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语法研究特点回溯

吴晓芳(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 363000)

张斌语法研究特点回溯

吴晓芳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 漳州 363000)

张斌先生语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带有时代的印记，并在学术理论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有新的探索和建树。本文以时间为序概述其语法研究内容，并重点分析了其语法研究特色: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立足革新，不断探索。

张斌;语法研究

我的导师林玉山教授是张斌先生的弟子，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张斌语法思想研究》。论文初稿完成后，2008年10月，导师带我到上海拜访张斌先生，征询他对论文初稿的意见，并请教几个语法问题。此后，常有书信往来，一问一答中，获益良多，也亲近许多。读张斌先生的文章，其新进的思想、犀利的论析迎面而来;走近张斌先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亲切、仁爱和宽厚，以及宽厚中蕴涵的严谨、细致的学术作风。张斌先生的学识让我仰慕，张斌先生的治学态度让我汗颜，张斌先生对论文的肯定让我十分欣慰，但我明白，先生的表扬中更多的是鼓励和鞭策，我唯有以加倍的努力来报答先生的厚爱。

2010年10月，我再次到上海访谈，再一次感受到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从找人接机、在他家里吃饭、一个人打车到学校为我联系宾馆、到带我在校园里走动，看他的办公室、看他常去的书店，再到吃饭时很绅士地掏出黑皮夹准备买单……那是一个90岁的老人、那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啊，那份感动难于忘怀。

这次访谈，前后四天。回去后，根据录音整理出“张斌先生访谈实录”，约5万字。这次访谈，使我对张斌先生的语法思想和语法研究的特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张斌语法研究的时代印记①

张斌，笔名文炼，湖南省长沙市人，1920 年1月27日出生，1943年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获教育学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学国文、英文教员，《观察周刊》编辑。1954年起到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后改名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工作直至退休。历任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副主任，上海师范学院语言教研室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曾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语文学会顾问、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现任《中国语文》编委、《汉语学习》杂志社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辞海》编委兼语词部分分科主编、华东修辞学会顾问等职。2016年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张斌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国语法学界有三次规模宏大的学术讨论。崭露头角的青年语法学者张斌，在三次讨论中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1952－1954年“汉语的词类问题”讨论。在方光焘、陈望道(1938)提出“广义形态说”“功能说”后的前二十年间，汉语的词类划分标准基本上还是意义标准(吕叔湘，1942;王力，1945)。由于在理论上、实践上人们对意义标准产生了愈来愈深切的怀疑，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词类问题大讨论。有人主张把狭义的形态当做唯一的划分词类的标准，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结论。与此相反，《谈词的分类》一文则认为，除狭义的形态以外，应把广义的形态作为划分词类的主要依据，并明确指出名词的广义形态是;前面可以加“一个”“这个”“这种”等;动词的广义形态是;前面可以和“不”“会”“能”等相结合，后面可以和“了”“着”“起来”“下去”等相结合，并且可以重叠。该文提出的这些标准虽然在实际运用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使当时词类问题的讨论深入了一步。《谈词的分类》(署名文炼、胡附，1954)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语法学界的重视。第二次，1955－1956年“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讨论，文炼、胡附的《谈宾语》一文指出，解决主语和宾语的范围问题必须同时兼顾结构与意义，要从结构中发现意义，要找出结构与意义之间的确切关系来。第三次，1957年“汉语的单句复句划界问题讨论”更是由胡附、文炼《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引起的。该书的“复合句问题”一节为单句和复句的区分归纳了若干原则，于是引出一场讨论(后因“反右斗争”开始，讨论中断)。张斌在三次讨论中均显示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活跃的思辨能力，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了中外语法学界的普遍关注。苏联语言学家翻译了他和胡裕树合写的论文，日本汉学家称他为“中国年轻有为的语言学家”。“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日本东京和大阪几所大学很快就发出邀请，欢迎他去作学术讲演。抵达日本的第二天，《读卖新闻》便作了报道。他和胡裕树的专著《现代汉语语法探索》被日本列入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金柬生，1999)。

