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路径

刘文沃 万讯而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广东 肇庆 526020)

【文化与教育】

试论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路径

刘文沃 万讯而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广东 肇庆 526020)

南岭走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廊区域内的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却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目前，针对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多以“分族写志”为主，不能完全展示走廊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针对此，在研究南岭走廊传统体育时，应更注重区域内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及往来互动，以多视角、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

南岭走廊；传统体育；关系主义视角；中观视野

一、民族走廊与南岭走廊

民族走廊正逐渐成为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要概念。民族走廊是指费孝通先生在对民族研究提出的总体框架中的“历史—民族区域”，费孝通没有给出民族走廊的具体定义，但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划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1]费孝通描述的全国棋盘中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里面，实际上包含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板块类型和走廊类型，“北方草原”“青藏高原”“中原地区”等属于板块类型，而“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则属于走廊类型。[2]走廊类型区别于板块类型，是因为民族走廊以多民族杂居及流动为特点，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一方面，作为国家内部的“边缘”区域，长期以来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统治薄弱的区域，政府控制鞭长莫及，容易产生一些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现状使各民族在该区域演变出本地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与社会矛盾并存的是，走廊地带的多元民族文化、族群文化交汇与流动，衍生出民族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局面，使民族间、族群间、中央与地方间的文化在当地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局面。[3]民族走廊是我国传统体育特别是原生态体育运动的重要保有地之一，目前我国针对民族走廊传统体育进行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多，思考如何有效地针对走廊地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地，南岭走廊有数量众多、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此地汉、苗、瑶、畲、壮、侗、布依、土家各族错落分布，历史上各族的地理分布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各族文化在交流互动中传承和创新。这种历史背景造就了南岭走廊地区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走廊地带有些地市的民俗体育项目多达近百种[4]，具有相当大的开发潜力。

二、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体育学界针对南岭走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体育项目的起源、现状与变迁、保护与开发三方面。

民族体育起源探索开展的时间较早，涉及壮族、苗族、侗族等民族。如韦晓康对广西左江岩画开展研究，探索壮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认为铜鼓文化、宗教文化、图腾崇拜和武术对壮族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5]兰润生、林荫生、苏肖晴对畲族传统体育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分析，认为畲族传统体育项目繁多、特色鲜明，建议建立畲族民间体育的规范体系，并将畲族传统体育列入少数民族学校体育课中。[6]韦丽春对红水河流域壮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认为：民族历史是形成壮族传统体育的基础；传统体育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地理环境、宗教祭祀、传统节日、军事活动、尚武精神对红水河流域壮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健身娱乐的功能、表演与竞技功能、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等功能。[7]胡小明、杨世如、倪依克等学者对黔东南独木龙舟研究认为独木龙舟是从竞技到体育的萌芽进程中的活化石，至今仍不具有体育性质，应视为一种体现独有民族性格的巫术礼仪性的游戏竞技遗存，同时还倡导文化遗产保护应包括其生态环境。[8]龙明莲研究认为侗族摔跤的起源与当地环境及人们需要有密切联系，具有复杂性；侗族摔跤有显著的民俗学特征，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内涵；侗族摔跤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9]这些研究对深化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一些相关的成果在应用开发环节被采用，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变迁，学界逐渐关注到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现状与变迁问题，如王桂忠对广东省瑶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认为其正由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化；由民间生存向规范状态演进；发展层次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民族体育项目的开发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10]何卫东、伍广津对广西壮族投绣球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认为民族政策是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因素，提出广西壮族投绣球文化的国际化道路。[11]白晋湘对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习俗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的整体变迁对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提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建构模式。[12]赵苏喆、李金梅、余卫平对岭南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研究认为：岭南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变化明显，侧重于娱乐功能，其他的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项目数量在缩减，竞技项目器材更先进，仪式类项目趋向于娱乐和审美化；认为以保护为基础，与学校教育、旅游等相结合，注重社会培训的力量。[13]此类研究通过对走廊地带传统体育变迁的研究，引发对传统项目走向的反思，促使社会形成对传统体育的保护意识。

更多的学者立足应用研究，针对南岭走廊传统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展开研究。曾凡莲认为，壮族传统体育文化吸收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涵，其重要特色就是美与善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及艺术对现实的表现。壮族的民族传统体育对增强壮民的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深远意义。[14]杨翠丽认为，瑶族长鼓舞不仅具有良好的健身、娱乐和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具有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经济水平等多种社会功能，并对长鼓舞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探讨。[15]陈炜、许莹基于田阳舞狮的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不仅能促进其保护与传承发展，而且也能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可观的效益。[16]刘礼国、徐烨认为，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规则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可视为习惯法。体育活动中恪守禁忌，活动时间因应时节，参加者受资格限制，活动过程遵从秩序，民间自治组织和村寨头人具有组织权责，获胜者享有特殊权利，体育传承遵循成规。[17]陈炜、王德彬对南岭走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数量、类型、分布及传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提出加强传承人培养、采取博物馆开发、旅游开发和经济改良开发模式对民族体育进行保护开发的建议。[18]

