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情境：从互斥走向融合
——情境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批判及麦金泰尔的回应

韩 伟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德性与情境：从互斥走向融合
——情境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批判及麦金泰尔的回应

韩 伟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情境论在道德哲学领域逐渐发展出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是源发于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情境主义思潮；其二是麦金泰尔复兴美德伦理学时所采取的历史语境主义立场。这两种视角在对德性与情境关系的看法上是截然对立的，情境主义依托社会心理学实验，将理论聚焦于影响行为的情境因素，它通过否认德性的实在性对传统美德伦理学发起了严峻的挑战；而麦金泰尔则借助历史语境主义试图将德性与情境融合在一起，从而希冀把美德思想和德性实践从衰微和没落中挽救出来。

情境主义；历史语境主义；美德伦理学

著名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提出的“元历史”理论中，曾探讨过“情境”的用法，怀特指出“情境”这一术语起初最贴切的含义是“历史的”，是呈现社会现象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境之间所涉及的一切历史东西的描述；而后来时间和地点被概念化了，概念成一般化而不是特殊化时，这样的“情境”本质上是“形式的”，它更多是指一种分析方法或模式。虽然怀特的观点致力于文学领域的批判，但关于“情境”的分析对于区分道德哲学领域两种不同的情境论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源发于社会心理学、而后在道德哲学领域对美德伦理学发起挑战的情境主义，聚焦于描述和分析个体在某些特殊的、片段的、偶然的情境之下的行为倾向，相比价值问题而言它更关注事实问题，更侧重于严谨的分析方法和客观的实验结论，因而这种情境主义显著的特征是形式主义的；而麦金泰尔在复兴美德伦理的过程中，则将情境看作是整体的、连续的、必然的演进状态，个体行为不是非连续的、偶然的事件的集合，相反它有一个历史，一个社会性的历史，因而麦金泰尔的情境论是历史主义的，或者更贴切地表达麦金泰尔本意的词是历史语境主义的。这两种情境论在情境与德性关系的看法上是截然对立的，也导致了它们对美德伦理学的态度也完全不同。由此，笔者将从情境主义对德性实在性的批判入手，深入挖掘麦金泰尔对此批判的回应，以期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路径。

一、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批判

情境主义是当代社会心理学领域内颇有影响力的一股思潮，最早说明情境与外显行为之间关系的实验是众所周知的“从众效应”，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及其令人震惊的结论的公布，这股思潮被引入到道德哲学领域，对美德伦理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情境主义看来，美德伦理学虽然在近代出现了衰落，但依然死而未僵、甚至出现“死灰复燃”的趋势，由于其自身患有理论解释力不足以及实践潜力缺乏的缺陷，它在当代的复兴正在使理论探究、道德教育、社会安排等遭受严重的伤害。然而要决定性地驳斥这种道德哲学，不仅要证明它所解释的那种德性作用永远不能体现在社会情境中，而且要在理论上表明德性除了是一个虚构的名词外，并无任何别的意义和用途。为此情境主义建构了两条驳斥路径：其一是从侧面利用社会心理学实验来验证个体行为不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进而否定德性在实践中的作用；其二是从正面对理论进行抽象，利用“道德直觉”“验证性偏见”“整全主义”等理论否定德性的实在性。

(一)驳斥路径之一：援引社会心理学情境主义实验

当代情境主义对德性实在性的质疑以大量的社会心理实验作为理论支撑，其中比较著名并经常被引用的实验包括米尔格拉姆(Milgram)的权力服从实验、津巴多(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达利(Darley) 和巴特森(Batson)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实验 、埃森(Isen)和(莱文)Levin的硬币实验等，每个实验均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实验过程与实验方法的严谨，而且也因为实验所展现出的结论正在解构甚至否定一切关于德性品质的伦理学。但由于前两个实验均与罪恶行为有关，后两个均与助人行为有关，所以本文各选取一个加以介绍。[1]426-465

