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苍天”到“人民”
——论反腐题材电视剧崇高感的审美渐变

张 斌,李 轩

从“苍天”到“人民”
——论反腐题材电视剧崇高感的审美渐变

张 斌,李 轩

反腐题材电视剧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历史，其生产创作也经历了诸多起伏转折。因反腐剧与社会政治语境的密切关联，使得其内含的主旋律文化的崇高审美在这一语境的变迁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以点面结合的方式，选取关键时间节点且具代表性的三部反腐剧《苍天在上》《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为审美客体，可以探析到反腐剧崇高感的审美渐变历程。反腐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感呈现较为明显的变化：早期对“清官”形象的塑造体现的是人物形象的感性崇高，中期对“权力-腐败”关系的描绘体现的是主题意义的理性崇高，而当前对人民主体的描写体现的是叙述主体的人性崇高。从这一特殊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历史语境与大众审美需求，可透视出反腐剧历史衍变的内在机理。

反腐剧；崇高感；大众审美；《苍天在上》；《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

反腐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反腐剧)始见于国内电视荧屏，起自1995年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在中央电视台的开播。该剧成功地实现了主旋律话语与艺术审美规律的镜像交融，通过情节化的故事构造艺术地呈现了“反腐倡廉”的政治观念，呼应了当时大众的社会心理。当反腐剧这一有意味的电视剧艺术形式被观众观看时，就如同米尔佐夫所言的那样，“某个在现实中很少有人亲眼目睹的事件似乎把我们带出了日常生活，尽管只是在片刻之间。”[1](P124)这种对超越日常生活荧屏故事的描绘，也体现出作为审美范畴的崇高在新的时代艺术样式中延伸出的“电视崇高感”。在2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反腐剧的艺术生产经历了由《苍天在上》至《绝对权力》的勃兴期(1995―2004)、由国家广电总局对电视剧题材的规划整顿带来的沉寂期(2004―2013)，以及由《人民的名义》的热播所表征的重现期(2013至今)。而与反腐剧内核意识“反腐”并存的审美崇高感在电视剧艺术文本中也随此演进产生了动态的审美渐变，鲜明地体现出电视剧艺术审美与时代社会文化变迁和产业变革之间的互动与映射。

一、“苍天在上”：反腐剧人物形象的感性崇高

古罗马哲学家朗吉努斯曾言：“崇高可以说就是灵魂伟大的反应。”[2](P119)这表明，崇高感的产生有赖于艺术对象的人格魅力及其激发的受众情感反应。在反腐剧发展初期，这种醉心于“灵魂伟大”的人物形象塑造，以“人”反腐的叙事模式极为明显。《苍天在上》《反贪局长》《黑脸》等电视剧，均以主要人物对腐败事件的深入挖掘为叙事驱动力，将浓重深刻的“青天反腐”意识融入艺术表现中，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世洪钟。《反贪局长》塑造了公而忘私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的反贪局长肖剑的形象，《黑脸》的主人公姜锋的原型是受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表彰、被国家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反腐败勇士”称号并被群众誉为“当代包公”的全国优秀纪律检查监察干部姜瑞峰。而这其中，有第一部反腐剧之称的《苍天在上》最具代表性。该剧以一起千万元公款的挪用大案为背景，讲述临急受命的代理市长黄江北励精图治、一心为民，最终将案件侦破并使幕后黑手落网的故事。主人公黄江北在面对逐渐清晰的腐败案件时，没有屈服于严峻肃杀的危情，而是恪守自己的党性原则，最终以其高尚的人格深深触动了当时的电视观众。

黄江北的灵魂是平凡的，可这灵魂却在与腐败抗争的历练中逐渐超越。该剧诠释出其由平凡到伟大的渐变过程，从而树立了其崇高的形象。针对观众的接受心理而言，当他们看到信仰坚定的主人公在与腐败力量做殊死搏斗时，自然而然会从他的决心与意志中获取希望。尤其是当主人公在案件审理至关键处时不顾个人安危，与腐败集团进行最终的生死较量时眼神中透露出的坚毅与果敢，更是直接激荡着观众的内心情感。然而，关于此，观众的审美观念与创作者的艺术理念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印痕。黄江北的出现，契合了老百姓内心中以“苍天”之名渴求公平正义的呼唤，也体现出人物塑造的理想化与政治观念的传统化，“黄江北身上似乎仍尚未彻底摆脱‘青天意识’的影响，这只需从林书记一句‘章台市几十年才出一个黄江北’的话语中，便足见端倪。”[3](P154)

