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洪 晓 楠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如何看待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洪 晓 楠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近年来，西方一些政客和中国国内某些追捧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基本制度的人相互呼应，为了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此，考察了“普世价值”论的美国“样本”，分析了“普世价值”论在中国的喧器，介绍了国际社会对“普世价值”论的批评，指出“普世价值”不同于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指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主体间为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而达成的价值共识，是一种共识价值，由此，揭示了美国或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就是为其霸权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普世价值；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既不能撇开特殊价值、个别价值、具体价值来谈论普世价值、普适价值、一般价值、抽象价值，也不能撇开普世价值、普适价值、抽象价值来谈论特殊价值、个别价值、具体价值；同样，我们既不能撇开不同民族、种族、人群的价值来谈论共同价值，也不能撇开共同价值来谈论不同价值。这就表明，我们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方法来谈论个别价值与普世价值、不同价值与共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都是存在的。

然而，我们这里讨论的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思潮，则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其全称应该是西方的“普世价值”思潮或美国的“普世价值”思潮。这种思潮主张：西方的价值观就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特别是美国，经常性地把美国价值观打扮成“普世价值”或全人类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如何看待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就需要重点加以回答。”“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1]。

一、“普世价值”论的美国“样本”

近年来，西方一些政客和中国国内追捧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基本制度的人互相呼应，为了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说成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把由这些准则规定的基本制度”，说成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归宿”。他们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美化西方国家的国体和政体，硬将其说成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类文明的主流”。[2]181-182

美国始终把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作为其主导文化，以此来强化美国国民的自尊自豪感、开拓进取精神、实用主义、平等、民主、自由等，也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虽然没有开设类似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但是美国通过在中学开设的“社会研究”课程，实际上具备类似的功能。在这门课程中，他们宣扬的是做美国公民是幸福的、自豪的，美国的责任就是领导世界，从而鼓励青少年为保持美国的强大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而努力工作。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2012年再次连任美国总统，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民众对“美国精神”“美国价值”的追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新书中多次提到和强调“美国精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分别在美国独立日和“9·11”十周年纪念日等多个不同场合呼唤美国国民重树“美国精神”。

2001年6月，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的新著《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版。基辛格在书的结尾写道：“当传统格局正处于变化的过渡时期，而经验和知识的全部基础也正在发生剧变的时候，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尽管看起来不愿意接受，但是事实上却急切需要有一种开明的领导力量”[3]330-331。

奥巴马政府把推行普世价值提到新的战略高度。2010年5月27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的持久利益主要有四项：第一是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第二是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第三是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第四是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同一报告中阐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这是我们区别于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原因。”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推进普世价值观要采取的六个方面的战略措施。

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2月15日发布的美国《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报告》前言部分指出：“在新世界格局中我们必须推动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尊重普世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我们从这一点着手，确定重塑世界格局的趋势。”四年之后，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再次提出包括“在国内乃至全世界对普世价值观的尊重”在内的四项国家核心利益。这说明美国人希望全世界都“尊重”它的价值观，其隐藏的话语是：第一，美国的价值观是全世界最好的；第二，美国的价值观是适用于全世界的；第三，在美国国防部的《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及普世价值，说明美国很可能为了推广普世价值而诉诸武力。在美国看来，对自己有用和有利的，那就是普世的；对自己没用和不利的，那一定是不普世的。2015年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布《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军事实力无可匹敌。然而美国例外论并非完全植根于我们的经济实力。首先，它是我们的创始价值观的产物，包括法治和普世权力以及美国人民的坚韧、才智和多样性”。

在美国学术界，主张“普世价值”论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弗朗西斯·福山。他曾经在多个场合极力倡导“普世价值”论。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在文中，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他指出：“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导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4]1-3。在后来的讲演中，他说：“我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人类进程是否具有一种方向性，如果是，这个方向是什么？”[4]14“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特别是某些资本主义模式名誉扫地，比如说美国模式或者说华盛顿共识，或者有美国支持的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受到喊打的损害”[5]26-27。“我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会终结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我相信历史终结于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式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终结于市场经济，终结于民主体制”[5]80-81。“当我提出自由民主建构了最终的政府形式时，我是在民族国家层面来讲的。我并没有去想象借助于国际法以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进而创造一个全球民主的可能性”[5]149。

