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研究综述

汪平秀

（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梅州 514015）

长衡会战研究综述

汪平秀

（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梅州 514015）

长衡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重要的战争。目前，全面研究长衡会战的专门著作仅两部，成果较为薄弱，研究有待加强。而对长衡会战的重要战役衡阳保卫战的研究，成果则较丰厚，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并形成了一些研究热点。

长衡会战 衡阳保卫战 研究热点

长衡会战，发生在1944年5月27日至9月8日，是中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中的一场重大战役，是日本发动“一号会战”的一个重要阶段。日本发动“一号会战”，意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使日本大本营与已攻占东南亚的日军保持陆路交通，并摧毁美军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防止美国飞机空袭日本本土。“一号会战”主要在中国的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区进行，中国抗战史称之为“豫湘桂会战”或“豫湘桂大溃败”，它包括“中原会战”（或称“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后两者又合称为“湘桂战役”）等阶段。其中长衡会战，主要包括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等战役。日军第11军率领10个师团，总兵力约36.2万人①，中国第9战区先以30万军队迎战，后来逐次增兵，两军共投入近80万大军进行大决战，耗时达三个半月，最后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日军攻进了广西。

关于长衡会战，中日两国在战后分别整理相关资料进行研究，都编撰了战史，又有许多身经战役的幸存将士们撰写了回忆录，使长衡会战的作战部队、排兵布阵、战争过程以及两军伤亡等多方面情况逐渐清晰起来。但是，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仍有一些看法，研究者们各执一端，难以统一。下面试从整体研究、重点研究和热点研究三个方面对长衡会战研究进行综述。

一、整体研究

迄今为止，对长衡会战进行整体全面研究的专著仅两部，一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的《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1]，二是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的《抗日战史·长衡会战》[2]。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共八章。第一章“1944年春中国派遣军的作战指导”，介绍了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以及其作战计划的酝酿过程和日军作战部队的规模、补给等问题。第二章“第11军准备湘桂作战”，介绍日军第11军的状况、制订湘桂作战（其重点是长衡作战）计划的经过以及作战准备。第三章“发动攻势及初期状况”，介绍日军第11军各师团的兵力部署，叙述日军分三路南攻，在汨罗江、捞刀河、洞庭湖一带与中国军队进行初期交战。第四章“宁乡、浏阳、长沙附近的会战”，重点叙述6月上旬中日两军在益阳、宁乡、浏阳、长沙等地进行的战斗，对日军夺取长沙的战斗过程叙写尤其详细。第五章“挺进与攻打衡阳以及在外围的歼灭战”，较详细地叙述日军挺进衡阳、占领衡阳飞机场、第一次发动全面进攻衡阳的过程，并介绍日军进攻萍乡、攸县、安仁、耒阳等地的战斗。第六章“深入茶陵、莲花等地的外围决战及第二次进攻衡阳”，叙述7月日军向醴陵、茶陵、湘乡发起进攻，并较详细地叙述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的过程。第七章“企图解脱我对衡阳西部的包围与我第三次进攻衡阳”，叙述日本空军与中美空军进行的空战，以及日军与解救衡阳之围的中国军队进行的战斗，重点叙述了日军对衡阳发动的第三次总攻。第八章“洪桥会战”，叙述8月中下旬至9月上旬，日军沿湘桂铁路进攻祁阳、零陵等地的情况。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主要根据当年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机密文件、作战公报与侵华战争决策以及指挥者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编纂而成，对日军第11军第116师团第133联队（联队长黑濑平一）的战报利用较多。该书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白天霖（亲身参加衡阳保卫战的中国第10军预备第10师迫击炮连连长）编著《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在“自序”中说：“日军战史有关衡阳作战这一部分，无论是记事或评论，大体而言，都相当忠实，相当公正，相当客观，可资吾人参证。”白天霖的这一评价，基本上也适合对《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整书的评价。《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由于采纳资料的客观性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该书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其编著者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美化日军和日本，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辩护、翻案。我们应警惕该书反动的立场和某些反动的观点！

《抗日战史·长衡会战》一书的优缺点也十分明显。其优点是保存的资料较为客观公正，其不足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惨败与逃跑，作了隐晦或者掩盖；特别对衡阳保卫战这一重要战役，叙述却很简单，与整个战局殊不相称。