青天之“青”，指的是朗朗乾坤、明亮世界，隐喻着其是能够照耀人心、为人驱赶走黑暗的光明，同时也暗含着封建时代百姓对官员清正廉洁的期许，具有强烈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诉求，包拯“包青天”的尊称即有此意。随着戏剧、话本等民间传统文艺形式对这一概念的传扬，“青天”的审美定势逐渐深入人心。《苍天在上》播出前，古装剧《包青天》曾热播一时。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秉公断案，其执法如山的作风与刚正不阿的性格，受到观众的“顶礼膜拜”。当《苍天在上》首次将大公无私的政府官员的反腐败斗争事迹，通过电视剧形式表现出来时，其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青天意识”所构成的审美取向无疑与大众心中潜藏着的“青天”审美需求形成共鸣，从而引发观众极大的收视热情，形成反腐剧的第一个收视高峰。

《苍天在上》中有一段设置颇为巧妙的情节与之直接相呼应。其讲述的是代理市长黄江北在工作中遇到来自下辖县长的阻挠与刁难，并因承诺解决梨树沟小学问题而受到教员们的质疑，深夜难以入眠的他穿衣起身踱步，回忆起小学校舍的残酷、学生们的渴望、曲县长的非难，以及林书记的教导，心情如那窗外的风雨一般漂泊无依。此刻镜头中缓缓出现一尊静立在雨夜中的包拯雕像，一声炸雷轰响，窗边的黄江北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正是通过风雨夜中黄江北与“包青天”的艺术化并置，在观众心中黄江北自然也就成了“包青天”的化身。但，“青天”终非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主要价值诉求和艺术中的理性审美对象，而是带有强烈个人魅力与情感色彩的。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在审美层面产生崇高感，正在于其“青天-反腐”式的人物塑造对观众情感的强烈激发。这种情感体验中的崇高感，其来源并不仅是感情层面的愉悦快感，也存在感性层面的痛苦快感。

英国哲学家伯克认为使心灵震颤便是崇高感的体现，并将痛感指涉为崇高审美的快感来源，“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与恐怖事物相关的，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感的来源；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4](P36)如同观众在看到“包青天”抗旨不遵、一声“开铡”、斩首陈世美时对包拯的无限崇敬一般，黄江北在侦破腐败案件四处碰壁时的不屈不挠，也给予观众极大的精神鼓舞。当我们从对黄江北性格之崇高的情感礼赞中走出来时，会发现在这种积极的情感之外仍存在着一丝痛感，其起因部分也正在于大众潜藏于心的“青天情结”。从自古以来 “青天大老爷”的叫法中，我们便可见青天之“天”内也夹杂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感，这在古典文艺形式中转化为“跪求青天解冤情”的情感表达，即以下跪姿态、恳求之痛，换取冤情昭雪的快感。在当代电视剧艺术形式中，反映时代症候的《苍天在上》让观者感受到腐败分子破坏力量带来的切肤之痛，然而其所开出的还是一贴呼唤“青天”的无奈药方。这也就无怪当时的论者言，“90年代的老百姓仍有人以封建社会的好官的标准来评定干部，这虽然是一种悲哀，却可看出对‘清’与‘贪’泾渭分明的是非感。”[5]

此外，就感性崇高的审美体验而言，观众眼中的黄江北不同于“包青天”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有痛感的人物。这因于他的崇高人格，成于他的悲剧命运。作为一名有进取心的国家干部，代理市长黄江北希望拿掉“代理”帽子转正本无可厚非，故为争取政绩，他遂多次督促早已被腐败腐蚀得千疮百孔的万方公司汽车生产线的生产，可结果成品下线之日即酿成惨剧，为其悲剧命运埋下伏笔。当他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决绝与党内蛀虫的最后对决结束后，便向上级自首，因“汽车事件”被依法判刑，其命运之悲带给观者的是无尽的惋惜之痛。而痛定思痛的快感，不仅在于对腐败分子的审判，更在于林书记的一纸上书，即向上级请示出狱后黄江北的人事任命安排所昭示的可能未来。