2002年福山在《外交政策》杂志发文“历史又重新开启了吗？”。在该文中，他指出：“十多年前，我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论断。所谓‘历史的终结’，不是指历史事件停滞不前，而是那种被理解为‘人类社会通过不同的政府形式不断进化’的历史以‘现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告终。尽管有‘9·11’以来的诸多事件，我仍然认为‘历史的终结’的假说是成立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性仍将是全球政治的支配力量，体现西方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制度仍会继续在全世界推广”[5]124。“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制度和民主、个人权利、法治与基于经济自由的繁荣等价值代表了全世界的共同愿望，一旦给以机会，将最终为全世界的人民所共享。他们也倾向于认为美国社会对各种文化的人民都具有巨大吸引力”[5]125。“西方的制度就像科学方法一样，虽然是在西方发现的，但是却具有普适性。”[5]126“我们视为自由民主之基础的自由和平等是否(像自然科学一样——作者注)具有同样普遍的意义。我相信，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我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一种整体的逻辑，这种逻辑能够很好地解释，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应该越来越广泛和普遍”[5]140。“西方制度最终会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5]136。

2010年福山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他提到：“自由民主及对权力的笃信是在一个非常确定的文化范围内形成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现代民主是基督教对人类普遍尊严阐述的一个世俗版本。但是，尊严和平等的思想在全世界传播是因为它们与富裕且有权力的社会紧密结合。如果它们成为普世价值，这将不是因为它们特殊的文化渊源，而是因为基于它们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也证实对非西方国家有作用且可实施”[5]75。“民主究竟是一种普世价值，还是仅仅对西方国家具有文化特殊性。我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因为人民总是希望国家对他们负责”[5]98。

我们通过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美国政要、美国政府的战略性文件对普世价值的诠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的战略部署及其实质。

二、“普世价值”论曾经在中国的喧嚣

苏东剧变不久，“普世价值”思潮就在我国有明显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李慎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播热。有人明确宣称：“世界历史已经没有根本性的思想问题需要争论和解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已为未来世界指明了方向。”这种观点的逻辑，正是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在中国的回响，他们把美国和西方的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和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

在国内媒体上较早直接用“普世价值”的说法来做文章的，是2002年出版的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的“总序”和袁伟时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上的文章“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6]513

夏中义在其“总序”中，指出了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是一种“结构性缺失”的现象，即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大学生在校往往囿于学科分支细化而诱发人文视野萎缩。他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然而，作者对原因的分析则偏于一隅。他指出，由于“偏于政治导向与心理调节，而无力亦无计从‘精神成人’的高度来满足大学生对普世价值通识的人文渴求”[7]，这种评价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突显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否定了新中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似有不妥。作者指出，大学人文读本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谱系的纵深勘探暨合理配方”，以期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全方位、几近全息型的思想营养”，使他们能够“用全人类而非狭隘的眼光”来“关注我们这颗星球所发生的宏大事件与国际难题，诸如生态、种族、战争、宗教、人权”等问题，成为“世界公民”。[8]我认为，夏中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他所说的“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谱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其所编的《大学人文读本》是否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几近全息型的思想营养”实际上一时也是无法判断的。阅读经典，大家一般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大学生需要阅读哪些经典，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早在梁启超、胡适、鲁迅时代就曾经发生过大学生阅读国学书目的争论，今天恐怕也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大学生的“精神成人”过程是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相互砥砺、相互统一的过程。忽视科学素养，只强调人文素养是不行的；反过来只强调科学素质，忽视人文素养也是不够的。《大学人文读本》之《人与世界》卷“本卷导言”的作者丁东写道：“尊重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恪守人类的普世价值，可以并行不悖。这两者的统一，正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价值基础。普世价值是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底线”。[9]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混淆了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可以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对它的认可可以形成价值共识，但不是普世价值。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袁伟时的“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不免使人感到有捡福山“历史的终结”论的牙慧之嫌。[6]513袁伟时指出，“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中国)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10]袁伟时认为，透过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论的语汇”，他认为，这说明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由此可见，“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10]。“普世性的制度文化(民主、法治、宪政等)正是围绕公民个人自由及其保障而获得正当性，并上升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10]，由于“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因此，中国就要在“各个层面全面输入和借鉴”这种“普世价值”特别是西方的“制度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我认为，袁伟时以上观点不过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盘西化论的翻版。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是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但是它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专利品，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并不是我们接受了自由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这里仅以市场经济为例做一说明。自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四大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逐渐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1]。由此可见，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决不是像某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所决定的。正基于此，我们就要深刻把握资本的逻辑，从而形成关于“资本的逻辑”的正确价值判断和理论态度：一方面，在实践上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价值上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抑制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