1.斯坦福监狱实验。

为了研究情境对个体罪恶行为的影响，1972年心理学家津巴多(Zimbard)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实验[2]。实验地点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中，参加者是21位男性志愿者。这些人被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警卫”和“囚犯”。实验人员只是向参加者简单介绍了作为“警卫”和“囚徒”所应当遵循的规则。而在第二天清晨，所有参加者开始变得有暴力倾向，“警卫”开始用灭火器喷射“囚徒”、将食物抛到他们的脸上、强迫他们裸体蛙跳、强迫他们用手清洗马桶等；扮演“囚徒”的人被“警卫”残忍龌龊的惩罚击垮了，开始预谋造反，却遭到看守者更加残忍的“特别照顾”。当一位精神濒临崩溃的“囚徒”向津巴多申请退出实验时，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参与者的精神状态，结果津巴多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控制，认为无法将其“释放”，一切都是正常地按照实验设计进行。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6天，直到津巴多妻子的出现，才把他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拯救”出来，本应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终于被叫停。在这个实验中，所有扮演“警卫”的人、甚至心理学家津巴多本人都没有心理问题以及残忍倾向，致使其深陷在残忍行为中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所处的广泛的条件和环境，而理想的人性之善在情境面前则完全处于失效状态。

2.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实验

同上个实验不同，该实验聚焦于助人行为。实验共设置了三个调节变量：宗教信仰取向、学习的内容(职业规划选择或《圣经》中“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寓言)、时间紧缩程度[3]。实验者先对前两个变量进行测试，而后安排所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准备一个简短的发言并前往另外一栋建筑物进行录制。实验人员将所有学生分为三组，第一组学生被告知他们必须快点否则将会迟到；第二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的时间仅能够保证准时抵达录制地点；第三组的学生则被告知他们有十分充足的时间前往录制现场。然而在通往另一栋教学楼的路上，每个同学都会遇到一个突然跌倒、咳嗽并呻吟着的人(实验助手假扮)。实验结果显示学生的助人行为与宗教信仰取向无明显相关性，与学习内容有很强相关性。学习“善良的撒玛利亚人”预言的学生和学习职业规划选择的学生在助人行为上分别占53%和29%，而与时间紧缩程度呈显著相关。时间充足的学生中有63%停下来提供了帮助，时间恰好的学生有45%提供了帮助，可能会迟到的学生中只有10%给予了帮助。实验人员根据实验得出结论，助人行为与人类的德性并无任何关联，在匆忙情境下拥有乐善好施美德品质的“撒玛利亚人”也会无视路上需要帮助的受害者。

(二)驳斥路径之二：对美德伦理学的哲学批判

如果说以社会心理学实验为论据间接质疑德性的实在性，那么一些支持情境主义的道德哲学家则从哲学层面直接对美德的实在性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哲学家吉尔伯特·哈曼和约翰·多里斯。

1.哈曼的未经检验的“道德直觉”

心理学家Nisbett和Ross于1991提出“基本归因错误”指控所有将个体行为内归因的观点，他们认为解释和决定不同的个体具有差异行为的根本性因素并非由于个体独特的人格特质或品格特征，而是源于个体所处的情境，而以往将行为的原因归结于人类的内在人格或品质的观点均在根本上犯了“基本归因错误”[4]4。道德哲学家哈曼追随此观点，而且认为这种错误来自于人类未经检验的“道德直觉”，它就像人类的直觉经常会对物理现象犯错误一样，只不过是一场错觉。哈曼举例说，如果从行驶的飞机上抛掷一个物体，按照人们的直觉会认为在重力的作用下物体的降落轨迹是直线，事实上，物体到达地面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同样，人们在描述和解释一个行为时，道德直觉会认为是主体的内部原因即品格特质，却忽视外部环境的力量。这种道德直觉就像古代的“灵魂”概念一样，当未得到科学检验时，人人往往认为这种直觉就是真理。哈曼认为像这种类似的错误可以解释为一种心理学现象——验证性偏见[5]325，即当个体在主观上接受了某种假设后，他们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验证假设成立的信息，而对于那些可能会推翻原假设的信息，却往往选择了忽略。因此当个体接受的道德教育是用品格特质解释行为时，他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大量的“证据”去验证此观点。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经过检验、并被证伪的道德直觉完全可以被剔除掉。

