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书学的学校类型
——兼谈鲜卑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

○胡克森

(邵阳学院 中文系， 湖南 邵阳 42200)

北魏中书学的学校类型
——兼谈鲜卑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

○胡克森

(邵阳学院 中文系， 湖南 邵阳 42200)

北魏中书学生入学就有官品，且没有入学考试，也没有任何检验学生学习状况的考试手段，因此它不属于传统的太学教育类型，不具备教化民众、传承儒家文化的功能，而只是拓跋鲜卑为加强专制王权而建立的一种培养内侍人员的特殊学校。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汉族士人试图通过开办郡太学改变北魏的教育状况，并进而推行汉化改革。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以后，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地顺利完成“以夏变夷”的汉化改革，成为承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就在于拓跋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认识的逐步深化，其中既有拓跋统治者吸收汉民族文化的勇气，又有汉民族的知识士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懈坚守。

北魏中书学； 学校类型； 儒学教育功能； 特殊学校； 汉化改革

关于北魏教育史的研究，其中以对中书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施光明：《北魏中书学考述》，《教育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11页；严耀中：《北魏中书学及其政治作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第136-148页；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编》第四章《中书学》，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 年，第116-147页；张金龙：《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21-243页；梁满仓：《北魏中书学》，《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260-269页；姚宏杰：《北魏中书学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3-80页。但这些成果均对北魏中书学与汉化改革的作用评价过高，而对中书学的学校类型、教育功能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不够。北魏中书学作为中央官学，为何不像汉魏、两晋一样叫太学、国子学，而要改叫中书学；中书学为何不归太常管辖，而要隶属于中书省；*最早提出中书学属中书省管辖的是胡三省，他在《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江强亦拜中书博士”条注释说：“……中书，自曹魏置监令以来，未尝置博士，盖拓拔氏初置是官也。”现在研究中书学的学者都同意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的说法。中书学生为何入校就有官品，作为在职官吏对待等诸多问题，以前的研究者均是浅尝辄止，未加深究，而所有的教育史著作对此也熟视无睹，未提出任何疑问。尽管梁满仓也承认中书学不像后来的国子学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但也未对其学校类型进行探讨。[1]只有施光明的《北魏中书学考述》一文提到了中书学的性质与职能问题，并进而提出中书学是培养处理文书案牍等行政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的学校。[2]施光明关于中书学是培养处理文书案牍等行政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学校的观点是有创新意义的，但笔者以为这种提法仍然还不够准确，分析还不是很透彻。其实，从教育功能来考察，北魏中书学与汉魏以来传统的中央官学体系有着明显差异，它虽然具有培养和培训人才的功能，但它不具备教化民众，传承儒家文化的功能。*其实，自冯太后至孝文帝，对北魏前期的文化教育均是给以否定性评价，孝文帝在冯太后的葬礼上说出“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的话就是这一否定性评价的最好注脚。因为，如果仅仅从最高统治者对中央官学机构的重视程度来说，北魏皇朝并不亚于汉魏以来任何一个汉族皇朝，甚至远盛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所有汉族皇朝。因此，所谓“情专武略，未修文教”只能理解为，在冯太后前，尽管也建立了中书学这样隆重的中央官学机构，但只是为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而对儒学文化的传承功能明显不够。当然，中书学的教育功能到高宗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总体性质并没有改变，这后面有详细分析。从学校类型来看，它不属于传统的太学教育体系。北魏中书学是拓跋鲜卑从军事部落联盟过渡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这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因而要全面深入揭示北魏中书学的实质，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只有以这一背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才能全面了解拓跋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过程，并进而加深对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了解。

一

考察中书学是否具有与传统中央官学相同或相似的教育功能，是否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类型，只有在与汉魏的太学、两晋的国子学、太学的比较中才能反映出来。中国古代太学体系建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抑黜百家，推明孔氏，立学校之官”[3](P2525)意见的产物。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向汉武帝提出兴办太学时就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3](P2512)

董仲舒开宗明义地提出开办太学的宗旨，指出太学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培养人才，一是注重教化。公孙弘也在任丞相不久后向武帝提出：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3](P3593-3594)

公孙弘进一步阐明，建太学的目的就是“崇化厉贤”，即推广教化，培养人才。太学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意思清楚，不言自名；而所谓教化，就是说太学应该承担起对全民的道德精神培育，就是现代教育中所说的人文精神培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当代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是承担起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汉代太学的建立本来就是针对秦皇朝单纯的严法治国，放弃儒学的道德教化，从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崩解，民族文化传承的链条中断而来的。

太学教育的两大功能属于两个不同层次。人才培养是太学的功能之一，“贤士之所关也”，但这是所有类型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属于一种较低级的层次；而承担教化责任，是太学存在的根本，所以说“教化之本原也”，这是一种较高级的教育层次。很明显，人文精神培养和民族文化传承是太学区别于培养某类专门人才的专门学校的最大特点。而北魏中书学只具备第一种功能，不具备第二种功能。为何这样说？因为汉儒在创办太学时，为了保证这两大功能得以顺利实现，便制订了一系列的学规制度，简单概括起来：一是入门选拔，即制定必要的入学考试；二是经常性的试经制度和出学要求，即课试制度。

汉代对太学生有着较为严格的第一道门槛，即选拔标准，《汉书·儒林传》载：

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3](P3594)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太学生的入学方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式生，叫“博士弟子”；一种是非正式的，叫“得受业如弟子”。两种弟子的选拔必须有基本的道德标准，在经过基本的道德审查之后，还要进行较为严格的入学考试，至少正式博士弟子是如此。如《汉书·儒林传·王式》载：“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3](P3610)这种入学选拔制度到曹魏时期有所改变，改为预科淘汰形式。如《通典》提到曹魏太学生的入学考试：“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4](P760)也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入门考试，学了两年之后，考试合格者才叫太学生，不合格者便离开太学。当然到两晋以后，选拔更多注重的是家庭出身，世家子弟和官宦子弟更容易被选拔，但那主要是国子学，太学即主要对平民开放，而无论是贵族子弟的国子学还是平民子弟的太学，入学考试程序是不能免的。

第二点，汉魏时期的太学生在校学习，还有正常的课试制度，《汉书·儒林传》：

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3](P3594)

对于试经不合格的学生有可能随时取消其太学生学籍。如果说，入学考试到后来有可能改为预科淘汰制的话，那么对太学生通常的试经传统，魏、晋等封建皇朝一直全面继承下来了。如《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载：“[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粱》博士。”[5](P84)而从《通典》的记载来看，曹魏太学的入学考试与平常的课试可能结合在一起，学生入学门槛比较低，刚入学的学生叫门人，相当于现在的预科生，只有过了两年，通过一经之后才叫正式弟子，否则就会遭淘汰。再过两年通过二经了，可以补文学掌故缺，没有通过者继续留校学习，到时再与其他的学生参加课试，而愿意通过多经，胜任高位者，也可以继续深造，如此类推，到最后试完五经为止，随着试经的增加，依次升任为：太子舍人、郎中甚至更高职位。[4](P760-761)当时的课试制度是非常严格的，黜落者很多，儒宗王肃提到当时太学生试经的效果是：“百人同试，度者未十。”[5](P421)

西晋的太学试经传统，史书也有明确记载。晋武帝泰始八年，通过正常的经试制度裁汰了一批学无长进的学生：“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6](P356)

也就是说，对太学生的入学考试和正常性的试经是传统太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可是北魏前期的中书学没有任何试经门槛，既没有入学考试，又没有平常的经学检试制度。他们学得好坏或学与不学没有太大的区别。