这一时期反腐剧中的主人公体现出“克里斯马”型的某些特征，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反腐剧体现出感性崇高的审美取向。这和当时反腐处于起步期，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极度痛恨，期待出现“青天”式的官员为民说话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电视剧创作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涉案”与“侦破”的叙事模式上，这一方面增强了电视剧的情节性和观赏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到这些“青天”式的官员身上，以与观众的审美需求产生共鸣。

二、“绝对权力”：反腐剧主题意义的理性崇高

《苍天在上》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极大鼓舞了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制作生产，出现了一批堪称精品的作品。这些各具艺术特色的反腐剧，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反腐倡廉”的中心命题，激发了观众关注现实话题的热情。这一时期的反腐剧虽精品不断，但也良莠不齐，一些盲目追求“涉案”内容的电视剧引发的负面影响逐渐扩大，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关注。2003年，反腐剧退出了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段。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加强涉案剧审查与播出管理的“限播令”，反腐剧开始逐步从大众视野中消失。

开播于2003年的《绝对权力》，是《人间正道》《忠诚》《至高利益》等作品的编剧周梅森的作品。之所以在此将《绝对权力》作为分析反腐剧崇高感的审美客体之一，原因有三：其一，它是被公认的反腐剧精品之一，且开播时间处于该题材作品勃兴期与沉寂期之交，兼具艺术性与历史性；其二，它是“反腐剧三驾马车”之一周梅森的代表作品，编剧对当代中国官场现实与社会现象的有着深刻把握，作品既有宏大叙事的魄力，又有思想深度；其三，作品有着令人警醒并引发广泛讨论的主题，即其对“权力—腐败”关系的辩证思考与艺术呈现。那么，有着不俗收视成绩与话题热度的《绝对权力》，究竟是以何种方式重新激发起早已熟悉反腐剧叙事套路的观众的崇高感体验呢？

《绝对权力》以当代改革开放为社会背景，讲述了镜州市发生的一起惊心动魄的反腐大案。七年前，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出于为百姓办实事、办大事的考量，向省委、省政府申请了“绝对权力”，即不受监督、约束的行政权力。七年后，镜州市的经济增速名列全省第一，就业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人民逐渐富裕起来。此时，“绝对权力”的“副作用”也开始浮出水面，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心上位的赵市长为坐上“一把手”的位置可以毫无党性地买官、为谋取高额利润不惜行贿购买“保护伞”的金字塔集团老总金启明、第一书记齐全盛的妻女因“权力递延”而非法获利等由权力失矩催生的政治乱象，并被权力滥用所产生的深渊般的吞噬力量震慑心灵。同时，该剧也塑造了以省委副秘书长刘重天、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副市长周善本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但该剧并未停留在正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层面，而是通过对人物的超越来实现反腐主题的深化，既有反腐实际行动，又有对于“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命题的探讨，深刻体现出将权力关在制度牢笼中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事实上，《绝对权力》对政治权力界限的拷问绝非这一时期反腐剧的个案，关于此问题的反思在同期作品中已经渐成趋势。如在《大雪无痕》中，该剧以出身贫苦、不懈努力的副市长周密为主人公，讲述他由清正廉洁走向腐败的犯罪之路，不仅深刻剖析了权欲私欲膨胀后人性畸变的痛苦历程,也反思了腐败与体制漏洞、法律不健全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此时的反腐剧在价值表达中已开始突破单一面向的人物塑造，更加侧重对内容主题的社会现实意义进行艺术编码。故而，经由镜州之“镜”的荧屏折射，《绝对权力》留给观众的是对权力蕴含的庞大力量的幻想体验，对权力不受监督的摧毁力量的直接观看，以及反思腐败根源的理智行为。

康德在谈崇高与美的差异时，认为“崇高对象的特点在于‘无限制’或‘无限大’”[6](P366)，而这种“无限大”所超越的是人类想象力与知解力的边界。康德理解的崇高之痛不同于伯克所理解的，而是“我们的认知思维无法把握之痛。”[7]在康德看来，“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去”[8](P88)，并认为崇高感的来源一种是数学上的，另一种是力量上的。当我们从康德的观点出发，回看《绝对权力》中的“权力”之辩，会发现其已超出感性范围。看剧过程中，观众虽会为政治品格高尚的刘重天鼓掌喝彩，对兢兢业业的周善本心生感激，但当权力思考所需的理性超出心理认同的感性思维时，作为审美主体的观看者从《绝对权力》的政治寓言中体验到的崇高感，已不再是感性崇高，而是理性崇高。

