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

文/于建玮 赵丽丽

核心·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

文/于建玮 赵丽丽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来，政治领袖的核心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意志，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而从现实的角度看来，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必须依靠党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恰恰是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为此，我们应当切实提高思想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意识形态安全；政治领袖；核心；三个自觉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做出的重大部署之一，“充分反映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和人民的共同心声，是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需要，是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和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根本保证。［1］在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和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一部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之相对应，在思想观念领域，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也能够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更加紧密地统一在党中央周围，这对于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更好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安全及其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框架内，意识形态可视作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观念上层建筑，它既受到一定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同时又会反作用于这一特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意识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相关联的，它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体系，“所谓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集中体现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一定阶级服务”［2］（P198）。而在当代的社会体系中，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意识形态也就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已被当代政治哲学所认可。换言之，意识形态是“权力运作、制度建构和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依据”，“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成为基础和核心，不再处于外围和边缘，继而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制度生命力的核心要素”。[3]

一定的意识形态固然会成为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绝对安全。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其他的思想观念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现代话语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的话语体系都是特定社会集团权力（power）的表征，话语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场域，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不可能不受到它以外的各种思潮的质疑、冲击乃至威胁，“社会生活是一个角逐场，通过文字与象征以及通过使用强力来进行斗争。意识形态，就我在这里提出和阐述的意义而言，是这种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4]（P11）这样，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安全（ideology safety）的定义，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这里所讲的“安全与稳定”是就意识形态同其他各种思想观念的关系而言，只有意识形态以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不能够对意识形态本身造成质疑、冲击乃至威胁，才能说这种意识形态是安全的，相反则是不安全的。只有意识形态处于安全状态，其地位才会稳固，意识形态也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真正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成为基础和核心。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意识形态能不能在事实上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关键在于意识形态本身是不是安全。意识形态是安全的，国家的合法性就不会动摇，这时意识形态安全就会促进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不安全，国家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样也会伤及国家存在的依据，此时意识形态安全就对国家安全起阻碍作用。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思想领域的芜杂与动荡，对前苏联的解体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意识形态的不安全对国家的灾难性影响，殷鉴不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严肃而现实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二、政治领袖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所起的作用

意识形态代表的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能够全权代表这个阶级的是作为其最高领导者的政治领袖，所以，政治领袖是代表、行使意识形态的主体。这样，问题就很自然地转到政治领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不过，为了研究这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宕开一笔，研究一下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自身具备的功能。

意识形态具备规范、引导和凝聚的功能。所谓规范，是说意识形态为社会全体成员划定了思想与行为的规范，并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必须执行。在这一规范的作用之下，社会全体成员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言行的引领，这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不论是规范、还是引领，最终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得到统一，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洪流，用这股思想洪流巩固统治者的执政基础，巩固国家政权，这就使意识形态发挥了凝聚功能。当意识形态很好地发挥了凝聚功能的时候，就能够对可能对它造成冲击的社会思潮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防御功能。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是各种功能的核心。结合前一部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论述可知，意识形态的各个功能特别是其凝聚功能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所具备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从我国当前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可看出。

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是各个政权的统治者特别是政治领袖十分看重的功能。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产生出的思想洪流是一种意志力量，这是统治者掌握民众、发动民众的精神动力。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过，“政治领袖看重它们——这正是它的态度的主要方面——因为它们（从帕累托的意义上说）都是一些激起人们心中热情、调动人的非理性的‘残余’的‘派生物’，而且是导致政治活动的唯一力量”。[5]（P174-175）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与引导功能相结合，使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所产生的意志力量调动出他们拥护政治领袖的理性的甚或是非理性的热情，这种热情也恰恰是政治领袖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需要的。

那么，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到底能不能被政治领袖很好地运用，使之能够切实地发挥呢？这又与政治领袖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政治影响力等因素有关。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国家合法性时，专门指出过感召力的重要性，这种感召力主要来源于权威人物的卓越性。[4]（P11）感召力的作用何在？就是让民众能够对国家的合法性在思想上、情感上产生高度的认同（identify）。这一认同得以发生，政治领袖够不够权威，是很重要的因素，韦伯所说的“权威人物的卓越性”，恰恰就是指政治领袖的权威。只有政治领袖掌握并能自如运用丰富的政治资源，同时又具备深厚的政治影响力，才能够真正地使意识形态成为凝结社会各个成员意志的纽带。

