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夷观念与民族关系的变化
----以“夷”字的使用为视角

杨 卓 翰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清代华夷观念与民族关系的变化
----以“夷”字的使用为视角

杨 卓 翰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分析了中华历史上华夷观念形成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变化,认为清朝作为一个传统观念上的“夷狄”民族入主中原,采取了多种方法来解释和消除华夷观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清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各族平等共处在一个国家之下的理念,超越了旧的民族主义。

清代; 华夷观念; 民族关系

一、 “夷狄”溯源

“夷”,形如一个身背弓箭的人,《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夷,东方之人也”[1],即是对居住在东方的少数民族的统称,与中原地区民族自称的“夏”“华夏”相区别。在《礼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为各个地区气候、环境等都不相同,《礼记》按生活习惯将少数民族分为夷、戎、蛮、狄四类,其中“夷”为“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2]。这说明在最初的中原先民眼中,天下就是由华夏和“四夷(裔)”组成,当时华夏族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少数民族,“夷”仅仅是作为周边少数民族地理位置和生活习惯的代称。西周与少数民族交恶以后,就逐渐把夷、戎、蛮、狄视为毫无文化的野蛮人,甚至贬为禽兽。尤其是犬戎为代表的夷狄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这对于当时的中原民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从此开始形成华夷有别的观念。

夷狄和华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当时宣扬“夷夏之防” “以夏变夷”等主张的儒家,主要的意图是稳定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将政治生活拨回正轨。韩愈在他的文集中指出孔子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孔子对于用夷狄礼仪的人,就把他们视为夷狄;用华夏礼仪的人,就把他们视为华夏人。而孟子也毫不避讳称呼舜为东夷,周文王为西夷,“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4]。在时人眼中,能否遵从华夏文明的礼仪才是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而与血统、地域无关。

夷夏之辨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因为当时汉朝国力强盛,要完成大一统的统治就不得不考虑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为这种大一统提出了理论基础:“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故曰仁者爱人,不在爱我。”[5]表明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均为王臣,需要行王道推行礼义使四方归化,才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6]“中国”与“夷狄”都共处于天下,都归“天下共主”所统辖,也就是所谓的“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7]。

两汉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直到明朝,各个时代均有不同的夷夏之辨,其内涵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大体上来说,每当民族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夷夏之辨的讨论就比较激烈。到明清鼎革之际,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又再一次兴起夷夏之辨的讨论。

二、 清前期对“夷”的态度

满族作为一个文明程度低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在攻伐明朝过程中自然被明人视为夷狄,夷夏之辨非常激烈。受儒家华夷思想长期浸染的知识分子反满的思想非常强烈,各个阶级纷纷提出“反清复明” “驱除鞑虏” “光复华夏”等口号,对清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造成了极大影响。对此,清政府一方面使用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消解这种夷夏之间的对立歧视关系。

1.在文字上严厉禁止诸如“夷”的字眼

清初汉族士大夫眷念明朝,反清思想和活动非常激烈,很多士大夫著书立说宣扬“夷夏之防”思想,这对于巩固清廷统治非常不利,为维护统治,打击异己,清廷对士人所著书中有对“夷”攻击的字眼要么删改要么禁毁,这也就是所谓的“悖逆忌讳”文字。

如康熙初年的庄廷鑨、庄允诚的明史案,即因所著《明史辑略》中多有攻击清朝,把清朝先祖称作“夷”“贼”等,诸如“四王子遣官方金明、温台什二人,领小夷七人与僧同来”[8]等字句,造成牵连千余人的大案,被杀者多达70余人。从顺治年间满清入关起,制造了百余起各类文字狱,仅乾隆帝统治的60年中就有多达130多起的文字狱,这些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将书于纸上的“夷狄”字眼完全剔除,消除士人心目中对于满清“夷狄”身份的想法,以及反满思想。经过顺康雍乾四代帝王的不断努力,在士人接连不断因为文字而人头落地的恐吓下,已是噤若寒蝉,著书立说中绝难再见到攻击“夷狄”的字眼了。