20世纪60年代初，张斌参与撰写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法部分(张斌是语法部分的主编)，该书影响广泛、深远，自出版以来，进行了多次修订，尤其是增订本(1981)的语法部分，大胆吸取语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若干有新意的主张，使得内容体系更加完善，得到学术界、教育界的好评，历经40多年仍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使用较广的教科书，在香港和台湾有重版本和繁体字本，在韩国有翻译本，其普及之广可想而知(李岩松，2006)。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张斌和胡裕树以《句子分析漫谈》一文参加《中国语文》为配合“暂拟系统”的修订而组织的“析句方法”的讨论，作者对汉语句子分析提出了带有启发性、方向性的看法，受到语法学界的重视。几乎与此同时，张斌和胡裕树梳理总结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分析、吸收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立足于汉语事实，提出了“以句法为基础，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为汉语语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这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的论著数量众多，是国内语法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也受到海外汉学界的热切关注。“对汉语语法的直接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使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新高度”(刘丹青，1995)。此外，张斌、胡裕树有关句型分析的语法观点及对抽象句子和具体句子的区分也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斌先生拓展研究领域，借鉴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韵律学乃至数学、化学的某些原理来描写、解释语法现象，拓宽了研究思路，形成了语法研究的新格局。比如，“从韵律学的角度提出了句法分析与句子理解的新思路”，［1］用语言学的观点来解释诗歌。比如，在《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中，张斌先生提倡要开展句子的接受、理解、解释的研究。张斌先生借鉴接受美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内的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研究格律诗的话语结构及理解接受。张斌对于言语接受的关注，使其语法理论对于言语交际全过程的考察、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也使其理论体系本身更为完善、更为严谨。这正是其体大思精之所在。他是我国语法学界，最早提出句子理解策略，较早关注言语理解、言语接受的学者。

2002年至2009年，历时9年，张斌先生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主编完成了《现代汉语描写词典》的撰写工作。此部语法描写词典“采取的是分专题论述的方式。每个专题自成系统，综合起来是整个语言的语法系统”。［2］该书实际上是“一部研讨汉语语法的参考书”，［3］“组织人力编写这样一部现代汉语语法确实不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4］“充分体现了当前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反映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样系统、全面、详细的现代汉语描写语法，世界上好像还是第一部，具有开创的意义，填补空白的意义”。［5］这也是张斌先生对汉语语法学的杰出贡献之一。

二、张斌语法研究的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张斌一直在汉语语法学这个领域里耕耘，由于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张斌被认为是我国近五十年来最值得重视、“海内外屈指可数的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6］。张斌治学，“素以理论思想新进，分擘论析锐利著称，在学术理论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总有新的探索，新的建树”［7］: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侧重词类问题研究，以《谈词的分类》一文崭露头角;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侧重析句问题研究，在国内率先倡导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汉语语法理论和析句方法，以《句子分析漫谈》《现代汉语》(增订本，胡裕树主编)等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上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追随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着眼于相关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密切联系，吸收了符号学、心理学、逻辑学、信息论、系统论乃至数学、化学的某些原理来描写、解释语法现象，开拓了语法研究的新视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张斌从事语法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本人所归纳的16个字: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立足革新，不断探索。正是这样的胸怀，才成就了他今天的事业。

(一)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张斌善于吸收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也吸收了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这些理论成了张斌论述语法思想的重要理论参照。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将这些丰富的西方理论资源与原有的语法学理论融会贯通，再次发掘新的语法解释方法，从而使我们得以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解释更多的汉语实际问题。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立足于汉语语法科学的现代化。”林裕文①在《回顾与展望》中指出，“所谓现代化，所谓发展，决不是说跟着几大派(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等)转”。并且，要“有继承，有改造，有革新”。所以，“我们不盲目崇洋，但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完全应该借鉴”。张斌在析句、归纳句型问题上就曾借用生成语法关于“生成”的观点。他说，“对于研究和建立句型，我们认为‘生成’(qeneration)的概念是可以借来一用的。人们能够创造许许多多的句子，能够听懂许许多多的句子，包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句子，这就是生成”。他的句型分析法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传统语法的中心词分析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的层次分析法，并与生成语法的生成观念结合起来，首次把句型归纳和句子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了析句方法上的一次超越。戴耀晶评价胡裕树“从不标榜自己的语法理论是属于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或者生成语法的。他提出的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理论，从来源上说是受到了西方符号学，语用学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以及系统功能语法等的优点，而这些优点能够在三个平面的理论框架内‘各就各位，相安无事，发挥着各自的积极作用’，［8］中间自然包含着胡先生的创造性劳动”。［9］我们说，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张斌。张斌晚年的研究又吸取了认知心理学、信息论的有关理论，用以扩大语法研究的视野。

