俚语曰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谚，传言也，从言，彦声。”清·段玉裁注：“传言者，古语也，古字从十、口，识前言，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1]古时谚语的定义可归纳为是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易懂的直言或前代故训。

现代对谚语的定义比古代更为完整。比较流行的有郭绍虞对谚语的定义：“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2]《中国谚语集成》对谚语作了界定：“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3]这个定义包含了谚语的来源、创作主体、语言特点及大致内容，简洁且全面。

谚语具有史料性，不仅体现人民大众的生活，还反映历史的前进与变化，朝代的产生与更迭，每个时代的谚语都打着时代的烙印。其重要程度从历代史书里记载的大量谚语就能看出。在《尚书》《左传》开启史书引谚的风气之前，谚语只在民间流传。后来史学家发现民间的谚语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苦乐，准确地传递信息，因此将谚语运用到史书中，认为谚语“更接近于历史的本原”。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眼光向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看历史。“眼光向下”即人们从关注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转向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文化的体察。“自下而上”看历史即史学家在实践后认识到普通民众及其文化与精英人物及其文化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日常生活与重大政治事件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就必须在发现它们之间差异的同时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谚语入史，成为宝贵的史料，提升了史书的文学性，使得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更开阔。

谚语具有大众性，它产生和来源于人民群众。首先，谚语是集体创作。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谚语的来源，是人民大众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民众对自然、社会规律的发现和总结。每一条谚语都是经受过实践的检验后得来的。其次，谚语是依靠广大群众传诵才得以流传下来。每一条经验经过实践和民众的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之后，才得以保留和传诵下去。谚语的语言也是大众决定的。谚语的语言定型是在符合大众的“口味”后最终保存下来。再次，谚语形成后是被用来指导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的。例如，在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时代，谚语对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从群众中来，又运用到群众中去，正是谚语的大众性。

谚语具有“非遗性”。谚语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的产生、变化、融合与消亡的过程，在谚语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因此谚语注定会随历史时代的前进、更迭而变化、迁移，甚至消亡。谚语的传播方式以口耳相传为主，书面记载为辅。口耳相传也注定了谚语容易消亡。每一时代的谚语有着时代的痕迹，是人们了解和研究每个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料和线索。谚语的消亡，对于身处现代的我们，甚至对于子孙后代无疑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谚语以及像谚语这样的祖先留下的且随着时间的前进会逐渐更迭甚至消亡的非物质文化有很多，如传统技艺、传统礼仪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已经引起了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并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一共包括六类，谚语符合第一类：“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因此，谚语的“非遗性”也是各界学者研究和保护谚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谚语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是民族识别符号之一，是民族经验智慧的总结，对于后辈人来说，是具有公信力的。我们应该让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做普及的工作，比如说在课本、作业本的“天头地脚”印上谚语。在教室里、走廊上、文化墙、公交车、地铁站都可以进行信息化发布，并且定时更新。让它印在人们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就会落实在行动上，起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的作用。还可以把谚语配上相应的故事，不仅仅是枯燥的说教。如“不痴不聋，难做家翁”，附上唐朝“打金枝”故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表达毛泽东对待林彪叛逃出走的态度。这样就把历史与现实、常人与伟人拉近了，使现代人感到亲切、自然。

当然，有的谚语已经过时。对那些不符合科学，与现代法律、伦理相抵触的，要鉴别，有选择地继承和使用。

注释：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2] 郭绍虞：《语文通论续编》，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158页。

[3] 马学良：《中国谚语集成·总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从儿童阅读入手传承民间文学经典

刁统菊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流传于民间的文学形式，不仅仅停留在陶冶情操、抒发情感的层面，它更是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宝藏，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自从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轰轰烈烈的非遗保护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民间文学项目在非遗名录中也占据了比较高的比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但是，当下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恰逢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迅速的生产生活方式巨变，一方面是城镇化高速发展，民间文学传统的生存土壤发生了极大变化；另一方面，现代媒介深刻介入每一个人的生活，民间文学的传播方式迥异于以往，口头讲述不再是唯一的方式，看图画和视频成为一种更为普遍、广受欢迎的阅读方式。

