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查理大帝庄园敕令重视葡萄酒的原因

詹琛

摘要：日耳曼民族本不饮用葡萄酒，随着民族迁徙及基督教化的深入，葡萄的种植在法兰克王国得以推广。查理大帝在加强王国基督教化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葡萄酒的特殊作用，在他颁布的庄园敕令中明确了多条关于葡萄酒的管理。将葡萄酒融入日耳曼民族的生活，成为了查理大帝推动法兰克王国基督教化的一大有力措施。

关键词：葡萄酒；日耳曼；查理大帝；庄园敕令

西欧本来不产葡萄，日耳曼人本来不饮用葡萄酒。在罗马的殖民征服中，贸易和文化交流兴盛起来，葡萄酒伴随着基督教传遍了地中海世界。当日耳曼民族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击败罗马帝国后，葡萄酒这一基督教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也在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同时被接受，葡萄的种植与葡萄酒的生产伴随着基督教化的深入得以逐渐推广。

日耳曼民族最初是以游牧采集为生，“人们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会利用畜产品”①，这是普鲁塔克提供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最早记载。“日耳曼部落兼以狩猎、畜牧和不断地战争和迁移所允许的那些种植业为生”②。当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接触后，“他们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习惯：酗酒和赌博”③。这样的改变使日耳曼人想获得葡萄酒只能通过战争劫掠或者贸易交换这两种途径，但是“在普林尼和塔西佗的时代，罗马人和日耳尼亚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④。当饮酒成为日耳曼人的生活习惯后，在与罗马领土接界的地区里的日耳曼人可以喝到輸入的葡萄酒，而“内地日耳曼人的饮料，是大麦或小麦做成的啤酒”⑤。罗马的殖民活动虽然把地中海文明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传播给中西欧的那些相对不先进的民族，但显然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没有得以传播。“除了在帝国附近以外，日耳曼人没有葡萄园，他们用手磨磨谷，酿造麦酒”⑥。

蛮族入侵是日耳曼民族广泛接触葡萄酒的重要时期。“哥特人在第四世纪已从罗马人学会了饮葡萄酒”⑦。但是葡萄园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在日耳曼人中间是极为少见的，“据我们所得关于巴伐利亚人和斯瓦比亚人的资料，他们对葡萄园尚一无所知。‘撒利克法典曾提及那久已从事的葡萄栽培业，可是葡萄酒的酿造还是在低级阶段”⑧。专业性强而精细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无疑是罗马人才具备的技术，“法兰克人大多从罗马人方面获得了他们的农业知识。葡萄是由高级奴隶来种植的”⑨。虽然日耳曼民族对于葡萄酒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逐渐学会了技术，但却是无意识而缓慢的。“葡萄园，在罗马人已经引种的土地上，也被部分地放弃了”⑩。起初法兰克人尚认为葡萄酒属于奢侈品一类，种植葡萄的面积很有限，发展缓慢。

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兴起，要统治西欧这样一个比本民族文明的多的广大地区，就要借鉴这个地区原有的行政管理方式。但是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已随着帝国的灭亡而解体，留下来的只有基督教会。虽然早在5世纪末，法兰克人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基督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比宗教信仰本身更受统治者重视。当时法兰克人的氏族宗教观念还很强，基督教的教义思想在法兰克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尚未占据应有的主导地位，而氏族宗教的观念意识又是氏族贵族与地主贵族相抗衡的理论依据，因此法兰克统治者需要通过加强基督教化借以推行采邑制改革。“教会为法兰克人提供了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上的、有秩序的、比较稳定的统治机构的典范”⑾。法兰克王国将教会纳入统治体系中，使其发挥作用，这决定了教会必然处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圣餐中必不可缺的葡萄酒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王的控制，成为了推动基督教化的有力工具。

随着基督教化的深入，信教人数的不断增加也加大了葡萄酒这一必需品的需求量。主要是受了修道院和王室庄园里的管家的影响，葡萄种植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葡萄酒不宜长途颠簸运输，只能通过水路运，因此外地的葡萄酒日益昂贵，教俗贵族都想把葡萄带到他们的土地上种植。尤其是教会修道院，他们为了圣餐，需要葡萄酒，于是修道院成为了主要种植者。“到了7世纪，许多教会拥有7千或8千处庄园”⑿。修道士开垦荒地，种植葡萄，并教导其他的人怎样去种植。修道院把“凡是不用于自己消费的葡萄酒，便送往市场上去出售”⒀，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葡萄酒的买卖，在经济上占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宗教机构也就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圣餐里的葡萄酒把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交叉在了一起，“没有修道院的兴建，西欧社会的基督教化很难如此广泛、如此深入”⒁，其中葡萄酒起到了微妙的作用。“教会与世俗的距离缩短了，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基督教化。社会的宗教意识由此大大的加强，使得教会成为王权进行统治的有力工具。社会的基督教化不仅仅局限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宗教活动成为世俗政治斗争的内容，这样国家的权力才有可能神圣化”⒂。

