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反对党内“左”倾错误

雷国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党史党建

任弼时与反对党内“左”倾错误

雷国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反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其贡献非常独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虽难独善其身，但率先觉醒，成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在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组合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发现和解决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的偏向，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决定性力量。更重要的，任弼时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素养、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长期有用的政治营养。

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任弼时

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从成立时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不时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两种倾向的干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干扰来自“左”的方面。对于两种倾向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1]375任弼时对党内“左”倾错误的认识与斗争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熟前，党内连续出现“左”倾的错误时，任弼时既难善其身，又是受害者，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成为党内反对“左”倾的先驱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熟后，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力量不断壮大，任弼时为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党内的“左”倾错误再次抬头，任弼时独具慧眼，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置，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决定性力量。他在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素养、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长期有效的政治营养。

一、中国共产党成熟前，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时，任弼时也难善其身，后又成为受害者。通过实践，他逐步认识“左”倾错误，并成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幼年的党，是一个不成熟的党。在这一阶段，党内有来自右倾错误的干扰，但主要是来自“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1927年到1935年，党内连续出现了“左”倾错误。与此同时，党内也比较普遍地存在“左”比右好的观点，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生，右是跪着死，怕右不怕“左”。这个时候的任弼时已经进入中央领导层，担任过一系列重要领导职务，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任弼时也难善其身。一方面他对“左”倾错误的理论观点认识不清，如对关于中国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论等观点，认识不清或者说是赞同的。1927年11月14日，任弼时在共青团中央刊物《无产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出：“现在的情形是‘一切争斗皆成暴动’，因此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暴动中才有机会做。”“最后的大爆发就在就在眼前……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大暴动来建立新的社会”。[2]143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任弼时也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左”的做法。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一系列决定，如撤销毛泽东、彭公达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任弼时作为会议的参与者，而且担任了会前成立的中央政治纪律委员会的书记，对做出上述“左”的决议，应该负一定责任。后来，任弼时非常坦承地认为：“在过去党内领导犯‘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是偏‘左’”。[3]393必须指出，任弼时通过实践发现和认识“左”倾错误后，能及时做出调整和改变。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没有继续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率部转战农村，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本来是代表中国革命正确选择却受到严厉了批评，认为是“临阵脱逃”，并派任弼时赴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任弼时到达长沙后，进行了广泛地的调查，发现情况与以前所掌握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实际情况表明不能继续坚持攻打长沙为首要目标的暴动计划。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及时提出了“长沙暂不举行暴动”的意见。任弼时对长沙暴动的处理，表现出他可贵的事实求是精神和勇气。任弼时也因此受到了指责，并被调离长沙。

党的“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并形成了“无动不暴”的局面。这对打击国民党的气焰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如果说，任弼时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还是支持“无暴不动”，那么，到了1927年底开始，任弼时就开始反对“无暴不动”。这一年的12月，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浙江全省暴动计划。任弼时就明确提出这个计划是不对的，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1928年初，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暴动问题，任弼时明确反对“无暴不动”。1月13日，他在《无产青年》上发表题为《对于暴动的意见》，一方面继续坚持中国革命形势持续高涨的判断，另一方面又强调，暴动是有条件的，不讲条件的暴动，“便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它会“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3]40这篇文章是党内较早反对盲动暴动的文章，对全党认识盲目暴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文章对纠正盲目暴动的“左”倾错误的作用是有限的。

1928年4月，为了筹备召开中共六大，党的重要负责人先后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任弼时等留守中共中央，担负起指导全国革命和全党工作。在此期间，任弼时参加了许多会议，起草了许多文件，发表了一些讲话，对各地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错误，但任弼时表现出许多不同之处，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有独到之处。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的信中批评顺直省委不顾形势和条件的盲目暴动，希望他们做“艰苦长期的工作”。在指导河南省委工作的信中，任弼时指出，河南省委的计划“过于空洞”，纠正以前的错误，根据条件选择割据的范围与地点。当广东省委不切实际地决定发动夏收总暴动时，任弼时审时度势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能作一个全省总暴动的决定”。在研究湖南的工作时，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继续在井冈山地区进行割据，不能冒风险到更大范围内割据，如果不顾条件发动暴动，“即使成功也难于生存”。[4]110任弼时的正确主张和他对各地工作的有效指导，对抑制“左”倾错误和推动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左”倾错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神圣化。任弼时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左”倾错误，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提出了不要做一个“模仿主义者”的重要思想。[3]3提出这个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包括任弼时自己。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既做得最早，又做得最好。1930年5月，毛泽东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习，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命题，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任弼时对此认识不足。1931年11月到达中央苏区不久的任弼时为筹办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主持起草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批评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狭隘经验论”，不重视理论。批评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4]176实践证明这些批评是错误了，也说明在那种大气候下任弼时也难善其身。

