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风度之“雅量”

贾 丹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论魏晋风度之“雅量”

贾 丹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雅量作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犯而不校，胸怀坦荡；率真自在，无累于物；以及情感深蕴，镇定从容。这样多重的内涵特色在魏晋当世自然有所侧重，尤其是名士文人的气度及德行才学这两个方面成了当时人们品评雅量风度的重要标准，这些都体现出魏晋时人们对内在的生命内涵、精神自由及高尚人格的追求。这些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玄学思想及士人的偏安心态造成的。

雅量；内涵；标准；成因

魏晋时期，最能代表其时代特色的是名士风流，又称魏晋风度，这一特色在魏晋时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表现最为明显。论起魏晋风流，最为人注意的是其时士人们的狂放不羁，也称为“任诞”[1]。但是魏晋风度包括的方面极多，除任诞之风外，“雅量”之风也极有代表性，是魏晋的士人群体中颇为重要的一种行为风尚。

一、“雅量”的多重内涵

从字义上看，“雅”，是高尚之意；“量”，为测量物体多少的器物。“雅量”即高尚之量。因此，它最简单的含义指心胸豁达，宽容大度。然而在魏晋时期，尤其是两晋时期名士文人的言行举止却体现出了内涵丰富的“雅量”之风。

第一个层面是犯而不校，胸怀坦荡。主要是指在面对他人的凌辱轻慢时淡然处之，不予计较，即犯而不校。对此《世说新语·雅量》一门中有详细记载，如：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2](P310)

原文中，王衍的“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表示王衍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而后刘孝标注解：“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2](P310)显示心胸宽广，为人豁达的王夷甫不因琐碎的小事与这位族人计较。这种在面对他人的轻慢侮辱时所表现出的宽容大度，体现了他自身高尚的人格修养，在当时即被人们赞为“风神英俊”。王衍在面对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时，表现出高贵的人格修养。同时，在对同样身份地位的名士同僚时，二人均表现出同样的宽容大度，对待彼此的轻慢一笑而过也是有的。“雅量”一门中同样有记载，众位士人为当时名声甚重的僧人支道林送行，两位贤士为了争抢一个位子起了争执，将坐席直接掷到地上，甚至到头巾掉落的地步，但一位不觉生气，面容平静，另一位则无所谓地调笑“本不为卿面作计”[2](P327)，而后一笑而过，都没有放在心上。由此可以看出东晋时名士们的豁达大度，不为一时的轻慢凌辱而耿耿于怀，也更突出了雅量风度中蕴含的士大夫一族高贵的意识情怀，不为摩擦轻慢破坏自身高贵的修养。

雅量之风的“犯而不校，胸怀坦荡”同时也表现在魏晋士人的心胸豁达，推己及人，对待别人的观点、个性和情感予以充分的尊重上。《晋书》中记载：王衍甚重王弼、何晏的“贵无”思想，裴頠却不赞同，甚而“著论以讥之”[3](P818)，乐广也曾在与裴頠清谈之时遭到反驳，但二人均是一笑置之，不予争斗。王衍、乐广在对待与自己不同的观念时，表现出了充分的尊重，甚至对其人也极其推重，体现出魏晋名士的雅量以及他们作为士族的高贵的意识情怀。

第二个层面是率真自在，无累于物。雅量风度的又一重要表现是率性而为、适性自在且不为外物所累。归根结底，雅量追求的是一种超脱世俗、不为外物所扰的风流气度。因此，适性真率也是雅量的一个重要层面。不同于纵情任诞、过度的放纵以致不顾礼俗，率真自在这一层面 追求的是一种直爽不做作，心胸豁达而不为名利荣辱所累的自在气度。郗太傅求王家郎欲招为女婿，挑选之际，其他人皆故作矜持，只有王羲之不为所动，甚而“坦腹东床”[2](P318)，郗鉴最后选择王羲之，应该是欣赏其不为外物环境所动的从容优雅，这份率真自在才是真正的名士风度。正是率真自在，所以才真正不在乎世事俗物，不为名利财物所诱。晋时刘庆孙欲加害庾子嵩而不得，于是妄图令其献出家财，如不行则以此构陷。谁知庾子嵩竟毫不在意，万贯家财说舍便舍，事后更评价刘庆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庾子嵩对待金钱这种身外之物所表现出的淡然豁达，才是君子之行，是时人所敬佩崇尚的高洁气度。同样庾翼在大街之上，应岳母的心意展示骑术时，不慎落马，却仍能够意色自若，可见庾翼已不以世俗简单的荣辱所动，真正展现出一代名士的自在风流。