至于北魏中书学生的来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军事功臣或皇帝宠臣子弟；再就是中书侍郎和中书博士子弟。第一类，如谷浑，为世祖所器重，谷浑子孙凡十五岁以上悉补为中书学生。*《魏书》卷33《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1页。谷浑虽然也作过中书侍郎，但其子孙被选为中书学生时他早已是侍中了。之所以其子孙十五岁以上悉补为中书学生完全是因为其在官廉直，为世祖所器重之故。唐和，因拥部落归附北魏，克平西域，功劳甚大，因此其子唐钦成为中书学生。[7](P963)窦瑾，因“参与军国之谋，屡有战功。……故四子，年长者三子，窦秉、持、依并为中书学生”[7](P1035-1036)。王嶷，“以父任为中书学生”[7](P775)。还有李韶、李虔也均因其父李承为世祖所器重，礼遇甚优而成为中书学生的。[7](P886-889)又李，其父李崇，延和初，率十余郡归降世祖，其功甚大。世祖呼其曰“李公”，以李崇为平西将军、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因此李崇携李入都，为中书学生。[7](P1039)

再看第二类，博士、侍郎子弟为中书学生的例证。裴修是中书侍郎、博士裴骏的儿子。[7](P1021)胡丑孙是中书博士胡方回的儿子。[7](P1149)卢度世是中书博士卢玄的儿子。[7](P1045)李安世是中书侍郎、博士李祥的儿子。[7](P1175)祖莹的父亲祖季金也做过中书侍郎。[7](P1798)郑道昭的父亲郑羲做过中书博士。[7](P1237-1240)高祐和其弟高钦的父亲是中书侍郎高谠。[7](P1259)还有李预、崔合、崔秉、李蕴等人的父亲均做过中书博士。[7](P791,1103-1104,1043)

从这里可以看出，北魏中书学生入学凭借的是一种身份，而不是凭学生掌握经学知识的多少。没有入学考试，没有任何形式的试经制度和毕业合格检验制度是北魏中书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再者，北魏中书学的学生在学有官品，属于在职官员，其官品是第七品中。*《魏书·官氏志》所记太和十八年以前的职员令，国子学生的官品是第七品中。(第2989页)这里的国子学生就是原来的中书学生，因为中书学改名国子学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原先入校未毕业的在校学生，他们的官品当然照旧不变，但从此以后新招的国子学生不再享受在职官吏待遇，因为，在世宗颁布的职员令中不再有国子学生的官品记载。因此他们离开中书学后的职务不是起家职务，而属于转任他职，在中书学只是一种历练。如《魏书》各列传均将中书学生作为一种为官经历进行记载。如王嶷，“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大夫”[7](P775)。源规，“中书学生、羽林监，袭爵”[7](P929)。李仲胤，“自中书学生，历公府主簿、从事中郎、谏议大夫、尚书左丞”[7](P1103)。崔合，“袭爵桐庐子，为中书学生、主文中散、太尉谘议参军、本州大中正”[7](P1104)。也就是说，中书学的学生，入学是一种特权，一种资历，入学便已经是当然的官员，这正是典型的培养、培训官员的学校，具有行政学院的性质，而不具有国民教育的特点。因为传统的太学和国子学，固然有培养人才的目的，但进入太学绝不是当然的官员。太学更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传承中华文明。如前面已经提到，汉代太学生通过检试者也只能授予较低级别的官职。一般只是文学掌故之类的低级官吏，即使经过多年的一次次的试经，最高者出学后也只是郎中，官阶不是很高，而且学得不好者还有可能随时取消其太学生资格。两汉时期的太学生通过经学检试的比例也极低，在数千、数万的太学生中，通过试经进入官僚队伍的，一年也不过百十来人，不过是几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因此在两汉魏晋时期，太学学生最后能够进入官场为官的只是极少数，大量学生均是回乡为民，或教授，或以游学传播儒家传统文化为业。两汉、魏晋的中央官学，为封建朝廷输送人才只是目的之一，更主要的是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平，改变了社会风气，传承了传统文化。

从以上与汉魏太学、两晋国子学的基本特征相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魏中书学不属于传统的太学体系，没有行使太学传播儒学文化的功能，只有培养和培训人才的初级功能。当然，北魏中书学到后期，其传播儒学的功能开始有所增强，尤其是冯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在下达了全国统一建立州郡学诏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书学的部分改革，最直接的表现是增加中书学生读经的分量，逐渐改变中书学单纯培养行政官员的某些功能，使其逐步具有传播儒学文明和道德教化的功能。因为，中书学原来并不太重视儒学经典的阅读，但自此以后，可能加大了对经学的教育。我们查遍史料，整个中书学博士抽考学生读经典的史实仅祖莹一例，而这已是文帝时代。*《魏书》卷82《祖莹传》：[祖莹]年十二，为中书学生。“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讲罢，孝怡异之，向博士说，举学尽惊。后高祖闻之，召入，令诵五经章句，并陈大义，帝嗟赏之。”(第1799页)关于这条史料，张金龙对其评价甚高，认为是中书学传播儒学，中书学生熟读儒学经典的典型案例，岂不知，这是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的事例，不能认为中书学一建立时就是如此。(张金龙：《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原发表于《原学》第四辑，收于《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第235页。)说明可能在冯太后掌握大权和高允任中书令，加紧统一设立地方官学的同时，中书学的改革也已经开始了。但是到太和十六年前，中书学整体的培养和培训行政官员的性质并未改变。

台湾学者郑钦仁引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三期第四章第六节“谓中书学实具储才养士的性质，自余诸朝，未见此制”的说法之后，评论说：“中书学实有储才养士的性质当无疑问，唯北魏后来称国子学，南朝及后代亦皆有国子学。”[8](P145)也就是说，郑钦仁认为北魏中书学选拔功臣、贵族和皇帝宠臣子弟与西晋及北魏后世的国子学重视高门士族子弟具有相似性，都是一种特权。其实，中书学与国子学是性质绝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学校。西晋国子学入学是有特权，确实是凭门第的，但这只是一种入学特权，并不表明国子学生是当然的官员，他们要想进入官场，还必须经过察举这条门槛，并不是如中书学生一样在学就有官品，经过中书学的镀金后升得更快。如西晋国子学在经过武帝泰始八年的裁汰之后还剩下3000学生*《南齐书》卷9《礼上》：“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立国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45页。，可是查遍整个《晋书》各列传，整个西晋出身国子学和太学的仅5人，而真正出身于国子学的仅束皙一人。[9](P1427)其余4人如霍原、索紞、刘卞、董养均在太学求过学或游过学。*分别见于《晋书》卷36《刘卞传》，第1078页；卷94《隐逸传·董养》，第2434页；《隐逸传·霍原》，第2435页；卷95《索紞传》，第2494页。可见大量的国子学生是在民间默默地传播儒家文化，无有显赫的官职。而北魏后期、北齐、北周和南朝各个王朝也一样，国子学生要想获得官位，还必须经过察举这一关，而在学就有官品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二

正由于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便试图通过建立地方官学来达到传承儒学的目的。冯太后于天安元年，诛灭拓跋保守派贵族乙浑，第一次临朝听政时便将州郡学建立作为她的第一个施政目标，从而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北魏州郡学不是承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袭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所以，北魏的地方官学统一称太学，教师名称、学规制度和释奠之礼统统遵照汉代太学传统。[10]

到太和十六年，汉化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为全面仿照汉族传统教育体制，孝文帝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关于中书学改为国子学的具体时间，司马光认为是齐武帝永明四年，太和十年。(《资治通鉴》，第4273页。)但姚宏杰认为《资治通鉴》有误，实际时间应为太和十六年。(姚宏杰：《北魏中书学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5页)又设皇子之学，后又下诏立四门小学。胡三省对《资治通鉴》所记“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作注说：“从晋制也。”[11](P4273)所谓“从晋制”，就是回到汉魏以来传承儒学文明的轨道上来。学生的入学选拔、试经制度、释奠之礼统统回归传统，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央官学学生不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儒学生员。《魏书·官氏志》所记太和十八年以前的《职员令》中有国子学生(中书学生)为第七品中的官品记载，而后来世宗班行的官品中，不再有国子学生的品位记载。[7](P2989-3003)说明中书学改为国子学之后，其学生不再是当然的行政官员，中央官学单纯的培养行政官员的功能已经改变，彻底回归汉族传统的太学教育功能。

