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启蒙时期德国民族文学特殊性

常 波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文学评论】

试论启蒙时期德国民族文学特殊性

常 波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启蒙时期的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且从政治上看不到统一的希望。思想界想通过塑造德意志民族性，力求在文化上先统一德国，该时期的文学就承载了此项任务。与欧洲启蒙整体思想不同，德国思想界更重视“向内”。且受此影响，德国文学也形成了重视感性和个体，慢慢疏离理性的特点。这种特殊方式一方面促进了德国民族性的创立，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疏离于欧洲启蒙体系，民族特色鲜明，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了潜伏的危险。

德国文学；启蒙；民族性；感性

18世纪欧洲的主旋律是启蒙，彰显理性诉求，但德国的启蒙却有一些新特点。在德国兴起的新教注重内心，引导人们向内，赋予了德国文化“向内”的特点，并体现在思想界和文学领域。“向内”使得德国人更重视主体的改造，在重视个体的过程中，发现并提高了情感的意义，理性失去了本来在启蒙体系中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至此，德国启蒙同欧洲总体启蒙走到了岔路口。

德意志民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德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启蒙时期，西欧已经成立了众多民族国家，而德国却依然处于小邦割裂状态，看不到统一的希望。于是，德国知识界本着注重个体的传统以及先把人变成“德意志人”，再成立国家的构想，努力塑造民族性。当“德意志”概念深入人心，形成人民的归属感后，统一便指日可待。作为当时主要文化载体的文学，推动了民族性的形成、推广及深化。

一、贯穿理性和感性二元对立的民族文学之路

18世纪初，德国文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创作上都被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甩在身后。但德国在哲学领域的成就却不逊色，成为支撑文学发展的杠杆。此时，市民阶层兴起，他们在启蒙中增强的自我民族意识和自我观念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德国人意识到需要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学。在探求什么是德国式文学的道路上，众多理论家和作家都发挥了一己之力，但颇具代表性的是高特舍特、莱辛和赫尔德。

高特舍特举起了民族文学的大旗，同时也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规范了德国民族文学在启蒙时期的任务和使命。由于深刻地受到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夫和法国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以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为德国文学指明了方针。高特舍特探讨了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他认为，文学是对自然的模仿。按照理性主义的看法，自然是在理性原则支配下运转，是完美的。所以，文学的任务就是再现现实即可。与此同时，他突出强调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主张用它来提高人民的教养。可以清晰看出，作为启蒙核心的理性是高特舍特文学理论的中心原则。但在此时，德国思想界还未脱离欧洲启蒙的大方向。所以，高特舍特过于强调以理性为中心、排除情感和想象在文学中应有地位的思想使得他逐渐受到批判。他认为：“诗人先挑选一个他要用感性形式去印刻在读者心中的道德主张。于是他拟好一个故事的轮廓，以便把这个故事主张显示出来。接着他就从历史里找出生平事迹颇类似所拟故事情节的有名人物，就借用他们的名字套上剧中人物，这样就使剧中人物显得煊赫。”[1]博德默尔和布莱丁格尔明确反对这种僵化的文学观点，他们认为文学中应该为情感留下空间，不赞同学习法国，主张效法英国文学。随后，鲍姆加登的《美学》又进一步提高了感性的地位：“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2]至此，德国文学在短短的20年里经历了理论方面的巨大突破：打破了理性主义至上的原则，确立了情感、想象等感性因素的合法地位。

