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山“图存”与“争雄”之史迹考述

2017-03-07 14:38徐海斌
文物春秋 2016年4期
关键词:史迹内政外交

徐海斌

[关键词]战国中山;外交;内政;史迹

[摘要]通过结交齐魏、修筑长城、兴儒学等一系列举措,白狄中山得以在纷争的战国“倔强其间,久而不倾”;而参与五国相王、伐燕战赵等种种“不自知”的争雄行为,又让白狄中山再次走向灭亡。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所提供的资料,本文对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述。

先秦中山乃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所建立的诸侯国,其立足于中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当时称鲜虞。白狄鲜虞在与中原国家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不断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从而推动了自身的华夏化进程。进入战国后,白狄开始仿效中原之制建邦立国,早期所建的国家不久便被魏国灭亡,《史记·乐毅传》:“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2427这是史籍对中山这一段历史的简短记载。大约公元前380年左右,中山趁魏遭赵楚联军重创的有利时机而复国。复国后的中山定都于灵寿,历经桓公、成公、王謦、王姿与王尚五代君主,立国达80余年。在这80余年中,中山抗强赵,筑长城,外结诸侯,内修仁义,参与“五国相王”,讨伐“不义”之燕国,谱写了白狄族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然而其后期又因“不啬于战攻之患”,“不自知”而四面楚歌,“五割地于赵”终至“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的结果,予后人以无尽的遗憾与深深的思索。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所提供的资料,对白狄后期所建国家盛衰兴亡的相关史实进行考述,以就教于学界同好。

一、图存:外结强缘,筑长城;内施仁义,举贤能

据《战国策》记载,当初魏文侯向赵借道进攻中山时,赵利曾说:“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疲,疲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得地者赵也。”诚然,赵国对于控制中山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但中山的存在也严重妨碍着赵国的领土完整与国防安全。在战国中期以前,赵国的领土主要由以晋阳为中心的山西北部、以邯郸为中心的河北南部以及以今怀来、延庆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代地等几部分构成。其中晋阳地区处晋中盆地北端,这里西邻秦国,南接韩、魏,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赵氏从赵简子时期便开始着力经营此地,历代赵君皆视之为根本;邯郸地区处华北平原中部,这里不但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农业生产,而且矿产资源丰富,有着发达的冶铁业,是赵国发展经济、进取中原的大本营;代地东接燕国,北接楼烦、林胡、匈奴,是赵国向北扩张领土与防止胡人入侵的前沿阵地,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质代马所出之处,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然而,由于中山的存在,邯郸地区通往代地的道路长期不得畅通,《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二年,主父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充分说明白狄中山的国都灵寿乃赵国由邯郸一带通往代地的障碍所在,如果灵寿为赵国所有,沟通赵国南北的“代道”便能畅通无阻,赵国因之退可以固疆守土,进可以远略楼烦、林胡、匈奴之地。此外,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正义》引《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贾屋山,今名贾母山,在代州雁门县东北三十五里。夏屋与句注山相接,盖北方之险,亦天下之险路,所以分别内外也。”可见当时赵国的晋阳地区和代地之间为夏屋、句注二山所阻隔,难以逾越,晋阳地区唯有先与邯郸地区贯通,方可联系代地。就当时的山川形势而言,太行山以西的晋阳地区与太行山以东的邯郸地区之间,最便捷的通道当数井陉,《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春秋时期的鲜虞位于今河北正定县一带,昔阳位于今河北晋县一带,荀吴向鲜虞借道入昔阳,强有力地证明井陉乃当时贯通太行山东西的便捷通道。时至战国,井陉仍然长期为白狄中山所掌控,这种局面严重制约着战争状态下赵国各地武装力量的相互策应与战略资源的及时调运,给赵国的军事进攻和国土防守带来极大不利。因此,赵国自赵襄子侵占代地之日起便开始谋求吞并中山,以期打破这种不利局面,但因碍于魏国的强烈干预和中山国的奋力抵抗,其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公元前381年,魏国在军事上遭遇赵楚联军的重创,白狄中山趁机复国。与此同时,赵国吞并中山的行动再一次提上日程。赵敬侯十年(前377),赵国从邯郸地区出兵,进攻中山国南部的重要城邑房子(今河北高邑县西);次年,赵国又从代地出兵,进攻中山国北部的重要城邑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北)。结果,赵国先后两次进攻均无功而返,处于摇篮中的中山国政权经受住了复国之初的严峻考验。