这样看来，意识形态凝聚力发挥得好与不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领袖的权威，政治领袖越是具有权威性，就越是有利于意识形态发挥其凝聚功能，并使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向规范、引导、防御等功能辐射，使意识形态处于较为安全的状态；相反，政治领袖的权威性越低，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就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最终会危及意识形态的安全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6]（P226）这里所说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就是政治领袖的权威，这段话虽然不是说权威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但是对于理解政治领袖的权威对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极有启发，那就是，由于政治领袖的权威能够影响到政治集团的运转，政治领袖的权威也就能够使政治集团的各个成员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这在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中所强调的“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6](P224-225)里表现得就更加明确了。而这种统一意志恰恰是联合的前提与保障，这也从侧面看出政治领袖的权威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至此，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政治领袖的权威与意识形态安全成正比。

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作用

由于政治领袖的权威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正比关系，结合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实际，我们可以得知，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巩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这其中的理论原因，已在前面作了阐述，我们在这里要深入探讨的，是其现实原因，也是其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将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宗旨入手。由于任何的意识形态都要服从并服务于其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要巩固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是自觉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是用各种方式去干扰、甚至消除这个中心”。[7]（P354）这样，为了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就要考察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现状，这里需要同时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这是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基础；二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表现，这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内容。

就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地位也已经确立，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更强，国民经济正在又好又快发展；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其艰巨性、复杂性与紧迫性也就更加突显。与之相伴随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应该说，多数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拥护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对利益的关注，也使一部分人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同时，利益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不同观念、不同思潮竞相登台，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此外，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特别是包括互联网平台在内的各种媒体继续实施“西化”“分化”图谋，这也加大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总之，我国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精当概括的那样，“现在，我们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8]这些也都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怎样才能面对并解决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问题？怎样切实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要靠执政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提高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则要靠执政党形成坚强有力的核心。在这两个方面之中，后者更加重要。任何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核心，就会形成软弱涣散的局面，很难对党员形成感召力；相反，只有执政党形成了强有力的核心，才会对全党形成巨大的感召力，才会有力量将全党聚集在核心周围，“一个没有集中的政党是没有统一意志、共同理想、坚定力量的；一个没有形成核心或者核心不稳定的政党是没有凝聚力、没有战斗力的”[9]。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只有解决好核心问题，才会更加有力地团结、领导全体党员，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也恰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的核心形成的感召力也会向党外扩散，将全国人民聚集起来，“有了这样的领袖、这样的核心、这样的统帅，有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能一呼百应，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胜利”。[1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因其具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对全党全国人民形成的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就会进一步成为统一的意志，这个统一意志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能够成为维护、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保障。

我们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认识了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就应当在思想与行动中更加拥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意识形态安全的巩固，具体说来，就是要提高“三个自觉”。

一是提高对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的思想自觉。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认清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一步认清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破解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概括起来，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决拥护、坚决信任、坚决忠诚于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二是提高对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的理论自觉。就是保持理论的清醒，用理论的清醒推进政治的清醒。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系统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到虔诚而执著、至信而深厚，用理论自觉引领思想上、政治上的坚决拥护。

三是提高对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的行动自觉。马克思说过，“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1](P58)这句话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要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切身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真理性，切身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重要性，用实践促进思想上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的拥护。

当我们都提高了思想、政治和行动这“三个自觉”，就会更加诚挚、更加真切地接受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核心的感召，我们团结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周围所形成的统一意志就会更加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就会更加坚固。这时，我们就是在用实际行动促进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核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同时，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印证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对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意义。

[1]秦汉生.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意义重大[N].学习时报，2016-11-24.

[2]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王伟光.新大众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4]赵欢春.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非传统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15,（8）.

[5]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

[9]刘汉俊.明确领导核心是党自信与坚定的标志[N].学习时报，2016-11-21.

[10]特约评论员.中国共产党的郑重选择——论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N].学习时报，2016-10-3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于建玮，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理论、文化；

赵丽丽，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党校报》编辑部编辑、讲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文学理论。

责任编辑董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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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784/j.cnki.22-1299/d.2017.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