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梅松丽柴晶鑫李娇朦王凌燕

（1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长春 130021） （2吉林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心，长春 130021）

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梅松丽1,2柴晶鑫1李娇朦1王凌燕1

（1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长春 130021） （2吉林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心，长春 130021）

探讨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间的关系，并检验手机使用在三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采用BIS-11冲动性问卷、BIS/BAS自我调节测量问卷、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和手机使用情况问卷对909名大学生进行测量，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1）高冲动性正向影响手机依赖，自我调节负向影响手机依赖； （2）冲动性人格特质、提升调节通过手机使用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结论：高冲动性大学生易出现手机依赖行为，自我调节尤其是防御调节有利于降低手机依赖行为。

冲动性，提升调节，防御调节，手机使用，手机依赖。

1 问题提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手机作为人们上网终端的趋势明显，对社会生活服务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人们利用手机上网常态化特征强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过度使用手机和非理性使用手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现象，同时也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和学术研究重点。手机依赖作为一种可能的冲动控制障碍，是信息时代出现的问题行为之一，着手研究手机依赖的冲动调控机制，有利于预防和控制手机依赖行为，既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人们对手机使用的研究视角是多维度的，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特别是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行为的研究比较丰富，Robert等 （2015）发现外倾性和物质主义可以预测手机依赖行为；Smetaniuk（2014）则分析了低冲动控制对手机依赖的作用，对深入探讨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冲动控制障碍角度，以人格特质和行为控制为基础，分析手机使用与手机依赖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将对手机依赖的人格特质和行为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旨在帮助人们培养正确和理性使用手机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具有冲动性的个体在刺激作用下，通常迅速、没有计划地做出反应，而且不考虑这些反应对自身或他人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Moeller,Barratt,Dougherty,Schmitz,& Swann, 2001）。美国学者Mitchell和Potenza（2014）认为高冲动性人格特质个体由于行为决策出现缺陷，控制不良行为能力较差，极易出现冲动性行为。研究普遍认为高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等行为成瘾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Cross,Copping,&Campbell,2011）。一方面，高冲动性个体偏好即时可得的小奖励，忽视延迟的大奖励，在抵制欲望和诱惑方面存在问题，一旦行为决策能力受损，极易出现手机依赖等成瘾行为 （Atchley&Warden,2012;梅松丽,张明,张秀玲,姜英杰,2010）。另一方面，高冲动性个体难以对抑制信号做出快速反应，在控制行为方面存在问题，一旦行为抑制能力受损，极易出现手机依赖等成瘾行为 （Mitchell et al.,2013;汪海彬,陶炎坤,徐宏图,2015）。目前，大多数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研究侧重二者之间关系研究，即使将自我控制作为二者关系中介 （聂衍刚,窦凯,王玉洁, 2013），也很少涉及频繁手机使用在冲动性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研究。本研究在检验冲动性与手机依赖关系基础上，着重探讨手机使用在冲动性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

自我调节理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能够帮助人们控制问题行为的产生，并充分阐释趋利避害的行为方式 （Higgins,1997）。希金斯在享乐理论和自我差异理论基础上，提出两个独立调节定向，即提升调节 （promotion focus）和防御调节 （prevention focus） （Shah&Higgins,2001）。处于提升调节的个体倾向于追求理想性目标，以最大化的方式体验刺激，增加自身的主观感受，并认为采取行动便是收益，进而降低对安全和保护等方面的控制；处于防御调节的个体倾向于追求责任性目标，以最小化的方式体验刺激，增加自身的理性感受，认为不采取行动是维持现状，在降低对预期收益期盼的同时，更关注的是使用后获得的收益。因此，自我调节理论在解释行为成瘾中出现不同的结果，已有研究表明，自我调节是酗酒 （Hamilton,Ansell, Reynolds,Potenza,&Sinha,2013）、吸烟 （Ansell, Gu,Tuit,&Sinha,2012）等成瘾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Sengupta和Zhou（2007）分析提升调节在冲动性进食行为机制中的促进作用，并探讨防御调节在冲动行为形成过程中干预作用。景奉杰和熊素红（2008）检验自我调节与冲动性购买间的关联，长期提升调节直接正向影响冲动性购买倾向，并通过自我控制间接负向影响冲动性购买倾向。Hundt等（2008）发现提升调节正向影响药物成瘾和饮酒行为，防御调节则负向影响药物成瘾。综上所述，即使出现同样的成瘾行为，不同自我调节的个体心路历程也会有一定差异 （姚琦,乐国安,2009）。本研究运用自我调节理论解释手机依赖者的心理过程，并假设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个体将主动、理性地使用手机，能够有效预防手机依赖行为。自我调节理论与手机依赖的关联研究有利于剖析行为成瘾出现动机、理解成瘾形成的心理过程，将为手机依赖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