赵敬侯在连续两年攻中山失利后黯然离世,其后相继即位的成侯、肃侯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富庶的中原地区,中山国因此而赢得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然而在这段时期内,中山并没有满足于一时的安宁,而是在不断加强国防建设。《史记·赵世家》载,赵成侯六年(前369),中山开始筑长城。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中山当时所筑的长城总长约89公里,其主体部分在今河北唐县和顺平县境内,其中唐县境内约占44公里。长城依山而建,多起于山峰半腰而终于悬崖绝壁或河流水库,沿山脊蜿蜒曲折而行。长城干线整体呈南北走向,沿线每隔一段距离便附属有烽燧或卫城。这些烽燧均骑于长城沿线上,或布于地理位置较高的山梁,以安排少量士卒瞭望敌情;或布于较为开阔的谷地,以驻屯较多数量的士卒防御来犯之敌。此外,长城沿线的内侧另建有卫城,目前共发现两处。一处位于唐河谷地的唐县葛公乡洪城村北,其东、北二面为山岗,西面为唐河,正当由山区通往平原的咽喉地带。此城略近方形,面积约42万平方米,城内散布着当时驻屯士兵留下的夹砂或泥质灰陶罐、豆以及夹砂红陶釜,考古工作者称此卫城为洪城遗址,并怀疑这就是当时中山国西北部的重要关隘——鸱之塞(又名鸿上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另一处位于唐县灌城村东北,周长约2公里,城呈方形,有东西二门,在城址西北角另建有一较小的外城与大城相连,考古工作者称此城为灌城遗址,现已为西大洋水库所淹。距中山国长城主体部分数公里的东部,分布着较多的战国城市遗址,如位于今顺平县河口乡中下邑村的夏屋城,位于唐县山阳乡南、北固城村的阳邑,位于唐县南、北城子村的中山城。此外,在今唐县南伏城村、唐县北罗乡西城子村、曲阳县党城乡河东村等地也发现大量墓葬及遗址。显然,这一地区乃当时中山国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中山长城主体部分正起着保卫这一地区以防赵国东侵的作用。在涞源县司各庄乡黄土岭村,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处建于东、北两山间沟谷的较大防御城址。城址长约450米,宽约200米,在城址的东、西两侧均筑有翼墙,两翼墙分别与城址的东南角、西南角相接,然后各向东南、向西顺山梁曲折延伸,止于断崖或山脚。城墙总长约6公里,宽约3.5米,残高0.8-3米,内外两面均用大石块垒砌,内填以碎石。城址东面与易县交界㈣,显系为防御燕国的进攻而建。《战国策·齐策》曰:“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杀燕将。”说明当时中山与燕、赵两国均处于敌对状态,中山国长城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典籍这一记载。

赵国的领土从北、西、南三面包围着中山,中山之于赵国,仿佛衔于猛虎口中之食,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在河北中山王陵出土的中山王(舋去掉且加昔)鼎铭文中,王(舋去掉且加昔)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嗣王说:“尔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邻邦难亲,仇人在旁。”《战国策·中山策》所载中山君也极为关心“弱赵强中山之说”。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下,中山国在夯筑长城以加强防御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争取强大的外援。《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说中山“先时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部,微社稷之灵,则鄗几于不守矣”,《战国策·魏策》也说中山“恃齐魏以轻赵”,可见中山一度奉行着结交齐、魏以抗击赵国的政策。战国中期,齐、魏与赵国之间,尤其是魏国与赵国之间,在中原地区常有激烈的争斗,齐、魏二国无疑也希望借助中山牵制赵国的后方。因此,在赵强中山弱且两国矛盾又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中山积极发展与齐、魏的外交关系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中山王(舋去掉且加昔)方壶及铁足大鼎铭文中,王(舋去掉且加昔)称赞其祖父桓王与父亲成王不但“慈孝宽惠”、有“纯德”,而且能“举贤使能”“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在中山王(次下面加虫)圆壶铭文中,王资又称赞其父亲王(舋去掉且加昔)“慈爱,勉闵笃周无疆,日夜不忘大去刑罚,以忧谪民之有不辜”。此虽不乏溢美成分,但却也和典籍记载大致吻合,如《太平寰宇记》卷62说中山“兴国并称王五叶,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山君“好显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清人郭嵩焘在为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一书所做序中指出:“当战国纷争之日,中山倔强其间,久而不倾,其故有可思者。”诚然,弹丸之地不易久守,戎狄民族难立国于华夏,中山倘非外交诸侯结强援、内施仁义纳贤才,仅凭“方五百里”的领土与区区长城,岂能长期抵御燕、赵二国的万乘之师?