(二)立足革新，不断探索

我们知道，1950年以前，汉语语法研究基本是在传统语法的间架里进行的。1950年以后，我国语言学界开始注意吸收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在这一方面张斌一直是一位积极的探索者、实践者，成为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精神、研究卓有成效的著名语法学家之一，成为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引路人。早在1954年张斌就发表了《谈词的分类》一文，该文不受狭义形态学说的限制，在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立足于汉语事实开展研究，师承方光焘的语法理论，倡导广义形态学说，并有新的阐释和发展，在汉语语法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坚持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不断借鉴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并融会贯通，改造出新，在语法研究方法和语法研究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看法，为建立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第一，旧命题新视点:如明确指出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区别，证明了短语和句子同构这一看法的欠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词组本位”论的基础。在析句方法上，张先生运用了递归的理论，认为修饰语不影响句型，改进了层次分析的析句方法。对具体语言现象的再认定，这也是张斌创新的一个方面。例如，他认为通常所谓的宾语残缺，实质上是动词要求名词性宾语而误用了非名词性结构。如病句“我们要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一种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他指出，“造成”后面应该是一个定中短语作它的宾语。这种解释以一定的句法规则(词与词的搭配关系)为依据，因而更合理、更科学。

第二，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命题: (1)与胡裕树一起提出析句的目的在确定句型，而不是划分成分，并据此拟定了一套析句的步骤和方法。(2)与胡裕树一起倡导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和研究方法。(3)在动词“向”的研究上有独特的见解，反对朱德熙在具体的句子中区分“向”，主张区分“向”的必要成分和可有成分。(4)提倡区分句子的形式、意义和内容，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一些复杂的语言现象。(5)在我国语法学界首先提出了句子理解策略。(6)从节律的角度研究节律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及诗歌节奏表现形式对句子生成和理解的影响。(7)提出类固定短语等等。这些命题都是汉语语法学界未曾或较少予以讨论的，仅此一点，足见张斌语法思想对我国语法学的贡献。

第三，改造、创新已有的研究方法。什么是汉语语法学的传统?胡附(胡裕树)、文炼(张斌)说:“纵观我们的语法学史，还会发现前辈学者曾经尝试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试图熔各家之说于一炉，虽然不超越传统语法的范围，但并不拘于一格。他们力求发现汉语结构的特点，不断革新体系，让语法学更有效地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服务。如果说，我们有什么语法传统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张斌继承这个传统，他未停留于对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以及系统功能语法等的介绍和引进，也没有固执于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他博采西方理论精华，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改造和创新，希望通过这一通道在理解应用中，获得中国特色的理论。就拿词类划分理论来说，他从1954年参加词类讨论开始，一直在不断地革新。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词的“广义形态”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 20世纪90年代提出词类划分要区分依据和标准，“意义是词类的依据，或者说是基础，但不是标准”，词类的划分标准是词的语法功能;2000年，把三个平面理论运用于词类划分，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出发，提出“词类的建立不应该只顾及句法方面的对应，还宜考虑语义语用方面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词类的划分对用词造句起更大的作用”。［10］在析句理论方面，他认为传统语法的析句方法颠倒了程序，应该是从形式到意义，而不是从意义到形式。他革新了人们在析句上总是致力于划分成分、配置成分，而不是分析句型、建立句型的观点，从而把句型的探讨提高到语法研究和教学中应有的地位上来。他认为单用传统语法学中成分分析法和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都是不够的，必须采用二者相结合的办法。因为成分分析法不能反映也无法分析语言结构的层次，所以不能说明很多语法现象;层次分析可以分析层次，但它不是从句子出发，分析的结果只是一个语言片段的直接组合成分，不一定能用来区别句型。所以，比较之后，他决定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析句方法上也进行了革新，提出了“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句型分析法。他对自己和胡裕树首倡的三个平面理论也在不断革新，从1981年提出这个概念开始，就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并完善这个理论。20世纪80年代强调句法、语义、语用的区别(1981，1982)和结合(1984);20世纪90年代强调语用平面的研究，引进逻辑学、信息论，开拓语用研究的新视点。

第四，坚持从形式到意义，而不是从意义到形式。张斌始终认为建立语法范畴必须从形式到意义，而不是从意义到形式。比如研究英语名词的数，可以依据名词后边的－s，－es，－ies等形式归纳出复数，与之相对应的是单数。也可以把名词分为单数和复数，再说明它们的表达形式。如果编写教材，当然可以从形式到意义，也可以从意义到形式，因为教材的编写是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而不是要发现什么。如果是进行语法研究，先认定名词有单数复数之分，这就不免主观，因为有些语言(例如古希腊、梵语)的名词有单数(singular)、双数(dual)和复数(plural，超过两项)的区分。为什么确认英语只有单数复数两类，关键是从形式归纳的结果。［11］