第三个层面是情感深蕴，镇定从容。“雅量”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情感含蓄，喜怒不形于色且在面对变故惊吓时能够做到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展现出优雅从容的风流气度。魏晋时期的士人极重感情，但又温文尔雅，不过于外露。因此作为魏晋风度的重要层面，雅量之风讲求充满感情但又不为感情所累，以淡然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是在面对成败变故时能够保持优雅从容的风度，举重若轻。在魏晋之时，即使是追求纵情任性的士人在面对悲喜变故时也能表现出极强的感情控制力。比如王戎曾评价嵇康“未尝见其喜愠之色”[2](P17)，在母丧期间不辍饮食，神色不变；王羲之评价阮裕“此君近不惊宠辱”[2](P565)。镇定从容，喜怒不形于色的代表人物便是东晋名士谢安。《世说新语》记载淝水之战战报传回之时，谢安正与客人下棋，这一战关系着国家危亡，他不可能轻视对待，而捷报传来时他竟仍保持深沉镇定的态度且不失闲适自然，仅玩笑般一句“小儿辈大破贼”[2](P329)便一带而过。在《晋书》中对于此事的另一种说法是，谢安在下完棋后才将欢喜之心表现出来，以至于过门槛时将鞋上的屐齿都弄断了。这段记载表明谢安并不是无情之人，在面对大悲大喜时，同样有着深沉浓郁的情感，只是作为贵族名士，其气度涵养使他的喜怒情绪不外形于色，保持了优雅从容的名士风度。同样，顾雍在面对亲子逝去的噩耗时，以手掐掌致使献血淋漓但表面上仍然神情自若；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也是神色不变、照常饮食，均表现出了他们在至亲之人去世后的镇定从容，这并非是简单的冷血无情，而是对自己的情感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力，与谢安的“藏喜”相比则更胜一筹，他们都是情感深蕴之人，真正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变故面前，能够深藏起自己的恐惧不安，镇定自若、处之泰然更是雅量风度的重要方面。喜怒情绪犹在可控制的范畴之内，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吓乃至灾难祸患还能够保持镇定且泰然自若，说明其气度涵养到达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地，真正是一代名士风度的境界态度。夏侯玄曾在写作之时遭遇雷电，衣服被劈焦，却还能神色无变，甚至写的字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可见其镇定自若的风度，与当时奔逃的满堂宾客相比，足见其高深的气度涵养，这便是当时人们敬仰推崇夏侯玄的原因之一，足见魏晋时世人对雅量之风的重视。在面对死亡时，仍能保持超然的镇定从容是雅量的最突出表现。死亡是最令人恐惧的事，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最易表现出人类对生命消亡的最原始恐惧。因此，魏晋时期的士人在面对死亡时，如果仍然能够保持优雅从容的风度，便成为人们敬佩推崇的对象。东晋时桓温欲加害谢安及王坦之，遂设宴伏兵相邀，王、谢二人俱知这是一场“鸿门宴”，谢安竟能意态坦然、毫无惧容且吟咏作赋，与俱在名流之列的王坦之相比，更见其风度。这种超脱的态度也让权臣桓温愈加谨慎，不敢动兵，而时人也因此判出了王谢二人的高下。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直面生死而能无忧无惧的雅量风度的推崇。嵇康能在临刑之时索琴而奏《广陵散》，夏侯玄临刑东市时容色如常，裴楷也能够举动自若。在面对死亡时，这些为人们所称道的贤士均保持着士族从容优雅的举止风度。这不仅仅是对强权的蔑视不屑，也是对自身高贵人格修养的诠释与尊严的维护。

“雅量”之风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魏晋之时世人推崇的态度风尚，名流雅士们所表现出的种种行为，即是对当时流行风尚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对道德品行、人格修养的严格自我要求。

二、“雅量”之品评标准

由雅量的丰富内涵可知魏晋之时“雅量”风度的多重层面。而在魏晋当时，世人所推重的“雅量”则更多地表现在气度及德行才学上，这从世人当时的评价选择上可以直接表现出来。

(一)气度之“量”