当普通人难以想象、无从体验的“绝对权力”在荧屏中被展示出来时，“绝对”概念的无限性的确会超出人的思维认知，激发人们的观看欲望，产生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但围绕权力主题展开的反腐行动，却内含着更具强制性的力量，反映出新的历史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现代化诉求。与同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主题相契合的《绝对权力》，在新世纪、新机遇、新发展的现实大背景中，正视政治文化变迁带来的大众审美变化，直击社会转型期之“阵痛”。剧中，当腐败现象逐步现形时，齐全盛仍以经济发展“卫道士”自居，将地区经济水平视为考验政绩的唯一标准，预设人民的生存需求，固守“绝对权力”的合理性。他的这一理解不仅受到了刘重天的有力驳斥，也被自己随后的认知更新予以推翻。借由人物之口，《绝对权力》的主题意义也被缓缓昭示，那就是经济发展不能以容忍腐败为代价，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绝对权力，以及国家意志对于腐败行为的强力打击才是消除腐败的决定性力量。就理性崇高的审美体验而言，《绝对权力》呈现的政治自净景观，让大众在对政治权力的道德思考中进入理性审美层，在观看中感受国家意志内含的崇高力量。这就更加深入地展现了创作者、观众对于反腐及其背后原因的深入思考，让理性崇高在审美中得到了凸显。

康德曾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9](P177)而当个人内心的道德伦理在国家意志的正义价值中寻求到主观的合目的性时，反腐剧主题中的崇高感便由此而生。当反腐的国家意志成为某些“问题”产品追逐商业利益而包装的“外壳”而非核心表达时，它们对于崇高的消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故而主管部门对该类题材电视剧的政策监管是有其必要性的，但这也间接导致了该题材长达十年的沉寂。

三、“人民的名义”：反腐剧叙述主体的人性崇高

自2013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影视剧市场并没有刻意强调“反腐”，也不存在具有针对性的营销宣传。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的氛围日益浓厚，一些有反腐要素的影视作品被生产出来，如《湄公河大案》《人民检察官》《国家审计》等。这些电视剧拓宽了之前反腐剧的表现领域，着力表达的不仅仅是腐败案件的侦办与腐败背后的原因，还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通百姓在反腐中的具体作用。2016年，展示党和政府反腐败成果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开播伊始即在现实与网络中引发广泛讨论。可真正使反腐剧这一尘封多年的题材重回大众视野的，是2017年开播的《人民的名义》。该剧以前所未见的话题热度在电视台和网络空间中刮起一股“人民名义”的旋风。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与当前社会政治环境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与高压姿态直接相关，其次则要归功于该剧制作层面的艺术成熟。该剧以当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汉东省京州市发生的一起关乎群众利益的腐败案件为叙事主线，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在调查案件时发生的种种事件，最终以对腐败分子的宣判为结局。通过对正反面人物的合理化塑造、对党中央反腐号召的主题响应，以及对人民利益至上观念的价值肯定，《人民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过往同类题材剧的艺术突破：(一)群像人物的细致描刻，如疾恶如仇、机灵多变的侯亮平，唯GDP论又清正廉洁的李达康，人莫予毒又内心卑微的祁同伟等；(二)政治主题的微观阐释，如黑幕重重的权钱交易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持有大风服装厂股份的工人，人民的利益在官员腐败的过程中被不法分子“套现”，并由此造成占场维权的矛盾冲突；(三)叙述表达的人本意识，如在退休老干部陈老的帮助与市委、市政府的扶持下，在以工会主席郑西坡为首的老员工的奔走之中，大风厂的员工又重新集合起来组建了新的服装公司，工人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巨大创造力得到了有力体现。

