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视角下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变
——关于广州城中村祠堂的比较研究

吴正运， 彭 涛， 邬 静

（1.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2.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23）

一、引言

历史上，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强盛一时，而作为宗族物质基础的祠堂在宗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功能[1]217，概而言之即为“敬宗收族”，并由此衍生出特定的文化和秩序观念[2]248。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祠堂的功能、性质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原有的乡民基础逐渐被瓦解[3]，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祠堂自然也会受到巨大冲击。

一方面，部分学者考察了城市向乡村扩张的过程中村民为保护宗祠或对修建祠堂的诉求而进行的自主维权过程，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宗族文化经历了构建与再造[4-7]。祠堂在此不仅仅是宗族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更是族人认同的情感与精神上的纽带。另一方面，通过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祠堂的外部空间环境、建筑特征及祠堂功能所发生的变化，李凡指出这样的变化重新构建了内生与外生两种地方文化认同，形成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地方认同的多元建构。显然，周建新、李凡等关注到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给祠堂的巨大变迁以及产生了怎样转变。但是对于城市化如何影响了祠堂的功能与形态，他们并没有给出解释。而这一问题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

本文选取了广州市的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三个村落——穗石村、沥滘村和猎德村作为田野点，以村落中的主要祠堂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去对比分析三个村落的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变，由此来讨论城市化如何影响了祠堂的功能、形态？

之所以选取穗石村[8]、沥滘村[9]和猎德村[10]三村作为田野点，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祠堂，三村的宗祠历史久远，都经历过时代的沧桑变迁；二是基于村落，三村处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穗石村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11]，沥滘城中村改造项目长期受阻，现仍为即将被改造的典型城中村，猎德村已完成城中村改造；三是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下，三者的主要祠堂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变。

二、祠堂功能的历史变迁

（一）祠堂的文化传统

传统上，宗祠作为宗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宗族的历史记忆、仪式活动与集体情感，是族人的精神象征与村民生活的寄托地，在凝聚族人情感、维持村落秩序起着重要作用。作为宗族的重要标志，宗祠首先表现出祖先崇拜的宗教功能，祭祖成为必不可少的仪式。宗祠在此成为了家族的灵魂家园及集体情感的聚合点，成为展演信仰与仪式的神圣中心。林耀华认为，“祠堂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12]28。”也就是说，除了祖先祭祀、传统的祠堂还承担着作为村落权威中心、村民的公共空间的角色。

祠堂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亦体现在承担着族人教育的空间功能。猎德村的老人们告诉我们，以前村里有些人家比较穷，宗祠就会出钱来支持他们进京赶考，而且宗族里的长老也很支持村里面的教育，会将部分家支的宗祠当做私塾，以延师教读。清同治年间，猎德村在西村渔港祖祠设有猎溪学社，村里还有北边私塾、村南私塾，它们也在宗祠设馆。穗石村的林氏大宗祠在民国前也是承担着私塾的功能，当地村民将宗祠的这一角色形象地称为“卜卜斋”。

（二）祠堂文化的解构

建国后，国家政权变更，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宗祠作为旧社会的象征受到冲击，祖先祭祀被冠以封建迷信的名号。而随后的政治运动使宗祠成为了“革命分子”攻击的靶心。猎德村的老人告诉我们，文革最严重的那几年，宗祠都被拆掉了，更别说宗祠的正常清明节祭祖活动，大家都只能悄悄的在自家祭拜祖先，遑论说跑到太公山集体去祭拜；不少村民将家中祖先的牌位及木刻神位烧毁。

穗石村的村民也向我们诉说着那段苦涩历史：

那时候村长和书记在跟上头开会了之后，就回来传达破四旧的精神，然后大家就参与进去，有谁敢反对啊？你反对你就是支持那些帝王将相的封建东西，你就是腐朽落后。上面的人觉得那些旧的东西都是封建的东西，是封建阶层的东西，是要破坏的。

当然，沥滘村的祠堂亦不能逃脱那个时代各方面所带来的变革。

与此同时，国家基层化运动使国家政权深入到基层社会中，取代了传统的宗族权威，由此使得宗祠在过去所扮演的村落威权中心的角色逐渐隐去。而另一方面，宗祠被当做村落的集体财产被整合到了乡村行政体制当中。比如猎德村的纯乐李公祠及鹿堂李公祠分别被用作第十生产队和第八生产队队址。当然，此时的宗祠更多的只是一个办公场所的躯壳，不再象征着宗族威权，反倒是成为了新的社会制度对旧社会的一种挑战的标志，隐含着与过去作为宗族共有族产不同的集体主义。猎德村的西村李氏宗祠就被用作“猎德第一食堂”，而宗祠过去所承载的教育的功能则被充分利用，充当课室成为了某些宗祠的主要角色。穗石村的林氏大宗祠显得幸运得多，自民国时期改制为小学校舍后，其一直作为村里的小学而存在着。

