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言的传播机制
——以《叫魂》为例

文/苏文雪

一、《叫魂》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为了方便理解和叙述，以下简称为《叫魂》)。这本书是孔飞力(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清末历史的一部经典作品。他笔下的“叫魂”妖术始发于1768年的早春，村民沈氏听信当地的传言，即用木桩将活人的名字打入水底，那么这个人会非死即病。他拜托正在修城墙的吴石匠将写有两个侄子姓名的纸条打入水底来惩罚他们。但是吴氏拒绝了沈氏的请求并将其交予县衙进行处置。虽然后来事件在官府层面慢慢平息下来，但是“叫魂”的流言却在附近村庄慢慢流传弥漫开来。透过这场硝烟，本文将从传播要素信源、信息、信宿、信道入手探讨叫魂事件背后流言的传播机制。

二、流言

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将流言描述为“根据流言产生和传播的动机，把流言归纳为不安、恐怖、好奇、愿望、憎恶等几种类型。他们指出：“人们处在恐惧不安和焦虑的状态中时，流言与谣言易于觉生易于传播。”流言在传播过程中主要有三种基本的传播机制：分别是削平、磨尖和司化。尽管针对流言的研究给后世带来许多思路，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公式过于简化，我们不能借此深入研究流言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但是，流言背后蕴含的的结构性因素，远远不止几条公式定律那么简单粗糙。

三、信源的模糊处理

地方官吏通过自己的处事惯性和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对谣言进行评判和定性，觉得这是一场闹剧不足为患，因此就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极态度处理此次事件。然而却没有考虑到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及文化水平与其存在差距，而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来安抚百姓的心理，加上老百姓对迷信的敬畏之心根深蒂固更加剧了传播的渗透广度和渗透力度，官府处理叫魂流言事件的滞后化；被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化；信息的不公开化，都为流言的爆发埋下了火种。因此，人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紧张心理迷信的寻求解除妖术的方法。

四、信息的特殊性

在普通百姓看来：“叫魂”是指妖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生者的灵魂，以此来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一话题涉及人们的生死，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所以很容易唤起普通百姓的重视、关心和参与，助燃了这场歇斯底里的狂欢。

在满族统治者看来：剔光额头并在后面绑辫束发是汉人无条件臣服的标志。发型是统一汉人，维护国家稳定的基本。而叫魂事件涉及辫子问题即满汉对立问题，这成了统治者和官吏们紧张不安的大事。

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突发性事件”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兴妖作怪”。即可以这样理解，“妖”是人“兴”起的，而“怪”是刻意“作”成的。妖术，是被有心之人借用形形色色的骗术来达到他们的私人利益或目的。总之，1768年的那起叫魂案的爆发以及其后引起的大恐慌，论其实质，其实就是当时的人们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欺骗”的极度恐慌。

五、信道的曲折性

流言在古代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人际的口头传播。游民是“叫魂”妖术蔓延的媒介。由于民众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这种三人成虎所带来的伪事实，以讹传讹，像是病菌一般迅速传染，这一切都在为在这场叫魂改写是非、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当年的那场叫魂恐慌，与流民大规模的流动脱不了关系。流民中的叫魂案犯耍弄的妖术，正如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病菌；而流民，则是这场瘟疫般的“叫魂”大肆蔓延的媒介，来势汹汹，不可遏制。

六、信宿的多样性

(一)皇帝

在谣言传播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地方各级官僚都没有过多关注这个事件，他们都认为将剪辫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并无不妥。但随着谣言的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日益升级。官府的常规处理方式难以堵住悠悠众口。潜藏在皇帝内心的敏感的神经终于被惊醒了。“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所以乾隆皇帝怀疑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在操纵着事件的始末，而这个皇帝臆想出来的组织，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剪辫问题挑起民族的矛盾以便从中得利。这种政治上的高度不自信，使得统治者把这场叫魂闹剧引入到了政治立场。

(二)百姓

由于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低下，以及他们环境的判别认知能力低下，因此，民众是叫魂恐慌泛起和蔓延的社会基础。

1.叫魂事件的初发

德清吴石匠的案子和由此接连发生的几起案子，基本上都是由民众自发地挑唆、怂恿、鼓动而发生起来的。这些民众既是怂恿者又是受害者，这群可怜的人是构成叫魂瘟疫肆虐的导火索。

2.民众社会地位的分析

处于十八世纪中期的百姓们，由于自身的无知以及经济地位的不稳固，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对未知力量产生恐惧的心理，而这往往会引发的社会的躁动不安。下层的百姓对自身的命运无法掌控，怅然若失，他们渴望社会权利来改变他们的生存现状，追求更安稳的生活。刨根究底，其实不难发现骚动背后所隐含的是深层的、复杂的社会原因。

3.叫魂嫌犯的身份

有大量的事实和依据证明，不管是商业贸易的扩张，或是移民，他们都不能都得到些许的关怀和照顾。无论如何都会有一部分人被完全从生产性经济中甩开，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出路，只能向社会的下层移动，变成更没有社会地位的乞丐贫民。“乞丐、平民”，“下层僧人、道士”等人的阶级地位、生活观念和行事作风和社会风气的混乱、大众生活态度的随波逐流等等这一切因素共同滋养并爆发了1768年叫魂大恐慌惨案。

(三)官僚

为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也为了维护社会的常规运作，官僚们在乌合之众的暴怒易变和领导者的反复无常之间小心翼翼，疲于应付。官官相护、官员腐败，对上级惟命是从，对下级愚民镇压成为官僚们苟且最容易的出路。这与“官僚君主制”这一特殊的上行组织传播密切相关。并且官僚的理性思考的匮乏、淡而化之的处理态度，没有担负起辟谣的职能。

七、反思

读完《叫魂》一书，加之凭借本人对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环境的观察，可以说每一次人际传播过程的背后都蕴藏着或复杂或单一的结构性因素。但是在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时，为什么普通人(非新闻传播学界人)对于事件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或表面的观察，或言语上的大快朵颐；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理性的、独立的思考等等。这与传播研究者注重传播过程、传播者、媒介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对其涉及的传播问题背后的社会背景研究甚少。此外，受众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

八、结语

孔飞力教授从一个组织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不断地追问与自我否定，真正触及了中华帝国的一些重要问题，为我们的理解设定了一个清晰的框架，这种研究经验很值得我们关注。在他的《叫魂》一书中由小见大，由浅入深，像做手术一般的为我们展示和剖析了乾隆年间，晚期的清朝的这颗毒瘤。这个岌岌可危的混世裹挟着地方官僚的腐败、皇帝的政治敏感、百姓的愚钝愤慨和个别人的趁乱作怪演绎了一场日落山前的喧闹。如果说非要给这场动荡找一个替罪羊，那么每个人都无法幸免，因此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全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了解流言的危害，不盲目听信流言，要实事求是、冷静思考，以防被流言所利用。

[1]隋岩，李燕.从谣言、流言的扩散机制看传播的风险[J].新闻大学，2012(01).

[2]余建清.网络条件下流言的传播机制与特点——非常态传播的个案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