《人民的名义》不仅在叙述中重点着墨“人民”身影的描绘，在人物活动和主题呈现中，也紧紧贴合着“人民”的诉求，如侯亮平开场便斥责贪污人民血汗还声称自己是农民儿子的赵德汉的丑恶嘴脸，旗帜鲜明地将腐败分子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就叙述主体的差异而言，《人民的名义》不同于《苍天在上》《绝对权力》中着力描绘兢兢业业的清官、政治角斗的官场，在此有信任政府的“大民”郑西坡，有过于现实的“小民”郑乾，也有引火烧身的“暴民”王文革等，“人民”真正的占据了主体表达的高位。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物塑造和主题设置的巧妙融汇，《人民的名义》实现了反腐剧主体意识与大众审美心理的统一。

当网络对《人民的名义》的“大尺度”极力造势时，编剧周梅森却冷静地说：“我觉得所谓的尺度最大并不在于官员的职务之高，而是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正视当下的政治生态了。”[10]“我们”不能“正视”的是腐败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作为理性本质掌握者的我们感到我们自身面对全能的威力也是独立的，因为甚至这种全能的威力也不能让我们取消自律，不可能指定我们的意志去反对我们的原则”[11](P189)，这便是席勒实践崇高论中对于人性自由意志的肯定，即“崇高是人的内在性与外在社会发生矛盾时可能激发的尊严。”[7]尽管在话题消费与弹幕评论等游戏化审美的快感获取中，文本内含的崇高感也在被消解，但《人民的名义》对人民主体的强调仍然能获得观众的认同，并在与腐败一方的冲突中，让观看主体在以“人民名义”对腐败的打击中获取着有参与性的崇高体验。观众不仅可以自由地审视腐败场内的众生相，也可以对其进行话语征讨，站在正义的一方以自由意志发起对“威权”的挑战，通过对荧屏中腐败行为的抵抗来震慑现实社会中的宵小之辈。当公民意识被审美实践中的人性崇高力量勾起时，个人意志唯有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一致，才能共同完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崇高实践。剧集结尾的审判不仅来自于国家法律，也来自于作为立法主体的人民。

就人性崇高的审美体验而言，《人民的名义》叙述主体与社会大众的对位，并非是完美的，仍存在不足。该剧虽有意关注最基层的老百姓生活，反映底层生活，并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为观众诟病最多的情节便是“小民”郑乾支线的无力与冗杂。这种矛盾的反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政治中公民的参与诉求与表达欲望。《人民的名义》的亮点在于它关注了当今社会中逐渐崛起的重要领域——自媒体网络，大风厂护厂直播事件这场“网络反腐”事件的戏仿，堪称是对现实场景的艺术摹刻。而因转发谣言帖多次被警方找上门的郑乾，便具有某种自媒体时代网民的特质，精通自媒体式的话语表达，却因主观满足使舆论偏失真相。尽管郑乾非常努力地试图参与进反腐中去，但多数观众认为他是“多余”的。原因在于，大众审美对那种“升斗小民”偶然参与式的“反腐”的不适，不符合现实的偶发性让观众渴望对反腐行动有必然、客观的参与，于反身观看中发出内心中公民意识的崇高宣言。

当我们以自由视点的审美方式来看剧集主线中代表“人民”名义的两大人物，侯亮平和李达康，依然可以在观众对二者的好感度差异中，体会出人性自我面对崇高审美客体的认同优先指向。主人公侯亮平当之无愧是推动叙事的核心动力源——于公，他是人民检察官，肩负着打击贪腐的人民使命；于私，他的好朋友陈海险些被恶势力谋杀，激发了他将真凶绳之以法的顽强意志。身为“猴子”的他，天不怕地不怕，一脚蹚进汉东官场的浑水，与腐败势力斗智斗勇。可他并没有获得观众对孙猴子的那般热爱，反而被讥讽为“社会主义接班人”。这种消解崇高式的解读中暗含着审美层面中人性崇高对感性崇高的僭越，即观众主体正在走向解释崇高的交叉小径。因此大家宁愿去崇拜只爱GDP的达康书记，而选择性地忽视了不怕牺牲、一心反腐且有情有义的主人公侯亮平的崇高人格。因而，当剧中达康书记批评的不能站、又不能蹲的办事窗口在现实中出现时，感叹艺术源于生活的人们，颇为戏谑地祭出了作为“崇高”载体的达康表情包对其进行反讽式批判。而这种崇高符号的能指漂浮，既反映了“娱乐至死”的时代症候，同时也对现有民主监督形式的效力问题提出了思考。

