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实践观

姚 云，张婷婷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2；2.湖北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3.赤峰市委党校，内蒙古 赤峰 024000)



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实践观

姚 云1,2，张婷婷3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2；2.湖北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3.赤峰市委党校，内蒙古 赤峰 024000)

马克思恩格斯使道德立足于现实生活领域，从应然变成实然。首先，他们认为道德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道德根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道德原则应用在社会实践中。他们所持有的道德原则是人道主义，这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中。他们也认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由是首要的道德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才能真正被实现。他们在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社会形态时，也建构了自我决定的自由的道德观。因此，道德最终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被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实践；人道主义；自由

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伟大进程。康德使道德从他律转向自律，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呼唤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让理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但他始终只是从思维、自我意识和个体的角度来看道德。个体在生活中实践道德原则靠的完全是自律，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完全做到自律，这就很难解决道德原则的实践性。黑格尔看出康德道德哲学的缺陷，试图突破康德的这一个体主观意志的局限性，使道德与客观普遍的社会伦理生活相联系，在伦理关系中去实现道德原则的内容。他批判康德义务原则的空洞性，并给其赋予了新的内容，“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1]136但受到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的限制，他所说的伦理关系虽然是市民社会关系，但这一伦理关系并不是来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这一道德理想最终也很难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使整个哲学史发生了转向，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应的，在道德哲学领域，他们使用唯物史观，从上位来看道德，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来看道德。这样道德就根源于物质利益，和哲学、宗教一样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只是依附于经济关系的、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这与康德从个体的主体性来看道德的方法论不同。康德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道德，从而寻求人的行为准则的依据，为人的行动提供一种作为价值指导的道德原则。虽然可以说康德针对的是不受时间、阶级、社会政治制度和地域限制的整个人类的道德价值观，但他的道德观归根到底还是在更具体的、下位的层面上所形成的。康德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只是提出和解答了道德应该如何的问题，而马克思更加根本地提出道德是什么以及道德的实在基础问题。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后一个问题的解决，道德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前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根本性地科学地看待道德的视角和方法。

一、道德走向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根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1这样的个人是有血有肉的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需要吃穿住用行，因此，就需要生产满足他们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并在生产中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即他们需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但是，人除了物质生产活动之外还有精神生产，还具有意识，且人的各种生产活动都是受意识指导的。意识是人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当人意识到和他人的关系时，就产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工，这时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能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都属于意识形态，意识构造它们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产过程。因此，道德是由人们在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构造出来的，根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

由于意识是人脑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7道德属于意识的范畴，因此，生活是道德的来源，并决定了道德的内容，道德也必须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道德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结构的产物，它的内容是在伦理关系中形成的，人们的伦理观念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伦理关系又是人们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恩格斯认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470伦理观念来源于经济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它最终根源于生产实践，所以道德也根源于实践。实践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包括精神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确立了道德与实践的双向互动：道德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道德来源于生活，最后又必须回归于生活，用于指导人的行为。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道德规范是什么，他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分析道德，把道德和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相结合，使道德真正地进入了人的实践生活领域，从应然变成现实，这一点与康德单纯从自我意志出发去解决道德原则的动机性，实现道德原则的现实约束性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并扩大了康德哲学中“实践”这一概念所对应的内容或实践含义的范围。在康德那里，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是指实现目的的自由的活动，它主要指的是道德实践，或者说道德意志活动和道德行为，而在马克思这里实践则指一切对象化的活动，它起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产活动。

二、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实践

美国学者佩服认为，马克思是混和义务论者；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道德原则有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平等正义、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共同体和自我的实现等。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最主要的道德原则是人道主义。此人道主义不同于启蒙时期的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是从感性的现实的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方面，从人的社会性方面，以及人的实践生活方面去关心人的解放和自由。首先，“‘为人民谋福利’是马克思早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4]16他始终关心的是人类的幸福。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是抱着拯救人类、使人类幸福的理想，从基督教道德走出来，寻求现实的幸福。”[4]18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使用的也是人道主义的道德标准。从整个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和剥削是人类历史进程上必然出现的现象，它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从道德价值标准来看，它们扭曲了人性，使人丧失了自主性。在这些批判中表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关心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念。此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把道德运用在精神实践中的一个表现。