二、争雄:五国相王,伐燕战赵

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中山逐渐发展成为国力仅次于“七雄”的“千乘之国”。中山的强大,不仅改变了周边国家的“狄视”态度,而且被列入合纵连横的对象。公元前323年,在纵横家犀首(公孙衍)的运作下,中山参与了“五国相王”活动。所谓“五国相王”,其实质乃犀首借助于“相与为王”的手段,为魏国约结韩、赵、燕、中山等国,以达到“东抗齐而西抗秦”的目的。《战国策·中山策》云:“今五国相与王也,负海不与焉,此是欲皆在为王,而忧在负海。”“负海”即指齐国。为此,齐国在忧虑国家安危的同时,更异常恼怒于一向追随自己的中山国竟然为“称王”而与他国结盟。齐王非常生气地说:“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断然“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并遣使到赵、魏,以割让平邑之地为条件,劝说二国一同“出兵以攻中山”。后在张登的斡旋下,齐国没有出兵攻中山,中山也终于达到了称王的目的。但是,齐国与中山之间的关系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继与齐国的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中山与其东北邻邦燕国之间的关系也势同水火。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燕王哙在鹿毛寿的劝说下,将王位禅让给“贵重主断”的相邦子之。其后,燕“壬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此事引起王位合法继承人燕太子平的强烈不满,三年后,太子平在齐愍王的怂恿下,与将军市被聚众围攻王宫。在攻之不克的情况下,将军市被率百姓倒戈反攻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陷于数月的混战之中。此事本属燕国内政,可中山自称王之后一直未能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形势,悍然出兵征讨燕国。中山王(舋去掉且加昔)方壶铭文云:“适遭燕君子哙,不顾大义,不有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兮,寡人非之。贾曰:‘为人臣而反臣其主,不祥莫大焉,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兮。贾愿从士大夫,以靖燕疆。是以身蒙甲胄,以诛不顺。燕故君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义,不顾逆顺,故邦亡身死,曾无一夫之救。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休有成功,创辟封疆。”中山王(舋去掉且加昔)铁足大鼎铭文又云:“今吾老贾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开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从铭文中看,中山俨然以正统诸侯自居,以维护召公基业、捍卫周朝礼制为己任,不过,其欲长期占领燕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据中山王(次下面加虫)圆壶铭文,直到王(舋去掉且加昔)去世后,中山仍然占据一部分燕国领土,并于這些“新土”上举行大规模的会猎。

在中山出兵征讨燕国的同时,齐国也“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在两国的夹攻下,“燕王哙死”“子之亡”。饱经动乱之苦后即位的燕昭王深感国破家亡之耻,因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经过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在赵惠文王十五年(前284)攻破齐都临淄,齐愍王被迫仓皇退保于莒,燕将乐毅则“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并随后5年中攻下齐国城市70余座,“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一雪当初齐破燕之耻。至于同样曾经在燕国攻城略地的中山具体得到了怎样的报复,典籍乏载,但可以肯定,燕与中山之间从此已结下深仇大恨。