但是，任弼时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有很多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他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并成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所谓先驱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和反对党内“左倾”错误的力量。毛泽东是这部分力量中的杰出代表。任弼时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作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之一，任弼时在理论上提出了与“左”倾错误不同的观点。“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进攻路线。1933年2月18日，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对进攻路线作了新的解释，认为“进攻路线”不是单纯的进攻，而是各项工作的综合，甚至“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任弼时：《什么是进攻路线》载《斗争》第3期，1933年2月18日）。显然这种认识与提法更符合中国实际，反映对“进攻路线”的较高认识水平。

作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之一，任弼时不赞成甚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坚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进行“无情打击”，伤害了许多同志。1932年下半年，在上海站不住脚了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搬到了中央苏区。此后，他们先后开展了反“罗明路线”和反对“邓毛谢古”。这些斗争的实质，“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这种错误的做法，给党的事业带大巨大的负责影响，给党内同志造成巨大伤害。党内许多同志予以抵制和反对。任弼时反对批斗罗明，反对把罗明个人的问题看成是福建省委的问题。他以消极的态度来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邓毛谢古的斗争。到湘赣任省委书记后，任弼时反对“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批干部。

作为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先驱力量之一，任弼时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支持毛泽东。任弼时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正如他自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说，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4]452。本来，“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去的目的，在于纠正在他们眼中的右倾错误。但是，任弼时到了中央苏区后，从实践中发现了中央苏区并不是右倾错误，而是代表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所以，任弼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转向支持毛泽东。他两次向临时中央建议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支持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任弼时等对毛泽东的支持，无论是对毛泽东个人，还是对中国革命都意义非凡，后来毛泽东非常动情地评价说，如果没有任弼时等“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

正因为上述原因，任弼时又成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临时中央不满意任弼时对中央“左”的政策执行不力，不满意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支持，免去了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将其派到湘赣省任省委书记。诚如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所说，任弼时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工作上“不合手”，受到排挤，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系列措施实质上是“打毛排弼”的。

这一阶段，任弼时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与斗争，是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斗争的一个缩影。

二、中国共产党成熟后，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清算，在实践中又出现新的“左”倾错误。任弼时为反对和清算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克服新的“左”倾错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的标志。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清算“左”倾错误。这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策略上的考虑。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为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

因为战场分割的原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没能参加遵义会议，但不影响他对遵义会议的支持。任弼时要求中共中央及时电告遵义会议精神，并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调整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战术原则，用实际行动支持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的工作。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到达陕北。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作充分准备。历史证明，在国共两党合作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国共两党对立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争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过去一直很“左”的王明走到另一个极端，即犯右倾错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而且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王明回国后，“约有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毛泽东的命令出不了窑洞。[6]为什么王明能够有如此影响，根子还是在共产国际。因此，要有效地克服王明的“左”倾错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任弼时受命于特殊时期，于1938年3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出使共产国际。

必须指出，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应该看到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对反对党内“左”倾错误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一是改变共产国际领导对毛泽东的看法，进而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众所周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方面看好毛泽东的工作成就，另一方面，对毛泽东又不是特别信任，支持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王明等。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办公室挂着王明的画像。任弼时在莫斯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毛泽东，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认识到毛泽东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党领袖，明确指示王明不要与毛泽东争领袖地位。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地位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372通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与巩固。这对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二是停止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左”倾错误。王明曾较长时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推行“左”倾错误，迫害与之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任弼时到任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了事情真相，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为党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些同志回国后成为党内重要干部，在不同领域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反对和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的任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任弼时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中坚力量。

