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
——《道德经》两英译本对比研究

谢羚毓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论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
——《道德经》两英译本对比研究

谢羚毓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是勒弗维尔操纵理论的三要素。当以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为出发点，对韦利和辜正坤的《道德经》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分别从目的语文化和译者自身文化观念这两个视角展开讨论，探讨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对译者的制约与操纵。

意识形态；操纵理论；翻译；《道德经》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出现在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使翻译研究范围从纯文本扩大到社会文化背景。美国翻译学者勒弗维尔主张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加以运作和考察，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操纵论，认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要素对翻译及译者具有操纵力。勒弗维尔的基本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从语言学家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1]242。本文以勒弗维尔的操纵理论为视角，选取韦利和辜正坤的《道德经》英译本为语料，探讨目的语文化以及译者自身文化观念对翻译行为和译者的操纵。

二、操纵理论及其三要素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对源文本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且是在某一权利操纵下为其服务的[2]189。他将改写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联系起来，认为译者可以通过改写对作品、时代、体裁等进行意象创造，甚至影响整个文学史，所以翻译是一种可以操纵新文化构建的力量。他的理论关注翻译和文化的内在联系，是“文化转向”潮流的先驱。

（一）意识形态操纵

在勒弗维尔看来，意识形态即是特定时期被特定社会所接受的，由观念和态度所构成的概念网格，并且读者和译者正是通过这一概念网格进行文本处理[3]48。意识形态有两种：在政治层面，它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在个人层面，它是对某个个人、群体或社会的信奉或反对。也就是说，个人可能赞同主流意识形态，但同时也可能反对。译者的意识是操纵整个翻译活动的最重要成分。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和文化下的产物，译者对源文本有自己的理解，从而产生创造性翻译，但是不能摆脱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束缚。

（二）赞助者操纵

赞助人在文学的创作、阅读和重写过程中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它包括有影响力的团体机构（如政党、媒体或出版商）甚至个人[2]236。翻译活动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并且受控于一种不可见的力量——赞助者。赞助者鲜少直接干预，但是其地位的保持或颠覆可以影响作者和译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对于赞助者而言，更看重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而并非诗学。

（三）诗学操纵

诗学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文学应该或者说能被允许存在的某种观念（主流观念）。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文学要素，如文学手段、情节和寓意；其二是功能要素，即文学在社会中应该起到的作用[4]235。为了让译本受欢迎，译者必须在源文本诗学和译本诗学之间作各种妥协，并且找出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以迎合目的语读者。

（四）三者关系

意识形态、赞助者和诗学三要素有着复杂的内部联系，会左右译者的翻译方式，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被某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翻译规则操纵。诗学以其文学观念直观且具体地体现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体现了赞助人的意志，所以意识形态和诗学、赞助者密切联系，处于操纵地位。而意识形态又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赞助人决定了译者所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两种意识形态本身会互相渗透，均对翻译有重大影响。

三、从《道德经》英译看意识形态对翻译及译者的操纵

为了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具体操纵机制，本文以勒弗维尔的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分别从目的语文化视角和译者自身文化视角，对韦利和辜正坤的两个《道德经》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一）目的语文化对翻译行为的操纵

1．审美意象缺失下的形式改变

丰富的审美意象及它们的联想意义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但是相关表达在西方却找不到。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独特意象用英语无法解释，使得译者必须让译文适应目的语诗学，从而使源语文学更好地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这就难免会导致审美意象的缺失。

《道德经》是道家的奠基之作，内容包含历史、伦理、哲学、政治等，有益于培养人的心智。《道德经》由中国古代文言文写成，措辞简明却又发人深省，以隐喻为诗学基础，往往一词多义，且有大量格言和警句。不同文化的读者因为身处不同的语言系统而很难正确理解《道德经》，从而导致了审美意象缺失下的形式改变，而形式改变又导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每种语言都有文化负载词，它们是特定文化中价值体系、风俗习惯、宗教、历史、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的象征性表征。当这个词所负载的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时，要作出对等的表达就十分不易。而在《道德经》里，这样的文化负载词比比皆是。

例如，第三章中“虚其心”的意思是“净化人们的心志”[4]17，也就是说没有贪欲，内心极度纯洁，没有自私的想法。韦利先生将“虚”译为“empty”，辜正坤先生则译为“simplify”，两者都没有解释“虚”的内涵，这就会使没有同样表达方式的目的语读者不能将“虚”和“净化”联系起来。笔者以为“虚”在源文本中是一个褒义词，不管是“empty”还是“simplify”都没有译出其褒义，甚至“empty”还略带贬义，所以将“虚”译为“purify”或许会更好一点。

