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理与梵华
—— 品梁武帝

弓 晓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禅理与梵华
—— 品梁武帝

弓 晓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本文侧重于对梁武帝萧衍（菩萨皇帝）的某些举措和政策，并且针对梁武帝萧衍在某些行政举措上的作为，进行另一层面的思考。梁武帝的统治或许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给华夏文明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在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和佛学文化进一步与中华文明的融合方面，梁武帝确实很有作为，本文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来简要谈论梁武帝的另一面。该文撰写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要给菩萨皇帝梁武帝辩护，只是寻求从一个封建帝王所做的事情所起的效果来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

梁武帝；禅理；梵华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位长寿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南方的社会与经济面貌尤其是江南一带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以宋齐梁陈为代表的南北朝时期，宋和齐的统治阶段和北方的战事相当多，在军事方面，南方地区的统治者基本上处于劣势，北方地区的统治者骁勇善战，随时都可以对南方的政权构成威胁。而分裂的局面另一面也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到了梁的统治时期，和平的因素增长，南北方地区文化交流逐渐成为主流，南方地区由于继承了两晋时期的玄学和清谈，文化和艺术事业相当繁荣，加上大量在五胡乱华时期迁至南方的文人和政客，南方的文化和学术氛围远远高于北方地区，还有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明显更具有理论支撑，这样，也就为梁武帝统治时期的文化昌盛局面奠定了基础。

其实早在南朝刘宋政权建立的时候，南方地区的优势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由于三国孙吴和东晋政权统治期间，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并无较大战事，（期间有孙恩起义），南方地区也迎来了自汉末以来相当长久的和平局面。当然这个优势还是在于文化氛围和思潮方面，因为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中原汉人强力推广落后的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奴役汉族人为其统治服务且无虚心向先进的汉族人学习的意图，尽管其中涌现出了如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元宏等少数有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努力学习汉族先进文化。但还是因为南方被俘获去的汉族人中知识分子的进谏，才让他们向南方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大多数少数民族统治者本身在当时并不具备完全学习汉族文化的能力。因此，在东晋末年到刘宋政权早期，北方地区还相当混乱，虽然政权军事较强，但是版图却因战争减少，甚至北方的山东地区还一度被刘宋政权控制，直到北魏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后，南北方文化层面开始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时候，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才开始迈入崭新的台阶，也就出现了北方佛教重视苦行，南方佛教重视清谈等不同特征。不过，南北方的战争基本上是主流，而到了梁时期，北魏的统治由于完全的汉化，加上自身政治制度逐渐的腐化，逐步走向分裂，难以对南方政权构成威胁，南方的文化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梁武帝萧衍，就汤用彤所言：“宋齐梁陈四代成幼帝王造寺：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高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各有建造，梁武所建最多，亦最壮丽”。这其中包含了对梁武帝时代佛教发展最为兴旺的一种概括，梁武帝系武将出身，在早年的沙场征战当中，不免会穷兵黩武，对外进行征战和破坏，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对待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梁武帝无愧于一个汉族的最高级统治者的称号，在他统治期间，南方的文化和艺术达到了南方统一以来的最好局面，为促进华夏日后的南北统一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很多学者以及著作中都夸大了梁武帝萧衍的崇佛政策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历史人物，有功必有过，必须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才能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清晰地认识。作为封建帝王，任何朝代和政权中都会有开明君主和昏庸残暴者，但就主要方面来看，关键是看他的政策是否对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生活有所促进，或者就是对该国的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卓有成效，梁武帝萧衍属于后者，他对待文化艺术和宗教的态度和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有诸多相似之处，就南北朝的情况而言，南方地区的文化修养基础较好，加上自魏晋以来的清谈之风和玄学的流行，还有讲经说理的氛围，如洛阳伽蓝记记载：“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颂、不复以讲经为意”。为佛教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南方有了自朝廷到民间组织的各类学术辩论活动，而北方多以皇室出资修建各类石窟寺和苦行为主，可以说南北方的佛教文化发展明显不在一层面。从本质上看，佛教及其文化的输入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现今很多人认为佛教的许多原理和教义是完全自印度生搬硬套而来，实则不然，它是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对外来文明充分吸收改造后共同孕育的智慧结晶，而推动这一历史潮流的主要贡献者就是梁武帝萧衍，他一生中舍身同泰寺四次，朝臣给寺院缴纳巨额赎金才将其赎回，看起来是那样荒诞不经，那样荒唐，但他能够对佛教痴迷到心甘情愿放下皇帝的尊严和架子，将佛教的权威放置在头顶，其做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就同一时期的北魏王朝来做对比，北魏的佛寺和佛教开龛造像比起南朝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北魏在很多方面如开凿佛教石窟寺、供养优婆塞和优婆夷，组织僧人翻译佛经等各个方面都要比南方狂热，就洛阳城的佛寺最多时候达到20000所就可以看出北魏从上到下几乎是全民性掀起了崇佛的浪潮，但是再怎样狂热，当佛教的宗教权益想要挑战最高统治者的世俗权力之时，帝王就会毫不可留情的进行灭佛来维护统治，就以三五一宗中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来看，都对佛教在北方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北朝境内的僧人就以“不依国主，法事难立”来作为自己的理念，而膜拜帝王，视作为拜佛，也可看做是宗教向世俗皇权低头的一个例子。皇帝带头以身作则，推动佛教向前发展，为佛教建立了一个系统而又纯洁的传播环境，这也是南方地区没有出现北方地区那种灭佛的惨烈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一是梁武帝首次让皇权屈服于宗教，虽然这种屈服有很多局限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象征性的，带头舍身同泰寺为其赢得了“菩萨皇帝”的尊严。但皇帝带头出家，在很多王公大臣以及百姓来看，是争取舍身出家的好机会，其有利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二是梁武帝改革佛教，这种情况放在帝王中还是极其罕有的，中国历代帝王中也仅有梁武帝萧衍一人为此，虽然后世的隋文帝、武则天、唐宪宗、唐宣宗等，也都对佛教做出了相应的改革，但是像梁武帝这样，完全从佛教的角度来进行改制，绝无仅有。身为帝王，梁武帝有感于统治初期的战争和动乱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遂有传统的儒家进入佛家，而佛教界由于长期处于自由散漫的发展阶段，加上进入佛教界的平民多数怀有不同动机，因此佛教的戒律并没有人去遵循，加上世俗社会风气的浸染使其变得极其污秽，尤其是广大信徒不遵守佛教和佛经的戒律，生活散漫、饮酒放纵，食肉娶妻等，这些都严重的败坏了佛教的戒律，加之印度佛教中传来的一些习俗还有诸多不适应于中国汉族文化的特点。梁武帝鉴于这些陋习遂对佛教进行了系统的改革，规定出家人必须彻底断绝饮酒和吃肉的习惯，必须要勤于耕种、不得依赖于沿途乞讨和化缘来进行生存，这无疑是符合中国汉族地区的习俗的。因为汉族作为农耕民族，几千年的习俗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主张劳动生产，而佛教僧人却秉承沿街乞讨、不劳而获的习惯，和中华文明相悖。为了改变这一情况，让佛教更好的适应中华文明，梁武帝要求僧人必须组织生产劳动，进行自给自足的耕作，实乃佛教界最大的改革。