在高特舍特之后，莱辛成为决定德国民族文学形成的关键人物。莱辛既是理论家，又是伟大的剧作家。他批判了高特舍特过分强调理性原则的“规则美学”，反对片面“模仿”，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进行创造性活动。莱辛强调在戏剧中表现人的性格，但反对那种程式化的表扬。他认为：“只有把性格表现得最明确的行动，按照艺术的判断，才是最伟大的行动。”[3]莱辛对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和继续发展，反对一味模仿法国。他在《汉堡剧评》里写道：“几乎可以说，德国人不想要自己的性格。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切，都是美丽的，迷人的，可爱的，神圣的，我们宁愿否定自己的耳目，也不想做出另外的判断。”[4]莱辛认为，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误解和歪曲了亚里士多德；他赞同莎士比亚的创作方式，认为莎式的创作真正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从莱辛依旧在亚里士多德诗学框架内寻找道路的方式可以看出，他虽然反对高特舍特的理性至上，但他却是为了在批判的基础上完善这个理论，而并非要消解启蒙运动的原则。莱辛的美学思想带有经验主义色彩，注重自己的体验，这同德国当时学者注重逻辑思维的方式有较大区别。莱辛说过：“从书中获得的丰富的别人的经验叫做学问，自己的经验才是智慧。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儿自己的经验也比难以计数的别人的经验更有价值。”所以，他主张结合德国的实际，而非照搬其他国家文学理论和模式，创造了具有德国特点的民族文学。莱辛的理论思考植根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带有浓厚的现实问题性。这也是莱辛得以创立自己的文学范式，引起大众共鸣的原因所在。

在莱辛之后，赫尔德对德国民族文学影响重大，同时他还影响着德国民族主义的统一，因此又被称为“德国民族主义之父”。赫尔德主张从文化上建设德国民族主义，首先从民族语言入手。赫尔德认为：“民族是一个文化实体，生活在共同的地域，具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语言正是特定地域、特定自然条件下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表现。”[5]他说过：“语言是部落的徽号和家族的纽带，又是关于父辈的英雄行为的史诗，从语言中听得到家族中的先祖从墓穴里发出的声音。”[6]所以，通过民族的语言可以深入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性格及精神。赫尔德一再强调民族语言，是同当时德国在各个方面都崇尚法国分不开的。当时的王公贵族都偏爱法语，认为自己的母语——德语粗鄙不堪，严重阻碍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所以，赫尔德呼吁先树立德语的民族语言地位，在语言受到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化，实现民族主义的统一。

除了语言，赫尔德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也同启蒙时期其他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启蒙运动过分强调理性，磨灭了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他反对用理性作为评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唯一标准，因为这会导致价值和文化一元论。赫尔德重视世界的民族多样性，认为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保持具有自己特色的价值。在他看来，民族的基础是精神的和文化的，民族传统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民族的独特个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是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标志。

通过这些学者的理论不断进步完善，德国文学终于在魏玛古典时期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民族文学得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二、民族性与特殊性：背离启蒙理性的趋势

从德国民族文学的建立之路中，我们可以看到背离欧洲启蒙传统思想的痕迹。从高特舍德提出理性至上论后，纯粹理性主义开始遭到后来者的反对，要求尊重作家独创性和天才、重视情感、重视个体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尽管在此过程中，理性并没有被完全抛弃，但已经失去了至上的地位。实际上，随后的德国文学民族化道路还在继续，在虔诚运动和神秘主义影响下，也愈来愈转向内心。

向内转的特别道路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德国脱离欧洲启蒙大合唱的特殊道路一方面造就了文化特征鲜明的德意志民族，另外也为极端主义埋下了种子。尤其是在赫尔德思想成为德国思想的基础之一后，德国人走上了注重精神传统，而忽视制度约束的道路。德国的发展没有按照普遍的国家模式而是更倚重其自身内在价值的判断。很多德国学者认为，这为德国走向专制和军国主义的兴起埋下了隐患。也有学者认为：“德意志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思潮不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前身，不是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7]

德国文学和民族性是一个宽泛的话题，它几乎涉及思想史的各个方面。本文仅就影响后世的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作出简单论述，因篇幅有限也仅仅只能涉及最重要的几位思想家和作家。文学和德意志民族性是深刻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1][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83.289.

[3][4]莱辛.汉堡剧评[M].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51.101.

[5]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M].张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

[6]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9.

[7]海因茨·史腊斐.德意志文学简史[M].胡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责任编辑：王 崇】

I516

A

1673-7725(2017)01-0067-03

2016-10-20

常波(1980-)，男，江苏徐州人，讲师，主要从事德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