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内学界“勇敢”美德研究进展及问题

唐 俊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系，长沙 410083)



当代国内学界“勇敢”美德研究进展及问题

唐 俊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系，长沙 410083)

当代国内学界对勇敢美德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传统勇敢美德的研究、对古希腊勇敢美德的研究、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勇德研究以及对道德勇气的研究。当前国内学界对勇敢美德的研究虽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广度，但多停留在表面，对勇敢美德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勇敢；美德；价值

勇敢作为一种上古美德，在我国历来颇受推崇。例如，《论语·子罕》载“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孟子好“大勇”，善养“浩然之气”；荀子好“上勇”，推崇“士君子之勇”。当代我国学者积极吸收与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勇敢美德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一、对我国传统勇敢美德的研究

对传统勇敢美德的研究，是国内研究勇敢美德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孔子与孟子二位圣人勇德思想的探讨。学术界十分重视孔子勇德思想的研究，萧仕平指出，对于作为心理品质意义上的“勇”，孔子反对行为上恃勇妄为和观念上以武论勇，他主张把 “勇”纳于“仁”、“义”的目标之下；为使“勇”由形式之德变为内容之德，孔子将“勇”限定为维护“仁”、“义”而生发出的那些顽强性意志品质，将“勇”与“德”联系起来，由此提升“勇”为一类道德范畴，并将服务于道德目标之外的“勇”排除出“勇”的范围[1]。萧仕平的这种分析似乎找到了确定勇敢作为美德的一种核心标准，也对“勇”作了一种比较有效的界定。李振纲指出，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己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子路“好勇”，在其师从孔子后，克服了“好勇”之“蔽”，成为识仁、知义、明礼而“勇”的“勇者型”贤人[2]。李振纲的研究比较具体，为勇的具体表现划分了纲要，也指出了勇的不足与要克服的困难。黄建跃指出，孔子论“勇”有“积极的勇”与“消极的勇”的分疏，一方面“勇”不可或缺，若缺失则君子人格就无从挺立，另一方面“勇”不足“尚”，若缺乏“礼”、“义”的限制，极有可能产生“乱”的后果[3]。这种分析比较二元化，既探讨了勇的积极意义，也分析了无规范的勇的消极后果。

彭林指出，孔子强调勇与正义的关联：“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也当体现文化自觉，如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将勇与义、仁结合考察的思想，对荀子、孟子及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4]。梁国典对孔子的勇作了论述，身为君子者，为人必须做到果敢、刚毅、刚强、刚正、耿直，而不能软弱无能，同时君子之勇需要以仁、义、礼、智为规范，否则便是小人之勇、匹夫之勇[5]；汪凤炎与郑红指出，在孔子心中身为君子者，必须有勇，作为君子，“义”的重要性要高于“勇”[6]。高培华指出，孔子倡导“仁、智、勇”三达德，将“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列为“成人”必备素养；孔门的君子之勇，对于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有直接影响[7]。这几位学者的分析与前面学者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认为孔子的勇以仁、义、智等道德范畴来规范，但是突出了孔子勇德思想对后继者的重要影响。

陈立胜以“子路之勇”为始，论述勇德与诸德彼此相容、互补；继而论述孟子、荀子对于孔子之勇的继承与发展，让勇成为一种“不动心”之“大勇”；然后从理学家的视角探讨了以“颜子大勇”为表征的勇，让勇上升为一种“本真性存在”观念；进而讨论了“孔子大勇”及《论语》勇德的现代启示，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儒家勇德的历史画面，辨析了大勇、上勇等勇德类型，厘清了勇与仁、知、义等范畴的关系[8]。赵春苗与曹鹏指出，孔子的“勇”更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9]。陈立胜从理学家的视角来看待勇德，赵春苗和曹鹏着重探讨孔子勇德的理性层面，这两种研究寻求了一条新的路径，为我们展示了孔子勇德的新面貌。