再如“自然”一词，在古代中国有着深厚的哲学意义，与现代汉语中所指的意思不同，就道家而言，“自然”指的是万事万物不受外在干扰自然发展的状态。韦利先生将其译成“itself so”，可以看出译者自身对“自然”有一定的哲学理解，但因为在英语中并无同样的意象，所以这种哲学意义就显得难以捉摸。而辜正坤先生，一位思想自由的当代学者，选择了更明了的词汇“never unnaturally”翻译“自然”，这虽然可以使译文变得更直观，但原文中“自然”的思想内涵无法言传，所以英语读者还是无法详尽了解其意思。

另外，第五十章“兕无所投其角”中的“兕”字，指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神兽，只有一只角，外形似牛，全身呈铁青色。韦利先生将“兕”译成“buffalo（水牛）”，而辜正坤先生译作“rhinoceros（犀牛）”，两者均没有译出“兕”的真正所指，原因就在于目的语文化中并没有关于“兕”的对应形象，目的语读者除非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必然会产生误解。

2．意识形态差异下的改写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改写即操纵[4]79，并且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权力因素制约下进行的[2]108。而意识形态和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价值观和风俗有密切联系。道家和儒家对中国以及其他部分亚洲国家有着深远影响。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已经是一种标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而这是生活在西方的信奉基督教的人们不能理解的。

以“道”为例。辜先生将“道”译为“Tao”，而韦利先生译为“the Way”。实际上，“道”在道家、儒家等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东亚宗教中是一个普遍概念。对“道”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比如“way”“path”“route”，有时甚至译为“doctrine”或“principle”。在道家学说中，“道”是包含且高于宇宙的存在。正如其他的非二元论哲学所言，世上所有可见之物（即《道德经》中所说的“万物”），都是“道”的表现，逃不出“道”的边界。而“道”又是不可名状的，无法用言语详细描述它到底是什么。而在中文里，“道”又是“说”的意思。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不了解道家、儒家学说熏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思维模式，不能真正理解只可意会的“道”的内涵。在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一句中，“道”出现了三次，但意义都不同。“道”是《道德经》的中心思想，辜正坤先生认为“道”是无法用别的词汇代替的，因为任何别的词都无法全面涵盖“道”的含义，故而只能直译为“Tao”。辜正坤先生这样理解，正是因为他深受中华文化思想影响，而这些思想存在于他的意识里，形成了他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而对“道”会有自然而然、一脉相承的理解。而韦利先生是英国人，对“道”没有浑然天成的了解，所以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译为“the way”，很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道”的内在意义。

在《道德经》中，“天”字共出现了91次，比如“天子”“天下”。这些词在中国文化中蕴意深厚。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是一个既普遍又抽象的概念或意象，而指引和控制“天”“地”“人”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依道家之言，“天”是“道”安静祥和的超然力量的象征，“天之道”即自然法则。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中的“天下”一词，韦利先生译为“under heaven”，“heaven（天堂）”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在中国古代“天下”通常指帝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强调了对固定空间的占有。而韦利先生的翻译明显受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表现了他对上帝的无限崇敬。而辜正坤先生将“天下”译为“the world”，“world”一词有更广泛的意义，不仅指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地域，也指生活在这一地域中的人民。因为辜正坤先生了解中华文化，深受这种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故而他的翻译会更忠于源文本，可以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再者，“阴”和“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哲学概念，反映了事物的属性。道家认为这是一种内在力量，是万物的起源。韦利先生将“阴”和“阳”分别译作“shade”和“sun”，显然这是表面翻译，没有理解其内在含义。在韦利先生所处的时代，西方并没有足够的中国典籍，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不多。缺乏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没有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浸染，也就很难理解其哲学内涵。相反，辜正坤先生将“阴”和“阳”分别直译为“yin”和“yang”。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辜先生自然知道其蕴含的深意。而此时国内外已有大量中国典籍被译成英文，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辜先生也想把最原汁原味的中国经典之作传递给西方读者。

（二）译者文化观念对翻译的操纵

语言和文化是密切交织的。译者个人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将影响翻译过程，故而对源文本的翻译也会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正如上文提到的，意识形态是覆盖于整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和世界观，译者的文化观念会操纵他的翻译行为。