雅量又可称为“器量”，主要表现为有容人之量、坦率真实且能够做到处变不惊，看淡生死荣辱，真正彰显出魏晋之时世家大族的修养意识，表现出一种优雅从容的气质风度。这是魏晋时期士人们追求的理想人格。东晋初拜官待客，羊固面面俱到，早晚皆有盛馔美食，而羊曼则是随时间早晚饭食由盛而简，不论贵贱，因此世人皆认为羊固的丰华比不上羊曼的真率性情。从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世人们注重的不再是外在的名利荣辱，而是心胸的宽广豁达，从容洒脱等内在的精神品格。不为世俗名利所扰是名士文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这才是魏晋士人的“雅量”。在魏晋的各种记载中关于雅量的记载最多、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东晋名士谢安，作为掌握东晋朝政大权的谢太傅，完美诠释了“雅量”二字的含义。在《世说新语》全书中，关于他的故事多达一百多个，在《雅量》篇涉及的32个雅量人物、42则故事中，仅谢安一人就有6篇，可以看出在时人眼中他是其时雅量风度的典范人物。有一段记载谢安曾与诸人泛海，遇暴风骤雨，众人慌乱之时唯谢安从容镇定才使众人得返，于是世人认为这种宏阔的度量、优雅从容的风度彰显出其过人之量足以镇安朝野。除此之外，还有面对前秦军队南下进犯时的镇定坚韧；收到淝水之战胜利消息时的从容闲适；与王坦之身赴桓温“鸿门宴”时的从容风雅、沉着冷静等都彰显出这位东晋世家大族出身的名士极高的人格修养与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不只是谢安，嵇康、裴楷、夏侯玄等面对类似变故时，他们的表现均是神气无变、举止自若。这种超然于生死祸福之外，镇定的大无畏精神表明了他们不在意自身的荣辱成败或生死祸福这些外在的形式，真正追求的是自身生命内涵的广度、精神的高度自由与人格的修养稳定。

(二)德行才学之“量”

“雅量”之风在宏阔的气度之外，也表现为德行的高尚与才学的渊博，讲究在宁静优雅中表现出自己高度的文化素养。祖约与阮孚都是以经营为生，但二人在客人面前对自己所爱的财物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了自己对名利财物的态度，阮孚的一句“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更深层次地体现出了自己人生态度的豁达从容、坦荡自在，其德行见识之高是祖约所远远不及的，时人也因此将二人分出高下。郭奕曾被山涛誉为“高简有雅量”[2](P850)，坚持不为寡姐徇私枉法，体现其高尚的德行。这些对德行才学直接的评价更突出体现了魏晋士人对雅量之风的重视及推崇。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2](P4)。

黄宪是有雅量的，“万顷之陂”和“其器深广”都是比喻他深广不可测的器量，这里的“量”自然不仅仅指他的气度之量，能够让郭宗林如此崇敬，更是因为黄叔度的德行之高才学之广深不可测，使世人为其深广的德行才学所折服。这类人物、评价在魏晋名士之中并不少见，而且引起人们的推崇敬仰丝毫不逊色于气度之量。“少有器量，介然不群”[3](P807)的山涛，王戎与裴楷对其的评价是：“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2](P373)、“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2](P374)，士人们都钦佩山涛的器量才学，只知道及其深渊广博，真正到达了怎样的高度却不了解。同时还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3](P716)的张华；“沈雅有器量”[3](P794)的张浑；“沈敏有器量”[3](P847)的武陔等。由此可见，魏晋时期能够被人们所钦佩敬仰且誉为“雅量”的人物均是德行高尚且才识渊博的人物。

三、“雅量”的盛行渊源

两晋时期独特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想心态致使雅量风度在两晋时风行一时，雅量之风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名称虽早在三国时期便已出现，但真正兴盛并成为人物品藻重要标准是在两晋时期，并在东晋时到达顶峰[4]。这一点在《世说新语·雅量》一门中可以看出端倪：《雅量》篇记载雅量故事共42则，其中三国时期2则，西晋10则，东晋则为30则；涉及主要雅量人物32人，三国人物2人，确定西晋4人，南渡前后11人，东晋15人，但在南渡的11人当中，主要活动在西晋的仅3人，余下的8人完全可以归入东晋系统当中。此时的文人名士，既追求精神上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又追求风流潇洒，宁静高逸的风度境界。前者主要表现为雅量风度的真率自在，无累于物且无惧生死的特点，后者则对应两晋士人胸怀坦荡，处变不惊且镇定从容的特点。