但当北魏中央官学彻底摆脱了鲜卑痕迹，完全进入汉族传统的太学教育体系之后，却再也引不起办学者的兴趣，从而使其回归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教育衰落的老路，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的孝文、孝武两朝，北魏中央官学完全废止。虽然孝文帝曾下诏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但只是一个诏令，大臣们并未认真执行。当时的国子祭酒刘芳曾一再上表呼吁请建国子学舍：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

孝文迁都多年了，国子学的校舍还没有确定具体处所。刘芳反复申述，要求召集名儒礼官，赶快议定一个处所，最后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从之。”[7](P122-1222)但直到延昌元年夏天，世宗即位十二年之后还在督促中央官学校舍的建筑工程：“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阐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7](P211-212)

迁都十九年了，校舍还未修好，当时的官吏们对中央官学的态度已见一斑。后来校舍建成了，又迟迟不招生。世宗时的国子祭酒郑道昭曾多次表置学生：

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眄，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7](P1240-1241)

这一次没有得到皇帝的应允。后来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和四门博士等都已选拔好多年，但未招收学生，而此时道昭已调任他职，但他又一次上表：

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7](P1241-1242)

这就是说，国子学校舍修好，教师选拔妥当已将十二年，却一直未招收学生，博士学官们在那里无事可做。但这一次皇帝只是表扬了郑道昭以示应付，而他提出的建议未有实际性答复：“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因此他第三次又上表：

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7](P1242)

这最后一次的上表是泥牛入海，因为当时的执政大臣根本没有将他的上表呈报到皇帝那里去。[7](P1242)直到正光元年，孝明帝才释奠于国子学，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而太学、四门学却未能再招生。也就是说，孝文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至孝明帝正光二年共近三十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一直停办，即使正光二年兴学，招收了三十六个学生，也是有名无实：“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7](P1472)。

中央官学之所以在改制之后逐渐走向衰落，有着它的必然性原因。因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门阀制度得以建立，中央官学的教育功能得到改变，从而废除了军事功臣和侍郎、博士子弟在国子学的当然资格，尤其是废除了进入国子学、太学就是当然官员的制度，使得官僚们的办学热情大大降低，鲜卑贵族和汉士族子弟的求学热情急剧减退；其次，从传播儒家文化，提高文化素养的角度来看，士族们更热衷的是家学和私学。在门阀社会里，家学渊源和私学资历更受到人们尊重，他们对官学当然不一定很感兴趣；但国子学依旧要坚持它严格的等级制度：“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7](P1842)的标准。这又堵塞了寒门进入中央官学的大门，那么中央官学走向衰落就成为必然。也就是说，北魏中央官学走向衰落符合魏晋南北朝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北魏中央官学教育回归汉魏传统的必然结果。《魏书·儒林传》有一段关于北魏学术繁盛、人才济济的描述[7](P1842)，有研究教育史的学者将其视为中央官学兴盛的证明，其实即不然。北魏后期的学术教育文化繁盛状况并未如有些学者所认为是中央官学的产物，应该主要是州郡学与私学发展的结果。关于北魏后期的文化教育繁盛状况与地方官学之关系的详细讨论，请参阅笔者的《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论北方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一文[10]，此不赘述。

综上，北魏中书学明显与传统的中央官学体系不同，既不同于汉魏以来的国子学，也不同于太学。一句话，它不属于普通国民教育体系，既不培养一般的儒学人才，也不承担教化民众，传播儒家文明的使命，而是一所培养或培训官吏的专门学校。*当然，北魏中书学的性质到显祖朝之后逐渐有所改变，而这恰是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推动的结果。

三

那么，北魏中书学到底是一所培养或培训哪种行政官吏的专门学校呢？前面已经提到，施光明认为北魏中书学是一所培养处理文书案牍能力人才的专科学校。尽管他这种提法有创新意义，但还不是很准确。正如姚宏杰所说，施光明举蒋少游为“中书写书生”作例子证明中书学是一所培养掌草文案能力人才的专科学校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中书写书生不是中书学生，而是地位低微的书干、书吏之类。[15]

其实，中书学生转任的也不仅仅只是掌草文案的官职，甚至不全是文职，也有一些武职。如源奂，初为中书学生，“随父讨敕勒，有斩获之功，迁中散”[7](P937)。唐钦，“太和中，拜镇南将军、长安镇副将”[7](P963)。崔广，初为中书学生，“高祖时，殿中郎中，历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步兵校尉”[7](P1106)。只不过是越到后来，随着汉化改革的日益深入，其从事文职的越多而已。其实，北魏中书学是拓跋鲜卑在从军事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为培养一个绝对忠于专制君主的近侍集团而建立的一所特殊学校。它主要是为君主培养侍从人员，保证其绝对忠于新兴的专制君主，最初是为了培植君主势力，以对抗其他部落势力，而后随着汉化的逐步深入，其职能逐渐发生变化，配合历代皇帝不同的政策改变而培养出大量各个时代的人才，为北魏皇朝从具有军事部落联盟残余的不成熟的封建国家向成熟的封建国家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我们说中书学主要是培养内侍人才的学校，有什么根据？首先，中书学归中书省管辖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这里已不需多说，历来的中央官学是归太常管的，属于外朝机构，而北魏中书学却归属于中书省，是典型的内朝机构，就是为了方便内侍人才的培养，才将其划归中书省管辖的。

其次，我们从中书学生出学之后转任的官职来考察。北魏中书学的转任途径，《李冲传》提到李冲中书学出校后，“以例迁秘书中散”[7](P1179)，既然“以例”就说明中散是中书学生的主要转任去向。

那么中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中散是十六国和北魏等胡族政权所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官僚机构，这与中书学具有同样性质，因为中书学也是十六国和拓跋鲜卑独有的学校制度，他们二者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施光明、张金龙两人均提出，北魏中书学可能是沿袭十六国的后燕，原因就是北魏墓志中已经提到十六国的燕有了“中书博士”的官衔记载。(施光明：《北魏中书学考述》，第7页；张金龙：《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第224页。)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前燕慕容皝统治时期就有选拔中央官学学生为内侍成员的记载，后燕也有中书博士这一职位，与北魏中书学有相似之处。不过尽管中书学可能与前、后燕的中央官学有一定继承性，但前后燕的中书学，在十六国的史料中没有其他任何明确记载，对其政治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北魏官制有着深入研究的郑钦仁和张金龙均认为中散是拓跋鲜卑所独有的官制。*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第二编：《中散官》第二章：《中散》之第一节是《拓拔氏之创制》，认为中散是拓拔之旧制。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张金龙在《北魏中散诸职考》一文中说：“在中国古代民族政权中，有‘中散’诸职者只有北魏一朝，这一制度为拓拔鲜卑所特有。”(《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第290页。)其实这种提法还有商榷余地。因为十六国的一些国家可能也有这一官职。《魏书·宋繇传》提到宋繇：“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这里采用了中华书局标点本唐长孺先生的断句(第1152页)。我们认为，中散、常侍是两个官名。常侍就是中常侍，是秦汉魏晋以及北魏均设置的官职，《晋书·职官志》说中常侍常为显职。(《职官志》，第733页。)而《魏书·官氏志》记载中常侍为第三品上，而中散只是第五品中(卷113《官氏志》，第2980、2984页)比中散的品位高，而且二者都是内侍职务，宋繇属于部内升迁，非常符合常理，说明宋繇在段业那里受到重视，也与接下来的记载相符：“繇以业无经济远略，西奔李暠，历位通显。”但《北史》记载这一史实时多了一个“骑”字，变为“中散骑常侍”，所以陈仲安先生标点时校勘说：“《魏书》卷52《宋繇传》无‘骑’字。按‘中散骑常侍’无此官名，疑有讹误。”(《北史》卷34《校勘记》[19]，第1284页。)陈仲安先生的勘误是正确的，因为《资治通鉴》也采用了《魏书》的记载，无“骑”字，但胡三省却将中散和常侍连起来读为“中散常侍”。但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中散常侍”这一官名，所以胡三省将其解释说：“以中散大夫常侍左右也。”(《资治通鉴》卷111，晋记三十三，安帝隆安四年，第3509页。)笔者认为，胡三省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如果确为中散大夫，常侍左右，魏收何必要将“大夫”省略呢？而《魏书》其他地方的“中散大夫”为何又不省略，偏偏省略这一处呢？这不合常理，也不符合修史的规则。很明显，唐长孺先生的断句是正确的，说明了唐先生也认为北凉政权中有了中散一职。说明段业建立的北凉政权可能曾有过中散一职。当然，段业正式建立北凉政权是在公元399年，而拓跋圭却是登国元年(386年)设立中散一职，处在段业前面，但段业这一做法可能是继承十六国中其他国家的，或是独创，不大可能是学自于北魏。但无论怎样，说“中散”一职为北魏一朝所独有的说法可能还不是太准确。