需要说明的是，哈曼所说的品格特质不同于性格特征，他认为心理学意义上所说的心理疾病、个人性格、气质等是个体的性格特征，比如躁狂、抑郁、害羞、乐观等。哈曼承认人类具有这类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是他否认品格特质的存在。“品格特质包含美德与恶习，例如勇敢、懦弱、诚信,虚伪、仁慈、狠毒、友善、欺诈，以及其他类似的品质。”[5]316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品格特质带有善恶评价性质。他利用米尔格拉姆实验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实验来揭示美德伦理在道德教育方面的误导性，哈曼指出：“我们经常自信地用品格特质来解释他人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归因往往是非常不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具有不同的品格特质。他们的差异只表现为不同情境所导致的个体观念、目标、策略、乐观程度等方面，但品格特质不能被证明有什么差异。”[5]329

哈曼早期的情境主义主张是强硬的，他认为：“那种将个体的行为解释为品格特质的常识性归因存在深刻的误导性，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品格，与个体的普遍直觉恰好相反，根本没有美德与恶习。”[5]316所以他否定品格特质的存在，也否认任何以德性为基础的理论主张与道德教育。他奉劝人们应当赶快从“基本归因错误”带来的“好处”之中醒悟过来——美德伦理学以品格特质为基础建立了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塑造品格为核心任务、人们用品格特质解释他人行为、用“种族仇恨”来解释危机事件——这一切只是美德理论带来的美好幻象，事实上，“关于品格特质的思考模式已经带来了沉重的结果，它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误解，而且也制造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的不必要的敌意，甚至扭曲了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谈论方向，也最终阻止了可能会产生有利影响的情境设置的改变。”[5]330所以哈曼认为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说服个体去关注情境因素、避免用品格特质来解释行为，同时“应放弃所有关于美德和品格的讨论,而不是企图通过寻找新的解释方法来保全它”[6]224。

2.多里斯的已被证伪的“整全主义”

同哈曼一样，约翰·多里斯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支持形式主义情境主义观点的道德哲学家。多里斯在其著作《品格的缺乏》开篇就指出，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表明：“相比个人因素，情境因素能够更好地预测个体行为……众多突破了实验性质的一般情境也表明，那些看似稳健的品格不能坚定地决定个体采取何种行为，因此可以暂且推定：人们非常典型地缺少品格特质。”[7]2在这本书中哈曼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论证“行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源于品格特质——却对情境的变化具有格外的敏感性”[7]2。多里斯认为社会心理学家的令人不安的实验结论并不局限于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人们将采取何种行为，因为没有任何实验剥夺了个人选择的权力，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实质性的情境因素对人类做什么有实质的影响，而是脆弱的情境因素对人们将会做什么有实质性的影响。”[7]28与哈曼不同，多里斯所理解的美德被认定为一种稳固品质，它不仅包括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用来描述和解释个体行为的人格特质，比如害羞、勤勉、乐观等，还包括美德伦理学所强调的德性品质，比如诚实、正义、勇敢等。多里斯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这种稳固品质，那么他们会在广泛的且变动不居的情境之下非常自信地展现出与品质符合的行为，而不是对行为有所选择。