在两晋时盛行一时的雅量之风，其优雅从容、率真自在的言行举止所表现出的宁静超脱的精神自由在东晋时期可归结为士人的一种追求宁谧偏安的心态[5](P233)。这种偏安心态首先应归结于东晋时的政局特点。西晋时的八王之乱、五胡之乱使晋朝士人们受尽了战乱之苦，最后仍不得不举国南渡，偏安江左。这场苦难给文人们的心灵以一场巨大的冲击，而在南渡之后，皇帝为了稳固政权，又大量重用南方世家大族的文人。在南北方力量的长期融合中，南方安定的生活环境及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北方士人北伐中原，回归故土的雄心壮志逐渐淡化。同时，江南优美的山林环境更使东晋世人最终形成了追求悠闲宁静、高雅飘逸的人生意趣。此外，还有在魏晋时盛行的玄学思潮的影响。在晋朝士人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产生于西晋的郭象的玄学理论，即“崇有”的玄学思想。这是一种独特的思辨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有之为有，必自无而生，但是“无”不能生“有”，是“有”自生的，万物皆自生自有，各安所是的思想[6](P591)。于是，适情适性，便无不可。这种明显脱胎于老庄思想的“适性”观点，便是雅量之中真率自在、无累于物的主要哲学渊源。而后东晋士人张湛发展了郭象的学说，将万物归之于虚无，虽生犹同于“虚寂”，归于虚寂，故物我两忘[6](P591)。在沟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后，这一点无疑是受到了佛理的影响，即魏晋时的般若学，认为一切幻皆归之于空，连空也是空的。张湛将般若学引入自己的玄学思想当中，虽然出现了矛盾问题，但仍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从西晋士人的纵情纵欲中转向追求宁静之后，又无法真正做到般若学的“空心”，于是便选择了在此时已发展为儒释道融为一体的玄学。这样的宁静是真正属于东晋的潇洒风流，但又任情适性的宁静。同时，南渡后的名士文人虽有少部分人如谢鲲、羊曼等表示出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忧患，但大部分士人已受郭象学说中人生范式的影响，头脑中的忠君爱国的气节意识已经十分淡化，所关心的只不过是个人的利益，追求的是潇洒风流、宁静高逸的个人的精神境界。即便是王、谢这样的世家大族，朝中砥柱，归根结底真正关心的仍是保持家族的权势地位以获得个人的宁静及精神追求。

在这样的偏安心态下的魏晋风度便主要表现为了雅量。因此，这种雅量风度使士人们追求一种独立而又宁静的精神自由以及从容洒脱的风姿神韵，无论是精神上还是风度上都表现出一种毫无挂碍、超脱世俗的态度。心态上的偏安不代表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7]，表现出高度的雅量风度的东晋士人大多是在朝廷政局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官员：谢安为太傅，王导为丞相，王戎后封安丰侯，甚至晋简文帝也是雅量风度的代表。这些政权人物自身具有极高的政治才能且颇有政绩，在朝中身居高位；又因出身世家大族具有很好的物质文化条件，身具极高的文化风度修养且不必为生活所累，能够来去自如，不为世事俗物所拘，形成了更高层次的豁达超然的心态，做到心灵宁静、不为外物所动。另一方面，当朝政局为门阀士族所把持以致于出身平民的文人难以找到入朝为官的正常道路，这使他们被迫改变了自己入仕为官的人生追求，而后真正静下心来寻找内心精神世界的解脱，寻求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这外化为了率真自在、风流潇洒、超然洒脱的雅量风度。

四、结语

以上阐述了魏晋风度中雅量之风的具体内涵、魏晋时人们眼中的雅量以及雅量在两晋尤其是东晋时期盛行的时代、思想、心态方面的原因。雅量作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作为两晋之交及东晋时重要的人文特色来研究两晋时期的历史文化情况，并且雅量风度作为一种重要而独具特色的行为风度，对后世文人的行为方式及人生态度产生深远影响，这对研究后世文人及其作品有着重要意义。

[1]祁志祥.“雅量”与“任诞”——从《世说新语》看魏晋玄学的审美取向及其分裂[J].中文自学指导，2008(2)：39-43.

[2]刘义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房玄龄，吴士鉴.晋书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贾媛媛，张惠民.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J].汕头大学学报，2010(2)：59-64.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汤一介，胡仲平.魏晋玄学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7]申屠青松.雅量与魏晋玄学[J].吉首大学学报，2005(3)：69-73.

Discussion on the “Yaliang” of the Wei-Jin Dynastic Style

JIA Dan

(SchoolofLiberalArts,GuangxiUniversity,Guangxi530000,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ei-Jin Dynastic style, “Yaliang” mainly includes: be not attentive to offenses; be frank and free and calm. What’s more, virtue and knowledge were more important and had become important standards that people judged “Yaliang” in the Wei-Jin period. In fact, the word “Yaliang” appeared in the Three-kingdoms period, but it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Wei-Jin period because of the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metaphysics and the special mentality.

“Yaliang”; contents; standards; causes

2017-04-06

贾丹(1993-)，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K235

A

1009-9735(2017)04-01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