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三题

沈江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有机马克思主义三题

沈江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范式”，自诞生以来就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其是否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值得商榷。从理论渊源和批判指向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但两者在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知以及危机克服的路径上存在巨大差异。有机马克思主义企图构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实质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读。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所指截然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等，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和探索，尚不足以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求发展之径的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美国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研究者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以及中国学者王治河等人立足于后现代科学，借助怀特海的有机哲学，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开放性的正在生成中的新学说、新流派、新范式。随着2015年《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以下简称《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出版，尤其是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生态文明的捍卫，加之独特的中国元素，国内外学界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掀起一股热潮。何谓有机马克思主义？它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本文依托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层次关系的对比剖析，来揭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相。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以牺牲环境换取发展导致生态危机凸显。本·阿格尔、莱斯、奥康纳、福斯特等西方学者从自身理论关注出发，契合生态学理论，不断发掘经典作家理论中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意蕴，以消除当代生态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误读为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影响为旨归，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丧钟’”，〔1〕为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理论方案。本质上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分享和借鉴了以福斯特为主要理论代表的思想。同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强烈关注人类的生态问题，呼唤生态革命和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难发现，从理论渊源和批判指向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但两者却不能截然划等号。

（一）生态危机根源：从制度危机到现代性危机。认知生态危机的根源存在差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生态危机的源头或者是“生态危机的病根”。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反对资本主义，但认为制度因素固然重要，却并非唯一原因，强调现代性才是造成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

具体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众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生态问题与自然无关，而是社会性的产物；与人性无关，而是某种社会制度的必然逻辑结果。从根本上讲，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问题。正如佩珀所指出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人类本身并不是天生就具有犯罪的基因，也没有所谓原罪腐败等无法拒绝、改变的遗传因子促使人自己去蹂躏自然环境。唯有现行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才可能是导致以上诸如此类罪行或暴行的缘由。进一步讲，生态危机是资本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适全球的产物。所以维克托·沃尔斯（W.Wolse）认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2〕396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当前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源头。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休止地追求利润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本性使然，而这两者恰恰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反生态”面目的本质缘由，因为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的显著区别在于它天生就是为无限增长和痴迷利润而存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原因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他们认为，西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才是造成资本主义出现严重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的主要因素。同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同样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类似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度差异似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柯布认为，如果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形态，生态危机也不会完全消失。〔3〕在克莱顿等学者看来，“在世界上，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其原因并不难诉及。现代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原子论和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皇帝是人格典范，他统治整个中国，在相对于天与自然的大背景下，人类是一个整体”。〔4〕7由此把破解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强调整体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主张，现代性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其所蕴藏的无限经济增长嗜好不断驱使着资本主义挑战人类生态的底线。因此，“环境运动的目标不能再局限于象征性的措施，这像是对于一个垂死的星球，人们仅仅是提供了几片‘创可贴’。没有什么比文明的变革更充分和足够的了”。〔4〕261“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文明的转变，需要走向生态文明：一种有机的、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的本土的、共同体取向的——简言之：生态的。”〔4〕261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学说吸收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无法囊括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因而，整个人类社会不分制度、不分种族都面临着生态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范式或是政府在某些领域政策的局部调整，都无法根除当前人类所遭遇的经济发展范式与地球承载能力之间的冲突，只有从根本上采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有机马克思主义，寻求文明的变革，才可以把经济发展规划到地球的可承载的范围之内。

（二）解决之道：从道德革命到生态革命。两者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不同。本质而言，路径的不同基于二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认知不同。具体来说，在解决地球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解答既有根本上的差异，也有具体路径的不同。