多里斯将所有关于稳固品质的观点统统归结为“整全主义”，他认为“整全主义”能够较好地概括所有依赖于品格特质对行为进行归因的理论。在多里斯看来，持“整全主义”观点的人在描述个体的品格特质时包含三个主要特征：一致性、稳定性和价值整体性[7]22。其中“一致性”是指个体的品格特质能够主动引导个体的行为，展现出跨情境的一致性；“稳定性”是指在不同的情境中个体的人格是稳定的；“价值整体性”指个体的某种品格特质应该与其他特质是一个可评估性整体，例如一个诚实的人，首先应该是具有跨情境的诚实品质，但与此同时，也应当具有与诚实品格相符的其他品质，比如说忠诚和敢做敢为[7]23。多里斯并不否认人格的“稳定性”，他承认个体会在相似的情境下展现出行为的规律性，但这种行为不是由持久的品格特质决定的，而是受暂时的、局部的人格因素的影响。多里斯认为整全主义的另外两个特征即“一致性”与“价值整体性”已经被大量实证所证伪，其证明过程是：

第一，如果行为典型地是由稳固品质决定的，系统性的研究将会揭示个体行为普遍的一致性； 第二，系统性的研究揭示行为不具有普遍的一致性； 第三，因而行为不是由稳固品质决定的。[8]663

而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确实验证了以上论证逻辑，所以多里斯认为品格特质的“整全论”的观点完全是经验性的，它既非现实又非理性。所以多里斯主张伦理学应当进行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伦理反思，并重新建构一种对人类来说有用的道德理论和实践工具。

行文至此可以看出，假如实验结论以及以哈曼和多里斯为代表的情境主义哲学批判是成立的，那么德性和情境则是完全互斥的两个因素，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没有给德性的作用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换言之，支持情境主义的道德哲学家不仅通过实验论证了美德伦理学核心概念“德性”缺乏科学上的解释力，而且也不具有任何解决现实价值问题的潜力。令人担忧的是，假如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美德伦理学就在严重误导我们，同时，假如这一结论又有充足的理由被相信，那么美德伦理学的确应该被抛弃。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通过收集相关线索发现，在情境主义内部并非所有强硬的观点都能被广泛接受。例如，哈曼近些年的思想就有所转变，从早期认为应当放弃美德伦理学走向了诠释美德伦理学，他认为品格特质是否存在尚不能盖棺定论，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结论只能说明人们经常会基于一个“不充分”的证据——品格特质进行归因，这种“不充分”也许是暂时的，哈曼表述到：“我不认为社会心理学证明了没有品格特质的存在，我也不认为需要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美德伦理学。但是我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结果确实在削弱主体对品格特质存在性的信心。”[9]241所以，在这场困境面前，美德伦理学目前最好的应对之策是转换思考模式，将理论的落脚点放在关注主体的德性行为上，即从亚里士多德式的“品格特质决定德性行为”转换成“德性行为证明品格特质”，说明存在着美德行为所表现出的短暂的品格特质，却没有持久的品格特质。而多里斯也论述到，“一个道德理论的被指控为实证性不足并不表明它患有规范性不足”[8]633，对情境因素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德性规范作用的否定，也不意味着对理性意志与道德责任的抹杀。多里斯坦言他的目标不是驳倒美德伦理学，相反是机会主义的。他认为承认关于品格特质的伦理思想就应该支持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伦理反思，把对人类行为的实证研究方法添加到伦理学的思辨中，只有人类认识到情境对人的意识与动机建设是具有破坏性的，才能依靠内心的警觉与自觉维护去履行道德责任。正如多里斯所说：“也许真理不能使我们自由，而是使我们获得帮助。”[8]153只有意识到情境对德性的威胁，才会竭尽全力摆脱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虽然情境主义者们的态度呈现温和，但是其思想本质对德性品质的存在还是怀疑的，情境与德性之间关系的缓和，但是这种缓和是带有妥协性的，尤其在德性的实在性的问题上，情境主义者是缄默不语的。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表明美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德性依然受到广泛的质疑，美德伦理学的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

二、麦金泰尔对传统美德伦理学回应失败的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

那些执着于将理论论证放置在实证主义原则范围之内的情境主义者视德性的虚伪性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找到为德性的实在性进行合理辩护的策略之前，必须先较为深刻地理解传统美德伦理学为什么会失败，失败的特征又是什么？