首先，任弼时在反思自己的历史时不诿过，勇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如前所述，在“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时，任弼时也难独善其身，既提出了一些“左”的理论主张，又参与了推行“左”倾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在“左”倾错误盛行时，任弼时难免不受影响。这并不奇怪。可贵的是，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通过多种形式反思自己。一是通过读书笔记的形式来反思。1940年3月，任弼时写了《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认真反思了对“左”倾错误和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认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实践了解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认为毛泽东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错误的，经过长期的思考，才“感到这句话是真理”。二是在一些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任弼时参加了中央学习组和高级组的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1941年9月12日，任弼时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他在批判党内“左”倾错误的同时，对自己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所犯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其他场合认真分析自己的问题，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希望其他同志帮助他提高认识和改正错误。任弼时的态度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科学认识自己的错误和解剖自己的错误，是提高对“左”倾错误的认识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次，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党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做出正确的结论。对于王明等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性质，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由此影响对王明等错误的肃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和统一全党的认识。任弼时不仅亲力亲为，而且担负领导，为科学认识“左”倾错误的性质、原因及其危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从学习“党书”中认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所谓“党书”，即由毛泽东亲自组织编辑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收集了这个时期党的文件和文献。这两本书的作用非常大，正如毛泽东所说：“六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7]任弼时认真学习“党书”，并写了学习笔记。通过学习，他深刻地认识到“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出很多罪恶”。[8]

第二，从参加研究党的历史的领导机构的研究活动中认识党的历史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不仅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组，还成立了包括毛泽东、任弼时等人的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委员会。这些组织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弼时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党的历史，任弼时认识到：“一九三二年到遵义会议时期，是最完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4]407

第三，从主持召开陕北高干会议中清算“左”倾错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陕北根据地的影响。陕北根据地是由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一些人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错误的肃反，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政治局总结历史经验，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必须重新审查。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处理此事。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高干会议。这次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开幕，一直到1943年1月14日结束。时间之长是少有的，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任弼时高度重视，全程指导，不仅解决了陕北的问题，而且形成了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错误倾向的认识。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其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2]606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的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次会议对清算“左”倾错误在全党的影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会议，认为通过这次会议，“才把历史搞清楚”。

第四，从主持湘赣革命根据地干部座谈会中清算“左”倾错误对原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前身是毛泽东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彭德怀等率部坚持斗争，后来又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这块根据地是受“左”倾错误影响的重灾区，留下的历史问题非常多。随着研究党史的深入，正确解决湘赣革命的历史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任弼时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1944年10月2日至26日召开座谈会，深入研究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问题。经过座谈，达成共识。26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对问题作了结论。他指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执行了“左”倾错误。他主动承担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后未能纠正“左”倾错误的责任，他说：“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4]469他向因受迫害的同志致歉。这种作风和品格使许多同志感动不已。