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发展至今，是因为它在一定领域内满足了人类对美好诉求的构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寻求人与自然问题的解决之道。诉求上的人道主义、基于“生态合理性”的解读框架和“经济-社会-生态”相契合的研究范式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驾马车”，为人类追求未来生态美好社会提供了可能的理论参考维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至上论、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实行“稳态经济”、消除“异化消费”、提倡“绿色工作道德”“非暴力”政策等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为人们改造现实社会、重建生活家园提供了行动指南。在生态危机的解决方式上，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生态重建”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不同流派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又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和平改良与否定制度两种方式。一是和平改良方式。法国学者高兹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应采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式，主张停止经济增长，放弃旧的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更加清洁的技术应被采用。二是否定性变革的方式。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伦德曼和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则认为，只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另外，对社会运动的重视、联合社会现实力量，积极介入社会实践无疑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一定的实践意义。总的来说，无论是改良介入实践还是否定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期望借助“非暴力”的途径作为斗争策略来解决生态危机。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现代性所鼓吹的生存逻辑造成了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因此破解的出路在于超越现代性。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机械主义世界观是这种现代性的核心特征，这种世界观支配下的世界是一堆毫无联系的“死物质”，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由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一种生态毁灭的消费主义，无限占有财富、过度贪婪追求或无度消费，它是现代性最为糟糕的一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有机的生态思维理念中，主张有机整体主义，在人类自身系统内部、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以及整个生物圈之间保持动态的和谐平衡，才能保持人类社会的良序发展，才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因此，只有采用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后现代社会主义原则，即并非从人类无休止的贪婪以及对资源的强权分配制度出发，而是从人的真正生存发展需求出发，才能限制这些奢靡消费行为，进而避免生态灾难。具体到社会制度和经济生产方式的重构问题上，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但在究竟选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替换现有的批判对象问题上又存在不一致的主张。在克莱顿眼里，只有依靠文明的转变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因而要寻求和建设生态文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建构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保障人这个物种和其他地球上所有物种得以持续生存、繁衍的关键。它结合了社会主义和生态原则，最终消除穷人为全球环境气候遭受蹂躏、破坏买单的结果。

不难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都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需求紧密相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批判对象即资本主义治理下的生态危机，但彼此解决的方式又不完全一样。有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有学者则主张通过社会改良、绿色运动等方式逐步推进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消解；还有学者认为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过程哲学的有机融合构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来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才能消解危机。但两者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掘。实际上，从总体上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第三条道路”都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即企图在不触动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把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生态意识”和“文明样态”等“非暴力手段”。比如，福斯特就认为唯有抵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改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此种抵制是基于道德革命方式的迫切需求而非暴力革命。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诉诸于观念革命，特别是道德伦理革命。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寄托于“生态文明”的建构，认为“没有什么比文明的变革更充分和足够的了”。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法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无法破解“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一直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唯心主义、非决定论历史观一直不遗余力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几乎所有的历史非决定论的西方哲学家都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翻版，与历史的多元化结构和历史的多线条发展的事实相矛盾。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重视文化和地域的特殊性，但反对机械论世界观，这是否意味着，有机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论”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这就需要我们作出深入分析。

（一）哲学世界观的置换：从历史机械决定论到有机整体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基于无神论者的理想承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认为，这一理论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需要修正和更新。克莱顿等学者一方面强调，“最近150年的经验使我们对这种改变的前景并不乐观。一些社会主义政府已经采纳了马克思关于完美社会的话语……但并没有发挥作用”。〔4〕65另一方面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法对未来进行科学阐释的没有普遍意蕴的理论。历史决定论是西方世界众多需要被摒弃的神话之一，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及社会主义所存在的要素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放的过程，今天的人们不再相信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从恩格斯那里也找到了证据：“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5〕26很明显，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更新同以往的非历史决定者一样误读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这种牛顿力学基础上的机械决定论的误读必然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一种线性的、单向的、机械的历史观。这与马克思的理论本质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从未企图把历史仅仅当作经济史，也不认为只有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恩格斯在分析普鲁士王国组成时指出，社会生活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族的、地理环境的等大量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不是唯有经济因素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除此之外都是消极的结果而已。这无疑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有力反驳。克莱顿就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与意识形态无法对历史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作用，它们只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无视文化和精神因素或思想上层建筑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回信中对经济起“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和“唯一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区分，后来他进一步做了解释，“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6〕591除了经济要素，包括阶级斗争、政治、伦理等要素都对历史发展产生各自的影响。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历史观，实际是唯心主义历史观。这些修正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而有机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成为他们修正更新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以有机整体论为世界观的过程哲学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现代机械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非决定的、开放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过程思想已经取代了进步思想，“将有机、过程研究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令人兴奋，部分原因在于它将现实的所有维度都涵盖在其研究框架中了”。〔4〕74在克莱顿等学者看来，人类社会作为有机过程的一部分，与自然界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相比于牛顿物理学的决定论的封闭系统，网络和生态系统的比喻更形象地说明了过程的不可预测”，〔4〕71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过程哲学是唯一之途。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陷入文化嵌入的文化决定论。基于有机整体的世界观，以及对经济决定论和线性历史发展观的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更强调文化传统和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关注的对象。因为马克思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看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强调“规律论”和“决定论”，并只关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不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摒弃了“绝对精神”对历史的支配，用资本逻辑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替代它来解读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还停留在黑格尔的思维逻辑中。于此，他的历史观与黑格尔思想一样毫不意外地是一种决定论历史观。克莱顿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只是置换了历史的决定者而已。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怀特海“整体有机论”的世界观输入马克思主义，破除机械主义世界观，改造马克思主义，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有机马克思主义除有选择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外，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其理论支点。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动在”和“互在”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有机”（过程）哲学在根本上是生态的，有机（过程）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阐明“每一动在都存在于其他动在之中的”，〔7〕50反对用绝对的二元对立、生物与环境隔离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发展的方法。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思想和过程哲学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人、自然和宇宙，包容、联系、融汇成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实践的重视、对科学生活方式的追求等特征与过程哲学殊路同归。在克莱顿等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思想。因为怀特海自己认为他的哲学在一些领域与中国哲学具有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依据三者关联创造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系统，只有坚持“对各种相互联系的有机分析，不把任何一个维度视为起决定作用的，这种有机分析可清楚解释所有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包括马克思（继承费尔巴哈）所称的‘类存在’的我们与生物系统和社会生态系内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4〕74唯有如此，从这个综合的视角——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发，人类进步才会走向共享。

