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林业问题研究

刘 继 刚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先秦时期林业问题研究

刘 继 刚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先秦时期，就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而言，森林覆盖良好。随着人口的增多，农业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使一些平原的森林逐渐减少。先秦林业保护思想源于原始的禁忌和自然崇拜。最初，人们植树造林只是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后发展为疆界和道路的标志，并逐步认识到植树造林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

先秦；森林保护；植树造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开始更多地对先秦林业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先秦林业发展状况、林业保护、林业管理和林业经济思想等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岳耕的《论先秦时期的林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古开弼的《试述我国古代先秦时期林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杨钊的《先秦园艺、林业、蚕桑业生产技术》(《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张钧成的《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发展简论》(《世界林业研究》1991年第3期)、樊宝敏的《先秦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倪根金的《试述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杨霞蓉的《略论周代的山林管理》(《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等。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学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距今一万年前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原始农业；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后，才逐渐过渡到原始农业的生活方式；定居之后，需要有大量的农田以及生产和生活用材，森林成为被砍伐的主要对象；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农业继续发展，森林面积日益缩小；西周之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木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尝试设立官僚机构管理山林，并对木材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一些对策；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林业是关系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采取了更多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可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先秦时期森林面积减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林业保护思想如何发端？先秦时期各国植树造林的目的何在？笔者拟就此进行研究。

一、先秦时期森林面积减少的决定因素

先秦时期的森林覆盖情况，虽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两个地区森林覆盖良好。

具体而言，全新世时代长江流域的森林植被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在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带，都生长着常绿阔叶林和落叶林。据推测，在中新世时代和全新世时代的初期，这一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至少在80%左右[1]。新石器时代初期，稻作农业活动在长江流域的主要平原区逐步展开。原始的农业种植通常是以刀耕火耨和易地耕作等形式来进行的，刀耕火耨会大量地破坏天然植被，但休耕可以增加土地的肥力，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给遭到破坏的森林以充足的恢复时间。因此，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长江流域依然有广阔的森林分布在平原地带。商周时期，铜铁金属农具的使用，大大推动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发展，也加剧了对森林的砍伐。但砍伐仅限于平原地带，据学者推断：至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丘陵山区仍然保留着繁盛的森林植被。到2世纪末，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应接近70%[1]。

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森林广布。就黄河中游平原地区而论，从泾渭下游的关中平原到河南西部伊洛河流域，都出现过大片的森林[2]234。山地的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就黄河中游而言，六盘山、秦岭、横山、中条山、吕梁山等，绝大部分都是森林覆盖。距今5 000年前，甘肃、陕西、山西的森林覆盖率分别高达77%、45%和63%。黄河下游地区植被良好，分布着茂密的森林。河北、河南一带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距今5 000年前，河南、山东、河北的森林覆盖率分别为63%、46%和68%[3]。至东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山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森林覆盖率。《山海经》云：“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小华之山，其木多荆杞……符禺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茎，其实如枣……石脆之山，其木多棕楠……英山，其上多杻橿……竹山，其上多乔木……浮山，多盼木……羭次之山，其上多棫橿……南山，上多丹粟……大时之山，上多穀柞。”[4]37-45有学者考证：钱来之山、小华之山、符禺之山皆在今华阴县境内，石脆之山和英山则在今华县境内，竹山在今渭南县境，浮山位于今临潼县境，南山和羭次之山在今西安市南，大时之山就是太白山[2]239。这都有力地说明了当时长安周围的林木种类多样，状况良好。史念海认为：关中平原森林繁多，冲积平原和河流两岸的台地之上还生长着大片森林，由于其规模和树种的不同，所以出现了平林、中林和桃林等不同的名称[2]235。但是平原地区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好了。两周时期，森林破坏最为严重的主要还是平原地带。关中泾渭流域和晋南汾涑流域的平原川地在春秋时期都还有相当多的森林，到战国时代就明显地减少了[2]234。

综合看来，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森林状况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原始农业出现以前，人们以渔猎和采集作为获取物质资料的方式，依托自然环境进行生存，构木为巢，以采集野果为生，与森林和谐相处。进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将河谷和台地周围的森林开辟出来作为农田，满足定居的需要，森林面积有所减少。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农业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展，森林面积继续减少。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时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呢？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要清楚一点，先秦时期，森林的减少是有限的。地域范围限于人类适宜耕种的平原和台地之上，广大的山区和丘陵地带森林覆盖良好。此外，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并不是加快森林面积减少的决定性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就长江流域而言，铁制农具数量并不多。就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形看，金属农业工具出土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两湖平原和太湖平原等地，种类和数量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太湖平原，金属农具以铜制居多，铁制较少，主要有镰、锄、镢、斧、锯、凿、铲、锛、锸等[5]。位于长江上游的两湖平原地区发现金属农具最多，达300余件[1]。另外，这些金属农具多用于起土挖土，平整田地，用于砍伐林木的工具数量较少。湖南各地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土的周代的金属工具大约有246件(其中铁质工具196件，铜质工具50件)，但是作为砍伐工具斧、锛和刀仅有65件，占工具总数的26%[1]。主要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转为耕种而不再是砍伐。如果要对长江流域的丘陵和山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必须要有大量的砍伐工具才能完成。因此，可以断定，直到战国之时，长江流域的农业活动还局限于平原地区。