除了修道院，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也开始重视鼓励生产，恢复经济。“（法兰克国王）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推广到了经济生产的一切方面。他们用招引人们回到土地上来和奖励农业改良工作或征服不毛之地的方法，来竭力创造公共财富。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领地变成模范地产，查理曼的庄园就是这样”⒃。795年法兰克皇帝查理大帝颁布的管理庄园的敕令中，就有多条关于葡萄园管理的条文：“我的管家应掌管其辖区内的葡萄园，并且确保其正常运作，让他们把酒装入好的容器中并特别注意在运输途中不要造成损失。他们也要购买其他更特别的葡萄酒来供应给王室庄园使用，如果他们应购买的这种葡萄酒超出了我的庄园的必需供应量，他们应告知我此事，他们也应将我的葡萄园中的幼枝上缴给我使用，我的庄园中用酒缴纳的这类租金应送到我的酒窖；那些有葡萄树的人应每枝种植不少于三或四串葡萄；我的庄园中的酿酒间应保持良好的秩序，管家应确保没有人敢用脚踩碎葡萄，每件事都应是干净得体的”⒄。从敕令中可以看出，查理大帝不仅重视葡萄园的管理运作，对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以及装载运输也是仔细规定，丝毫没有遗漏。值得注意的是，庄园的葡萄幼枝是要上缴给国王的，查理大帝将这些幼枝运往各地移植便能推广葡萄品种，扩大种植面积。

查理大帝是个基督徒，葡萄酒是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他并不酗酒，反而很节制。“他对任何人的，特别是自己和朋友们的酩酊醉态抱有强烈的憎恶。他喝酒和任何饮料都这样有节制，以致在吃饭的时候，他难得喝到三次以上”⒅。丝毫不贪杯的查理大帝却在敕令中明确强调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如此重视葡萄园的管理，可见这是他极为关心的大事。虽然葡萄酒无法直接用于统治王国，但其对于查理大帝推动基督教化却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作为神圣的记号，圣餐礼标明领受圣餐者获得基督的体和血，罪得到赦免，并标明领受者与基督联合，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行圣餐礼的过程中，酒和饼作为有形的、可见的因素传达或象征着耶稣基督的临在或同在。“没有酒就不能做弥撒，也就没有信徒的团体。基督教作为地中海的宗教，在传往北方的同时也带去了葡萄串与葡萄藤，并把它当作自身奥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⒆。

虽然查理大帝的庄园敕令的颁布并不是针对法兰克王国境内的所有庄园，而只是针对隶属于查理大帝的分布各地的所有王室庄园，但其通过对王室庄园的管理和葡萄酒的推广进而加强王国基督教化的作用不可忽视。法兰克国王没有固定的驻地作为首都，通常是从一个王室庄园移动到另一个王室庄园去，到了的地方便是政府所在地。当时商业与贸易凋敝，道路破败不通，而现款税很少，国王只能依靠各地王室庄园缴纳的实物税收过活，“王室庄园成了国王收入的最重要的泉源”⒇。推动王室庄园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发展，不仅可以供应生活所需，避免因教会垄断葡萄酒而受制约，而且可以节省购买葡萄酒的货币支出，剩余的产出还可以出售以补充王室收入，尤为重要的是，分布王国各地的王室庄园能辐射全国各地的葡萄种植，以加速葡萄酒的生活化进而推动社会的基督教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3页。

②（德）埃里希·卡勒尔著，黄正柏、邢来顺、袁正清译：《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90頁。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90页。

⑥（法）P·布瓦松纳著，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五至十五世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2页。

⑦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6页。

⑧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6页。

⑨（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6页。

⑩（法）P·布瓦松纳著，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五至十五世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页。

⑾ 王亚平：《权力之争》，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⑿（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4页。

⒀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7页。

⒁王亚平：《基督教神秘主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⒂王亚平：《权力之争》，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⒃（法）P·布瓦松纳著，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五至十五世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4页。

⒄Patrick J. Geary， Readings in Medieval History， Canada： Broadview Press， 1989， p.325—329.

⒅ （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英）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页。

⒆（法）马克·布洛赫著，余先中等译：《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页。

⒇（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7页。

参考文献

[1].Patrick J. Geary， Readings in Medieval History， Canada： Broadview Press， 1989.

[2].Ken Albala， Food in Medieval Time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

[3].Max Nelson， The Barbarians Beverage： 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5.

[4].Ian S. Hornsey， A History of Beer and Brewing， Cambridge： RSC Paperbscks， 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6].（德）埃里希·卡勒尔著，黄正柏、邢来顺、袁正清译：《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德）阿·米尔著，李世隆等译：《德意志皇帝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8].（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英）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9].（法）雅克·勒高夫著，徐家玲译：《中世纪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法）马克·布洛赫著，余先中等译：《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法）P·布瓦松纳著，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五至十五世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2].（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3].王亚平：《基督教神秘主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4].王亚平：《权力之争》，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