其次，对孟子勇德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对“浩然之气”的探讨上。晁福林指出，“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亦即“不动心”而坚持正义；孟子提出的“直养而无害”是他所认为的培养浩然之气的基本方法[10]。曾海军指出，孟子的“勇”从一开始就与“气”密切相关，勇气在孟子这里正是与浩然之气属于同一论域；孟子论“勇”区别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承曾子的守义以养勇，吸收其自反而缩的精神，“以直养而无害”，其气“塞于天地之间”，是谓“养浩然之气”，完整揭示出“勇”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思想脉络[11]。郭杰指出，孟子的“浩然之气”是由坚定的道义信念支撑起来的意志和气节，它“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这种道义的信念则显然是在先天的“性善”基础上，经由长期自觉的道德履践、并达到高尚道德境界而自然形成的，它不是个人偶然激发的意气，而是凝聚着普遍的人性之善的个性化表达[12]。杨琦指出，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绝不是物质之气充盈于宇宙之间，而是一个融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于一体的崇高的内心状态，它是一个独特的情感与意志相协调的伦理、心理学范畴，具体地说，它是指正义的道德情操[13]。这几位学者主要探讨了什么是“浩然之气”，都认为其是在道德支配下的一种力量，是正义、善的与崇高的；但是这类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孟子“浩然之气”文本式的分析上，并无多少实质性建树。

邓球柏认为，孟子提倡的“知言”是“智”的理想人格的反映，“养浩然之气”是对“勇”理想人格的追求；然而养浩然之气不仅是养人之“勇气”，也是养人之“仁气”，养人之“智气”；而只有具备了仁、智、勇这三大完美人格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14]。欧阳祯人指出，浩然之气的培养，首先要遵循“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规律，专心诚壹，注心于义与道上，注重主体性的实在本体；其次要遵循“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的规律，心中有“诚”，长期积淀，修持不已，永不懈怠[15]。李才远指出，“浩然之气”是人的一种正大、刚直的精神，如人们通常所说“气节”、“气概”、“勇气”、“志气”等之总和，是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精神风貌，是理想人格力量的生动表现；孟子所着重提倡的“养气”基本原则与方法主要有：“循道集义”、“存心重思”、“尚志忍性”三条[16]。张奇伟指出，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是为达到“不动心”的精神境界而提出的，“不动心”的精神境界首先就表现为勇敢，而其所“守”之“气”就是勇气；养“浩然之气”需要“配义与道”、“集义而生”，它是在与道义相伴随中生成的，是一长期、艰苦的道德积累和践履进程而非神秘不测的意志内省[17]。这几位学者主要探讨了如何培养“浩然之气”，其观点有同有异，不过大体上都认为培养“浩然之气”离不开义、仁与道的规范，这些分析的内容虽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基本都沿袭了某种既定的成果或标准，实无太多创新之点。

从以上论述可知，学者们对孔子勇德思想的探讨，大都是将其置于仁、义、智、礼等价值规范的视域内，用仁、义、智、礼等来约束勇、规范勇，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之为勇德。如萧仕平就认为，孔子主张把 “勇”纳于“仁”、“义”的目标之下，将“勇”限定为维护“仁”、“义”而生发出的那些顽强性意志品质；又如李振纲指出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己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对孟子勇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浩然之气”的探讨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体现孟子勇德的核心就是“浩然之气”。如邓球柏认为，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是对“勇”理想人格的追求；然而养浩然之气不仅是养人之“勇气”，也是养人之“仁气”，养人之“智气”；又如曾海军认为，勇气在孟子这里正是与浩然之气属于同一论域；李才远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指的是人的一种正大、刚直的精神，是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精神风貌。

二、对古希腊勇敢美德的研究

勇敢作为古希腊的“四主德”之一，也颇受国内学者们的重视。韩潮探讨了柏拉图的勇德思想，以《普罗泰哥拉篇》与《拉克斯篇》对比，说明柏拉图的勇敢美德的殊异性与美德整体性学说是柏拉图对话尤其是这两篇对话中的一对相关性理论，二者分别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表明，普罗泰哥拉式的美德仅仅是一种可以传授的技艺，它既不是无法技术化的勇敢，也不是理念化的知识[18]。董波认为，苏格拉底暗示了知识必须与构成行动力的非认知因素相结合才能达成勇敢的美德，而这意味着某种灵魂的秩序，而作为灵魂秩序的勇敢并不完全是可教的；柏拉图通过拉克斯的定义与尼基阿斯的定义的对立展现出双方的缺陷，而二者的结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定义：勇敢是在关于什么可怕什么不可怕的知识指引下的灵魂的坚定。只有这样才能既表达出知识在美德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又避免了对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的忽视[19]。刘巧利分析了苏格拉底对勇敢的追问，寻找具体勇敢行为背后的“勇敢”，指出苏格拉底教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勇敢”，而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勇敢”，是各种各样的勇敢之中的“勇敢”，而真正的“勇敢”也一定是内涵着有益和高贵，“勇敢”同时也蕴涵着理智的指导；然而在苏格拉底对勇敢的探讨中，似乎也存在着某些矛盾[20]。