(一)麦金泰尔对传统美德伦理学回应失败的原因分析

纵观情境主义者对美德伦理学挑战，主要针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美德伦理学，而且其所攻击的重点落在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美德与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美德品格的整全性上。事实上，情境主义质疑、否定的这两个关键点，麦金泰尔早已经察觉到了，而且还有其他的缺陷是情境主义没有意识到的。麦金泰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具有如下四点缺陷：首先，美德品格与德性实践的过分统一性。这一信念使亚里士多德将一切冲突(当然也包括善的个体的内在冲突)都视为一种恶，由于所有的美德品格和德性实践都是彼此和谐的，因而亚里士多德眼中有教养的雅典人的思想、言谈与行为被最优秀的美德实践所预设，践行美德的直接结果就是对某种正当行为的选择。虽然有时也会出现缺乏美德的人做出了某个正当的行为，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里是这只是偶然的或者幸运的，不能和美德的拥有相混淆，美德的拥有意味着稳定和持久性的行为倾向和心理偏好，“美德的践行要求一种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判断并做适当的事情的能力。”[10]189因此，所有的冲突、以及美德与实践行为的不一致只不过是个体的品格缺陷的结果。其次，诸美德在善人品格中的整全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德性的人其品格美德的优秀与其理智美德是紧密相关的，理智美德是通过道德教化获得的，而品格美德则来源于实践表现，由于德性之人必然会把理智美德作为区分善恶的尺度，所以在复杂的实践中，个体总会不出意外地做出合适的判断，让所有相关的品格美德得以在实践中得到践行。亚里士多德正是借助于理智美德与品格美德之间建立起的牢固联系，论证了拥有理智美德的善人必定会拥有全部其他美德，从而拥有一种整全、成熟形态的美德品格。再次，美德与实践从属于形而上沉思的矛盾性。不像索福克勒斯的神学观那样将悲剧归因于神明，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将悲剧英雄的失败归结于其自身的缺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永恒不变、非人格的神明，其形而上沉思为人类提供了独特且终极的目的，但其本身不可能对人类有任何兴趣……它无非是永恒地思考自身并只意识到自身的思想。”[10]199-200这种沉思是人类的终极目的，真正具有德性的人能够在沉思中获得自足与幸福，但是将美德与实践最终从属于形而上的沉思与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又存在明显的矛盾。最后，美德范畴的阶级狭隘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等野蛮人天生就不具有任何美德品格，而且由于阶级的不同，一些群体不会拥有某种关键美德，例如慷慨和大度只有富人才有，而普通的工匠和体力劳动的实践却没有相应的卓越与优秀。

诚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理论核心是个体的德性问题。它关心的是“人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以及 “人应当如何行动”；研究人是什么也就是研究人所具有的内在功能是什么，而充分实现人的内在功能的品质就是人的德性。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中的人“是什么”包含着应当“做什么”，即美德品格与实践行为两者并没有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换言之，美德品格是一种具有完整性、引导性、统一性并且能够一以贯之地以正当方式行动的品格特质，它作为一种稳定的品质则对人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具有持久的规范和导向作用，一个有充分德性的人必然能够实现行为与情感、认知、品质之间的和谐。

2.成人及青少年初始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方案：初治患者推荐方案为2种NRTIs类骨干药物联合第三类药物治疗 。第三类药物可以为NNRTIs或者增强型PIs（含利托那韦或考比司他）或者INSTIs；有条件的患者可以选用复方单片制剂 （STR）。 基于我国可获得的抗病毒药物，对于未接受过HAART的患者推荐及替代方案见表4。

在这种理解下，情境主义者的批判逻辑是成立的。由于实证性标准为个体行为的不一致提供了有效辩护，德性与行为的统一性又一再被证明失败，个体德性的确在相关情境之下不会有相关作为，那么各种驳斥德性实在性的情境决定论观点隐然会获得广泛的赞同。