克莱顿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实质上还是没有摆脱西方非决定论的窠臼。与李凯尔特、波普等人一样，他们都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经济生活”才是本质的，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其实，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包括整体性、过程性、人与自然和谐，或人与社会和谐等观点已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多次被阐述。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自然辩证法》中讲到过，马克思主义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视为过程，而不是物的集合体，视世界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未来世界是人与自然矛盾、人与社会矛盾得到解决的社会，等等，这都是常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过程哲学思想无非是马克思以上思想的翻版而已，没有什么新意。历史发展是一种进程或过程，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用偶然性来抹杀历史的规律性，进而否定历史决定论，这是极其有害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时期自然科学的产物，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视为具有机械性的论断是错误的。那种主张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时期科学产物的提法，更是不妥。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科学不如现代发达，但在概括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反对机械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只要认真阅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一点就很明白。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的指引——共产主义社会。由此不难得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通过一种改良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其他问题，而不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解读问题的根源所在，试图通过一种思维方式即“生态文明”的建构和替代解决现存问题。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自有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有学者热切地把有机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开放的新马克思主义”。克莱顿等人更是宣称在现代重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列入其中。实际上，这种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建设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义即使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批判性意见，它似乎在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但在最根本的涉及所有制问题上并没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究竟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前者到底有没有修正或更新马克思主义，从而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科学方案呢？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建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过程思想的一种形式。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克莱顿等学者陈列出马克思主义亟需重建的五大因素：理论的非普遍性、公有制的非普遍性、非抽象的理论、理论的标签化和非普遍性的方法。基于这些原因，他们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订主要是根源于时代变化、现实变迁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王治河则认为，有机哲学构成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成为理论的源泉；反之，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哲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另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价值追求上有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反思、批判个人主义，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以社会整体为出发点的价值理念，主张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人都能够基于自身的特色理念和价值追求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注重更为机动、更为和谐、更为契合实践需求的思维模式。克莱顿等学者借助有机哲学这一桥梁串联起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凸显过程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时代的理论推动力，从而转化为一种新生命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力图构建一种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看来，为了重建一个生态的、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三个主要视域应该被保留。但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三方面都必须以新的方式加以细致入微的描绘和拓展，并提出了更新措施。突破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即认为人类所经历的全部领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及整个精神领域都囊括在自然的演进过程中；嵌入文化历史意蕴的历史观，它“不仅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而且也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进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4〕200，成了囊括一切辩证关系的辩证法。从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更新措施来看，其试图要为文化正名，把马克思主义中不受“重视”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凸显出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大脑”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却认为文化和思想只是一种完全由社会经济力量决定的“上层建筑”是自相矛盾。实际上，在文化问题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而否认的是文化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是从属于社会历史的，纯粹的文化批判无法改变现实世界，文化的批判不能代替现实的批判。文化批判对现实批判具有反作用，但从属于现实批判。恩格斯晚年专门就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及其独立性进行了阐明，并从“归根到底”层次上阐释经济基础对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制约作用。恩格斯指出，“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6〕668需要指出的是，时空已不断变化，经典作家论述文化有当时的具体语境，后来者无法也没有必要苛求他们的阐释与今天的情境是否完全相吻合，或言百分百得以应验，重要的是经典作家理论中所充满的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应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对文化的阐述缺乏新的创见，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文化语境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之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再三肯定要从嵌入文化情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某种具体文化样态中能够发挥现实的影响，同时和该文化中人的实践契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真实地彰显它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有其确定的本质，这种观点的最大障碍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如果在这种解释学视阈内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必然走向多元化，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哈姆雷特一样。解释者的政治取向、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的学养都对这种解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走上了这条老路。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新儒学的范本开新。关于中国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许多西方学者都在尝试解读。无论怎么解释，有一点达成共识：与正统的或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问题发展同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的存在和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是否可以说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借鉴的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合呢？答案显而易见，两者存在一些联系，但有着本质差异。