手机使用与手机依赖正相关。然而评价手机使用一直是手机行为研究的难点和焦点之一。有研究将每周使用手机时间 （梅松丽,柴晶鑫,2013），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的数量 （Hong,Chiu,&Huang, 2012）作为手机使用的评价标准。Cohen和Lemish（2003）指出人们会过多或过少地评价自己使用手机时间和收发短信数量，能够较真实地评价使用手机的频繁程度。已有研究检验了手机使用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并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Walsh,White, &Young,2010）。因此，本研究将评价个体使用手机功能的频繁程度作为手机使用的测量方法。此外，刘红和王洪礼 （2011）研究了手机娱乐功能在孤独感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说明手机使用能够中介情绪、人格等变量与手机依赖间的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将手机使用作为手机依赖的预测变量，且认为频繁使用手机将正向预测手机依赖，在此基础上，检验手机使用在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手机依赖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手机特性、人格特质和自我调节三者共同影响手机依赖行为的产生。本研究基于手机依赖是一种可能的冲动控制障碍的解释，使用冲动性、自我调节作为解释手机依赖形成的原因，以大学生作为被试，探讨： （1）大学生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2）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3）手机使用是否成为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的中介变量？

相关理论和研究结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支持。首先，频繁使用的人群冲动性高于理性使用人群（Hopwood et al.,2011），高冲动性个体更易于手机依赖 （Adams,Kaiser,Lynam,Charnigo,& Milich, 2012）。其次，自我调节能力低的个体通过频繁使用手机，寻求自我实现 （Walsh,White,Cox,&Young, 2011;Khang,Woo,&Kim,2012），自我调节负向影响行为成瘾 （Brook,Lee,Finch,Balka,&Brook, 2013）。最后，频繁手机使用易于形成手机依赖，且有研究发现手机使用正向预测手机依赖 （Salehan& Negahban,2013;Lepp,Barkley,&Karpinski,2014）。

本研究主要假设： （1）高冲动性正向影响手机依赖行为； （2）自我调节负向影响手机依赖行为； （3）冲动性通过手机使用正向影响手机依赖；（4）自我调节通过手机使用负向影响手机依赖。具体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于2013年8-10月份在吉林省高校进行调查，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020份，回收946份，有效问卷909份，有效率96.09%。其中，男生404人，女生505人；手机使用年数少于一年10人 （1.1%），一年到三年252人（27.7%），三年到五年289人 （31.8%），五年以上358人 （39.4%）；每周使用手机少于8小时81人（8.9%），8到16小时160人 （17.6%），16到24小时156人 （17.2%），24小时以上512人 （56.3%）。

2.2 测量工具

2.2.1 自编手机使用情况问卷

参照已有研究，设计自编手机使用情况问卷。依据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 “中国网民对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的内容，确定10个项目，题目设置一致使用 “您使用某项功能的情况？”，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1“不使用”、到5“频繁使用”，分数越高，表示越经常使用这项手机功能。被试手机使用均数、标准差及各项目因子负荷情况如表1所示，使用因子分析Kaiser正态化的最大方差旋转方法，经过5次迭代计算出旋转后析出3个维度：手机人际使用 （打电话和发短信, QQ和微信,浏览新闻,浏览空间和微博,4个项目）、手机娱乐使用 （听音乐、看网络视频、手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4个项目）、手机购物使用（网络购物、网购支付,2个项目）。本次研究手机使用情况问卷的总α系数为0.73，三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68、0.56、0.87。

表1 手机使用问卷均数、标准差及因子负荷

2.2.2 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十一版修订版

采用BIS-11冲动性量表中文修订版 （李献云等,2011），共30个项目，分非计划性、行动冲动性和认知冲动性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不是”到5“总是”。本研究中BIS-11冲动性量表的α系数为0.87。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较好 χ2/df=7.42，GFI= 0.95，CFI=0.89，RMSEA=0.08。

2.2.3 自我调节测量

采用国内修订版BIS/BAS问卷检验自我调节 （李彦章等,2008），共18个项目，包括提升调节和防御调节两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从1“完全同意”到4“完全不同意”。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86。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2/df=1.52，GFI=0.93，CFI=0.88，RMSEA=0.04。

2.2.4 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

采用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 （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麒,翟紫艳,2012），共16个项目，分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手机依赖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80。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2/df= 2.92，NFI=0.94，CFI=0.96，RMSEA=0.07。

2.3 分析过程

使用Epi-data3.1录入数据，SPSS18.0、AMOS 18.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使用Person相关分析检验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和手机依赖四者间相关情况；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对手机依赖的影响；采用AMOS 18.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2.4 研究程序