2.旗民分治保持满洲之“质”

与十六国时期的氐人苻坚自称为轩辕黄帝后人,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为大禹后人,改变谱系为自己构建一个华夏民族后裔的形象不同,满清统治者并不试图改变自己的族谱,而是在华夷一体,夷狄与汉人平等的意识上下功夫[9]。为此,清朝统治者努力保持本民族自身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不厌其烦地强调满洲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差别。在对满洲人与汉人的治理上,采取了“旗民分治”的办法。

旗民分治政策是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够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关键因素之一,统治者以八旗为界线,八旗之内的为旗人,其余汉族等各族为民人,居住分为满城、汉城,官职分为满缺、汉缺,这样既能避免满族人被汉族迅速同化,又能够有效地缓解当时紧张的满汉矛盾。在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很多大臣都主张全面实行汉法,完全效仿中原礼仪制度,对此清朝皇帝予以坚决反对。“(金)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10]。将“骑射”和“国语”定为两项基本的学习功课和满族的根本,每一代皇帝都三令五申,要求全体旗人不忘本,同时也都以身作则学习骑射与国语,坚持本民族的习俗,培育满族的认同意识。

顺治五年,顺治帝下诏将汉官和民人全部迁往北京城南居住,“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11],将内九门之中划为满城,从空间上将满汉隔离,严禁普通民人在内城留宿,也禁止旗人出城居住。“官员兵丁人等,概不准居住城外”[12]。禁止满汉之间买卖房屋,禁止满汉通婚,有关旗人的案件地方官也无权受理,只能由特设的理事同知衙门来办理,在各个方面都采取“旗民分治”的办法,将这两者分离开来。清朝统治者更多的强调要注重满族自身的“质朴”,认为这种“质朴”才是满族立足于中原,能够长期有效统治的根本。有学者认为,从过多的“文饰”返回到“质朴”,在清朝初年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即使是明朝遗民也对这种现象产生了集体认同,这是对明朝末年衰亡的一种反思,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这也是防止满族受到汉人文化腐蚀的一种正当防卫[13]194-198。

3.公开声明华夷一体

不能否认的是,清代汉人存在着强烈的华夷观念,秘密宗教等反清活动此起彼伏,而满族作为人数远少于汉族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心中自然有强烈的危机感。这使得满汉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这种情绪最终导致了曾静案的发生和雍正帝公开全面批判和总结华夷观念。

曾静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华夷观念,加之又受到吕留良文章中夷夏之防、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在雍正六年派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起兵反清,事发被捕,雍正帝发觉诸如吕留良一类鼓吹夷夏之防的思想有着不小的群众基础[14],为患非小,对此极为重视,这就有了《大义觉迷录》的颁布,系统地阐述了雍正帝对华夷观的批判和总结。

雍正帝鲜明地指出,华夏与夷狄在最初的词义上仅仅只是指地理位置的不同,各个少数民族就如同中原地区汉人的籍贯一般,“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在上古时期把湖南、湖北、山西称为苗、荆楚、狁,贬为夷狄,现在还能这么称呼吗?“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雍正帝认为,成为天下之主最重要的是德行,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汉人还是远方的夷狄,有德之人才能取得天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15]23

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帝王,不但对儒家经典谙熟至极,而且一直尽全力去恢复各种汉人的礼仪,隆礼兴乐,康熙时期理学家汤斌甚至感叹,在清朝为官最难做的就是为皇帝讲读经筵的词臣了。当一个少数民族的帝王文化修养不亚于汉人鸿儒的时候,所谓的“蛮夷”对华夏礼仪的占有也就自然被合法化了。士人念念不忘驱除夷狄是认为夷狄会摧残华夏的礼仪制度,而满清帝王对华夏礼仪的尊崇和掌握几乎已经超越了汉人,这就剥夺了士人对“礼”的独占权,也就使得原本充斥华夏之防观念的士人,在心理上也越来越臣服于满清[13]189-192。