张金龙认为，中散一职主要属于为君主服务的近侍人员，其职掌主要表现在草诏参政、从驾护驾、供奉左右、出使巡察和分曹典事等五个方面。[16](P286-289)但他认为北魏的中散诸职类似于汉代兰台之职并不准确，笔者赞成郑钦仁中散类似于汉代郎官的说法。[8](P156、203)汉代郎官供奉禁中，与君主的地位亲近，被选拔者均是贵族功臣之子，年龄也很轻，也以“任子”制作为选拔成员的主要标准，北魏的中散确实与其十分相似。中散分散于内侍中不同的部门，有诸多附加名称。张金龙归纳出十五个不同的名称，如中散、侍御中散、秘书中散、主文中散、侍御主文中散、秘书主文中散、内秘书中散、内秘书侍御中散、殿内侍御中散、秘书奏事中散、奏事中散、西台中散、外都曹奏事中散、龙牧曹奏事中散、太仆中散等。[16](P289)而郑钦仁即根据各种中散的职能不同进行大的归类，并对各类中散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8](P145-235)同时北魏中散机构既有文职，又有武职。其武职人员主要由鲜卑贵族子弟担任，关于中散武职人员举例及其主要由鲜卑贵族子弟担任之原因，后面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此不赘。

其次，《李冲传》中所说中书学生“以例迁秘书中散”在具体实例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查《魏书》各列传，共查得中书学生43人*施光明先生统计的中书学生有43人。但严耀中先生统计只有42人，遗漏了公孙质。，其中除窦瑾三子：窦秉、窦持、窦依在中书学生阶段，因父亲触犯法律而株连被杀，因而未能转任他职，而崔箱子因资料缺乏均无法考证转任情况外，其余39人中，自中书学生直接转任博士、侍郎和授太子经者共有7人；转任各类中散的有20人；转任其他内侍职务者有7人，分别是侍御史、秘书令、内主书、太子家令、仪曹令、羽林监、殿中郎中等各1人*祝总斌先生认为，中朝官也叫内朝官，他们主要是大司马、将军、侍中、中常侍、左右曹、诸吏、散骑等。他们的主要职权是：一是分别给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当参谋、顾问。其次就是就各种重大事务集议，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供皇帝参考。(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6-80页。)；转任外朝官职者仅5人。也就是说，中书学生转任各类中散和转任中书侍郎、中书博士者共有27人，占已知转任职务人数的69.2%，再包括转任其他内侍职务者7人，总共为34人，那么转任近侍职务者占已知转任职务人数的87.2%。说明中书学主要是为了培养各类中散等内侍人员而建立的。关于北魏中书学生转任职务的情况详见下表。

北魏中书学转任他职情况表

续表

时期姓名转任职务资料来源高祖时期崔广李虔李蕴郑道昭高道悦祖莹初为中书学生。高祖时,殿中郎中。太和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中书学生,秘书中散、侍御中散。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十二为中书学生,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卷四十九《崔鉴附传》卷三十九《李宝附传》卷四十六《李附传》卷五十六《郑羲附传》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卷八十二《祖莹传》

注：表中涉及中书学生的入学时间，参考了郑钦仁先生的某些考证结论。

下面我们再从内侍机构的产生与中书学建立的关系来进行考察。先看内侍机构的设立。

《魏书·官氏志》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339)，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帝弟孤监北部，子实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17](P2971-2972)

这里说什翼犍建立了最初的近侍机构，没有固定的人数，多时达百来人。唐长孺先生在探讨这种近侍机构时进行评价说：“整个的近侍机构不单是侍奉国王，同时还作为培养贵族富人的子弟，使其适合于充任军政要职并忠于国王的学校。……这批人长大之后便往往选拔为军政大臣。”[17](P202)

唐先生说什翼犍的近侍机构同时还是一种学校，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直接史料能够证明这一观点。但这种推测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尽管没有直接史料证明，但从同时期的同类政权机构中可以间接证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对照看看十六国时期的石勒后赵政权、苻坚的前秦政权和慕容皝前燕政权的学校教育：

后赵：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署前将军李寒领司兵勋，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9](P2720-2735)

前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9](P2897)

前燕：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9](P2826)

从这三条资料来看，这些学校培训的学生明显与近侍有关。资料一的“备击柝之卫”和资料二的“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就是近侍人员，他们也均是各部落首领或军事功臣子弟。这里是将现有的近侍人员进行文武知识的培训。这就说明了该类政权均有对内侍人员进行文武知识培训教育的传统习惯。资料三与其他两条资料有点不同，是将贵族大臣子弟选为中央官学学生，然后再从这些太学生中选拔近侍人员，而不是对现有的近侍人员进行培训，说明这种学校是主要培养近侍人员的，其学生来源又是贵族大臣子弟。因此，从资料三看来，在中央官学方面，拓跋鲜卑对慕容鲜卑的制度继承可能更多，这是因为他们有血缘上的相近性，当然也具有制度上的相近性。施光明和张金龙均提到，后燕可能有中书学，那么后燕对前燕的制度肯定有所继承，而拓跋鲜卑与后燕又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从这里看来，北魏中书学用来培养近侍人才的设想可能与十六国尤其是与前后燕的学校理念有一定的继承性。所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石赵、苻秦和前、后燕政权的发展要早于拓跋鲜卑，故石赵、苻秦，尤其是前后燕的这种近侍机构已经孕育出学校的雏形；而什翼犍时期即还没有成型；二是石赵、苻秦和前后燕政权未能充分发展完备就灭亡了，因而没有衍生出专门培养近侍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使后燕衍生出这种专门学校，也未有什么影响，而北魏由于建立起完备的封建制度，故后来能建立起中书学这种专门培养和培训近侍人员的学校。

当然，什翼犍的近侍机构只是记载了鲜卑拓跋部从军事部落联盟向封建制过渡时官僚机构的萌芽状况，但反映了其走向中央集权国家为加强君主权力的一种趋势，此时的近侍机构还处于草创摸索阶段，没有固定的人数，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和官职名称，统称近侍而已。因此《官氏志》接着又记载了这种近侍机构在拓跋珪时期的演变过程：

太祖登国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巳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7](P2973)