（三）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变

80年代后，中国社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变迁。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地方的祖先祭祀、修篆族谱等宗族文化活动也逐步得到恢复。部分学者将此时期出现的这些祠堂文化活动看作是宗族复兴的重要表现，但这种复兴其实是新时期下宗族另一种意义的重构[13]。而随着城市化的在三村的不断推进，祠堂的功能则出现了相异的现代转变。

长期以来，林氏大宗祠主要是作为村里校舍而存在，承担着教育空间的角色。“文革”后期至90年代，穗石村的林氏大宗祠主要是作为村小学而存在。90年代后期，村小学从宗祠中搬走后，村办的幼儿园又将宗祠用作教学场所。2013年幼儿园搬出宗祠后，林氏大宗祠又被整合到了社区公共服务与乡村治理的范畴里，承担起了维系穗石村公共生活与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先是阳光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投标，入驻穗石村，并将林氏宗祠作为办公点及主要活动场所。随后村委在宗祠里建起了老人活动中心及妇女儿童中心，购置了诸如桌球桌、乒乓球桌及麻将桌等娱乐设施，以供老年人娱乐。2015年，曲艺社落户林氏宗祠。每周三，当“江山悲灾劫，感先帝，恩千丈”的粤剧响起时，你就应该知道社员们开始在宗祠排练了。

如果说穗石村的林氏宗祠承载着乡土社会的质朴与恬适，那沥滘村的祠堂则显得有些坎坷与凄凉。解放前夕，沥滘村的卫氏家族还拥有13座祠堂（包括卫氏大宗祠）。解放后，这些祠堂被当作地主的财产遭到没收，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用作公社的仓库或公共食堂。在80年代卫氏大宗祠被当作区政府粮食局粮仓时，经过香港宗亲会的努力，曾把宗祠管理权拿回交给了沥滘村村委，但当时的村委依旧把大祠堂租借给旁边的工厂作为仓库以获取收入，直至1997年才正式归还卫氏宗亲。之后，卫氏族人开始恢复传统的祠堂活动，比如祖先祭祀、“扒龙舟”活动（这与广州的河涌景观有联系[14]），并新增了元宵时节的宗亲聚餐。但是，2007年盛夏，“龙船窦”所在的河道浸（淹） 死了几个人，其中也有卫氏人的。这在当地被认为不吉利，原有的龙船再度被弃用，当年的“扒龙舟”活动也暂停了。一停就是八年，到了今年卫氏个别族人私下筹钱重新发起。如今，正月十五和清明是卫氏在宗祠里举办的最为隆重和热闹的节日，讲究变少，变化也不少。卫氏大宗祠再也不像当年，而只剩厂房住宅和远处的大楼。

对于猎德村来说，祠堂里的文化活动显得更为丰富，不仅延续了部分传统文化功能，还被赋予了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内涵。改革开放后，传统的“扒龙舟”活动最先被恢复，自然，祠堂亦被用作“龙舟饭”的招待场所和龙舟活动的仪式中心。祠堂作为祖先祭祀的仪式中心，自然也会在传统复兴的背景下得到恢复与修缮。曾驻扎于祠堂的生产队撤出，恢复祠堂原来的功能，如纯乐李公祠。1994年，村出资在原李氏大宗祠旧址上复建了新的李氏大宗祠，并将其作为猎德村的文化活动中心。祠堂里不仅设有桌球、乒乓球和健身室，还建有卡拉OK房、麻将室及溜冰场等。祠堂全天开放，每天都有村民在此进行文体活动。

2008年至2010年间，广州市政府对猎德村进行整体改造。改造后村民都被安置到了高楼之中，而祠堂被集中规划于“宗族文化区”。目前来看，猎德村的祠堂主要承担着这几项功能:（1） 宗亲宴会的承办地：自2009年起，每年正月，猎德村的李、林、梁及麦氏等几大姓氏的宗亲就开始在祠堂里举办宗亲聚会的活动。（2）人生仪礼的举办场所：举行诸如婚礼、诞辰礼、满月酒等人生仪礼的重要场所。（3）村民春节拜年、聚餐以及平时的家庭聚餐的主要场所。（4）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改造后的祠堂还相对保留着过去作为文化活动中心、“老人之家”的功能。（5） 传统文化功能的延续：当然，改造后，祠堂依然作为祖先祭祀、“扒龙舟”活动的仪式中心，只是其中的祖先祭祀逐渐被淡化与简化了。

