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文治政府初建微探

古亚宁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汉武帝时期文治政府初建微探

古亚宁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西汉初期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基本都是开国功臣，地方政府主要留任秦朝官员，政府行政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汉武帝时期这种局面开始转变，中央政府高级官员逐渐由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士人来担任，这一时期政府广泛吸收儒士加入，政府行政主导思想转变为儒家治国方略。

汉武帝；文治政府；儒士

一、引言

秦汉乃中国统一政府之首创，在此之前各诸侯国相互征伐，战乱经久不息。周代虽有中央政府，但各诸侯国在其封国有独立施政的权利，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中央政府再无任何权威，最终沦落为二等诸侯国，无力阻止各国征伐兼并。直至秦统一，政府才真正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行政。虽然西汉前期出现了违背统一政府的一股反动潮流，但终究没有形成气候，只是“封建政府”的一次回光返照，经文景至孝武行“众建而少其力”的政策，诸侯封建名存实亡，西晋封建诸侯封地只有一郡之广，虽有统军权但无对抗中央的实力。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说秦建立了统一政府，但秦朝二世而亡，总体来说仍是春秋战国贵族政治的延续，而汉朝完成了政治、政府的平民化。统一政府的持续必然要吸收全社会的人才，使之聚合于统一政府下，而不能阻断人才入仕之途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是政府的反动力量。历时近五年“楚汉之争”实为以项羽为代表的旧贵族阶层与以刘邦为代表的平民阶层之间的一次直面交锋，其结果是以平民阶层取得胜利而告终。

二、西汉初期政府状况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中央政府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建立西汉一朝的功臣，或国戚、或宠臣。这种局面不是帝王愿意看到的，汉高祖也希望广纳天下贤才：“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人之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悉由进！今吾以天下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天，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立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候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必身勸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无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1](P7)这段诏书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高祖有广纳天下贤才的意愿；第二，当时政府里大多为开国功臣。自高祖至孝景担任丞相之职的有张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審食其、周勃、灌晏、吕产、张苍、申屠嘉(侯)、陶青(侯)、周亚夫、刘舍(姚丘侯)、卫琯等，无一不属此类，有所区别的是孝文、孝景两朝中担任宰相的人中不乏开国功臣，也不乏功臣子嗣，还有拥立之臣，也有宗室成员，但这些都和文治政府没有关系。其他如御史大夫、廷尉等高级官员多由这类人或其子嗣担任：“平阳侯窋(曹参之子)行御史大夫事”，[2](P102)“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3](P439)如曾担任过御史大夫的周苛、周昌、赵尧、任敖、张苍、冯敬、申屠嘉、陶青、晁错、刘舍、卫琯等都属此类，查《史记》帝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帝纪及功臣年表可知。以上所举易发现好几个人先担任御史大夫进而升任丞相一职，而担任御史大夫和宰相之职者在其担任这两个职位期间或前后封侯者占绝大多数，这足以证明前文的论断，即高祖至孝景政府高层由开国功臣、或国戚、或宗室把持，无一例外这些人所领导的政府与文治政府都毫无干系，至于西汉初期其他政府高级官员的情况查《汉书·百官公卿年表》一目了然，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所谓有功，大体上指军功而言。此为政府的最上层”。[4]在此不再赘述。

除了这些高层官员以外，其他中央官员大多由郎官出任，而郎官的取得主要通过恩荫、资选和特殊技能来获得，这些与文治政府的官员相差甚远。况且西汉初年一项遵从“黄老之术”，崇尚无为而治，对于儒学不甚重视，儒家子弟很难在政府高层谋得一官半职，更难将儒家治国理念付诸实施，而文治政府的建立绝不可能脱离儒家思想的指导。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一生致力于强调‘仁’的思想，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以求达到以仁治天下的目的”，[5]这也是武帝建立文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宣扬仁政彰显自己为政以德的形象。另外，武帝“尊儒”与他重振帝王威势相关。[6]西汉初期，地方基层官员多留任秦朝旧官吏，这一点毋庸置疑，而秦朝禁“诗书”“以吏为师”，因此，汉初地方基层官员与文治官员也无关系。