以上两书分别立足于中日两国军队的战时资料、两国政府的机密文件、作战公报以及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等编纂而成，由于囿于对方的资料掌握不够，两书都存在以下问题：多叙述己方的作战方案和战斗进程，反复渲染己军的勇猛与善战，而忽略了对方军队的部署和作战状态。因此，如果将两书进行相互参看，就会更全面、清晰地了解长衡会战中中日两军的作战策略、方针、命令以及两军的战斗进程和动态，从而可以立体地把握这一战役开展、发展和结束的过程以及相关的许多细节。当然，两书的记载，对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事件的记述也多有龃龉之处，这需要我们细加辨析。

除了这两本专书整体研究长衡会战外，还有一些著作的部分章节，也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论述，如萧栋梁、余应彬的《湖南抗日战争史》[3]，薛岳、余建勋等的《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4]，钟启河的《湖南抗战日志》[5]，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抗日战争史》[6]和张宪文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7]，以及日本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8]等。由于长衡会战并不是这些著作专门的写作对象，因此，这些著作对长衡会战的论述仅占书中的一部分，篇幅不长，叙述多为概括，其细节无法得到详细的呈现。

二、重点研究

整体研究长衡会战的论著总体来说不多，但对长衡会战的重点战役——衡阳保卫战，却有不少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都有较多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著作方面，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了蔡汝霖的《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版）、朱威民的《衡阳四十七天》（二十世纪出版社1944年版）、黄锵的《衡阳四十八》（台湾燕徵印刷厂1973年版）、蒋鸿熙的《血泪忆衡阳：1944衡阳保卫战亲历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葛先才的《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白天霖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台湾天工书局1987年版）、王逸之的《方先觉与衡阳会战》（台湾新文化彩色印书馆有限公司2006年版）、刘台平的《衡阳保卫战：遥远的枪声》（台湾时英出版社2007年版）、萧培的《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血战四十七天》（台湾知兵堂2013年版）和《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抗战史上最壮烈的城市保卫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周明的《喋血孤城：衡阳会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编的《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蒋鸿熙、王选、卢华磊的《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等。一些属于文学创作的著作也出现了，如何顿的《抵抗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张和平的《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杜青的《无援：日本侵华战史上最苦难一役——衡阳保卫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等。日本出版了井崎易治的《衡阳攻防战》等著作。

论文方面，主要有钟启河的《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述评》（《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彭厚文的《衡阳保卫战述论》（《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萧公闻的《衡阳保卫战的孤城奋战精神》（《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陈炳炎等的《论衡阳保卫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衡阳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柯育芳的《论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战役——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和《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苏盾的《衡阳保卫战及其败因》（《徽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刘国武的《再论衡阳保卫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和《抗战期间衡阳直接损失述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邓野的《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罗玉明的《衡阳失陷的原因及其直接损失述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和《衡阳解围战述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秦弓的《抗战文化与衡阳保卫战》（《抗战文化研究》2012年第6辑）等。在研究长衡会战的所有论文中，对衡阳保卫战研究的论文，也是最多、最引人注目的。

还有一些回忆录之类文章，如衡阳保卫战的许多幸存者纷纷撰文，它们为衡阳保卫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原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的《泣血椎心吊孤城》、原第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副主任杨正华等的《衡阳四十七天》、原第10军军部参谋陈国柱的《衡阳血战泣鬼神》、原第10军预备第10师第29团营长劳耀民的《碧血丹心忆衡阳》、原第10军暂编第54师参谋长甘印森的《衡阳战役回忆》、原第10军预备第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的《回顾衡阳保卫战》和原第10军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的《浴血奋战守衡阳》等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众多研究衡阳保卫战的论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编的《衡阳抗战铸名城》、战争亲历者白天霖编著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和衡阳地方文史专家萧培著的《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等著作。

《衡阳抗战铸名城》可谓搜集衡阳保卫战资料最为全面的一部资料汇编，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该书约140万字，搜集了约400篇文章，并有大量的图片资料。从衡阳保卫战的鏖战、解围援军的战斗、当时的报章舆论、日军的战史资料、日军进攻衡阳犯下的暴行以及衡阳命名“抗战名城”的经过等多个方面，搜集汇编了大量资料，为衡阳保卫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较充足的资料基础。但是，由于道听途说、个人情绪或政治因素等方面的缘故，该书编入的一些文章并不令人全信；而且，解救衡阳的援军谎报军情的一些战报和电文，虽然现在看来也是历史文件，但是它们与当时的历史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编者又以校订的名义擅自篡改了一些原文，致使部分文章的价值受到了影响。