王江涛探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美德，指出要理解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间的关系[21]。黄旭东在把握“勇敢美德是什么”这一辩难主题的前提下，进而理解勇敢出现的结构位置与情境在整场对话的含义；文中指出勇敢美德问题是在苏格拉底通过三次转换(一次暗中转换，两次明面转换)将在城邦热心搞政治事务的人原本为获得才干和荣誉探讨实用技艺教育问题，转到探讨关注灵魂善好的美德教育这一位置和情境下出现的[22]。林志猛认为，智术师普罗塔戈拉为证明美德可教，并反驳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统一性，强行将勇敢与其他美德拆开，在他看来有不少人虽然极不正义、不明智，却勇敢出众，然而这样的勇敢实际上无异于僭主的“勇敢”，他试图通过智术教人变得勇敢，但他的“勇敢”关注的是身体而非灵魂、美德和智慧，最终对常人美德和非常人美德造成了双重伤害[23]。

从以上论述可知，我国学者对古希腊勇敢美德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位古希腊哲人的美德观念，更多的是对此三位先圣勇德观念的再次描述，如他们对《尼各马可伦理学》、《普罗泰哥拉篇》与《拉克斯篇》等篇章内勇德的相关解读，多是基于前人的论述，转换探讨的视角，实则并无太多创新之处。

三、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勇敢美德研究

吕耀怀比较了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中的勇德后指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勇”的美德定位应有“知”之“勇”、行“仁”之“勇”，“勇”不仅须以“知”为基础，还须因“仁”而行，循“礼”、“义”之道；“勇”德的具体作用可概括为胜敌之“勇”、克难之“勇”与自治之“勇”。西方思想家则主要从理性、上帝律法或世俗法律的角度来规定“勇”，近代以来作为美德的勇敢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是冒险精神的美德基础，然而当代西方学者强调“勇”德只能用于正义事业[24]。此分析从中西思想的大前提下探讨勇德，为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不同文化下的勇德提供了方便。晁乐红探讨了中国先秦儒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美德细表中共有的勇敢美德，文中指出两家都赋予其中庸/中道的限制，既反对不及，也反对过度，并明确指出其地位重要但绝非首要，此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早期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共性；两家赋予勇敢美德不同的运行机制、概念外延和发展曲线，反映了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特色和不同走向[25]。晁乐红对比分析了中西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勇德思想，指出了其共同性，又辨析了其相异之处，为学界探讨勇敢美德提供了素材。

谢永鑫综合先秦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全面考察了孟子的勇敢观念。“勇”可以分为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类，前者是感性意义上的情绪，后者是受理性指导的心境，血气之勇只是从属的善或从属的恶，义理之勇才是真正的美德；孟子通过“知言”、“集义”而达到的大勇境界把勇气的生理、心理、社会、宇宙层面合而为一，解决了智慧的勇气如何可能的问题[26]。林贵长从中西方“勇”的源起及发展，指出“勇”作为美德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正视危险、克服困难、摆脱恐惧等为善力量，不惧、果断和坚毅是“勇”德的基本内涵，坚忍不拔、勇于生存，敢于担当、见义勇为等则应当成为“勇”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实践内涵[27]。谢永鑫从中西对比的视角对孟子勇德的探讨，将对孟子勇德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林贵长则重申了勇德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将勇德纳入中西方哲学对比的情境下来探讨，确实为研究勇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来了解勇德提供了方便，也让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勇德。吕耀怀教授从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中的“勇”的对比中考察了勇德，晁乐红教授探讨了先秦儒家勇德与亚里士多德勇德的异同等，这都为我们研究勇德提供了诸多方便。虽然从我国学者的不少文章中能发现学者们对中西方勇德有过相关的比较研究，但比较全面的此类研究还是不多。