2007～2008年间，“普世价值”论的传播持续升温。以一些出版物和网站为载体，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普世价值”热。2007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刊登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说：“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必须“抛弃那些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东西，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坚决地将中华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这种说法，无疑是受到了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观点的影响。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由于相互交流在发展的某些阶段具有某些相同特征或相似特征，然而这些特征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普世的，而是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共同价值的认可，它是有条件的、历史的、具体的、变化的。《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4期载文称：“党执政以后，就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承认人类文明主流，承认普世价值”。《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3期发表《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一文，竟称新中国建立后“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创伤，罄竹难书……问题就出在恐惧和抵制绝大多数国家珍视的……普世价值观”。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它们不过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点在中国的翻版，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集中体现。实际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转变。这在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背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

总之，“普世价值”思潮传播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把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尊奉为“普世价值”“全人类的准则或圭臬”。有人明确说“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但“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程度”，并指责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所谓“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12]。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将西方民主=民主=普世价值，然而事实是，西方民主只是现代民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除了选举民主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协商民主。我们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论是反对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他们所解释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奉为唯一模式，从而以此作为反对甚至是颠覆不同制度的工具。

三、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论的本质

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资产阶级价值观又称之为西方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的，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实践基础和文化因素。资本主义价值观(或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为历史的产物，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铺平了思想道路；二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些包含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因素。从总体上来讲，资本主义价值观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资产者)的利益，是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在经济上，它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市场经济准则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并进而作出道义上的辩护；在政治上，它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前提；在文化上，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和精神需求，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心内容。资本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为了实现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价值观念，以此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从而扫清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思想障碍。在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阶级统治以后，就完全背离了当初的宣言，不断强化阶级的专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要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他们就立即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实际上，资本主义价值观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深深的资产阶级烙印。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关于人在根本上具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宣扬，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所能够实行的自由、平等的界限。[2]184

实际上，美国或西方推广的“普世价值”，是在西方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着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志，是为西方国家霸权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将“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和人权”混在一起，甚至直接划上等号，从而使得“自由”“民主”“人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明显的话语优势，获得话语强权甚至垄断权。有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所指称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并不包括妇女、黑人、华人，甚至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有色人种奴隶制”[13]447。同样，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其中并不包括妇女、有色人种、华人和穷人。在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法国女性德古吉模仿《宣言》惊世骇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其结果是这位伟大的女性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迷信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这时，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深刻反省，对欧洲的多主流价值重新做出评估、进行筛选，从而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那部分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4]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例如，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被西方奴役的各个民族也奋起反抗，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前，黑人没有投票权，甚至都没有在城市街道上自由行走的权利”[5]53。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拿选举权为例，美国立国之初的一段时期中，曾规定只有成年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和黑人并没有选举权。英国在历史上曾规定，年收入在40先令以上者才有选举权。法国也曾规定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的人即“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标榜的“平等”，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实际上是把大多数人“平等”地排除在了政治权力之外。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15]248。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普遍得到国际社会肯定的价值理念并不为西方文明所独有，这些理念本身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社会实践和制度设计中的落实与应用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历程，其普遍性并不是固有的和不可言喻的。由此可见，西方标榜的“平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真理”[15]448，不是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是“普世价值”。平等观念如此，其他如公平、正义、法治、民主等也是这样。这表明，西方宣扬和推行的“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将“价值性”知识包装或伪装成“真理性”知识，进而试图垄断自由、民主、正义、平等、法治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然而，“离开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不区别真伪、优劣，将抽象的‘平等’一类观念和笼统的‘人类文明’说成是‘普世价值’，或者声称‘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拒绝同人类文明接轨’，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16]。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5]484。比如讲民主，我们所说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方方面面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能够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而西方的民主，虽然形式上能迷惑人，但实质上是资本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以政党轮替、三权鼎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和局限性。在西方一些国家，所谓“权力制衡”实际演变成权力掣肘，党派通过博弈实际上绑架了国家利益。2016年美国大选就充分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端。此外，一些国家盲目移植或“被输入”西方政治体制模式，结果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他们的体制模式，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结果使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等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同样，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是同纪律、规则、伦理道德有机统一的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而西方的自由说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自由，是资本家获利的自由。平等、公正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而法治，我们始终强调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同西方的法治也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既不能将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混同起来，也不能全盘否定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将其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合理内核一棍子打死，而是应当批判性地吸取其中一切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相适应的积极因素，既从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同时又要与我们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建构起适合本民族特点、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价值体系”[17]122-123。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它所昭示的前进方向契合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