所谓“因而不改”是继承了什翼犍的基本建制，即南北部犹置大人这种情况不改，也说明其封建制度的粗糙和原始，说明外朝机构还不完善，但内侍机构却有了新发展，就是增设了中散之职，所有的中散由都统长管辖。很明显，什翼犍时期的近侍之职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中散，有了制度可依。从《魏书·官氏志》来看，中散一职设立于太祖时期，可是检测《魏书》各列传，太祖一朝不见中散活动情况，而内侍、近侍人员可考有名有姓者便有7人，如长孙道生、贺毗、尉诺、叔孙俊、谷浑、安颉、安聪等。还有与长孙道生、贺毗同为内侍者的4人中，有二人未有名姓者，因此，总共有9人。*《魏书》卷25《长孙道生》：“忠厚廉谨，太祖爱其慎重，使掌机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第645页)卷26《尉古真传附诺》：“少侍太祖。”(第656页)卷29《叔孙建传附俊》：“年十五，内侍左右……泰常元年卒，二十八。”(第705-706页)既然泰常元年死时二十八岁，那么十五为内侍时就是太祖天兴末年。卷33《谷浑传》：“太祖时以善隶书为内侍左右”。(第780页)卷30《安同传》提到其三子和四子安颉、安聪为内侍。而颉于太宗初升为内侍长，那么，两人为内侍时应是太祖时。(第715页)这说明两点：一是太祖时期的内侍人员比什翼犍时大大扩充了，这是专制集权发展的需要；二是太祖时期的中散可能还只是一种制度设想，还未付诸行动。张金龙说这是因为中散处于草创阶段，制度可能成为空文。[15](P289)但郑钦仁猜测可能是太祖建国年间设置了这一机构，而到皇始、天兴年间又废除了，到太宗时期又恢复了。[8](P245)

中散官在太宗时期的活动情况在《魏书》各列传中有4例，如来大千，代人。永兴初袭爵，迁中散。[7](P725)穆顗，忠谨有材力，太宗时为中散，转侍御郎。[7](P675)罗斤，太宗时为侍御中散。[7](P978)皮豹子，渔阳人。少有武略，泰常中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7](P1129)说明中散官正式形成于太宗永兴初年。有意思的是中书学也建立于太宗时期。《魏书·儒林传·序》：“太宗世，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7](P1842)到底是太宗那一年改国子学为中书学，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施光明根据《魏书·李顺传》“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的记载，认为中书学应该建立于永兴年间。[2]郑钦仁认为至迟在神瑞年间。[8](P118)梁满仓也认为在神瑞年间。[1](P262)那么，中散机构的产生略早于国子学改中书学的时间。太宗朝的中书学生，郑钦仁考证有公孙质。[8](P245)公孙质的转任官职是中书博士，因为这个时候中书学的教师还很缺乏，初期培养的学生主要留作中书学教师，这应是所有初建学校的一般规律。因此，将太宗正式设立中散机构和改国子学为中书学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可以推测明元帝的意图，就是想利用中书学来培养内侍成员，从而开始形成内侍机构的成员，尤其是中散一职的官员主要通过中书学来培养的途径。正由于当时有这种设想，所以就有中书学生转任一般为中散的通例。当然具体许多中散并不出于中书学。这在孝文帝以后，由于汉化的深入，情况较为复杂。而前期中散不尽出于中书学，主要是两种人：一是拓拔贵族子弟，再就是中散中的武职人员。*如《魏书》卷26《长孙肥传附兰、真》：长孙兰，代人。世祖初为中散。常从征伐，典御兵器，赏赐甚厚。后破平凉立功。(第654页)长孙真，代人。以父任为中散，从征平凉，以功赐爵临城子，拜员外散骑侍郎、广武将军。(第654页)《魏书》卷29《奚斤传附》：奚受真，(世祖时)为中散，高宗即位后拜龙骧将军，赐爵成都侯。(第701页)30《宿石传附沓干》：宿石，朔方人也，赫连屈孑弟文陈之曾孙也。其父沓干，世祖时虎贲幢将。从征平凉有功，拜虎威将军，侍御郎，赐爵汉安男，转中散。(第724页)这是因为前期的拓拔贵族拒绝学习汉文化，《魏书·礼志》就提到孝文帝的诏书中有“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的用语。拓拔贵族穆寿曾对他儿子的老师说：“但令吾儿及我，亦足胜人，不须苦教之。”[7](P665)连崔浩都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7](P590)尽管崔浩在这里是有意附和拓跋贵族，贬低读书的作用，但他所讲毕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拓拔贵族子弟不学习文化知识同样甚至更容易升迁为高官。即使到孝文帝时期，一部分鲜卑贵族对文化知识还不感兴趣。如《广陵王羽传》：孝文帝曾批评鲜卑贵族陆叡、元赞等“北人每言何用知书”[7](P550)。这也正是施光明等人认为中书学几乎成了汉族士人独占天地的原因。[2]其实，既然鲜卑贵族子弟不愿入中书学，当然就只有从汉族贵族功臣和世家大族子弟中选拔学生了。因为在一个鲜卑族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不可能拒绝鲜卑贵族子弟进入任何他们愿意进入的学校，也正由于此原因，中散中的文职官员更多由中书学生担任，而其武职官员主要由鲜卑贵族子弟担任。但这不能得出中书学实际上是由汉族世家大族控制的结论，而是鲜卑贵族轻视文化知识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拓拔王室与拓跋贵族在吸收汉文化问题上的矛盾。另一方面，尽管拓跋贵族拒绝学习文化知识，但对中央官学的控制还是很严的。因为，在太安三年以前，中书监令一职一直由鲜卑贵族担任，中书学的大权一直牢牢控制在鲜卑贵族手中。*祝总斌先生指出，自道武帝建国至文成帝太安三年以前七十年间，中书监、令先后六人，即屈遵、穆观、卢鲁元、穆寿、仇洛齐、穆平国。除仇洛齐是卢鲁元舅父，以宦官得宠而升中书令，族属不明外，其他均鲜卑人。见《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第369页。其实北魏前期内侍机构的文武之职由胡汉分别担任的做法就是当时整个北魏官僚政权的一个缩影，因为在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的武力主要由鲜卑贵族所掌握，而文职即主要由汉族士人所承担，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

那么，拓跋珪进入中原之后，内侍机构增加了一个中散官职，表明拓跋鲜卑政权内侍机构的逐渐完善，也说明对其重视程度。因为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必须有一批死心塌地忠于君主的精锐人员。从什翼犍到拓跋珪，其思路是一致的。但选拔这样一批人，必然要涉及如何培养训练，提高其素质，使其真正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这是拓跋统治者一直考虑的问题，也是该类民族国家在此阶段的通例。这是太宗时期正式建立中散编制，并同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的理由。而石赵、苻秦和前后燕政权所办学校就是拓跋鲜卑的效法榜样。

其实从太祖时期就设立的国子太学也可以找到其痕迹。《官氏志》说国子太学初设立于天兴二年。[7](P2972)但《儒林传·序》却说太祖初定中原就设立国子太学，招收五经博士。*从《儒林传》、《太祖纪》和各太学生列传的史料分析，太祖时期的国子太学可能是合二为一而未加区别的，即太学就是国子学，因为在具体的案例中，前期只有4例太学生而没有国子生。梁满仓认为，北魏初期的国子太学实际就是汉族传统意义上的太学，并不是有国子、太学两种学校。(梁满仓：《北魏中书学》，第260-262页。)这种将国子太学连起来读应该是正确的，但他又说北魏初期的中央官学只叫国子学怕也不太准确，因为在列传中只有太学生的资料，而没有国子学生的资料，可是《儒林传》中又说后来改国子学为中书学。因此，我认为，可能是国子、太学两种叫法混用。按列传来看，《儒林传·序》是对的。因为《魏书·薛提传》提到：“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7](P795)说明在天兴二年以前的皇始年间已经有了国子太学。明确记载于太祖时期的太学生有两例。还有一例是同卷《张蒲传》：[蒲]子昭，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7](P779)另外还有两例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推测分析。一个是邓颕，卷二十四《邓渊传附子颕》：“袭爵。为太学生，稍迁中书侍郎”[7](P635)，未明确记载为太祖时之太学生，他的主要事迹发生在世祖时，但其父邓渊死于太祖天赐四年修史，他袭爵为太学生，可能是太祖时期入的太学。还有一个是尉拨，《魏书》卷三十《尉拨传》：“尉拨，代人也。父那，濮阳太守。拨为太学生。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7](P729)而据《魏书》同卷《闾大肥传》记载说，泰常初年闾大肥也曾镇抚陈汝。[7](P728)如果尉拨出镇陈汝是这一次，那么，尉拨入太学就只可能是太祖时期。因为自太宗到世祖始光三年期间，中央官学中就只有中书学，没有了国子太学。