针对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本研究在问卷收集时进行了程序控制。本次调查主试人员经过统一培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发放，统一回收，被试匿名回答问卷，剔除随意回答及大量漏填、多选及不合基本逻辑问卷。在录入数据库、整理数据后进行了分析控制，采用单因素检验，因素分析得到16个因子，总和大于1，第一个因子总和为8.65，方差百分比为11.70%，远低于临界值40%，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影响不大。

3 结果分析

3.1 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与手机依赖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 （见表2），冲动性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即高冲动性个体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冲动性与手机娱乐使用、手机购物使用显著正相关，即高冲动性个体更愿意使用手机的娱乐和购物功能。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存在负相关，即不同调节方式均能有效缓解手机依赖，经历自我调节过程，个体能够理性看待和使用手机。自我调节与手机人际使用、手机娱乐使用存在显著负相关。手机人际、娱乐、购物使用均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手机人际使用与手机依赖正相关程度最高，说明大学生将使用手机作为社会交往的最重要工具。

表2 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与手机依赖相关分析

3.2 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和手机依赖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以及各变量对手机依赖预测作用的大小，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由表3可知，模型中冲动性、提升调节、防御调节及手机使用均显著影响手机依赖（p＜0.05），并且冲动性、手机使用正向影响手机依赖；提升调节、防御调节负向影响手机依赖。

表3 冲动性、自我调节、手机使用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3.3 模型检验

研究进一步验证四个变量的关系，以冲动性、自我调节为自变量，手机使用为中介变量，手机依赖为因变量建立检验模型，对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拟合指数为χ2/df=7.43，GFI=0.95，CFI=0.90，RMSEA= 0.08。图2显示了检验模型的路径分析图。

如图2所示， （1）冲动性对手机依赖的路径系数显著 （r=0.26,p＜0.01）， （2）防御调节对手机依赖的路径系数显著 （r=－0.27,p＜0.01）， （3）冲动性对手机使用的路径系数显著 （r=0.13,p＜0.01）， （4）提升调节对手机使用的路径系数显著（r=－0.10,p＜0.05）， （5）手机使用对手机依赖的路径系数显著 （r=0.53,p＜0.01）。以上结果说明，冲动性直接正向影响手机依赖，直接效应值为0.26，通过手机使用对手机依赖产生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值为ab=0.13×0.53=0.07，总效应值为33%。提升调节通过手机使用完全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中介效应值为ab=－0.10×0.53=－0.05。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手机使用在冲动性与手机依赖间具有中介作用，ab=0.15，95%置信区间为 [0.11, 0.19]，手机使用在提升调节与手机依赖间具有中介作用，ab=－0.12，95%置信区间为 [－0.18,0.05]。由于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手机使用在冲动型与手机依赖、提升调节与手机依赖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手机依赖是一种可能的冲动控制障碍解释建立假设，运用自我调节理论和冲动性人格特质解释手机依赖行为。结果表明，冲动性、自我调节均对手机依赖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冲动性通过手机使用部分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提升调节通过手机使用完全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

图2 手机使用在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关系间的作用

4.1 冲动性人格特质、自我调节的作用

冲动性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行为正相关，冲动性人格特质正向影响手机依赖行为，高冲动性个体极易出现手机依赖，假设1得到验证。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冲动性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手机依赖行为的重要人格因素之一，手机依赖行为是一种冲动障碍行为 （Servidio,2014），符合了问题行为冲动性的本质特点。问题行为是高冲动性人格特质的一种外化形式 （Mitchell&Potenza,2014）。在表现出问题行为之前，高冲动性个体对情境的评估就缺乏规划和设计 （Moeller,Barratt,Dougherty, Schmitz,&Swann,2001;邓林园,武永新,孔荣,方晓义,2014）。在对情景的认知处理过程完成之前，高冲动性个体就表现出不恰当或适应不良的行为倾向 （Potenza&De,2010）。在行为过程中，高冲动性个体会不计后果的行动，表现出行为决策和行为抑制能力的缺失 （徐四华,2012;Mitchell et al.,2013）。由此可见，冲动性人格特质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模式，本研究为手机依赖机制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今后应运用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解释冲动性与手机依赖行为的关系。

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行为负相关，自我调节负向影响手机依赖行为。个体经历自我调节过程，就能有效控制使用手机，降低形成手机依赖的可能性，与提升调节个体相比，防御调节个体能更有效地抑制手机依赖行为，假设2得到验证。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似，自我调节是问题行为的保护因素 （de Ridder,Lensvelt-Mulders,Finkenauer,Stok,& Baumeister,2012;Brook,Lee,Finch,Balka,& Brook,2013），是评价个体行为控制的重要理论（汪玲,林晖芸,逄晓鸣,2011），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和行为模式，受早期自我建构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同时影响着个体行为决策和执行态度 （Higgins,Chen,Freitas,Spiegel,& Molden, 2003;Perry,Krmpotich,Thompson,Mikulich-Gilbertson,Banich,&Tanabe,2013）。本研究初步验证自我调节理论与手机依赖行为的关系，但尚需结合情景诱发的自我调节以及调节匹配效应系统地阐释手机依赖行为发生的机制。