探究微波烘干时单位面积上要烘干的鱼片的质量对凤尾鱼片感官的影响，单位面积的鱼片的质量不一样，则单位质量的鱼片吸收的微波能量不一样，所以要考虑单位面积的质量对烘干效果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以80，100，120，140 g(以10 dm2烘干面积计)4组质量进行实验，通过分析凤尾鱼片口感的变化，选择适当的烘干质量。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是亲历衡阳保卫战的第10军幸存官兵，感于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撰的《抗日战史·长衡会战》对衡阳保卫战的记载过于简短，而委托亲历者白天霖编著的。白天霖尽力搜集衡阳保卫战的中外资料，特别是幸存者所经历、所见闻的回忆录，呕心沥血，最后汇编成一部战史。对衡阳守军苦战47天的经过，该书记述得有条不紊，许多细节翔实生动，再现了第10军将士忠勇善战、敢于为国牺牲的奉献精神。但是，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该书还留下许多问题或空白，正如编者白天霖在“后记”中不无遗憾地表达：“对于各阶层的作战指挥、各单位的战斗经过、各个人的忠勇事迹，实未能道出其事象于万一。尤其是各炮兵部队及暂54师的一个步兵营，作战均极英勇，但因无人提供资料，在本书中留下了一片空白，亟待补充。”

衡阳地方文史专家萧培抱着对守城将士的崇高敬意和保存历史资料的使命感，不畏烦难，长期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许多资料，撰写著作，从而纠正了许多人对衡阳保卫战的认识偏差。其《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等著作，对衡阳保卫战战斗历程的叙述尤为详细，对衡阳保卫战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热点研究

对于长衡会战研究，其研究热点也主要集中在对长衡会战的重点战役——衡阳保卫战的研究上。

热点研究之一，是对衡阳保卫战进程的研究。学者们通过长期努力，在广泛收集中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日军三次总攻衡阳、守军第10军在衡阳城内各个阵地的调兵遣将和英勇奋战的战况，大体上梳理清楚了。许多相关的论文和著作，都把这个问题当作重头戏来阐述。其中萧培的《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等著作，叙述得最为详细。然而，仍是由于资料的缺乏，白天霖的遗憾至今仍是遗憾，现在对衡阳保卫战中各阶层的作战指挥、各单位的战斗经过、各个人的英勇事迹，仍有许多不甚明了之处。蔡汝霖回忆当年守军炮兵部队的作战情况，撰写了《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这多少弥补了白天霖的一点遗憾。关于衡阳保卫战的进程研究，至今仍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深入研究。

热点研究之二，是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是否率领残部投降日军的问题。目前学界基本上存在着三种说法：一是投降说，二是停战说，三是被俘说。各种观点，各持一端，各有证据，但是都缺乏“铁证”，正如邓野先生所言：“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9]

热点研究之三，是衡阳保卫战的外围研究。解围衡阳的援军为何总不能打进来？这是萦绕在第10军幸存者心头的阴霾，也是许多正直之士盼望得到答案的疑问。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论著来探讨。而且，衡阳保卫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情况又如何？许多论著也对之进行剖析。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0]一书中的一节，论述了“衡阳保卫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困境，揭示了衡阳保卫战时期的外围形势，极有学术价值。衡阳保卫战的外围研究还包括抗战文化的研究等多个方面。

关于衡阳保卫战坚守了47天还是48天、中日两军伤亡的确切人数等问题，也是衡阳保卫战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综上所述，关于长衡会战的研究，对其整体剖析，研究成果还嫌薄弱；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学界作进一步考证和研究，例如，对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长沙会战的研究目前就不充分。希望学界出现新的长衡会战整体性的研究著作。对于长衡会战研究的热点，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其重点战役衡阳保卫战的研究上，这有助于弄清衡阳保卫战的许多细节，可以深化长衡会战研究。长衡会战的热点研究为其整体性研究，多方面作出了示范。

注释

①此说见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和袁旭、李兴仁等编著《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其人数是日军整个湘桂会战的参战人数。关于长衡会战日军的参加人数，还有12万（见陈之中、谭剑锋编《抗日战争纪实》）、17万（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述》）、20多万（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28万（柯育芳：《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等多种说法。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长衡会战[M].1966.

[3]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1995.

[4]薛岳，余建勋，等.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5]钟启河.湖南抗战日志[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6]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7]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J].历史研究，2006（5）.

[10]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Review on the Battle of Changsha and Hengyang

Wang Pingxiu
(Marxism College of 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514015,China)

The battle of Changsha and Hengyang was an important battl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China.At present,there are only two books that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is battle,so the achievements are relatively weak,and the research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The research on the battle of Hengyang,however,is rich in number with lots of books and papers,forming some research focus.

the battle of Changsha and Hengyang;the battle of Hengyang;research focus

嘉应学院思政教改课题（2014年）。

汪平秀，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10.21

K265

A

2016-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