传统美德伦理学对形式主义情境主义回应乏力之处，恰恰也是麦金泰尔意图重构的地方。麦金泰尔承认传统美德伦理学忽视了生活在价值多元性和各种善之间的冲突，德性的过分的统一性和整全性观点简化了人类善的复杂性，德性从属于形而上的沉思和德性拥有的阶级狭隘性也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实践的意义。麦金泰尔表述到：“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至多是一种理想化，可以这么说，他总是趋向于夸大道德的融贯性和统一性。因此，他就诸不同美德与恶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具体多样性而不得不论证的诸美德的统一性观点，似乎并不支持任何类似于他所谓的‘所有美德在善人的品格中的统一性与不可分离性’那样的强式结论。”[10]198但是，亚里士多德美德理论中这些局限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没有存在的价值，对这些缺陷的批判也不必然损害美德伦理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换言之，作为美德伦理学之核心的美德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否定或被动摇。实际上麦金泰尔正在以一位复兴传统德性伦理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角色，让传统美德伦理学以“新”的方式获得了重生。

(二)麦金泰尔对情境主义挑战的回应

麦金泰尔对情境主义挑战的回应也是从其哲学批判逻辑入手的。麦金泰尔认为情境主义的批判逻辑实际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还原为实证主义的客观标准能够以这种方式对形而上的文化提供有效辩护。然而在任何时期都不具有用科学方式完全代替形而上思考的可能性，这一点是情境主义所否认的。

情境主义的核心论点：一切德性决定个体实践的主张都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效辩护，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德性品格。利用实证主义的还原策略，与其说是一种经验性论点，毋宁说也是一种验证性偏见。情境主义的初始假设是德性与实践的不可分离性，一个行为要么是德性的产物，要么是情境的产物，而其甘愿接受的观点显然是，它不可能是德性的产物。随后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方式去验证个体的行为，排除了将德性和行为联系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深刻误解了实践以及实践与德性之间关系。

那么麦金泰尔眼中的实践到底是指什么呢？它又与美德具有怎样的关联性？麦金泰尔认为所谓实践是指：“任何融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10]238这种实践包含两个关键的概念，即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所谓内在利益是指某种实践本身所内在蕴含的，每种实践所能带给主体的内在利益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具有相关经验的个体在追求这种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的过程中获得的。例如画家通过创作体会到艺术的意义、棋手通过运用具体的棋艺分析和战略想象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等，那么类似于这种只能通过从事特定的实践活动的个体本身才能获得的东西是实践的内在利益，内在利益的特征是它们的获得有益于促进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相反如果画家的努力是为了外在的地位、名声、金钱，棋手想赢得比赛是为了获得糖果，则是实践的外在利益，外在利益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资源的有限性，某人得到得多，则意味着其他人得到的少，因而存在资源的竞争。实践又和美德有何种关系呢？实然，麦金泰尔的美德概念是建立在实践的内在利益基础之上的；“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是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而缺乏这种品质就会严重妨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利益。”[10]242这揭示了美德获得性、激励性的品质，如果没有美德，人类将无法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也无法实现相关实践活动的卓越。不难看出，美德的功能是保障实践的理想不受到恶的腐蚀与伤害。

三、从互斥走向融合：麦金泰尔的历史语境主义选择

情境与德性的互斥，对于那些不了解实践和美德概念的人来说，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真理。由于形而上的解说与诸如此类机械论式的论述之间，有一种深刻的不相容性，德性从排除了任何对价值问题指涉的实证立场看必然不能被解释或证明。然而美德与实践关系的论证所揭示的是：人们要么彻底追随情境主义对人类行为的机械论解释及其失败的结论，要么坚持德性不仅存在，而且能与情境相融合，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显然，不能选择第一条。事实上，美德的实在性只有作为一种可以作为整体历史来定义的生活情境的一个特征才是可以理解的。麦金泰尔反对像实证主义那样基于情境的片段对复杂的行为与交互行为进行简化，并以原子式去思考人类行为，他认为任何把个体行为从整体情境中抽离出来的方式，都是非历史的，剩下的唯有虚假的独立性。“这种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的自我，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它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10]40因而这种缺乏整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被安置于界限分明的角色领域的自我不可能成为任何美德的载体，他没有任何既定联系，连续的只有那承载着他的肉体，这样个体又怎能期待他在某个整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践行美德？