结 语

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在大浪淘沙中仍能历久弥新；有穿透力的崇高文本，在碎片时代亦能直抵人心。基于古典审美中关于崇高感的认知脉络，本文从反腐剧崇高感的审美渐变的视角出发，透视反腐剧历史衍变的内在机理，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局限性在于三种崇高感的来源在这些剧中往往是混合的，并非单独表现出来；而合理性也恰恰在此，因为主要来源只能有一种，这一来源适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产生的大众审美心理变化。如《苍天在上》中也有“权力-腐败”关系的描刻，但打动观众的却是其主人公形象；《绝对权力》中也有清官，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其厚重的主题；前两者均有人民的画面出现，但却没有《人民的名义》中的大幅表现与心理刻画。因而，今后的反腐剧创作，不仅应该更为细致地贴近生活，也应注重回应这一时期大众的审美诉求。而现实中反腐成果的大众获得感，才是反腐剧崇高感真正的来源保证。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Nicholas Mirzoeff,AnIntroductiontoVisualCulture, trans. by Ni We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朗吉努斯.论崇高[M].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Longinus,OntheSublime, trans. by QianXuex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3]仲呈祥，陈友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Zhong Chengxiang and Chen Youjun,TutorialonChineseTVSeriesHistory, Beijing: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0.

[4][英]伯克.关于我们的崇高与美之根源的哲学探讨[M].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Edmund Burke,APhilosophicalEnquiryintotheOriginofOurIdeasoftheSublimeandBeautiful, trans. by Guo Fei,Zhenzhou: Elephant Press, 2010.

[5]杨卓.一部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剧——《苍天在上》编剧得失谈[J].写作，1996，(02).

Yang Zhuo,A Socially Responsible TV Series: Gain and Loss of Editors on God is Watching,Writing, No 2, 1996.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Zhu Guangqian,WesternHistoryofAesthetic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7] 陈榕.西方文论关键词：崇高[J].外国文学，2016，(06).

Chen Rong, Keywords in Western Essays: Sublime,ForeignLiterature, No 6, 2016.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Kant,CritiqueofJudgment, trans. by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9][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Kant,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 trans. by Han Shuif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10] 刘阳.编剧周梅森谈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人民的名义》，反腐的成果[N].人民日报，2017-04-06.

Liu Yang, Editor Zhou Meiseng Talks on the Creation of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DramaIntheNameofPeople, the Fruit of Anti-corruption,People’sDaily, 6 Apr., 2017.

[11][德]席勒.席勒美学信简[M].高燕，李金伟,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Schiller,Schiller’sLettersonAesthetics, trans. by Gao Yan and Li Jinwei,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0.

From“Heaven”to“People”:ontheAestheticChangeoftheSenseofSublimeintheAnti-corruptionThemedTVSeries

Zhang Bin, Li Xuan

It has been over twenty years since the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series was created and its production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during those years. Because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series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context, the aesthetics of the sense of sublim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landscapes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text. 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both the selected spots and the entire field, three representative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series,GodisWatching,AbsolutePowerandIntheNameofPeople, can be chosen to analyze the gradual change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sense of sublime in the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series. The change of the sense of sublime is expressed in obvious way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imes. In early stage, the modeling of the image of “honest official” embodies a sensible sense of sublime of the figure. In the middle stag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corruption” reflects a rational sense of sublime of the thematic meaning. Nowaday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eople then expresses the sublime of humanity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 Form this specific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ile combining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public aesthetic demand, the inner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the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series can be investigated.

anti-corruption themed TV series, sense of sublime, aesthetics of the public, God is Watching, Absolute Power, In the Name of People

2017-08-22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本文系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语境下中国电视剧产业供给侧改革研究”与2017年度上海大学高峰学科电影学建设项目成果。

J901

A

1003-840X(2017)05-0100-07

张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轩,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72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5.100

AbouttheauthorsZhang Bi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of Shanghai Film Art Academy, Shanghai University; Li Xuan,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Shanghai Film Art Academ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ThepaperisfundedbythefollowingThe 2017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Study of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f Chinese TV Series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Plus and the project of 2017 Shanghai University Summi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film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