这种本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赞成有加，这很好，但并不深刻或者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为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从根本上说，此观点是新儒学的返本开新在现代的隐晦说法。这种观点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国不存在所谓的第二次启蒙，不需要儒学携手西方后现代主义联合启蒙。本质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没有产生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时代变化、生态问题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统一，人、自然、社会和谐问题自然应受到重视。对待传统文化，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如习近平同志所倡导“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一体全收，更不是所谓原汁原味，照搬儒家学说。如果真正是原汁原味，“天人合一”就不可用。因为原初儒家中“天”是意志之天，“天人合一”是天命论；天是道德之天，是人间一切道德之源，“天人合一”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冯友兰先生在“道德四境界说”中，把天人合一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而荀子天人相分中的“天”，反而更接近唯物主义的自然之天；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说、天论都是反对“天人合一”的，尤其是反对董仲舒的天人交应说。我们现在提倡和使用的“天人合一”，实事求是地讲，已经不是原汁原味儒家的“天人合一”，其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融入了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关于生态的思想，吸收了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生命与环境思想以及罗马俱乐部关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吸取了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决议的思想，等等。我们的一些新儒学学者对这些“吸收”都缄口不谈，仿佛自古以来“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思想，仿佛二千年前就预知世界要发生生态危机。这不是一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待儒家学说的科学态度。尤其当有机马克思主义宣称其是建立在东西方的、后现代的、宗教抑或哲学的普遍智慧基础上时，必然走向无原则立场的折衷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的不同。前面已经阐述过，有机马克思主义要在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基础上更进一步，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进行修正和更新。这本身就宣布了有机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离开了它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就成为空中楼阁。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而回到所谓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发展的，但不能因为时代的变迁，以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原初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特性，但这种发展无疑是在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实际情况，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路径发展。列宁曾言：“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8〕50把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后现代的建设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面相，克莱顿等人的这种结论并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人类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没有重建更没有创建出一种新的理论，而是在中国语境中、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顶着“坚持”的口号，摒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不用说毫无甄别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它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反向而行。我们不能像有机马克思主义那样，因为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生态危机）的出现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重建”马克思主义或“构建”所谓的后现代的新马克思主义。

总体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努力尝试从理论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勇气令人钦佩。其中一些观点值得借鉴。比如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以及对走“别一种”现代化路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探索、放弃无限经济增长的生态文明思路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些对于后发展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和生态协调发展之路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意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走资本主义社会竭泽而渔式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之路。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上面所述，我们就要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表示赞成，甚至认同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仔细研究会发现，用有机哲学取代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使之成为其哲学基础，全面修正、更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理论替代路径，以及不加批判地接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生态文明”建构模式，这些都充分暴露出有机马克思主义观念论的唯心主义立场。在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的21世纪，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抛弃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实践检验的普遍性规律，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些规律性认知，企图在后工业时代语境中修正和更新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抵触，也背离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进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走一些学者“重建”又或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修正”“替代”马克思主义之路。真正的创造性发展，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自身，而是应该勇敢地面对时代、面对问题。

〔1〕约翰·巴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生态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2）.

〔2〕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孟根龙，小约翰·B·柯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访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B.柯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4〕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8.

〔8〕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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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175（2017）04-0049-07

2017-03-04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课题。

沈江平（1980-），男，江西樟树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