雍正帝在批判华夷观念最高明的一点是,以大一统的国内关系来取代华夷关系。“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15]47指出所谓的华夷之辨,乃是之前历代君主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清朝在大一统的国家建设上是有功劳的,“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6]因此也不需要再有夷夏尊卑之分。在大一统的国家内部,君臣关系才是最主要的,华夷一统共同侍奉天下共主,用君臣关系取代华夷关系,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寻找到了理论依据。

三、 “夷”指对象的转变及民族融合

1793年马戛尔尼代表英国出使清帝国,双方就礼仪问题发生争执,这时,本身身为“夷”人的乾隆帝,却将马戛尔尼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称为外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17]俨然把自己作为“夏”的代表。西方商人和外交使节多次向清廷提出抗议,希望停止用“夷”来称呼他们,魏源等有识之士也公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清朝中后期“夷”字的内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首的中西战争激发了全体臣民对来自西方的“夷狄”同仇敌忾的心理,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的共同体意识产生,将外来的西方人视为“夷”。

古代旧式民族主义以华夏为中心,建立起“夷夏之防”的“华尊夷卑”观念,但是在被清帝国举国斥为“夷”的西洋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并非“天朝上国”,而西方的“夷人”也并非是文明落后的蛮夷,促使他们认识中国只是世界诸国的一员,并且思考新的种族意识。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最早的严复在其作品《原强》中表达了他的观点:“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18],这时的严复已经开始摈弃旧式民族观念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民族和人种,在严复眼中所有的清朝人民都是黄种人,这推进了新的民族观念的形成。康有为也是主张满汉不分的大一统原则,在他进呈给光绪帝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论述满族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者,遂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今定国号,用于外城,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19],康有为把各族人民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即中华民族。各族平等的中华民族观念的逐渐形成,象征着士人对于华夷之变态度的重大转变,并逐渐开始有着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杨度也强调民族融合的必然性,“不仅国中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表明民族融合的重任,即使是在以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政策,时人虽然立场不同,但是站在各个角度都认为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20]。

虽然满族统治者长久以来一直试图隔离满汉之间的联系,采用旗民分治等多种办法来保持满族本身的独特性,然而却在民族融合的潮流中不可避免的失败了。老舍《正红旗下》中,身为参领的儿子又是拿着俸禄的旗兵的福海二哥,居然去拜师学油漆活,“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21]34汉人王掌柜也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21]53

在民族融合的潮流中满清统治者旗民分治等努力失败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消除旧时华夷观念上又无疑是成功的。传统的华夷观往往会把民族意识看得超越国家意识,这使得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会受到激烈的抵制。而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都将大一统的观念置于最高,借助士人最为膺服的儒家经典将文化认同作为区别民族的方式,强调华夷平等,事实上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在清朝的统治下客观形成了各族并立的事实,清末宣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离不开清朝政府长期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来取代民族意识,促使各族人民对国家认同的努力。各族为一个共同体,共同在一个国家之下,一致对抗外来的侵略,这在近代又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提升和超越了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时,抵抗列强侵略的已经不是所谓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而是新式的中华民族主义,“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22],梁启超的文章表明,中华民族的形成乃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

从清朝对于“夷”的使用的变化,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以及清朝为消除自身为外来“夷狄”的身份所作出的努力,这影响了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外来侵略势力的介入下,化为了近代新形势下的民族,即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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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坤】

ChangesofHuayiConceptandNationsRelationshipinQingDynasty:FromPerspectiveofUseof“Yi”

YangZhuohan

(College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00,Chinah)

The causes and development of Huayi concept in Chinese history are analy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Qing Dynasty, as a traditional concept of “barbarians” nation, adopted a variety of ways to explain and eliminate the concept of Huayi, which achieved some success. The concept of equal coexiste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a country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ent beyond the old nationalism.

Qing Dynasty; Huayi concept; nation’s relationship

K 249

: A

2017-02-06

杨卓翰(1993-),男,湖北鄂州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2095-5464(2017)04-04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