对此，我们要有两手准备：第一，民间文学与生活相伴而生，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存在，当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变异，它的稳定性知识及其传承方式、流布手段必然也会发生变异，我们要能坦然接受这种变异；第二，针对信息化导致民间文学与网络的密切关联，我们必须要承认，网络时代一样可以有民间文学，一样可以在线上做田野作业，现在网络民族志或者虚拟民族志以及民俗学的网络谣言研究做得也是热火朝天，民间文学等于是多了一种传承的手段。尽管如此，传统民间文学的知识仍然是需要保护的，在社会变革剧烈的时期，如何将它们更好地传承下来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民间文学本来是一种自在式的叙事活动，尤其是在熟人社会性质的村落内部，它的传承与当下流行的网络空间的传承有极大的差异。我童年的记忆，听长辈讲故事，是冬日围着煤球炉子烤火的时候，是掰玉米棒子疲劳时休息的时候，是吃完年夜饭熬年的时候，而现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讲故事的情境都只能在回忆中再现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和手机等现代媒体，它们弱化或消弭了传统的讲故事的情境，拉走了大部分听故事的听众。大多数情况下，成人用手机微信传播笑话和故事，孩童听妈妈读出版社统一印刷的故事书。现代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引入，对民间文学的传承生态是一个强烈的冲击。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非遗保护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来记录和保存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但是假如仅仅依靠这种传承方式的话，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民间文学的传承，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再去向外传播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共同体价值的消失？或者我们要问的是，应当怎样才能体现民间文学所反映的该共同体内部文化持有者的生活实践和价值观念？应当怎样将蕴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学(尤其是经典内容)传承下去？

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幸运，整个社会都在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号召亲子伴读，但是他们都在读什么？我个人做母亲的经验，各大图书电商销售的大多都是国外的绘本，号称获得某某大奖的尤其受人欢迎，销售量总是遥遥领先，活跃度相比国内原创作品明显更高。可喜的是，随着国外资源被日渐“瓜分完毕”，以及国内童书市场的不断成熟，原创童书(主要是绘本)这两年正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

以当当网实时童书畅销榜TOP500(实时数据来自2017年6月3日晚，从5月底起当当网就在持续举办与六一儿童节相关的童书促销活动，因此当前为购书高峰期，入榜图书实力雄厚，多为优秀科普读物、获奖绘本、名家作品集等)为例，民间文学类前10名里面有1本，前100名里面有6本，都是国外经典童话，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在前100～500名的有：

《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排名106，评论数11941。

《阿凡提经典故事系列丛书(全4册)》排名228，评论数85439。

《中国儿童原创绘本精品系列(全5册)》(穿墙术、当心小妖精、晒龙袍的六月六、鹤民国、牙印儿)排名279，评论数2027。

《中国优秀图画书典藏(精装纪念版)》(猪八戒吃西瓜、小马过河、拔萝卜等)，排名369，评论数1746。

《熊亮·中国绘本(全10册)》排名462，评论数437。

《写给儿童的通俗文学》(内含少量民间故事)第一、二、三辑均上榜。

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民间文学硕果累累，而这几套书所用的库存仅仅是太仓一粟。中国民间文学有着数不清的经典，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持有者的思想道德观念，其所体现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浓郁的民族风貌和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所包含的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严谨性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很多民间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做人要诚实守信、勤俭才能兴旺发达、遇到困难要勇往直前、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等等。以我曾给孩子购买过的“中国经典图画书大师卷”为例，有《小蝌蚪找妈妈》、《东郭先生》、《老虎外婆》、《金瓜银豆》、《好乖乖》、《九色鹿》、《香蕉娃娃》，这些都是经典作品，曾在众多读者中广泛传播，也曾活跃在许多妈妈的口头。这套书的绘画方式有意境悠远的中国画特色，语言饱含着汉语的独特风格，韵律感极强，令人百读不厌、百听不烦，而且内容上也能给孩子们以智慧的和道德的教育。但是像这样的书太少太少，童书质量良莠不齐，很多国内绘本不是绘画粗制滥造，便是改编随心所欲。

儿童是最挑剔、反应最真实的读者，他们喜好纯粹，几乎不掺杂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儿童读者具有特殊性(识字局限，通过图画认识世界)，以及现代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重视，导致“图画”的地位不断抬升，与“文字”各占半壁江山，共同组成了童书世界，甚至直接催生了童书领域一个大热的门类——绘本，学名就是“图画书”。如果能将民间文学的经典文本和绘画结合起来并进行大规模推广，那对民间文学的传承、对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蕴藏在民间文学的经典之中。民间文学经典的传承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的方式之一，传承民间文学经典就是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社会各方应集中力量对民间文学经典进行创造性和传承性改编。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是有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是中国民间文学得到全面搜集、科学整理和系统出版的最好例证，其所包含的民间文学内容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异彩纷呈。一些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本身就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且不涉及稿费和版权，是优质的出版资源。可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基本上都在研究者的案头上，而不是在母亲的手边。当我将自己手头的民间故事文本有选择地读给孩子听的时候，我注意到孩子听讲的兴趣一点也不比国外绘本差，且有不断追问的欲望。

传承不是将民间文学经典简单化、机械化地讲给孩子听，而是要在继承精髓的前提下，适应当代教育观念和社会发展，既要有接受又要有创造，才能真正将民间文学作品中所弘扬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达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延续、发展下去。让孩子们在听、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不仅使他们的好奇心和听讲欲望得到充分满足，更要让他们通过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去理解和感悟祖国的历史和荣辱，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底蕴和灿烂文明，去习得、巩固和延续优秀的群体道德和个体经验，养成他们利他人、利社会、利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努力学习、奋发有为的上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