总体而言，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研究成果较多，但总体上的受关注度较之藏彝走廊、西北走廊要低。在实践环节，相比日渐成熟的藏彝走廊民俗旅游，南岭走廊显得十分冷清。针对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多立足于描写“小地方民族志”，虽然这些“小地方民族志”与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宏大叙事”相比，在项目开发上更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却忽视了走廊地带民族交流的历史现状，不利于还原和挖深项目本身的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于把南岭走廊作为中外体育文化沟通的通道(如一些学者对排球和现代足球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研究视角虽好，但往往忽视了南岭走廊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其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地位和作用源于走廊地带社会内部的巨大流动性。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南岭走廊过程中面临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南岭毗邻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江三角洲，社会流动和变迁快于内陆地带的藏彝走廊和西北走廊，若不及时发掘抢救，众多民俗体育将面临消亡的危机。因此，构建更有效的对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路径

(一)走廊地带传统体育的研究应秉持关系主义视角

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广大的民族走廊地区的民族关系一直呈现出“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特点。南岭走廊民族的历史关系也是如此，各民族的叙事诗、民族传说和传统体育都包含着族际关系的故事，如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民俗中关于保公烧死恶龙的故事，[19]便是关于“英雄祖先”与“他者”的故事。走廊地带此类故事传说中，英雄祖先有何意义？他者又是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在传统体育项目中如何呈现？这些都是理清传统体育的意义及变迁轨迹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纵观当地历史，走廊地带各民族的时空分布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此地迁徙的过程中，发生族际互动，传播各族文化，引起民族的融合与分化，一些重大的民族历史事件在流动和变迁中传播和变化，逐渐演变成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与故事。因此，针对传统体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本民族”“本地”的视野，也要从他者中吸收营养。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民俗体育项目亦在此过程中发生变迁和发展，特别是一些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往往是为纪念重大的族际互动而产生，如湘黔桂边境的大戊梁歌会为纪念一对分别来自于湘黔的青年男女，并逐渐演变成三省边界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及娱乐的民俗活动。因此，要全面地研究南岭走廊传统体育，首先应克服“分族写志”思路的制约，以地区视角了解该地的民族关系历史，重视族群间的流动和互动给传统体育带来的影响。

(二)走廊地带传统体育的研究要把握好中观的视野

一些传统体育的研究者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即过分专注于描述分析某地某族群的某一传统体育运动的“小地方民族志”，或笼统地论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区域宏大叙事”。这两个极端的弊端在于：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是多元一体，各地各族文化精彩纷呈，尤其是在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和交流最为频繁。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此语境中，民族走廊中的族际交流是形成各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20]。因此，在研究某一民族其民俗体育时，过于专注“小地方民族志”容易使我们孤立地看问题，忽视族际文化之间的借用、传播，无助于我们从中了解民族体育对族群认同的建构，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

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分裂和消亡，这种以“大杂居、小聚居”为基础形成了各具地区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其中存在相当多的异质性的民族或族群，特别在我国三大民族走廊地带，这种现状表现尤为明显。[21]正如南岭俗语“侗族住山脚，苗族住山腰，瑶族住山顶”“汉族占街头，苗族占山头，壮族占水头”，在走廊区域的很多地方，即便是同一座山头，山顶、山腰、山脚都可能聚居着不同的民族和族群，不同族群的文化既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为此，“区域宏大叙事”在针对民族走廊传统体育的研究方面并不完全适用。因此，笔者主张以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作为单位来进行民俗体育研究，以走廊的整体视野研究传统体育的产生、传播及发展过程，在“小地方民族志”和“区域宏大叙事”研究之外，开辟一条中观研究的道路。

(三)采用棋盘研究法研究多民族地区传统体育

针对南岭走廊传统体育形式多样、融会共存的状态，采取费孝通提出的棋盘研究法对传统体育展开研究。[22]比如，瑶族在南岭地区广泛分布，其传统体育项目以长鼓舞、瑶拳为代表，若以传统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对某地开展传统体育的研究，则难免陷入不断重复论述某地方长鼓舞形式与异同的局面；而忽视了本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播和发展中与其他族群的交流互动，孤立而僵化地铺陈某一项目的形式与特点，忽视各民族、各族群传统体育交流互动的历史。

开展地区性的传统体育研究，应重视区域内部的社会流动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就南岭走廊而言，本地区文化传播和创新的重要内驱力是社会内部的巨大流动性。社会流动和变迁犹如棋盘上活动的棋子，每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社会流动与变迁，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正所谓“你来我去，我来你去”，这种不断往来和互动最终构成了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的现状。因此，针对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研究的主题，要抓住南岭历史上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族际冲突、族群的移动)，对我们理解走廊内部传统体育的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当然，棋盘研究法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单靠体育学科的力量难以完成，在研究过程中，应实行跨学科合作，借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力量，才能全面理解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历史沉淀，进而理解传统体育项目传播和分布规律。

四、结语

南岭走廊传统体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应注重区域内各民族往来互动的历史，注重关注民族间与族群间关系对体育文化的影响。针对区域内各民族、各族群混杂居住，文化上既相互影响又各有特色的现状，笔者认为应以走廊为整体，走一条中观的研究道路，运用棋盘研究法，抓住具有棋活[23]意义的历史流动事件，对区间内的传统体育展开研究。为实现此目标，必须整合多学科力量，才能达成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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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崇】

2016-01-03

本文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学科研究青年项目“南岭民族走廊的民俗体育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371SS16108)的研究成果。

刘文沃(1985-)，男，广东新会人，讲师，主要从事体育文化与社会心理研究。

G812.47

A

1673-7725(2017)03-01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