三、汉武帝对文治政府建立的贡献

西汉政权交到孝武皇帝时，情况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政府开始文治建设。虽然中央政府高层的丞相、御史大夫等高级文官仍由功臣或国戚担任，如卫琯、国舅田蚡等曾在此期间担任国相一职。但改变已经悄然开始，“今上即为，招致儒术之士，令共议定，十余年不就”。[7](P1275)建元元年十月汉武帝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8](P155)此举标志着政府文治化的开端，其诏书中的“贤良方正”虽不能说是饱读诗书，但最起码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德的人，对先秦文化思想应有相当的了解，每提到“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不得不联系到那些品德高尚、熟读诗书的读书人。接着“丞相琯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8](P156)这些都说明了将那些受法家思想影响的人排除在所举的“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外。紧接着汉武帝又下诏：“古之立教，乡里为齿，朝廷以爵，抚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復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8](P156)此诏书显然带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制曰：‘朕获承制尊休德……故广延四方豪俊，郡国诸侯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大夫褒然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精心致细，朕垂德而问焉’。”[9](P2495)这是汉武帝登基之后不久发出的制令，其中“子大夫精心致细，朕垂德而问焉”这句已经很明确的表达了汉武帝对儒士参政的支持态度，以及对儒士的重视和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中国传统上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这时显然法家思想已经失势，而汉初遵从的道家“黄老之术”也已不合时宜，那么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政府的主导思想就成为必然。当然，儒家思想在成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会受到旧势力的排斥，“(建元)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琯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注疏：“应劭曰：‘礼，妇人不预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之’。”)。[8](P157)然而，这仅仅是儒学走向西汉正统之学道路上的一次波折，虽然打击了儒士的参政积极性，但儒家思想走向正统趋势不可阻挡，在此事发生三年后的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可以说，这是在建立文治政府道路上的又一进步。建元六年五月，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的太皇太后故去，阻碍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的最大障碍消失了，这为文治政府的建立提供了便利。元光元年五月，即太皇太后死去的一年后，汉武帝“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禹，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8](P166)诏书中所提及的“唐禹”“周之成康”这些人和事无一不是儒家经典所推崇的，而“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等语给当时的儒士以莫大的希望和鼓舞，成为他们入仕的最大动力和最高追求。此时，西汉大儒董仲舒出现了，显然这是汉武帝即位后一直努力的结果，当然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西汉经过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国库充盈，国力大增，汉武帝又是一位极有理想的年轻君主，他想成就一番伟业，并希望以模范帝王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成为身后帝王效仿的对象。儒家思想正好符合汉武帝的要求，因为儒家思想进取而包容，又无法家思想的严酷、道家思想的消极，这样一来统治者和儒士一拍即合，因此，儒士参政也就成为必然。元朔元年十一月，汉武帝在诏书中说：“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8](P166)这便是文治政府建立的基础。后来，这一趋势始终没变，元朔四年六月汉武帝又下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恰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丞相弘(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亦广。”[8](P171)由此可见，这时的儒士参政议政已经常态化，标志着文治政府的雏形业已成型。从汉武帝登基到元朔四年的十六年间，汉武帝一直推行儒家思想的正统化，“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9](P2525)虽然汉武帝本人可能不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因为汉武帝一生几乎都在求仙问药，大兴土木以昧神灵，企图长生不老，尤其是在其统治后期更是变本加厉，以致酿成“巫蛊之祸”，这些行为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但是他利用儒家思想巩固了自己统治的权威和统治的合理性，正如李剑鸣所言：“儒学被用来代替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含有有利于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10](P306)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不再赘述。但汉武帝确实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化和文治政府的建立，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项事业是不可能完成的。

四、儒士在文治政府中的作用

儒士得到进入政府的机会，并取得参政议政的权力，成为文治政府的践行者和最重要的标志，他们在文治政府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人是贾谊，他一生都在努力谋求仕途展现自己的才能和远大抱负，然而，他所处的时代想要以布衣之身实现理想是不可能的。当时仕宦由功臣和国戚所主宰，虽然贾谊“年十八，能以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闻其秀才，招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召以为博士”。[11](P2221)在贾谊二十岁时“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11](P2221)这一切看似贾谊的前途坦荡，但是后来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等权贵之署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11](P2222)贾谊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贾谊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仕途的失败，而是整个儒士境遇的真实写照，像贾谊这样因为不能进入中央政府而只能为诸侯王当谋士的人很多，比如邹阳、枚乘等，这也是汉初尚“黄老”的一个真实体现。

汉武帝执政后这一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汉武帝作为统治者努力推行儒家思想的一些措施，此时儒士的境遇和贾谊已大不相同了，他们仕途可以说要顺利许多。以西汉大儒董仲舒为例，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9](P2495)“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名，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9](P2495)董仲舒大受汉武帝赏识，在许多方面都要问政于董仲舒，董仲舒给武帝所提的对策无一不属于儒家之治国之道，如“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9](P2511)“及董仲舒对册，推明孔氏，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9](P2525)这足以说明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对文治政府建立所做的贡献之大，也说明了董仲舒在政府高层的影响之大，官至中大夫，后来因公孙弘所妒忌陷害而罢官。

同为儒士的公孙弘相比于董仲舒，虽然学问不如董仲舒，但在仕途上却要顺利得多，“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9](P2525)公孙弘六十岁“拜为博士……一岁中至左内使……为内使数年，迁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召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圣德者爵为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12](P2620)由此可看出，公孙弘当宰相并不符合西汉的常理，但汉武帝破除常理让其任宰相一职，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为“无功”儒士担任宰相扫清了道路，也让儒士们看到了希望。公孙弘执政期间大力拔擢儒士，以孔孟之术治国，从此，儒士成为西汉政府的中坚力量，在议政、参政、行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文治政府在此时已经初步建立。

五、余论

西汉建立后标志着平民政府的建立，而从平民政府向文治政府的过渡经历了七十余年，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时代的大势所驱使，经历了秦朝极力的崇法抑儒，到了汉朝儒学必然会有所反弹；也有儒士为了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刻意迎合统治者；当然，更需要像汉武帝这样的统治者的极力支持。没有这些条件，文治政府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文治政府的建立和运行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意义深远。

[1]汉书·高祖纪(下)：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书·高后纪：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史记·孝景本纪：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张文.试论孔子的“仁”与佛教的“善”的道德观[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4).

[6]余全介.秦汉的政治与儒生[D].浙江大学，2005.

[7]史记·礼书：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4.

[8]汉书·武帝纪：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林剑鸣.秦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汉书·公孙弘传：卷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李新红

The Study of Early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Emperor Wu Period

GU Ya-ning

(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most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re founding heroes while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mainly Qin officials. The dominant administration philosophy is “Daoism”. The situation started to change since Emperor Wu period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mostly with Confucian background and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

Emperor Wu；civil administration；Confucians

2016-09-14

古亚宁(1990-)，男，宁夏固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1004—5856(2017)06—0124—04

K234.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