1．译者所处社会政治环境的操纵

韦利先生译版的《道德经》于193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国际关系看似相对稳定，实则暗流涌动，是一战向二战的过渡，法西斯抬头，由局部战争逐步走向世界战争。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内心是恐慌、缺乏安全感的。有识之士认为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经典文学《道德经》是一剂精神良药，因为它所蕴含的无为而治、乐观向上、知足常乐、倡导和平的哲学思想既可以抚慰人们的心灵，又可以抑制战争或其他极端思想的复苏和蔓延。

辜正坤先生译版的《道德经》于1995年在北京出版。那时，翻译的侧重点已经转向理解文学中蕴含的中国历史文化。读者也需要更通俗的译本以满足他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欲望。自此，《道德经》翻译形成两种趋势：一种是学术研究者摒除过去翻译中的偏颇，恢复源文本的真正意义；另一种是一些作家致力于用简单、可读性强的译文推广《道德经》。在这一背景下，辜正坤先生的译本显然很有亲切感。他的翻译行文流畅、辞澡华丽、修辞丰富，吸引了无数想要了解老子、了解中华文化的读者。

2．译者诗学的操纵

《道德经》以诗歌形式呈现，内容包含历史、伦理学、哲学、政治，对于培养人的心志、提高修养有重要作用。虽然全文只有5 000余字，但是在其间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隐喻、回文、同义反复等。全文几乎所有句子都超不过10个字，大多数句子只有3～7个字。这些短句简洁、有韵律又生动，译者很难在准确表达原文内容的同时又保持原文写作风格。

韦利先生的译文改写、编辑了原文，使之变得不那么神秘莫测，更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诗学习惯，但多多少少会丢失一部分源文本韵味，不那么生动。而辜正坤先生因深受源语国家诗学影响，他的译文相比之下较好地保持了源文本诗学意蕴，但对于目的语国家读者来说，有些翻译会显得不自然。另外，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会具体且直观地表现在诗学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中。

例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韦译：The Valley Spirit never dies.It is named the Mysterious Female.[6]13

辜译：Tao never dies;It is a deep womb.[7]73

原文所要传达的意思是“‘道’具有空虚博大和神秘莫测的特性；‘道’具有生育万物的神奇力量”[5]38。为了使目的语读者更易接受译文，许多译者会采取意译、标注等方式进行翻译。韦利先生的译文虽然看似和原文结构类似，但其中许多词采用了意译，比如“玄牝”中的“牝”本意是“母性生殖器”，他将其意译为“Mysterious Female”。虽然对源语国家的读者来说这似乎是误译，但对目的语读者而言，西方意识形态中本就存在女性崇拜，女性的地位相对是较高的，“Female”指代“牝”，体现了崇敬的心理，在西方文化观念中是约定俗成的，这样翻译反而减少了晦涩难懂的感觉。而辜正坤先生几乎完全复制了原文诗学风格，既不增译，也不意译，译文韵律感十足，但目的语读者未必理解这种诗学风格。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较低，直接将“玄牝”译为“a deep womb”，虽然源语国家读者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但是目的语国家读者应该会感到稍欠妥当，且无法理解源文本想要传达的思想。

例二：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

韦译：Perfect activity leaves no track behind it; Perfect speech is like a jade-worker whose tool leaves no mark.[6]57

辜译：He who is good at walking leaves no traces;He who is good at speaking leaves no slips.[7]137

韦利先生的译文句子比辜正坤先生的长，故而并没有呈现出源文本的简明与精炼，因此，西方读者就无法欣赏到古汉语的诗意之美。究其原因，是因为生活在西方的韦利先生运用的是西方文化中的诗学表达习惯。而辜正坤先生深谙古汉语诗学之精美，自然而然与原文更契合。

四、结论

翻译并没有让译者保持中立的态度，它是和意识形态、政治斗争、利益对抗相关的行为。翻译也不仅仅是文字符号的转换，更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改造甚至再创作。勒弗维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将一个新的翻译视角带给大家，打破传统翻译观念的束缚，强调将翻译研究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中，既不可忽视文化、政治对翻译的制约与操纵，也不能忽视译者自身在大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偏向。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Bassnett S，Lefevere.A Constructing Culture—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Lefevere.A Mother’s Courage’s cucumbers：Text，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M］.London：Routledge，2000.

［5］文若愚.道德经全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6］Arthur Waley.Tao Te Jing［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7］辜正坤.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on Translators——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ao Te Ching

XIE Ling-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China)

Ideology,poetics and patronage are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A feasible method to discuss how ideology manipulates translators i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written by Arthur Waley and Gu Zhengkun in the view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or’s culture.The discussion surrounds the force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ideology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deology;manipulation theory;translation

H315.9

A

1673-2022（2017）02-0077-04

2016－12－26

谢羚毓（1991），女，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