黄河流域的情况与长江流域大致相仿。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丰富。据统计，在发现的各种石质工具中，斧、铲、锛、凿的数量占相当大的比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砍伐类的工具比重不断降低。1953年，河北兴隆县副将沟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生产工具铸范。全部铁质铸范共有87件，主要有锄、镰、镢、斧和凿。按件数来看，斧范和凿范共约占所有铁范的37%。按整副计算，斧和凿范约占所有铁范的32.5%[6]。1955年，在河北石家庄市市村的战国时期遗址中发现了完整和残缺的铁器共47件，其中完整的有和削，多为生产工具。铁农具占主要地位，在农具中占65%[7]。可见，砍伐工具显然居于次要地位。这些都反映出，黄河流域的农业主要是在田间耕作，而不是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如此看来，铁器的推广和使用并非春秋战国森林面积减少的决定性因素。

先秦时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的真正原因在于那一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王建华运用聚落人口考古的方法，对夏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进行了推算。他认为我国在仰韶时代(公元前5 000年～公元前3 000年)，仅黄河中下游4个省区55万平方千米的地区，人口就高达300多万，龙山时代这一地区人口则达到750万[8]115。到了夏商时期，人口突破了1 000万。春秋时期整个中国的人口可能突破了1 500万。战国晚期，当时的人口更是达到3 000万左右[9]167-174。农业发展和定居给人类的繁衍带来了方便，缩短了生育间隔，促进了人口的出生，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有更多的土地和生存空间，人们的活动区域不断地向外延展。在夏、商、周王朝兴替的同时，国土面积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统治中心的扩大，疆域也在逐渐向大海延伸。有学者指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几千年时间里，农业一直都处在“刀耕火种”阶段，需要砍伐大量森林。这在一定范围或程度上破坏了原始生态面貌，引起了生态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社会产生不良影响[9]186。可以看出，森林面积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数量的增加。

二、先秦林业保护思想起源

先秦林业保护思想如何发端值得深思。学者习惯于把孟子对牛山之木的论述视作先秦生态或林业保护思想的经典例证。“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10]775。孟子的这段话，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牛山的林木被大量砍伐，牛羊过度放牧，水土流失严重的场景。有鉴于此，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才能保证“材木不可胜用”[10]55。此被视为先秦林业可持续发展思想最为明确的论断。然细加考察，孟子并非这种思想的原创者。

史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引《正义》之语：“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11]3黄帝之时，已经注意对湖泊、山林、平原、湿地的动物和植物按时令进行捕食和采伐。又《逸周书·大聚解》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12]430可见，大禹之时也有三月不得砍山中林木的禁令。

《太平御览》八十四引《周书》之语：文王在镐，告诫太子姬发，春夏之时，不要砍伐，以便于山中之林充分生长；不要水中划船，以便于河中鱼鳖成长；不要射杀小兽，不取鸟卵，以利于鸟兽成长；狩猎要遵守时节，不猎杀小牛，不取腹中有幼兽的母兽；不要让小牛拉车，不要骑小马。这样才能做到河流不侵害，土地不失其时宜，生物不丢掉其本性，天下不失去其时序[13]396。这段话可谓是古代生态可持续发展思想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不仅包含了对植物的保护，还包括了对动物的保护，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时禁发”和“取之有度”的精神。

由此看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态或林业保护思想已经存在。一种思想的出现必然有其客观的背景。到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先民生活的区域，森林覆盖尚且良好。