第五，从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全面清算“左”倾错误对全党的影响。通过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全党对党的历史的“左”倾错误形成了共识，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用决议的形式做出结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决议的起草。1941年10月，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为主要成员的“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拉开起草历史决议的序幕。在筹备中共七大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把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重任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没有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既尊重历史，又统一认识；既分析原因，又指出危害；既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又吸收其他人的智慧；既解决问题，又团结同志。为了起草历史决议，任弼时呕心沥血。从1944年5月启动起草历史决议，到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任弼时一丝不苟、竭力而为，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开展工作。任弼时通过缜密的思考，高效的组织，及时的讨论，昼夜的撰写，推进历史决议起草进行。在任弼时的组织下，准备委员会几乎天天开会讨论研究。对每一个事件都要进行充分地考察，对每一个问题都要进行反复地研究，对每一个结论都要进行深入地思考，甚至于对每一句每一词都要进行反复地斟酌。任弼时真诚沟通，化解矛盾，统一思想，为形成历史决议的结论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在中央批驳王明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任弼时同王明进行了多次诚挚、深入地交谈，认真了解王明对党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在任弼时等人的耐心工作之下，王明在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的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他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9]历史决议的水平很高，受到各方面好评。“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0]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历史决议十多次易稿，最后由毛泽东总其成。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历史决议，决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结论，对清算党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决议“就是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3]393决议的重大作用，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尤其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最后，及时发现和克服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发生的“左”倾错误。通过延安整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得以清算，全党的思想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之下。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在整风运动的后期，也发生了“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集中表现在“审干运动”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风运动中，即学完整风文件以后，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并对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由此，对广大干部的审查运动普遍开展起来。随后，在延安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普遍开始进行审干运动。同年7月15日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正式掀起了“抢救运动”，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搞逼、供、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在整个“抢救运动”中，延安所属各县共抓了2463“特务”，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都被打成“特务”。审干运动中“左”倾错误引起了任弼时的高度关注。他反对“怀疑一切”，明确表示：“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来反革命越多？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转引自《湖南日报》，2014年4月30日）。审干运动，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左”的做法，伤害了许多干部的感情。他当面批评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必须立即停止。任弼时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支持，并被委托主持甄别工作。通过甄别工作，大多数受迫害的人得到平反，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大大减少了因“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成熟后的中国共产党独立处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清算了党内的历史上的“左”倾错误。由于此时任弼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协助毛泽东为清算“左”倾错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任弼时不仅认识自己在历史上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勇于承担责任；对历史上党内连续犯“左”倾错误的性质、原因及其危害都有深刻的认识，坚定了反对“左”倾错误的自觉性，而且还为及时发现并纠正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左”倾错误做出了重要贡献。鉴于此，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任弼时是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三、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形势十分有利，党内再次出现“左”倾错误。任弼时独具慧眼，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理，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决定性力量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空前团结，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成熟，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迎来解放战争比预期来得更快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对清算党内“左”倾错误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左”倾错误就不再影响人们，也不意味着“左”倾错误从此就销声匿迹。在解放战争期间，“左”倾错误再一次顽强地表现出来。由于任弼时独挡一面，他发现“左”倾错误，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纠正“左”倾的建议，中共中央又委托他全权处理“左”倾错误。任弼时在反对“左”倾错误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党内反对“左”倾错误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曾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自卫战争。这个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悄然变化，民族矛盾退居其次，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就决定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必须作相应调整。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执行减息的土地政策，执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即开展土地革命。从此，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陆续展开。应该说，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

但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由于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与现实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比较突然，加上一些人为的因素，土改中发生了一些“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普遍提高成分，侵犯中农，贫农团的孤立主义与唯成分论及乱打、乱杀、乱捕、乱封门及土地分配中绝对平均主义等”。[11]毛泽东则把土改中“左”倾错误归纳为：错划阶级成分、侵犯工商业和乱打乱杀。[12]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影响土改的正常进行，使之偏离正确的方向，而且影响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必须加以反对和制止。

任弼时及时发现土改中的“左”倾苗头。在由减租减息的政策向土地改革的政策转变时，任弼时就提出了“左”与右的问题。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草案，任弼时就提出，在实践中发生的一些现象，“依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个运动是‘左’了，依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4]511为了保证土改不“左”，也不右，任弼时认为，在克服群众运动中存在的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中小地主斗争过火等缺点的同时，“用彻底的减租减息清算的名义争取在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要求土地的问题，对于巩固解放区是一个重要步骤”。[4]511任弼时之所以有如此超前见解，是因为他在3月就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发现了“左”的苗头，提请注意这个倾向。这一提醒起到了防范于未然的作用。

发现了苗头并不等于制止了这个“左”倾错误。特别是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各解放区出现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热潮，“左”的偏向伴随高潮也迅速蔓延开来。任弼时在调查时发现，这个时期的土改中的“左”的偏向比前一阶段还要严重，主要表现：阶级划分标准紊乱，把劳动阶级的人划到剥削阶级的阵营中去了，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基本群众队伍；侵犯中农的利益，加重中农的负担，剥夺中农的一些权利；破坏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还有乱打乱杀现象。这些“左”的偏向危害极大。因此，任弼时提出，除了制定土地法大纲外“还必须对于农民运动实际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给以正确的具体的解决”。[3]4131947年11月8日任弼时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纠“左”的初步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中共中央根据任弼时的提议，重新印发了关于如何划分阶级的文件。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会前，任弼时深入调查，为反对“左”的偏向准备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会上，任弼时针对“左”的偏向，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纠“左”意见。

任弼时的意见是在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土改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有马克思主义水平，又符合土改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指导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家对任弼时的报告反应强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肯定。会后，任弼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有关方面进一步解释土地改革政策，他把长期调查研究的材料和经过认真思考的观点写成了题为《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和回答了土改中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了“左”的偏向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提出了克服“左”的偏向的办法。