人类对善的追求不应仅定位于某种特殊的情境，而应当定位于那些行为本身就有的一个历史的诸语境之中。因此，麦金泰尔的历史语境主义强调善对于历史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运动以及发现与再发现的过程，拥有某种善目的的个体其行为在历史中具有叙事统一性，任何行为都不能独立于诸背景，麦金泰尔解释到：“一种背景就有一个历史，而个体行为者的诸历史不仅定位于、而且不得不定位于这个历史的范围之内，因为没有背景及历时变化，个体行为者及其历时变化的历史将是不可理解的。”[10]261而美德及其统一性就融合在这种渗透着对未来某种共享善的憧憬的整体的历史背景之中。

上述论证预设了一个观点：一种带有某种目的论的叙事性历史是描述具有依赖性和脆弱性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样式，个体在试图实现某种目的的过程中为德性生活提供了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必须承认麦金泰尔的历史语境主义将“德性”与“情境”以一种比特殊情形更为一般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这种融合意味着美德的实在性只有与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人生统一性、传统善的共享性结合在一起才可以被解释。人生的统一性是个体在单一生活中的叙事的统一性，在麦金泰尔看来，评价或判断个体的行为必须将个体的人生经历看做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也就是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可叙述的整体：一个个人生活的整体，一个与行为主体的环境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着自己历史并从属于一定历史的整体。”[11]426这种历史叙述性的自我要经历一个可叙述的经验生活，在这一整体的生活中，探寻“什么是对我来说的善”就是在探寻如何最大可能地经历并拥有善。所要探寻的善不是某种其特征已被充分界定了的东西，而是是在不断的探寻、不断进行自我认识中逐渐清晰的东西。因此，个体是否能被称为有德性之人，并非只针对某种特殊情境，正如卢梭所言，要盖棺定论。另一方面，这种融合还意味着人类整体对传统善的共享性的探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麦金泰尔的“德性”与“情境”融合穿插在拥有历史身份的那些共同体的叙事中，某个确定的个人是不能作为特殊个体去追寻善的或践行美德的，个体的历史身份总是和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重合在一起，个殊性的善存在于每一个历史传统之中，而后构成了一种对善的共享性的探寻。因此，诸美德的意义和目标不仅在于维系获得实践本身的内在利益、维系个人在实践中找到特殊善的整体生活，而且也在于维系同时为实践与个体生活提供必要的历史语境的特殊传统[10]283。所以在历史语境的视野下，“美德”与“情境”的融合不仅仅源发于人类的生命存在形式，而且也必然体现于每个活生生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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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1]龚群，陈真著.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燕萍)

VirtueandSituationfromExclusiontoIntegration——Situationalism’s Criticisms of Virtue Ethics and MacIntyre’s Response

Han Wei

(College of Marxism,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China)

Situationalism gradually develops two clear clues in the field of moral philosophy, one is the Situationalism which derived from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other is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which is taken by MacIntyre to revival of Virtue Ethics.These two perspective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ite on the view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situation. Situationalism is based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experiment, focusing theory on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of influencing behavior.It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virtue ethics by denying the substantiality of virtue .And MacIntyre attempts to integrate virtue and situ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hoping to save the virtue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from the decline.

situationalism;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virtue ethics

G210.7

A

1672-7991(2017)03-0096-08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3.018

2017-09-05；

2017-09-23

韩 伟(1993-)，女，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德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