正当中山国处于“四面楚歌”之时,赵国早已强烈地意识到中山对其国家安全的危害,吞并中山的决心也因此更加坚定。赵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又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为了能成功地攻克中山,赵武灵王作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首先,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赵武灵王十一年(前315),赵国扶持在韩国为质的燕公子职为王,次年,派乐池送燕王回国,史称之为燕昭王,从此燕昭王“所亲莫若赵”;赵武灵王十八年(前308),秦武王因举龙文赤鼎而绝膑死,赵武灵王派代相赵固从燕迎秦公子稷回国,立为秦昭王,并于次年秦、韩宜阳之战时保持中立;二十年(前306),即全面攻打中山的前一年,赵国派“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广泛开展战前外交。其次,从十九年(前307)开始,赵国进行了一场文献上称之为“胡服骑射”的改革,这场改革通过推广胡人服饰、学习胡人骑射技术,达到了优化赵国兵种、提高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目的,也达到了亲和赵国北面的胡人,进而使“林胡王献马”、东胡与楼烦王“致其兵”的效果,从而在两年后对中山发动总攻的队伍中,增加了一支由胡人组成的劲旅。再次,为了能做到知己知彼,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亲自出九门,命筑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此外,据《战国策·中山策》载,赵武灵王还曾派李疵深入中山以观察其国情,结果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君尊崇儒学、礼贤下士,会导致“战士惰于行阵”“农夫惰于田”,进而兵弱国贫,伐中山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赵国不趁早伐之,将会让齐国或燕国抢先。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均已停当之后,赵国分别于公元前307年和公元前306年两次对中山实施突袭,并先后夺取中山国的房子(今河北高邑西)与宁葭(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以试探周边国家的态度。当发现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山一向的依仗齐、魏二国没有任何干预举动后,赵国毅然于公元前305年对中山发动规模空前的进攻,命“赵褶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部、石邑、封龙、东垣。”这次赵军从三个方向出发,分两路对中山进行打击:赵武灵王率领的左、中、右三军从邯郸地区出发,进攻中山的南部;牛翦率领的车骑从晋阳地区出发,由井陉进入中山,赵希率领的胡、代之兵从代地出发,由飞狐陉进入中山,牛、赵二军在曲阳会师后,共同进攻中山的北部。结果南路大军夺取了中山的鄗(今河北柏乡县北)、石邑(今河北鹿泉市)、封龙(今河北元氏县西北)及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四座城邑,北路大军夺取了中山的鸱之塞(又名鸿上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及丹丘(今河北唐县西北)、华阳(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两座城邑。尽管这次中山丢关失城,但并未构成致命的伤害,南面尚有滹沱之险,北面尚存长城之限。然而,中山为赵国强劲的进攻气势所惧,被迫“献四邑”请和,赵国估计一时也难有大的进展,又怕齐、魏趁机袭其后方,便顺势退兵。

自赵国夺取中山国四座城邑后,又于赵武灵王二十三年(前303)、二十五年(前301)、二十六年(前300),赵惠文王元年(前298)先后四次进攻中山,每次都以中山割地而罢兵,至公元前298年为止,中山已五次割地于赵。《战国策·魏策》云:“中山数割数伐而随以亡。”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国出动20万大军对仅存滹沱一带领土的中山发动了最后的攻击,中山国灭亡,最后一位中山王被迁往肤施(今陕西榆林南)。

《吕氏春秋·自知》指出:“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中山的滅亡,首先在于不自知韬光养晦而急于称王,以致从此失去齐国的强援;其次在于不自知国力,欲以“千乘之国”而跻身“万乘之邦”行列,妄兴王者之师以伐燕,以致在邻邦又树一强敌,苏秦云:“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啬于战攻之患也。”燕国在中山抵抗赵国进攻的关键时刻趁机落井下石,应与中山的当初不自知有密切关系。中山的不自知还表现在“五割地于赵”,不明白割地求和“如同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道理。中山有滹沱之险、长城之固,更兼有不少像吾丘鸠般“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所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几至将所而后死”的忠勇之士,倘若中山不是从一开始就割地求和,而是誓死抵抗以待时局之变,焉至于过早落得个“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的结局!

[责任编辑:谷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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