三是梁武帝支持佛教的译经事业，在他统治期间，译经事业也迎来一个高潮期，这都得益于梁武帝放下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价，热心支持译经的结果。梁武帝在维护正统的封建儒家君臣伦理思想的同时，注重对佛教理论的灌输，并使佛教进一步融入到汉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尤其是积极支持佛教徒进行译经事业，因此梁武帝的历史功绩自不必说。

四是能不能以是否促进文化的发展为目的来看待封建帝王，作为一国之主，封建帝王梁武帝能够放下帝王的架子舍身寺庙，看似荒诞的举动却促进了佛教文化及思想进一步和中华文明固有的传统相结合，纵观历史长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封建帝王都不能脱离了他所处历史时期的局限，更不能摆脱自身的阶级性带来的局限，要求他们都像老子、佛陀那样成为具有大彻大悟之人的确是成人所难。但是作为封建帝王，能够在滚滚洪流中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不论是否出于为国家的领土完整或者是为了平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只要在某件事的效果上具有正面作用，他就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梁武帝萧衍在85岁的一生中，早年历经疆场的征伐和宫廷中争权斗利的残酷和血腥，探索出了要用一种思想意识来缓和阶级矛盾，他看到佛教具有反对杀生和倡导和平的色彩，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出世的宗教，毕竟不能成为使群众摆脱背井离乡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因此就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更多改革。就梁武帝的举动而言，可能只是在佛家文化和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中做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促进佛教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从而逐步确立了佛教和儒家、道家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财富，就这点来看，梁武帝功不可没。

五是最富有矛盾性的帝王，其行为是否推进了历史向前发展，是否有益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总的来说，致力于做好世俗社会中的各种事情是关键，就梁武帝萧衍而言，他在位早期，在政治经历领域进行一些列的改革。按照儒家思想文化的方式进行治国，使梁朝的国势超过了宋齐时代成为南朝中最为鼎盛的帝国，而在统治后期他下诏广修佛寺、支持佛寺的势力，动辄舍身同泰寺，使大量发展国家经济的财富流入寺庙，壮大了寺庙却苦了劳动人民，这也使梁帝国由盛转衰，并给北方夷狄侯景叛乱提供了契机，梁武帝的政策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极富矛盾性，尤其是将佛教的权势放在世俗的儒家之上，仅他一人能做到。

萧衍威武雄略，运筹帷幄，亲率大军勇夺萧齐天下，后又钻研玄学与佛法，不顾国家的财力，萧衍在位期间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佛教因为他的推崇在中国达到可控制国家财政和经济状况的程度，宗教的特权曾经一度凌驾于世俗政权上，这在后来的封建帝王中无人能做到。萧衍又是一位为数不多的将先约束教权后用教权控制国家世俗力量的皇帝，这在东方专制国家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情况之后只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过，而萧衍的所作所为在不少层面和阿育王有相似之处，他的所做作为没有能拯救一个国家政权，却让一种宗教和文化在华夏大地上呈现出可以燎原的态势，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1]（唐）姚思廉.《南梁书》,第37页,节选自《二十六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3]（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第33页.

[4]道安.《沙门不敬王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