从以上4例太学生的出身来看，他们主要为军事功臣和皇帝宠臣子弟，并大都袭有父祖爵位。如张昭和邓颖均是以功臣子的身份为太学生的。而尉拨是代人，其父为太守，属于高官子弟。薛提的出身不明，只说他为太原人。[7](P795)可能也是贵族或功臣后代。这与什翼犍时所选拔的内侍成员和后来中散所选拔的人才条件基本相同。

下面再从太学生的转职去向进行考察，薛提为侍御史。[7](P795)张昭在太宗即位后为内主书。[7](P779)邓颕为中书侍郎。[7](P635)而尉拨一出学后就出任武职，杀敌立功。这与后来中书学生的去向也基本相同，即文职主要为内侍官吏，而鲜卑贵族子弟主要从事武职。说明其与后来的中书学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同时还带有唐长孺先生所说的什翼犍时期内侍机构是培养军政两用人才的残余痕迹。也就是说，在太祖时期，国子太学与前面提到的前后燕的中央官学具有相似性质，只是当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管辖归属也不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太祖时期设立的国子太学，尽管相当粗糙，但相比后来改为中书学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儒学文化传承和礼乐教化功能的，太宗朝将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应该是拓跋保守贵族势力对汉化改革的胜利，也是北魏内侍培训学校职能化、法律化和正规化的表现，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并将其归属于中书省管辖就是明证。关于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与汉化改革之关系，后面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说中书学的建立就是为了培养、培训内侍人员，还有一个可考察的标志就是中散官职的衰亡时间。张金龙认为，大量中散活动于明元帝至孝文帝迁都之间的八十年间。他说：

从宣武帝时期开始，“中散”诸职的活动几乎为零，表明这一类官职已经走向衰亡。孝文帝后《职员令》中不再有“中散”诸职，便是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体现；或者说，正是由于孝文帝汉化改革，这一拓拔鲜卑所独有的官制终止了它的存在。[15](P290)

郑钦仁也认为中散的废除时间是孝文帝时期或世宗时期，他说：

从职品令之记载看来，太和十七年职员令有中散，二十三年令不载，是知自世宗朝起废之。但从史例之出现情形看来，或已在太和十九年改革时废除，不待二十三年。[8](P246-247)

这个时间与中书学的废止时间完全相同，中散是十六国和北魏胡族政权形成的比较独特的内侍官制，而中书学也一样，是比较独特的学校，二者共存亡的关系，充分说明了中书学是为培养和培训内侍官员的专门学校。在通过大规模的汉化改革之后，北魏皇朝的官僚机构与传统的汉族官僚机构完全趋同，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也完全一样，具有鲜卑民族特点的培训学校和官僚机构便不再需要存在了。

综上，我们从汉魏传统中央官学的基本特征、中书学改国子学后的发展状况及中书学生主要转任官职等三个方面对北魏中书学的学校类型进行了考察，认为北魏中书学是培养和培训内侍官员的专门学校，不具有汉魏以来中央官学培养儒学人材，传承儒学文化的教育功能。正由于此，汉族士人将复兴汉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开办地方官学身上，自显祖天安二年冯太后诛杀拓拔贵族乙浑登上北魏的最高权力机构，从而真正开始了由中央王朝统一开办地方官学，统一学制的道路，也为后来的汉化改革撕开一条口子。等到太和十六年中书学改为国子学之后，北魏中央官学回归汉族传统教育，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官学体系，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纷纷得以建立，同时也奠定了地方官学由中央统一颁布学令的传统，从而开启了隋唐新的学校格局。

四

鲜卑拓拔部发轫于西晋末年的代北，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进入中原。尽管它与十六国时期的其他胡族相比最为落后，但它却没有像其他胡族政权一样成为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过客，而是由它完成北方的大统一，进而为隋唐统一全国奠定基础。不但如此，它所创立的典章制度也大都为隋唐所承袭。北魏的历史地位确实不可低估。

田余庆先生在《拓拔史探》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拓拔部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趁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上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北方的北魏。[18](P2)

这是田先生给代北拓跋部落的历史定位。就是说，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稳定发育，使其能够承担起结束十六国，完成统一北方的历史任务，下启隋唐新局。而我所要补充的是：同此原因，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以后，能够一步一步地吸收汉族文化，使之顺利完成“以夏变夷”的改革，成为承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使中华民族文化不但没有就此中断，而且在吸收新的血液之后，绽放出更加夺目的花朵，催生出一个继汉以后的新的盛世文明。这里面既有鲜卑统治者开明的吸收汉民族文化的勇气，又有汉民族的知识士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懈坚守。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每当胡族占有中原，总要面临如何应对儒学传统文化问题。一般来说，文化落后且人口占绝对少数的胡族政权要统治一个文化先进且汉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学传统文化。但是使之达到完全的成功，需要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需要汉族士人与胡族统治者的共同努力。拓跋鲜卑之所以在进入中原后，没有成为十六国以后的十七国，乃在于其能够与汉族士人共同完成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这里有一个心态各异，最后却殊途同归的互动过程。因为拓拔鲜卑在进入中原后，面临一个与南方政权争夺谁为中华正统的问题。在争正统这一点上，大部分在朝的汉族士人与拓拔上层统治者保持了一种默契，也就是基本赞同北魏政权与南方争夺正统地位。这就涉及对儒学教育两种功能的认识问题，只有全面认同儒学教育的道德教化和传承民族文脉的功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魏书》卷33《李先传》有一段拓跋珪与李先的对话：

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7](P789)

这是道武帝刚定居中原不久的皇始初年与李先的对话。应该说，拓跋珪作为一个较早接受儒学文化的君主，对儒学的功能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全面的。*拓跋珪等一批代国贵族和王室成员早期曾罪徙蜀地、长安、中山等地，虽然尝尽了在他乡颠沛流离的之苦，但客观上却为拓跋社会造就了一批受过汉民族先进文化熏陶的人才。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第一章第一节《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31页。因此，他要收罗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要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这当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必须的。于是就有了《儒林传》所说的“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1页。但卷113《官氏志》却记载说：“[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第2972页)因此，张金龙认为“千”应为“十”之误。见氏著《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载《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第222页。。但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不是处决于某位领袖个人的文明程度，而处决于整个民族群体的文明水平。作为拓跋部落整体对于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是表层的、肤浅的，他们只是将儒学作为一种统治术来看待，用儒学来培养培训人才，即认识到儒学教育的初级功能，即人才培养的功能。所以到太宗世，“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7](P1842)。也就是说，太祖当初建立的国子太学到太宗时期被改为内侍人员的培训学校，太宗为何要改国子学为中书学，国子学改为中书学的背景是什么？没有任何可做直接说明的史料，也从未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如果只从中央官学本身的史料无法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国子太学的建立及改为中书学与北魏早期的汉化改革结合起来考虑，可能会找到答案。我们知道，在高宗以前，拓跋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贵族对汉化改革有着两次大的博弈，时间分别发生在太祖和世祖朝，国子太学的建立及其兴废改造均与这两次博弈有重大关系。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是太祖时期汉化改革反复博弈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两种势力相妥协的产物。《魏书官氏志》载：“[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7](P2972)接着就记载说“《五经》诸书各置博士”云云，说明设尚书三十六曹与国子学的建立是同时进行的，属于天兴年间拓跋珪汉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文柱先生将这次改革与拓跋珪初期准备将都城建在邺城，后又突然改变主意，定都平城联系起来考虑。这次汉化改革的主谋是以崔宏为代表的北方世家大族，得到了拓跋珪的有力支持，可是，仅过去几个月，拓跋保守贵族全面反扑，汉化形势发生彻底逆转，新建尚书省被解散，汉族士人全部从机构中清除，汉化改革失败。[19](P121-145)