(一)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人道、不道德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对工人剥削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灾难的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使工人陷入非人的生活中。他认为，由于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劳动，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不道德地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日，甚至到了极限的地步，而且超过了工人的身体极限。所以，“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消耗(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3]197

此外，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危机。资本主义商业直接导致了互不信任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5]447-449马克思在此认为，无论资本家怎么样为自己辩护，他们的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是无法磨灭的。纯粹的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对工人进行不人道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正因为工人处于受剥削的地位，工人必须生存，因此，这种制度就导致工人阶级道德水平的低下，并且“使整个社会分裂，人与人成为各自分离甚至对立的分子，开始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6]166-167

(二)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是异化劳动，是非人的活动，人完全依赖物，没有自由。“在异化劳动的社会关系中，必然产生伦理关系的奴隶状态。主体依赖客体，成为客体的奴隶。”[7]99

人的行为应该是自我决定的，而不是被外界迫使的。劳动是人最为直接的实践方式。劳动应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意志活动，是个人自我实现的活动。人的劳动成果应该是为人自身服务，或用来满足人本身的物质精神需要的。异化劳动却导致了人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以及人与人本身的异化。在异化劳动中，人完全丧失了自主性，不但劳动不是人的自由的体现，反倒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劳动产品反过来统治人。人被它们奴役，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于畸形发展。人的类特征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应该是以人的自由意识为主导的，它应该是人的自由意识的对象，即应该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然而，在异化劳动中，人的类本质不再是人的劳动的性质、主题和主导因素，反而成了人维持生活的手段。

异化劳动不仅仅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而且还导致了人与他人的对立，进一步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认为，自我的异化表现在他与他人的实践的社会关系中。“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5]60-61即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归自己所用，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和奴役。

总之，“在资产阶级社会，异化体现在私有财产制度中，而私有财产制度又加剧了异化。”[8]279-280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平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原则，并不是真实的个人自由。自由的个人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束缚了，人们处于这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其发展受到阻碍。

以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都是以人道主义为价值标准的，是唯物史观的历史标准和人道主义的道德标准的统一。如果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原则，那么，用它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就是他们把道德应用于实践中的一个表现。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对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资本论》揭露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同时也肯定它创造现代文明的历史意义。”[7]6它们的道德原则，比如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是与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其道德价值也不像封建社会那样是赤裸裸的对人性的摧残，甚至提出了一些有进步意义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等道德价值标准，但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被肮脏的私有制掩盖下的虚伪的道德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它肯定了物质生产力并通过物质生产力肯定了人对现世物质幸福的追求；第二，它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全部人化世界发展的最后动力，高度肯定了人的主体性；第三，它把人类历史、人自身的发展，理解为具有客观规律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科学理性的重要意义。”[6]200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他们的道德实践观有什么关系呢？它怎么就体现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根源于实践又用之于实践呢？ 就整个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是一种社会意识，就个体的道德观来说，道德是个人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原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他们自己的道德原则是人道主义。“这种道德观建立在三个首要的道德价值之上：自由(作为自我决定)(as self- determination)、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9]3他们的道德观，或者说作为价值标准，依然根源于他们的生活实践。他们虽然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但在社会生活中观察到底层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的不平等，使他们产生了革命的理念和对劳动人民同情的人道主义的道德原则，并一生都在为人的解放而努力奋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是他们对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实践方式之一。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的剥削，使工人完全没有自由，不能自我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劳动，反倒成了生活和劳动的奴隶。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道主义无法真正实现。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又建构了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和自由，从而也表明人类道德只有在此社会状态中才能真正实现。

三、自由的道德价值的实践

自我决定的自由是首要的道德价值。道德的行为是体现人的自由的行为。“马克思把自由构想为克服一种受限制和受束缚的社会制度，克服的方法是建立另一种较少受到限制和束缚的社会制度。”[8]278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解放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设计出一个所有人自由相处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也是他们的道德理想的最高目标，它类似于康德的目的王国，同样是把人当成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同点在于它们的哲学基础不同，前者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