四、对道德勇气的研究

对勇敢美德的类型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对道德勇气的探讨。彭永捷将道德勇气界定为个体在对于所面临的风险有清楚的判断和对自己道德选择的后果有清楚认识的情况下，去实践正确的价值规范的勇气；道德勇气是个体实践道德的必要因素，没有道德勇气，任何伦理与道德都必将流于虚妄。培养道德勇气首先必须以伦理建设为前提，因为它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价值规范体系；其次要化伦理为道德，伦理是外在的社会规范，道德是内在的主体意识，所以培养道德勇气要将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个体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必须有担当之主体，所以培养道德勇气要培养主体独立人格，这样才能担负起个人的责任或义务[28]。向玉乔指出，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29]。彭永捷对道德勇气的探讨有一定的开创性，但将其限定于价值规范的院墙之内似乎有些不足之处；向玉乔似乎并未对道德勇气作出具体的界定与分析，而只是从其表现略述了其意义。

孙海霞认为，道德冷漠现象发生时，人们缺少的并不是有关道德的知识，而是知善而行善的道德勇气。道德勇气是主体出于坚定的道义精神，在行动中直面艰难险阻、勇于担当的浩然之气；勇于担当的道德勇气是对道德怯懦的否定，它源自内心良知的召唤，良心是形成道德勇气与勇担道义精神的主体根据和内在动力源泉。勇于担当的义不容辞品格意味着道德义务担当的某种绝对性要求，当然，勇于担当亦意味着在必要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被别人误解的可能；同时其内在包含着创造性活动的要求，包含着根据具体情境采取合宜行动的实践智慧[30]。赵平认为，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见义不为”现象多事出有因，而从道德选择来看，主体难以辨别需要“勇为”的对象和实施“勇为”的伦理情境是“见义不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从伦理文化历史的视角探寻“见义勇为”的人类理性，进而分辨“勇”德的不同形态，积极而又审慎地倡导见义智为的理性选择以形成社会公德的新风尚，有益于传承和弘扬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31]。孙海霞将道德勇气与道德冷漠现象结合起来研究，赵平将其与“见义不为”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也考虑了道德勇气发生的相关情境与主体智慧等因素，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探讨了道德勇气的概念、道德勇气的发生情境、道德勇气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以及道德勇气的培养等相关问题，虽然他们对道德勇气的概念有着相异之处，但其核心都基本一样；而对道德勇气发生的探讨则显得比较统一，都认为人不仅要知善，还要行善；道德勇气包含着根据具体情境采取合宜行动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践行道德勇气的重要一环。但是，我国学者对道德勇气的研究似乎还并不全面，例如对道德勇气缺失的研究，学者没有考虑到道德责任的缺乏；对培育道德勇气，学者对健康的道德心理、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完善的道德激励机制的作用考虑也不足够。

五、国内勇敢德美研究的不足

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中国古人的勇德，如孔子、孟子的勇德，探讨了古希腊的勇敢美德，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念，也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视角探讨了勇敢美德，也探讨了具体的勇敢类型，如道德勇气。当前国内学界对勇敢美德的研究虽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广度，但多数仍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对勇敢美德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对勇敢的探讨过于集中在对古人文献的诠释，原创性不足。统观国内学者们关于我国传统勇德的探讨可知，尽管学者们对传统勇德探讨的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但对其考察主要集中在孔子、孟子两位圣人的勇德思想，如对孔子用仁、义、智、礼等来约束勇、规范勇的研究，对孟子“浩然之气”的研究都比较多，而对其他先贤勇德思想的探讨则有所缺失。例如荀子、墨子、朱熹、王夫之等先哲的勇德思想，虽然有学者在相关文章里有所提及，但并未对其作出实质性的探讨与研究，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勇德思想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又如通观国内学者对古希腊勇德的研究，只是集中在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勇德思想的探讨，对其他古希腊学派的勇德研究则相对较少。

其次，对具体勇敢类型的研究还有所欠缺。相对于国外学者对具体勇敢类型的研究，我国学者对具体勇敢类型的研究，还只是集中在道德勇气这一种，对其他类型勇德的研究似乎还处于空缺状态。勇敢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不同，因此勇敢的类型分析也不一样，如有医学勇敢、仲裁勇敢、政治勇敢，等等，这些具体的勇敢类型在西方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甚至道德勇气在不同的情境下都有着不同表现的探讨。统观我国学者对勇德类型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对其他类型的勇德有过些许论述，但是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因此，加强对勇敢的类型学探讨，是我国学界以后着重弥补的地方。