四、国际社会对“普世价值”论的批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作为一个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著名政治学家，虽然他的价值关怀是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从其思想的总体取向来看，他是反对“普世价值”观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18]199-200“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8]55-56他还指出：“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它是危险的。”[18]358正因为如此，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18]360。塞缪尔·亨廷顿对普世价值的分析，可以说已经触及到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本质，对我们正确认识美国或西方的“普世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针对西方价值，提出“亚洲价值”与之相对应，实际上就是否定西方价值是普世价值的典型。他曾说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人人言论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但实际上美国人的思想并不是这样——从来不是。美国之所以长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与原则，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财富：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冲突分隔开来的两大海洋。”“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的建议。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他们的想法是理论，未经证实的理论”[19]60。

亚洲价值观，有时又称东方价值观。泛指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诚实、守信、节俭、恪守孝道、崇尚权威以及对社会和国家利益至上等等。与之相对的，则为“西方价值观”，它是指西方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道德堕落等等。[20]367

早在1988年10月，新加坡原第一副总理，后任总理的吴作栋在李光耀思想的基础上，建议要发展自己的国家意识，即为“各个种族和所有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1989年1月，当时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在国会的演讲中，对吴作栋的建议进行阐述之后，提出了四点共同价值观的轮廓：(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求同存异，协商共识；(4)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在经过了国会内外的广泛讨论之后，1991年1月新加坡国会审议并批准颁布了“五大共同价值观”的白皮书，其具体内容主要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诚如李光耀所说：“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并不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印度风俗和兴都教来补足”[20]371。

五、不同于“普世价值”的共同价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21]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2]

哲学上所说的价值，它体现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与被需要、满足和被满足的关系。不同主体对客体有不同的需求，但这并不排除不同的主体之间也存在一定条件范围的交叉重合的共同需求，从而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利己又利他的共同利益。这是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因此，与他人和社会隔绝的纯粹的主体自我需求，或完全排除主体特殊需求的纯粹一般需求或共同需求，在现实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主体的需求总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般需求或共性需求催生出主体间的共同利益，进而孕育出基于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取向的价值共识。由此可见，共同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共同价值说明了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主体间为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而达成的价值共识，是一种共识价值。[23]这样的价值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它可以在社会的不同层面达成，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价值共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价值共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价值共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价值共识，各国之间的价值共识，甚至全人类的价值共识。这与“普世价值”所鼓吹的超越时空、超越地域、永恒存在的价值有根本的区别。

[1]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3-13.

[2] 顾海良,陈锡喜.“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4]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陈家刚.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6] 林泰.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夏中义.大学人文读本[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总序.

[8] 夏中义.“精神成人”与大学[J].学术月刊，2003，(7)：102-103.

[9] 夏中义.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本卷导言.

[10] 袁伟时.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J].炎黄春秋，2005,(2):68-71.

[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12] 朱学勤.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N].南方都市报，2007-12-30(01).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张维为.“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N].学习时报，2008-09-19(19).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钟哲明.对“普世价值”问题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3):56.

[17]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十三个如何看待[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1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9] 王燕文.社会思潮怎么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0] 许启贤.世界文明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1]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

[22]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95.

[23] 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J].红旗文稿，2016,(4):8-10.

HowtoEvaluatetheWestern“UniversalValues”

HONGXiaonan

(SchoolofMarxismStudies,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116024，China)

In recent years,some western politicians interact with those Chinese who chase after the capitalist values and basic systems by advocating western democracy,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s the “universal values”,an attempt to overturn the fundamental socialist system and core values of China.By looking at the US sample and its echoes in China,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ritique of “universal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nd points out that shared value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universal values”.Shared values refer to the value consensus that is reached between subjects in satisfying their common needs and interest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Therefore,the “universal values” promoted by the US or western countries are essentially a move towards legitimizing their hegemonism.

universal values; shared values; core socialist values

10.19525/j.issn1008-407x.2017.04.001

A81

A

1008-407X(2017)04-0001-08

2017-08-20;

2017-09-28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13AZD016)；2014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中宣办发【2015】49号)；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5ZDA037)

洪晓楠(1963-)，男，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国家“万人计划”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E-mail：hongxn@dlu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