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张 谨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53)

【文化产业研究】

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张 谨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53)

社会制度是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规范体系不同，其社会形态也截然不同。相比社会制度而言，对文化作全面的理解要困难得多，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解释。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制度决定文化的存在样态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作用，落后、腐朽的文化对社会制度的瓦解会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制度；文化；决定；影响

当今“四个自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四者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弄清楚其中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关系，首先应该研究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人类诞生的历史与文化史是同步的，但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建立则是文化进步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文明的社会制度，其文化必然是先进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其文化一定是腐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人发问：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是社会制度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社会制度？是社会制度选择文化还是文化选择社会制度？这些问题涉及到它们之间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式等。

一、社会制度与文化：内涵阐释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就各不相同。要探讨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就必须从本质上把制度与文化区分开来，社会制度是社会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制度，而文化既可以说是社会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个人的文化。社会制度是某个社会制定的，而文化则不是某个社会制定的。所以，正如经济学家康芒斯所言：“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这就是说社会制度的制定者是集体或社会，它的执行者是社会中的个体，其过程具有强制性特征。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2]。在他看来，制度还具有稳定性、权威性、恒常性等特点。可见，社会制度是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规范体系不同，其社会形态也截然不同。

相比社会制度而言，对文化作全面的理解要困难得多，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解释。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看来，文化就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3]。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指出：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4]。人类学家眼中的文化是由其载体“符号”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和行为模式。从哲学、社会学上讲，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存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成员或其群体的生活方式。”[5]我国文化专家衣俊卿把这种生活方式理解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6]在教育学、心理学视域中，文化就是学习知识、习得智慧的过程。在历史学家看来，文化是与文明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文化在前，文明在后，文明中包含文化，文化是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分类。在经济学家看来，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文化经济”等被广泛运用及深入研究，赋予了文化更多的经济内涵。综上来看，广义的文化包括器物和精神两方面，狭义的文化是指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

二、社会制度决定文化的存在样态

关于社会制度与文化谁决定谁，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找到答案。马克思强调：“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很显然，马克思认为，时代的变革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原因不是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文化，而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社会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是社会制度决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不同的社会制度，其文化生产、消费与传播方式也截然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文化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手中，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多少产品都是由皇帝亲自签批，很多文化精品是专门供朝廷享用的。例如，古代瓷器的生产就有官窑与民窑之分，与民窑相比，官窑生产的瓷器做工精细，质地优良，而且其工艺流程与相关配方是绝对保密的。再如，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本是供皇帝出行时举行仪式使用的，后来才流传到了民间，又通过阿拉伯人流传到欧洲。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化教育是传统儒家经典，虽然民间也有些能工巧匠精通算学、几何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那毕竟不是社会的主流。从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具有相对的保守性、封闭性和单一性，即使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外来文化开始传入中国，那也是一种被动式的开放，外国传教士利用康熙爱好西方科学技术的机会打开了缺，使当时的国人大开眼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文化具有矛盾性、自由性和多元性。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一方面标榜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另一方面又受到完全市场经济的限制，难以满足先天性的膨胀欲望，导致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造成文化消费的两极分化，黄赌毒屡禁不止，“娱乐至死”的理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价值观是人民至上的文化生产观和文化消费观。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设既面向市场，不断提高文化生产力，加强文化与技术的合作，又注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尽量满足困难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己任，致力于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全面、均衡和协调发展。

三、社会制度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经济制度的变化会引起文化发展重心的变化。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基本上为政治服务，为意识形态服务，公益性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经营性文化产业尚未出现，整齐划一的文化消费内容和形式抹杀了个性化的文化需求。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后，经营性文化产业初见端倪，缤纷多彩的大众文化满足了社会的真实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贸易的全面推进，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尽管人们对文化全球化的看法各异，有“同质论”“异质论”“建构论”等学说，但是它促进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和市场主义文化的扩张，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经济增长对人们的文化选择能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亨廷顿在其著作中所举的例子：在泰国，所有年轻男子以前都要花几年时间进行精神和灵魂的洗礼，即出家修身养性当和尚，因为当时的经济和生活节奏是缓慢的。现在，泰国商业发展迅速，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年轻人修身养性、学念经礼仪的时间也缩短为几个星期。这一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变化而产生的。[8]近些年，中国国内的旅游业、体育健身业得到迅速发展，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发展快，体能负荷加重的同时，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其次，政治制度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都会对该社会的文化发展具有指导和限制功能，因为政治制度本身就蕴藏了文化的因素，“‘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作用的态度”[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制定文化制度的基础，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对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规划的实施和文化发展的评估等起到了稳定科学的规制作用。

最后，法律制度对文化的发展具有保护和约束作用。世界上凡是文化制度先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国家都是法制完备且具有执行力的国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深入人心，从建国开始就写进了《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以此显示它的合法地位和发展理念，达到凝聚人心的目的。法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卓有成效，能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帮助，关键在于相关法律的支撑。当然，社会制度不同，其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发展多么受法律保护，也只是为了少数垄断财团的利益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制建设尽管起步相对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但是它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让普通民众得到实惠。

四、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从词源学上看，文化最初的内涵是“耕种”“挖掘土地”的意思，后来才引申出“文字教化”之类的含义。可见，它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而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社会制度不等同于文化，但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任何社会制度都打上了时代的文化烙印，也就是说特定的社会制度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维持人类生存、繁衍和进步的不是制度，而是血缘关系和人自身的生产，经过社会的两次大分工，出现私有制以后，产生了国家，这才有了真正的社会制度，制度中蕴含了文化。其二，文化对社会制度的选择起着一定的启示作用。一个社会选择怎样的制度，是由该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是由该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决定的。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孙中山领导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希望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但是当时的国情不允许，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制约。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探讨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在他看来，基督徒提倡的勤劳、奋斗、节俭和商品买卖等确实对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这并不等于说是基督教文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如此繁盛，也只能说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容纳这种文化、能选择这种文化。此外，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不再对人的发展起正面作用，甚至起反面作用时，它对社会制度的瓦解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1][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6.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

[3][英]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

[4][美]C·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109.

[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

[6]衣俊卿.文化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8][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8.

[9][美]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公民文化[M].徐湘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5.

【责任编辑：王 崇】

2017-01-03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文化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15CMK05)的阶段性成果。

张谨(1966-)，男，湖北仙桃人，教授，主要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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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3-01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