最后，对勇敢发生机制的探讨不充分。西方学界对勇敢的发生机制的探讨已经相当成熟，有从心理层面对勇敢的发生进行相关研究，有从生理层面对勇敢的发生进行深入探讨，也有从勇敢的构成要素，如恐惧、信心与值得的或善的结果对勇敢的发生进行研究。虽然国内学者也有从心理、生理与发生情境的视角来探讨过勇德的发生机制，但是对其发生的研究显然不够详细、系统。大多数学者多是依循相似的研究成果，认为勇德的发生机制就是具有不惧怕的心理与相应的实践理性，并没有从更精细的视角来深入研究勇敢的发生。要对勇德的发生机制作出全面细致的考察，学者们必须从其发生的心理、生理、构成以及情境等综合因素来详细考察勇敢美德。

[1]萧仕平. 勇：从形式之德到内容之德——孔子论“勇”及其现代启示[J].道德与文明，2009，(6)：50-53.

[2]李振纲，陈鹏.《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J].河北学刊，2012，(1)：30-33.

[3]黄建跃.“好勇过义”试释——兼论《论语》中的“勇”及其限度[J].孔子研究，2011，(5)：82-90.

[4]彭林.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J].孔子研究，2012，(5)：32-39.

[5]梁国典.孔子的“君子”人格论[J].齐鲁学刊，2008，(5)：5-11.

[6]汪凤炎，郑红. 孔子界定“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十三条标准[J].道德与文明，2008，(4)：46-51.

[7]高培华.子夏为官与孔门武艺勇德考[J].史学月刊，2010，(9)：30-37.

[8]陈立胜.《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2-123.

[9]赵春苗，曹鹏. 试论孔子的“勇”德[J].社会科学家(增刊)，2005，(3)：28-31.

[10]晁福林. 孟子“浩然之气”说探论[J].文史哲，2004，(2)：38-43.

[11]曾海军. 孟子论“勇”：兼论一种儒家人文学的视野[J].天府新论，2014，(4)：28-34.

[12]郭杰. 仁政·性善·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30-35.

[13]杨琦. 释孟子的“养浩然之气”[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111-114.

[14]邓球柏. 孔孟的人格论：三大德(仁知勇)与大丈夫[J].哲学研究，2001，(12)：50-55.

[15]欧阳祯人.孟子的人格自由论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612-617.

[16]李才远. 孟子的“养浩然之气”说[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17-23.

[17]张奇伟.孟子“浩然之气”辨正[J].中国哲学史，2001，(2)：42-45.

[18]韩潮.美德的整体与勇敢的殊异——柏拉图《普罗泰哥拉篇》的叙事与论证[J].世界哲学，2011，(2)：113-122.

[19]董波.勇敢与知识：对柏拉图对话《拉克斯》的解读[J].现代哲学，2014，(4)：54-59.

[20]刘巧利. 《拉刻斯篇》中苏格拉底对于“勇敢”的美德分析[C].//教育的传统变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四)，2009：760-763.

[21]王江涛.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4-31.

[22]黄旭东.辩难勇敢美德的结构位置与情境——柏拉图《拉克斯》管窥[J].求是学刊，2009,(02)：17-21.

[23]林志猛.智术师的勇敢——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49d-351b绎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7-32.

[24]吕耀怀.“勇”德的中西异同及其扬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31-38.

[25]晁乐红.论作为美德的勇敢——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J].伦理学研究，2010,(2)：74-77.

[26]谢永鑫.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孟子勇论及其当代价值[J].江汉学术，2013,(3)：113-116.

[27]林贵长.论勇德[J].齐鲁学刊，2007,(1)：28-31.

[28]彭永捷.道德勇气新论[J].湖湘论坛，1999,(1)：61-63.

[29]向玉乔.道德失语症的危害性[N].光明日报，2015-1-28(14).

[30]孙海霞.从道德勇气看道德冷漠现象[J].河北学刊，2015,(1)：15-19.

[31]赵平.同义勇为的现实制约与理性选择——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的若干思考[J].伦理学研究，2014,(4)：6-9.

编辑：鲁彦琪

Contemporary “Courage” Virtu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blems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TANG Jun

(Philosophy Departmen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SU,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Contemporary “courage” virtue research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mainly focus on such aspects: the study of China’s traditional courage virtue, the study of Ancient Greek’s courage virtue, comparison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of courage virtue and the study of moral courage. Contemporary “courage” virtue research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althoug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depth and breadth, but almost stay on the surface, still has some shortages.

Courage; Virtue; Value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1.010

2016-04-30

唐俊(1988-)，男，湖南永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B82

A

1672-0539(2017)01-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