随着汉化改革的失败，尚书机构的解散，汉族士人的被贬黜，尽管国子学没有随着尚书省的解散而被废除，但由于没有汉族士人的力推，不再受到北魏朝廷重视是肯定的，但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内侍人员需求的增大，而中散机构也在此时趋于成熟，因此，太宗将国子学改为中书学，使其不再行使儒学教化功能，而成为一所主要以行使培训内侍人才职能的类似于现今行政学院的学校。《儒林传》接着又说：“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世祖纪》也说：“[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7](P71)就是说，在国子太学改中书学近二十年后，世祖又在京城的东面重建国子太学。这是因为，世祖朝由崔浩主导的新一轮汉化改革又已经兴起。那么，城东太学的实际执行情况怎样？前文考察，北魏前期只有4个太学生实例，均为太祖时人。也就是说，《儒林传》所提到世祖时期在城东建立的太学，具体成就如何不可得知，由于没有其他史料，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但成就不大应该是肯定的，更何况，随着崔浩被杀害，汉化改革再一次流产，世祖时期设立于城东的太学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了，这从后来冯太后和孝文帝对以前的儒学教育一概以否定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还有的是，世祖为何不是将中书学重新改回国子太学，而是在城东别建太学呢？这与北魏早期的社会发展进度相关。也就是说，中书学的建立及其长期存在，反映了鲜卑上层对学校培养人才功能认识的深化，也说明进入中原之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鲜卑统治者对君主内侍人才培养的紧迫性，相对来说，对儒学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的功能并未得到拓跋上层社会的支持。

如果说在道武帝时期的国子太学还非常粗糙和原始的话，那么中书学作为培养皇帝内侍官员的功能在鲜卑统治者的头脑中已经比较成熟了。中书学学生在入学年龄、在学官品以及出学的转任职务等都已有具体的制度依存。其次，尽管培养内侍人员的中书学在教育体制中占居主流地位，儒学教化和传承处于边缘，但到世祖时期，对内侍官员的培养中也逐渐加强了对儒学知识的学习，如世祖神四年征召天下才俊之士进京，其中许多人成为中书博士和中书侍郎，如卢玄、高允、李灵、张伟、游雅、杜铨、高济、李熙、宋宣、宋愔等*《魏书》卷47《卢玄传》：“神四年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第1045页)卷48《高允传》：“[神]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第1067页)卷49《李灵传》：“神中，世祖征天下才俊，灵至，拜中书博士，转侍郎。”(第1097页)卷84《儒林传·张伟》：“世祖时，与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书博士，转侍郎。”(第1844页)卷54《游雅传》：“世祖时，与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征拜中书博士。”(第1195页)卷45《杜铨传》：“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第1018页)卷48《高允传附济》：高允之从叔，神中与高允等被征，“初补中书博士，又为楚王傅。”(第1092页)卷36《李顺传附熙》：“神中，与高允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转侍郎。”(第847页)卷33《宋隐传附宣》：“后与范阳卢玄、渤海高允及从子愔俱被征，拜中书博士。”(第774页)卷63《宋弁传》：“祖愔，与从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时，历位中书博士。”(第1414页)，开始有了一些儒学名流进入中书学。再就是扩充中书学生生员选拔范围，即世祖以后，将中书博士、侍郎子弟作为中书学生的主要来源之一。再其次就是中书学生出学后从事文职的开始多起来，这是因为随着鲜卑政权统治机构的日益完善，鲜卑民族对汉文化接受的日益增多，行政机构中需要大量的文职人员，加强儒学知识学习成为中书学生的必修课程。因此，这一阶段中的中书学生许多成为中书省、秘书省等机构的文书起草人员，出任武将、征战沙场的比以前大为减少。

到高宗即位以后，鲜卑统治者对教育的功能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中书学学生的入学可能有了一些最简单的考察。如在世祖时期，对于军事功臣和博士侍郎子弟，一般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如前面提到的谷浑，其子孙悉补中书学生，而窦瑾四子，年长者三子并为中书学生，剩下一个儿子没有进入中书学，是因为年纪实在太小。可是到高宗兴安二年(453年)，据《魏书·李孝伯传》：“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书学生。”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侍郎博士子弟悉数纳为中书学生，而是要进行一些简单的选择。

等到了太安三年(457年)，高允被任命为中书令，而高祖刚即位又被迁为中书监，将控制中书学的最高权力交给汉族士人。[7](P1086)从此后中书监、令开始主要由汉族士人担任，如高允以后有高闾、崔光等。前面提到，高宗以前，中书省监令一直是由鲜卑贵族担任的。《高允传》说高允深得高宗宠幸：“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高允曾向高宗提出改变鲜卑婚嫁、丧葬旧风俗，遵从汉族礼教的诸多主张，“高宗从容听之”，尽管有些意见也使高宗难堪，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与世祖及以前时代已全然不同。*《魏书》卷48《高允传》：“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第1075页)改变鲜卑婚嫁、丧葬旧风俗，必然涉及一些过去认为敏感的问题，然而高宗已没有这种忌讳。说明高宗受汉文化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从而可以推测，儒家礼教文化、五经章句是在高允任中书监令之后，尤其是冯太后诛乙浑，第一次临朝听政引高允入禁中之后，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书学生的课程中的。说明中书学开始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主要是高宗末年和显祖以后的事情，也说明此时北魏上层开始注重儒学的教育教化功能了。

当然尽管这一阶段，中书学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即太学的教化功能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总的来说，鲜卑统治者对中书学功能的认识仍旧还停留在人才培养这个层次上。*因为中书太学基本的学规模式并没有改变，尤其是中书学生是当然的在职官员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尽管中书监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教学内容，但彻底改变中书学整个体制的时机还未成熟。从深层次来看，这是因为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统治阶层急需的军政两用人才，是任何走向文明的民族必经的阶段，可以说是一种民族生存的自然本领。儒学先进的文化和成熟的教育模式是胡族统治者培养人才的必然选择。但太学的第二种功能，文化传承的功能，对于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来说就显得非常陌生了。它需要有足够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只有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才能具备。因此这就需要汉族士人对鲜卑统治者施加影响，共同完成这一变革。

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最大功绩，一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著述原则，搜集上古典籍，整理编修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自己教学的教材，从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批基本的文化资源，对中华文脉的传承起到了奠基作用。再就是以“有教无类”的方针开办私学，广泛培养学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积蓄了人才。而汉代太学的贡献就是忠实地恢复和延续了孔学的这两大优良传统，即搜集被湮没的经典，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知识士人，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尤其是汉代以后形成了一个具有深厚儒学素养的世家大族阶层，民族文化之根早已一代一代深深地植于他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当汉民族政权覆灭，自己世世代代居守的家园被胡族占领之后，他们便试图以先进文化来改造征服胡族统治者，使其成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十六国北朝的世家大族始终怀抱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这“运锺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7](P1841)的乱世里，担负起改造胡族政权，传承民族文化薪火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们始终将儒学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放在第一位。尽管到高宗以后中书学的读经风气比以前有很大好转，但他们仍然不认同中书学具有传统儒学的教育功能，因为中书学不具有汉魏太学的学规制度，未遵循太学传统，而且学生在校就是在职官吏。冯太后与高允关于建立州郡太学的主张和言论就是最好的证明。[7](P1077-1078)这就是为什么冯太后在战胜鲜卑保守贵族乙浑之后首当其冲地提出建立地方州郡太学的问题，说明冯太后试图通过州郡太学的建立全面实施儒学教化民众，传承汉族文化的功能，从而为全面彻底的汉化改革开辟道路，也说明推行儒学教育的主要阻力是乙浑等鲜卑保守派贵族。