有鉴于此，先秦林业保护思想可能来源于古代对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崇拜。胡厚宣说：“上古人类，仰观苍苍者天，赫赫者日……渐久知人及万物之所以生，皆天之所赐，于是乃发生对于天神之崇拜。”[14]206远古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是由神灵主宰的，森林是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大量的动物和植物被赋予了神灵的性质。图腾崇拜即是最为直接的体现。当时人们通常将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族的标记，严禁砍伐猎食作为图腾的植物和动物。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11]3黄帝以熊、罴、貔貅、貙、虎等来作为自己的士兵，换言之，这些动物就是这些部落的图腾。《左传》云：“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15]1386-1387文中郯子所谓的“纪”与“名”皆是图腾标志之意，其中的鸟、云、火、水和龙都曾作为不同部落的图腾。古代对植物崇拜的事例也很多，桑树就是其中之一。《吕氏春秋·顺民》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16]200商汤在桑林之中祈祷，最终感动上天，降下喜雨。《史记·殷本纪》载：“伊尹名阿衡。”《索隐》引皇甫谧之语：“伊尹，力牧之后，生于空桑。又《吕氏春秋》云：‘有侁氏女采桑，得婴儿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16]94伊尹是商代著名的贤相，生于桑树之中，可见桑树乃是吉祥之物。此外，中国人的姓氏中与许多植物和动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林、李、梅、叶、花、马、牛、羊、熊和龙等，都是远古图腾崇拜的遗迹。

自黄帝以来，许多古圣先贤对森林、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崇拜，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种林业和生态保护的观念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生态伦理原则不谋而合。这才是先秦林业保护思想的真正肇始。

三、先秦时期植树造林的目的

那么该如何看待孟子笔下齐国牛山光秃秃的场景呢？笔者认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个案。首先，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人口众多，大约20万左右[17]。《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18]389众多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生活燃料。其次，牛山位于齐国都城临淄附近，高约174米，灌木丛生，森林茂密，具有丰富的燃料储备。再次，人们习惯选择到距离居住地近便的地方砍柴。《史记·货殖列传》云“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11]3271，柴草在转运过程中存在体积大、运输不便的问题。那么，牛山作为距离都城最近的一座小山，自然就成为市民取材的首选之地。如此，出现上述状况就不足为怪了，但不可以用此来说明战国时期整个齐国森林状况都恶化了。

先秦时期，植树造林的目的主要是保证木材的供应，即满足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管子·立政》云：“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得成，国之贫也……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19]64其明确指出了当时保护森林资源、植树造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保证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荀子·王制》云：“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20]165保护森林，植树造林是保证百姓生活需要的重要措施。有学者认为：“西周时期还没有成片植树造林的记载，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在房前屋后、道路、封疆、城郭、沟洫等处进行零星植树。”[21]距离生活区如此的近便，很显然是为了满足人们取材的方便。据统计，《诗经》中所涉及的灌木和乔木大约有30多种，桑树、松树、檀树、柏树、桐树、桧树、梓树和漆树等很多树种已经开始了人工种植。这些树木种植在生活区域，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在道路、封疆、城郭等处植树，一方面可以作为道路和疆界标志，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水土的流失。《周礼》有封人一职，其主要职责是“掌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22]890-891。封人掌管修建王的社稷的壝坛，在王畿周围修长疆界并在界上种树。凡是分封诸侯国，必须修建该国社稷的壝坛，在该国的四周修筑疆界，并在疆界之上种树。还有一种作为道路标志的行道树。《周礼》载：“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22]2894树就是行道树，主要功能是“列树以表道”，也就是周代官道或是国道的一种标志。先秦还出现了堤岸防护林。《周礼·夏官》中有掌固、司险等官职，掌固之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22]2401。具体来说，就是负责护城河两岸的植树工作，“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22]2406。司险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22]2408。主要是负责在道路两侧和田间沟洫之中进行植树工作。显然，这些树木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堤岸，防护道路。

四、结 语

先秦时期，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森林覆盖良好。进入农业社会后，虽然平原森林面积在不断减少，但是山地、丘陵等区域森林依然茂密。平原森林面积减少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铁器的推广和使用，而在于人口的迅猛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林地被开辟为农田，只有种植更多的粮食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先秦时期的林业保护思想并没有那么发达，观念也没有那么超前。“以时禁发”和“取之有度”的思想来源于原始的禁忌，是对自然崇拜的继承和发展。最初的植树造林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后来发展为疆界和道路的标志，并逐渐认识到植树造林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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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闫丽环)

Research on Issues of Forestation in Pre-Qin Period

LIU Jigang
(Humanities Schoo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3, China)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forest coverage was fin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owever, with the later expans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 agriculture cultivation areas increased constantly, and thus the forest areas in some plains gradually reduced. In the Pre-Qin period, forestry protection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primitive taboos and nature worship. Originally, people planted trees just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and then they used the trees as the border and road signs. Afterwards,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function of forests in preventing soil erosion.

Pre-Qin Period; forest protection; forestation

2016-10-14

刘继刚(1973-)，男，河南新蔡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灾害与生态环境史研究.

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创新人才计划项目“先秦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研究 ”、2012年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夏商周时期环境保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1.014

K826.3

A

1674-5035(2017)01-00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