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赤壁赋》的精神世界分析

因为一场“乌台诗案”，苏轼差点被杀，后经人鼎力相助才得以贬谪黄州，这也成为了苏轼人生的转折点。这一事件让原本踌躇满志的苏轼看透了世事，这也对他的心境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更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黄州时的大量作品，如《后赤壁赋》便是其被贬黄州时特定矛盾精神世界之外化。

一、苦中自作乐与宦海浮沉的悲恐的矛盾

被贬黄州的苏轼，精神上是寂寞的，由于本身属于戴罪之身，安全上毫无保障。而他在生活上也十分拮据，他所担任的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后来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东坡荒地，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生活虽然清贫，他却苦中自作乐，尽情地享受着耕种之乐、建房之乐、游玩之乐、饮食之乐。“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便是他的苦中自作乐心情的集中体现，暂时的乐让他忘却了内心的烦忧。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到千夫所指，尤其是他一向认为的朋友也在背后捅了他一刀，让他明白了宦海和人心的险恶，而每当想到这一切，每每让苏轼心有余悸，不寒而栗，“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正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心态的集中体现。

即使苦中自作乐，但宦海沉浮悲恐的阴影却一直萦绕于苏轼的心头，构成了苏轼黄州时精神世界的第一组矛盾。

二、心忧天下积极进取与壮志难酬的矛盾

雖遭贬谪，但苏轼从未忘报国之心，“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从字面意义看，从《前赤壁赋》的“七月之秋，壬戌既望”到“是岁十月之望”，期间仅仅过了数月，由于秋冬季节的自然变化，江山景色已经变得不复相认了。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深意的。据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元丰五年（1082）九、十月间，宋神宗在西部发动的开疆拓土的战争惨遭失败。统帅徐禧在横山修建永乐城，刚竣工，西夏大军便兵临城下，切断水源，城中将士“渴死大半”，城池陷落，守城宋军全军覆没，死者大约六十万人。宋神宗本人也抑郁而终，宋王朝从此走下坡路。虽然被贬，然而苏轼却始终心忧天下，这也是“江山不可复识”的真正寓意。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巉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苏轼不畏艰险，独自一人努力攀援的外在行动正是其积极进取的内心的一种象征，而“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正是其力求摆托困境、勇于探索新路的具体反映。

虽然心忧天下积极进取，但被贬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心头，壮志难酬的愤懑始终挥之不去，“划然长啸”，“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正集中表现出他极力想宣泄内心情感而不得的矛盾。

三、本我、自我、超我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后赤壁赋》体现出苏轼的内心世界中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本我，是一个官场备受打击、心灰意冷、寻求出世的苏轼，“凛乎其不可留也”，体现其对于官场由衷的恐惧；自我，则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苦中作乐、积极进取、胸怀天下、讲求入仕的苏轼；而超我则是一个深受佛家、道家思想影响的超然而旷达的苏轼。不管是《前赤壁赋》还是《后赤壁赋》皆如此，本我是一个“愀然”、 “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苏轼，自我是一个“饮酒乐甚”“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巉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的苏轼，苏轼入睡梦道士，道士也罢，鹤也罢，苏子即为鹤、道士，鹤、道士亦为苏子，超我则是一个深受佛家、道家思想影响的欲“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化鹤梦道士的超然而旷达的苏轼。

其中的“予”、“客”正代表着苏轼的自我、本我，“盖二客不能从焉”，正体现了本我与自我的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苏轼广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种思想为其所用，很好地平衡了本我和自我的矛盾，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旷达而超然的人生观，铸就了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千百年来苏轼最为后来历代文人所景仰的最根本原因。

被贬黄州期间，苏轼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 《后赤壁赋》便是其被贬黄州时特定矛盾精神世界之外化。

程治国，江苏淮安市清浦中学高中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