正因为如此，北魏州郡官学不是继承汉魏地方官学模式，而是全面继承汉魏太学传统。首先，北魏州郡学与两汉中央官学的名称相同，叫太学。郡学教师与两汉中央官学教师称谓相同，叫博士、助教。而州郡学教师和学生的选拔以及平常的检试制度，均是依照汉代传统。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中书学所不具备的。因此北魏郡太学的建立，标志着北魏上层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汉族士人与开明的鲜卑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继承的一种迂回选择。[10]

作为同是鲜卑最高统治者，为何冯太后对儒学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是因为，到太宗以后，北魏政权的统治策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在太武帝以前，拓跋政权的主要政策导向是武力征服，先是消灭北方割据势力，等到太延五年(439年)灭掉北凉，统一北方之后，太武帝又试图完成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思维中，统一北方之后，就要进军南方，实现全国统一，是其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在太武以前，北魏的武力征伐政策不会调整。只有当太武帝逝世，高宗即位，才开始正视现实，认为在短期内不可能有统一南方的希望，从而将统治政策由武功改为文治，希望通过全面汉化与南方争中华正统。当然拓跋鲜卑对汉文化的接受是日渐深化的，从太祖以后的太宗、世祖对汉文化的接受，具有一代比一代加深的特点，但高宗以后，这种变化明显加快了。但高宗毕竟统治时间太短，只能成为一个过渡人物，只有到了冯太后时期，汉化改革才开始出现质变的飞跃。冯太后出身汉族，长乐信都人，其父冯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魏书》卷13《皇后列传》，第328页。又吕思勉先生云：“冯朗为北燕末主弘之子。冯跋，史虽云其家于昌黎，遂同夷俗，然观其政事即知其大与胡虏不同。乐浪王氏，亦久为衣冠之族。”见氏著：《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0页。冯太后受过儒家文化熏陶，有志于改革鲜卑旧习，从而使其汉化改革在高宗的基础上迈出更大步伐。我们知道，孝文帝的改革思想深受冯太后影响，因为孝文帝自生下来就是由冯太后抚养长大。如果说，北魏所有汉化改革是在冯太后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应该也不为过。因此，尽管我们俗称的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是在太和九年(公元484年)才开始的，但显祖元年(466年)冯太后第一次登台执政所推行的地方教育改革，即郡太学的建立可以看作太和改革的序幕和预演，是真实体现了冯太后汉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0]

正由于地方官学对传统汉族太学功能的恢复，以及地方官学普遍建立的示范作用，尤其是鲜卑上层对儒学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社会风气的改变，私学得到蓬勃发展，从而出现了魏晋以来少有的文化繁盛局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进程中，北魏中书学结束了它的纯粹培养行政官员的功能，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设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阳之后，又下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从而进入中国传统的中央官学体系，即恢复了它既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又具有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养，实现民族文化薪火传承的功能。尽管迁洛之后，中央官学长期衰落，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什么贡献，但对文化传承和礼制改革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许多为传承儒学文化传统做出贡献的中央官学博士大部分是在孝文帝时代及其以后陆续进入的。如《儒林传》中提到对文化传承作出重大贡献的刘芳、李彪、崔光、邢峦等。[7](P1842)尤其是刘芳属于当世大儒。刘芳，《列传》评价他“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被时人称作“刘石经”。刘芳在孝文帝时成为中书博士，迁洛之后迁为国子祭酒。他先后撰有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粱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四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7](P1227)还有阳尼，“博通群集”，中书学改为国子学后，被中书监高闾和侍中李冲以“硕学博识”举为国子祭酒。曾著《字释》数十篇，未就而卒。[7](P1601)梁满仓先生也说刘芳和阳尼进入中书学是在中书学即将改为国子学之际，属于中书学传承儒学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之时。[1](P269)此时中书学的性质已开始改变，反过来说明在这以前，中书学传承儒学文明是极其不够的。

其次就是郑道昭，孝文时期为中书学生，世宗时期，先后迁为秘书郎、主文中散、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和中书侍郎，世宗时任国子祭酒。《列传》说他“好为诗赋，凡数十篇”，而他对儒学传承的最大贡献还是在迁洛之后三番五次地请求朝廷迅速恢复国子学的招生问题。尽管此时中央官学长期未招收学生，但太学的体制规范和传统教育功能的理念却全面恢复。在这以前，未见任何朝廷官员谈到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设立的各种礼制问题。可是迁都洛阳之后，国子祭酒如刘芳、郑道昭全面行使了自己的职责，在国子学的选址、学令规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直接到《周礼》和汉魏礼制中去寻找依据。[7](P1221-1227，1240-1242)如果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官学对汉化改革有一定贡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时的中央官学已是传统的国子太学体系。因此，将这一功劳算到中书学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由于北魏的汉化改革全面遵从了儒家的礼制传统，尤其是第二个阶段的迁都、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和定族姓等是一场全面彻底的汉化改革，而这又与鲜卑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深层次认识相衔接，因为对礼制的实际操作，必须依赖中央官学的礼学博士，需要国子太学的全面配合，而以前的中书学体制是绝对不可能适应第二阶段的礼制的改革的。从《洛阳伽蓝记·景宁寺》所载有关杨元慎与陈庆之南北正统的争论情况来看：到北魏宣武帝时期，正统已经转向北方，不但北朝士大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示，就连南方士人也不得不承认北方已成为中华正统。[19](P105-109)

魏晋南北朝是继秦汉大一统之后出现的一次长时段的民族分裂时期，拓拔鲜卑以其出色的成就承接了这一历史使命：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了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过渡，在文化上也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丰富和发展，没有像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和国家一样中断其文化发展，而拓拔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认识的逐步深化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1]梁满仓.北魏中书学[C]//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4.

[2]施光明.北魏中书学考述[J].教育史研究，1991，(4)：7-11.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唐]杜佑.通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5.

[5][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编[M].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

[9][唐]唐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胡克森.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J].史学月刊2016，(6)：23-38.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5]姚宏杰.北魏中书学新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73-80.

[16]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1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55.

[18]田余庆.拓拔史探[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9]曹文柱.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0]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

Type of the Ethnical Han’s School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 Concurrent Study on Xianbei Governors’ Cogn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nfucianism

HU Kesen

(Chinese Department of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Without an entrance examination or any other way to test their learning status, students who were enrolled in the ethnical Han’s school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got official ranks. In this sense, having no function of civilizing the populace and promoting Confucian culture, the ethnical Han’s school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school set up by Tuoba Xianbei to train personnel of imperial service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autocratic mornachy, instead of being sorted into imperial eduction. Therefore, the Han scholars at that time attempted to operate prefecture school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conditions and practise the reform of sinicization. After Tuoba Xianbei entered Central China, they accomplished the reform of sinicization by “turning Yi into Xia” step by step successfully,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ll this is based on Tuoba Xianbei governors’ gradual cogn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nfucianism with Tuoba Xianbei governors’ courage to accept and absorb Han culture and Han scholars’ unremitting persistence of their ethnic culture.

the ethnical Han’s school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chool typ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nfucianism; special school; reform of sinicization

2016-11-12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社科项目“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地位研究”(2012A125)；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湘教发[2011]76号)

胡克森(1953—)，男，湖南洞口人，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

K239.21

A

1672—1012(2017)01—008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