三、城市化与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变

90年代以来，广州市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动摇、改造乡土社会的基础的同时，也在促使祠堂实现功能的现代转变。而这个转变的方向与程度，往往与祠堂所在村落的城市化的程度紧密相连。本文所关注的三个村落就是处于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而存在于村落中的那些祠堂也经历着相异的现代转变。那么，城市化如何影响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变？本章节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 区位

在城市发展中，“区位”是一种“地利”，可以给予该地区以发展机会。因而，猎德、沥滘和穗石三村相异的区位特征决定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与城市化程度，进而影响到祠堂功能的变迁。

从我们调查的三地对比分析，猎德村处在重要的地理位置，背负天河区重要的经济实体以及广州CBD的发展等改造“重任”，在2008年经历了一次性推倒重建的“城中村改造”，力图实现“空间———经济——社区”的整合。改造中采取商业开发区用地拍卖，所得资金用于城中村改造；而村集体发展区则与房地产商合作建设，所得划拨于猎德经济发展公司。村民初期获得补偿多，后期集体经济的巨大收入，使得整个猎德村在改造之后经济可持续。无可否认，猎德村所处的城市区位影响了其经济实体以及改造后所享受的多种政策倾斜，这也为改造后的祠堂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必要的活动场所。

与此不同，穗石村处于番禺区的边缘位置，一直到2003年大学城建设规划之时，穗石村才开始步入城市化进程，传统的生计模式也随之改变。穗石所处的区位带来的原有矛盾，如集体经济与城乡调控用地、征地；村（居）委与经济合作社；不同村经济社所处位置带来的收入分配等等，使得穗石以一个亚健康的经济实体卷入改造之路。

而沥滘村的区位因素则处于猎德村和穗石村之间，属于海珠区新城市中轴线南端重镇。80年代以来，随着广州市经济的发展，沥滘村也开始了农村经济改革，发展乡镇企业，由此带动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因区位条件的不同、在各自区域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不同，政府对其的资金投入和社会关注度具有显著差异，所以无论是改造的力度强度速度还是其对以开发商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的吸引力、补偿安置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穗石、沥滘村都远不如猎德。

（二） 人口结构

传统的宗族社会中，人口聚族而居，宗祠成为重要的参考系。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限制逐步被放开，再加上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广州市成为了人口流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直接地改变了传统宗族村落的人口结构，本地人与外地人混杂而居，影响了传统的聚落格局，这直接冲击了祠堂在整体村落中的地位。

自1992年起猎德村土地开始被征用，而珠江新城新经济实体的建成与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猎德村因其区位因素和当时较为便宜的租金，因而成为外来人员的主要居所。村落人口结构的变化，促使了猎德村在经济上、社会风俗上等的改变。在猎德租房置业的外来人口的涌入的确为猎德“新社区”带来了丰厚的人口流动红利，使“洗脚离田”的猎德本地人获得稳定租金收入。这般看来，外来人口的流入反倒增加并巩固了本地人的经济实力。经济增长成为宗祠传统文化构建的动力杠杆。以宗祠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有意构建为村民的认同标签以彰显自我价值，明确自身群体在社区中的地位。

沥滘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有些类似于猎德村。改革开放后，沥滘人开始外出做生意，但大多在周边区域；同时，也为后来外来人的进驻提供了机会和空间。1995年后，外来人口开始大量涌入沥滘，并很快超过了本地人口。但与猎德村以出租经济为主的生计模式不同，沥滘村的多数家庭的生计模式是打工经济与出租经济的结合，这导致了本地人口的外出务工比例要远高于猎德村，再加上其居住生态显然要差于猎德村，使得沥滘村缺乏对本地年轻人的吸引力。

而对于穗石村来说，本地人约占百分之九十，外来人口则主要为大学城内学生群体和务工者。本地人尤其是林氏宗亲长时间作为穗石村的主体成员，力量强大，在重要事项决定中有极大话语权。然而，面对自身宗祠保护，林氏宗族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外来人口相对较少，而村内本地人少数“洗脚离田”后也缺乏获取收入的技术，因此穗石村难以走“以地生财，坐地收租”的发展之路。穗石村的宗祠保护，在经济基础上仅依赖村内族人集体渡轮经济，发力疲弱。另一方面，村中年轻一代的外流使得代际濡化愈加艰难。本地人的外流，外来人口的加入，村落格局的变更，以及发展路向的差异，有些往事和故事随着老人的逝去不再被提起；宗祠的式微，仪式性活动参与度不高，宗祠修缮管理也举步维艰。

（三）生计模式

区位因素及人口结构的改变，直接反映在了三村的生计模式中。以耕作为生的传统生计方式在城市化浪潮中，被掰成了出租经济与打工经济的生计模式。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念及传统文化活动本身。