4.2 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检验手机使用在冲动性、自我调节和手机依赖间的作用。结果显示，高冲动性通过手机使用正向影响手机依赖，冲动性解释了手机依赖33%的变异，假设3得到验证。特定人格特质易于出现问题行为 （Müller,Beutel, Egloff,&Wölfling,2013;Wang,Ho,Chan,&Tse, 2015），Smetaniuk（2014）的研究认为手机依赖行为与DSM-V中冲动控制障碍具有相近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并充分验证了外倾性、低冲动控制是手机使用频繁程度及手机依赖行为的预测变量。Roberts（2013）的研究认为冲动性人格特质是手机依赖等行为成瘾的重要诱发因素，正向影响短信使用行为，与Griffiths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手机依赖个体依赖于某种使用功能，具有冲动性人格特质的个体通过不断增加使用手机时间，满足新鲜感和愉悦感，进而产生手机依赖行为。有效规避个体尤其是青少年形成高冲动性人格特质的方法是在自我建构中，培养青少年对使用手机的理性认知和正确态度。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提升调节通过手机使用负向影响手机依赖，并且手机使用在提升调节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防御调节能够显著负向影响手机依赖，但与手机使用关系不显著，假设4得到部分验证。说明处于提升调节的个体能够有效地规避手机依赖行为的负面影响，但在频繁使用手机后，处于提升调节的个体产生手机依赖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下降，仍然可能形成手机依赖行为。然而，处于防御调节的个体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现手机依赖行为的可能性，尽管频繁使用手机也没能增加防御调节的个体形成手机依赖的可能。因此，防御调节成为手机依赖的保护因素。研究结果证实了不同自我调节个体形成相同行为中出现不同心路历程的解释 （姚琦,乐国安,2009），提升调节个体趋向获得短期既得利益，出现冲动性行为，采取行为过程中获得的愉悦感也将影响之后的行为（Joseph,Heidi,&Higgins,2004）。使用行为在提升调节特质个体产生冲动障碍行为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特定环境中高提升调节特质个体激活相关的享乐导向，表现出冲动行为 （Sengupta& Zhou,2007）。虽然提升调节个体能够规避手机依赖行为，但在频繁使用手机获得愉悦体验后，产生手机依赖的风险并没有降低。而防御调节个体受责任、安全等目标的导向，降低了行为成瘾的风险（Franken&Muris,2006）。本研究运用自我调节理论解释手机依赖，不仅拓宽了自我调节理论的使用范畴，也为手机依赖行为研究开拓了视野。冲动控制缺陷是手机依赖等问题行为的本质特点（Billieux&Linden,2012;孙晓军,赵竞,周宗奎,陈武,鲍娜,2015）。手机依赖行为是个体成瘾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一种外化形式，存在冲动控制缺陷的个体更易于通过使用手机获得满足感 （方晓义,刘璐,邓林园,刘勤学,苏文亮,兰菁,2015;梅松丽,柴晶鑫,郭金花,2015）。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探寻家庭环境、同伴关系等变量在人格特质、行为模式与手机依赖间关系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和理论依据。

5 结论

冲动性与手机依赖正相关，高冲动性正向影响手机依赖；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负相关，并且负向影响手机依赖；冲动性人格特质、提升调节通过手机使用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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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Impulsivity,Self-regulation,Mobile Phone Use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t

Mei Songli1,2,Chai Jingxin1,Li Jiaomeng1,Wang Lingyan1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Jilin University,Jilin,Changchun 130021;2 Research Center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21)

While several researches confirm that impulsivity trait are related to dependent behavior.There are still many impulsive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overuse of mobile phone.There must be other variables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t behavior.Regulatory focus theory,as a selfregulation theory,which contains two independent behavior systems called promotion focus and prevention focus might be applied to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t.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orrel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impulsive trait,self-regulation,mobile phone use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t.909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administered mobile phone usage questionnaire,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mobile phone dependency tendency scale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and behavior activation system scale.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SEM.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impulsive trai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t.Meanwhile,both promotion focus and prevention focus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obile phone dependent.The results releas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at mobile phone use had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ulsivity trai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t.What′s more,mobile phone us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motion focu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t.

impulsivity,promotion focus,prevention focus,mobile phone use,mobile phone dependent.

B848.4

2015-1-2

吉林省教育厅 “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吉教科文合 [2016]第441号）、吉林省科技厅国际合作科技发展项目（20160414035GH）、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 （2014ZZ025）。

梅松丽，E-mail：meisongl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