任弼时明确了正确划分阶级的意义和标准。他认为正确划分阶级，不仅关系到土改的健康进行，而且关系到能不能迅速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错误划分阶级，就是“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任弼时重申党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在中农问题上，任弼时提出，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侵犯中农的利益，“就会使自己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必须及时制止侵犯中农利益。任弼时反对过火打击新富农的做法，提出必须对新老富农有所区别，对中农和新富农要赋予参加社会事务的权力。也要把富农和地主区别开来，不能破坏工商业，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要把知识分子、开明绅士与恶霸劣绅区别，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即使罪行严重的恶霸劣绅，“应交给人民法庭”[3]413-437去处理。任弼时还就其他问题提出正确的看法。

任弼时的讲话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要求迅速在全党传达，并转为党的政策在各解放区实施。经过全党的努力，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偏向得到有效的纠正。对于任弼时为纠正“左”的偏向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对于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是“从1947年12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13]

四、结语

我们从任弼时对“左”倾错误的认识过程和他对反对与清算“左”倾错误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中可以找到现实意义很强的启示。

其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通过不懈的努力，又把自己建设成为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九十多年的历程中，经历了来自右的或者“左”的干扰，而且主要是“左”的干扰。作为一种顽症，“左”倾错误在不同的条件和形势下，总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条件困难和形势低潮时，“左”倾错误表现为不顾条件的简单报复，不注意形势的盲目冲动；在条件好转和形势高涨时，“左”倾错误则表现为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左”倾错误有时表现为完备的形态，有时则表现为某种具体形态。无论那一种形式，或那一种形态，都反映出“左”倾错误的顽固性。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左”比右好的看法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给革命和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左”倾错误的不同表现、产生的原因和所带来的危害，从根本上铲除“左”倾错误赖以产生和传播的土壤，保证党沿着正确的方向领导人民去夺取新的胜利。

其二，认识“左”倾错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算“左”倾错误也非一役之功。“左”倾错误的顽固性是导致反“左”不易的原因，而其伪装性则加大了反“左”的难度。“左”倾错误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往往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往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就容易造成假象，特别当“左”倾错误成为潮流时，更多的人容易上当受骗。为什么有人认为“左”比右好？为什么有人宁“左”勿右？就是这种假象造成的恶果。惨重的教训使人们变得更加聪明。1942年任弼时就提出，教条主义是党内主要危害，因为它能装腔作势地吓倒人。[4]4311944年4月任弼时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时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导致党在白区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的力量，在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的力量，认为这个教训太深刻，永远也不能忘记。任弼时的分析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再次强调：“‘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375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永世不忘。

其三，任弼时为反对和清理党内“左”倾错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贡献的价值越来越重要。而任弼时在反对和清算党内“左”倾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则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在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任弼时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任弼时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深深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依马列主义的方法，不根据真实的阶级力量变动的分析，不考虑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按照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不是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具体政策，是过去我们党内领导上最严重的缺撼。”[3]1在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斗争过程中，任弼时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王明大有来头，既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为共产国际领导人所看重，又在党内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擅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王明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下，制造了许多冤案，任弼时对此非常清楚，但他没有畏惧，没有退缩，即使自己受到排挤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在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任弼时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任弼时善于斗争，表现为从调查研究入手，掌握全部材料，做到有的放矢；表现为依靠群众做工作，不急于求成，让大家把话说完，自我反思，统一思想；表现为既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同志；表现为耐心细致，让犯错误的人，包括像王明这样的人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在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任弼时表现出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无私才能无畏。在“左”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任弼时难善其身，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任弼时勇于担当责任，多次为自己曾经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而作自我批评，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担当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总之，我们在研究任弼时为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所作贡献的同时，更应该从中吸收政治品格、政治智慧和政治营养，将其运用今天的伟大实践，把正在做的事做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43.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09.

[8]雷国珍.任弼时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96.

[9]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81.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

[11]刘少奇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41.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06－1307.

[13]夏远生.任弼时与湖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224.

责任编辑：周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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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160（2017）02-0021-09

2016-11-20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任弼时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项目编号：05ADJ002）。

雷国珍，男，湖南常宁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