在语法研究中，张斌非常强调形式和意义以及两者的统一，这是语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他指出“语法意义必须有语法形式的表现，离开了语法形式无所谓语法意义。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统一体是语法结构，它是语法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他批评传统的析句方法是在理解词的具体意义和句子的整体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从意义到形式，句子成分要凭意义才能划分出来。但语法上要分析的是句子结构形式所表示的结构意义，而不是词的具体意义或句子的整体意义，尽管它们之问不是全无关系，但是决定结构意义的是语言的结构系统。分析任何语言的结构，都必须从结构形式的关系中发现语言的结构意义。他(1960)也批评一些人过于注重形式，“把不同的形式当作同一形式”，“割裂了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并指出:“同一形式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而同样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汉语。”又指出:“比较复杂一点儿的情形是表面上好像一个形式，骨子里是两个不同的形式。”并以歧义句式的分析揭示了形式和意义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他和胡裕树首次(1982)提出:“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句法的。”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引进了“三个平面”的理论和方法，把“形式和意义相结合”作为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之一。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为深化汉语语法研究指出了一条新路，使我们更加重视形式和意义的结合。

当然，语法形式不仅仅是指表面的形式，还包括一些隐含的形式。20世纪50年代讨论汉语的词类问题时，胡裕树、张斌就讲过“广义形态”这个观念。这广义形态，就是一种广义的包括分布在内的抽象的语法形式。如今形式语法中的形式，比起当时的广义形态，当然有很大发展，但是精神实质还是一致的。例如关于语法位置，就不仅包括了表层直接看得到的位置，还包括了一些表层不能直接看到的抽象的位置(胡附、文炼1954)。

第五，强调两种区别。张斌强调两种区别。语法上的分类，要区别基础和标准。在语法分析方面，要区别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

1．词类划分要区别基础(词的意义)和标准(语法功能)。张斌以外语名词的“性”的区别为例，说明生物的性别是区分的基础，而语法范畴的“性”是标准。

然后进一步说明在汉语中，人们可以凭常识断定一些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划分词类的标准是词义，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同义词“战争”和“打仗”会有不同的词性了。

2．句类划分要区别基础(句子的使用目的或用途)和标准(语气)。一般语法书都把句子的用途或使用目的作为划分的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划分出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陈述句，无法说明疑问句可以不表示疑问，感叹句的目的在于祈使等语言现象。张斌的博士生孙汝建在学位论文中指出:句子的使用目的或用途只是划分句类的基础，划分的标准是句子的语气。表达语气的基本手段是语调，此外还有语气词、语气副词、插说成分以及句子成分的语用变化等。张斌的另一博士生李铁根根据现代汉语的时制，认为“三时制”(过去、现在、将来)有客观的依据，但是各种语言的时制却另有标准。

3．划分语段中的词的基础在口语当中，标准在于书面语的分词连写。张斌认为划分词的基础在口语当中，可是划分的标准却是书面语的分词连写的约定，然而又没有公认的分词连写的习惯，因此讨论词与非词的界限始终得不出结论。

4．划分复句的依据是分句间的三种关系(事理关系、逻辑关系、心理关系)划分的标准是关联词语。有些复句缺少关联词语，可联系语境(包括上下文)，补上恰当的关联词语，作为归类的依据。双重标准不可取，双重依据却是经常采用的。

5．区别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

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不区分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不注重区分短语和句子。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法著作大都辟专章分析短语，也说明短语和句子的联系和区别，给人的印象是:汉语的短语结构与句子结构相同，区别只在于有无语调。

胡裕树(1981)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认为由短语实现为句子不仅仅是一个加上语调的过程，往往还因为语用的需要必须经过移位、省略、增添等多种变化。主张区别“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句法分析的对象是短语，析句时以抽象的句子为对象，先排除句调、语气词、叹词、呼语、评注性成分等“挂在句子上的零碎”，在排除语用因素后，再对“句子本身”进行静态分析。句法分析是寻求词语之间的联系。句子分析的对象是言语的句子，即在对句子作静态分析之后，加进语用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句子分析是寻求句型。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句法分析是句子分析的基础、补充。

总之，张斌不拘一家之说，主张发扬传统，继承创新，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使得他的语法研究既有宽阔理论视野，又符合汉语实际，在整合中西语法学理论、吸纳传统语法学精华、开拓中国语法学的新境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齐沪扬．张斌语法思想研究·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

［2］［3］［4］［5］张斌．现代汉语描写语法·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6］金柬生．兼容乃大无欲则刚――记语言学家张斌教授［A］．载马重奇，林玉山主编．编辑和语言——庆贺张斌先生八〇华诞［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7］范开泰，齐沪扬主编．语言问题再认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8］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中国语文，1991，(6)．

［9］戴耀晶．胡裕树教授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J］．复旦大学学报，1995，(6)．

［10］文炼，胡附．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语文，2000，(4)．

［11］张斌．我的语法观［A］．范开泰，齐沪扬主编．语言问题再认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 崇】

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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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2－0048－07

2017－02－15

吴晓芳(1967－)，女，福建漳州人，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学、汉语词汇学、社会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