宗祠少了族田的支撑，昔日的经济基础一夕崩塌；随着宗族共有财产被平摊到更大的范围内的村落里，宗祠存在的原有经济基础完全被解构。宗祠与族人在经济关系上的断裂，对村落经济的依赖和交融加深，在改革开放后更为明显。1984年，猎德村成立农工商公司，2002年升级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而穗石村自2003年纳入大学城改造建设计划后也逐渐由传统农耕经济转向了出租经济。一方面，市场化力量对村落发挥强势影响。于猎德村而言，这不仅体现在改造初期，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的大批市场力量的渗入；也表现在顺德燕霞公司（一个餐饮公司）等成体系、固定地承接猎德村的所有宴席活动，使外来市场化的手段操办宗祠活动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市场化与城市化形成共谋，共同推动了村庄内部生计方式的转型。2003年广州大学城建造规划牵涉村落之广，穗石村耕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行政规划成为穗石生计转型的有力推手，当农民就业生存成为问题，获得补偿有限且技能较低；城市市场化的苗头便彻底点燃，以外出经商务工和依赖出租的第三产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沥滘村的城市化比穗石村更为深入，其出租经济也就更为发达。早在80年代，沥滘村就开始建造自己的工业厂房，以发展集体企业。后来，这些沥滘人不经营这些厂房后，就直接出租给外地人使用，或当作仓库，或工厂。同时，村里还把各大小祠堂外租给企业做仓库。出租经济因此成为了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显然，沥滘村的经济生产方式直接塑造了祠堂的功用，这也成为了沥滘村的祠堂活动较为黯淡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无论是猎德还是沥滘、穗石，都已湮灭了以前坐拥大片土地的土豪气质。不同的是，猎德因地理位置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优势之滨，土地收益方式向着高收入的出租收入转变；但在处于城市化初期阶段的穗石村的出租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生计模式的转型使得紧紧依附于村民生计上的宗祠运转模式也就随即转变，这样一些小宗祠的没落也就不可避免，真正成为了社会变迁和村落变迁的时代产物。从另一角度观之，改造后的猎德村由于生计方式转型而处于一个相对富裕稳定的状态；而同样经历生计转型的穗石，由于集体经营、分红收入以及个体经营等，也得以为宗祠添砖加瓦。这些因素反倒促进了宗祠的保护，繁荣宗祠的生气。而目前来看，正处于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时期的沥滘村，改造利益的分配才是村民们首要关心的话题，这使得祠堂这一共产成为了利益分配的一个环节，而祠堂承载的文化活动本身对于沥滘村民则缺少了像猎德、穗石村那般的吸引力。

四、结语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城市化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甚至可以说城市的发展促使了祠堂的这种转变。

首先是祠堂所处村落的区位因素影响了城市化对村落的影响程度，进而影响了处于不同城市化阶段的祠堂在功能上的差异。其次，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三个村落早期都经历了聚族而居的阶段，随着城市化和外来人口的涌入，愈发呈现社会个体化的趋势，祠堂也因此而趋于离散化。最后，城市化瓦解了传统祠堂的乡土性与传统经济基础，而村落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将祠堂附带了市场气息。显然，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祠堂，赋予其新的气息。

以往，许多学者在讨论祠堂的时候，往往将其与宗族联系在一起，将其看作是宗族或宗族文化复兴的标志，而忽视了现代城市化对祠堂的塑造。在笔者看来，宗祠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城市发展引起的变迁，与宗族等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而在这种变迁的过程中，祠堂逐渐被整合到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和社区治理当中，并在其中充当了村民生活的纽带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猎德还是沥滘村、穗石村，当下的祠堂更多地融入了公共性。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策略。

（本文曾得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黄晓星副教授的指导，部分田野材料为作者与李舒恬、梁家恩、许方毅三位同学共同收集，在此一一表示感谢！也感谢《怀化学院学报》编辑部的意见！）

[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钱杭.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周建新.客家社区的传统建构与文化抗争——以粤东钟姓护祠事件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20-127.

[5]李凡，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J].人文地理，2013（6）：9-16.

[6]聂洪辉.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07（7）：61-65.

[7]陈壁生.礼在古今之间——“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J].开放时代，2014（6）：99-110.

[8]田飞，李果.寻城记·广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沙舟.沥滘村史[M].香港：中和文化出版社，2008.

[10]林道良，蔡维朗.猎德村志[M].广州：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民委员会，2005.

[11]谢献春，杨冬虹.治理孤岛——广州大学城“城中村”改造调查[J].现代物业，2009（5）：62-66.

[12]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3]麻国庆.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的结合[J].社会学研究，2000（6）：76-84.

[14]孔繁磊，等.广州市主城区河涌景观地域技术特征[J].怀化学院学报，2006（11）：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