自由自觉是人的首要价值，这种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需要人们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而慢慢实现。自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具有自我决定的自由、人的能力应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人最终要进入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平等主义的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这一道德价值的证明和建构。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想，在此社会中人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第一，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回归。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有私有财产，人的生活是自由自觉的，它完全实现了人道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和谐。 而且，它“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297即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财产，就进一步消灭了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使人回归到自由的类本质，真正解决了自由和必然的对立。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它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自由的实现。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获得了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而共产主义之前的人类社会中的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个人只有在统治阶级内部才有相对的自由，被统治阶级不但没有自由，反而国家是他们的枷锁。因此，“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63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透露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物质利益的高度关注。“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305-306即自由的获得是基于物质财富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充分发展了，社会财富实现了按需分配，劳动才不会是被迫的活动，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幸福。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心的是人们的富裕和幸福，这就像我国现在所大力促进老百姓的幸福和福利，以人为本，实现国计民生的目标一样。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在共产主义之前理想道德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自由、平等、正义和人道只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被实践和实现的道德原则，并不是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人道。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当今世界中，自由的道德价值能否被实现，如果不能，那道德只是一种应当性的理想和要求，或者说至少在目前阶段道德是虚幻的，而不具有实在性。那么，理想道德的完满性与现实道德的局限性之间的差距如何克服？可以设想，要突破这种局限就需要从个体的主体自觉性去做文章，也就是要强调个体的自律，内心秉持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自我规定、自我立法并自我守法，把人道的和道义的道德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设若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自由的道德理想就可能会被实现。

(二)共产主义社会与目的王国

康德道德原则的终极目标——目的王国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来源于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

“马克思作为启蒙运动基本精神的继承者和批判者，并不否认自由平等应该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目标。他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他也承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马克思所讲的自由，基本含义就是康德意义上的个人自主和自我决定，他在批评康德的善良意志论时，并没有对善良意志加以否定，而只是就善良意志的软弱性而指责康德……马克思只是说善良意志因为脱离了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们的需要及欲望，所以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但是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否认善良意志本身。”[10]105在康德那里，善良意志也就是自由意志，人只有通过自律，遵守绝对命令，履行义务，才能进入一个有效合作的理想的社会状态——目的王国，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依据马克思的理念，人必须不断地进行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创造出非常丰富的物质财富，才能进入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充分发展人的能力，实现自我，才能实现平等的自由。但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无疑受到了康德的目的王国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与目的王国一样都是一种道德理想，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以人的自由联合和自由自觉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为特征的，它的主体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后者是从所有人的目的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目的的集合体，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的类观念。共产主义社会理念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论，这就决定了它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的人的共同体。康德的目的王国以二元论的理性主义为基础，所以它从个体的自我意识出发，认为仅仅通过个体的自我意志的自律就能达到目的王国理想状态。在目的王国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存在者，所有人都具有立法的权利和资格，并都守法，人与人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共产主义社会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把人作为目的，充分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实现的私有制、阶级和异化劳动的消灭，甚至于国家的消亡，以及按需分配，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人性的复归。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与康德相似的实践目标，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的实现依据的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在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互为目的和手段，每个人的生活是他人生活的条件。无疑马克思恩格斯使实践突破了人的主观意志的范围，进入客观的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中，这样，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以及把人作为目的，比康德的目的王国较为现实。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道德实践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物质性的活动最终还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真正实现道德价值的社会。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宋希仁.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美]R.G.佩服.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M].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0]胡真圣.两种正义观：马克思、罗尔斯正义思想比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编辑：黄航

Marx and Engels’s Views on Moral Practice

YAO Yun1,2, ZHANG Tingting3

(1. Marx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China;2. Marx School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 China;3. Chife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China)

Marx and Engels make morality base on the real life, and make it turn from “ought” to “be”. First, morality is social ideology formed in people’s life, therefore, the moral is rooted in life and practice. Second, Marx and Engels apply moral principles in the social practice. Their moral principle is the humanitarianism, and that they criticize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nd alienated labor show it. They also think that humanitarianism is fully embodied in the communist society. Finally, Marx and Engels think that freedom is the primary moral value. In th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reedom can truly come true. When they construct free community,and also construct the the moral conception of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Thus, morality finally can be realized in social practice.

marx; engels; morality; practice; humanitarianism; freedom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1.002

2016-04-30

湖北理工学院引进人才项目“康德自律的道德观及其对高校立德树人的启示 ”(9862)

姚云(1979-)，女，安徽临泉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湖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伦理学、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张婷婷(1982-)，女，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赤峰市委党校讲师。

B0-0

A

1672-0539(2017)01-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