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灾难的人性反思与救赎
——评孙惠芬小说《后上塘书》

徐 翔(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

穿越灾难的人性反思与救赎
——评孙惠芬小说《后上塘书》

徐 翔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

对当代作家孙惠芬的作品《后上塘书》中的主要人物与情节进行了细致地描述与分析,认为作品通过对灾难的书写,触及了农村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和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隐痛,揭示了农民内心的挣扎、精神的悸动、无根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自我救赎。

孙惠芬; 《后上塘书》; 灾难; 反思; 救赎

孙惠芬是当代文坛的实力派作家,她极其擅长写故乡辽南农村的故事。《后上塘书》是孙惠芬的最新力作,但和其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小说通过一次偶然的死亡事件,描绘了灾难降临时人性的激荡和自我救赎过程。

作者将小说定义为灾难小说,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灾难始终是文学无法绕过的题材。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被视为伟大的作品中都有对灾难记忆的书写,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克里米亚战争、加缪笔下的鼠疫、马尔克斯笔下人类灵魂的孤独、鲁迅笔下中华民族文化的痼疾。近年来中国文坛上不乏对灾难的书写,如迟子建的 《白雪乌鸦》、张浩文的《绝秦书》等,但《后上塘书》所书写的灾难是不同的,既不是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也不是有关人类生存、文化传承的困境,而是一次偶然的死亡事件。小说中的灾难尽管只是源于一次意外,牵涉的也只是几个家庭,但通过对灾难的书写,小说触及了农村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隐痛,揭示了农民内心的挣扎、精神的悸动、无根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自我救赎。

一、灾难之源:乡村城市化的隐痛

小说中的灾难源于一次意外,农民企业家刘杰夫的妻子徐兰死于家中,徐兰的死让诸多人陷入了痛苦中,从表面看,这场灾难的原因是徐兰的大姐徐凤在家中与情人偷情被徐兰撞见,无意中导致了徐兰的死亡。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刘杰夫过往经历的浮现,刘杰夫收到的一封封匿名信的披露(信件实为徐兰姐姐徐凤所写),徐兰亡灵的讲述,读者会发现,灾难的根源不是意外,而是乡村在迈向城市化过程中所遭受的巨大的隐痛,小说试图通过一次死亡事件来展现当代农村社会的诸多问题。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本被温情诗意笼罩的乡土世界便被纳入了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从茅盾的《子夜》到老舍的《骆驼祥子》,古老的乡土世界在面对更加文明的城市时,总是显得脆弱和力不从心,城市对乡土世界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巨大诱惑力的地方。20世纪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便陷入了对现代化神话的追逐当中,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愈来愈快,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身上的文化属性,包括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也悄然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让农村和农民都尝到了价值失衡后的隐痛,也许这才是悲剧的根源。在关注这部作品的时候,势必要提到孙惠芬的另一部小说《上塘书》,同样是写上塘,《上塘书》可以说是《后上塘书》的前传,但仔细阅读会发现两部小说所描写的上塘是不同的。《上塘书》中的乡村已经萌生了现代化元素,如电话、手机、电视、时尚格局的房屋,这些仅仅只带来了上塘人生活表象的变化,还尚不足以触动乡村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对于上塘的未来,小说中作者已经有了预见,那就是上塘村会慢慢消融在现代化浪潮中,上塘人会一个个走出去,“反正,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反正,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1]这种早已预设的结果便是《后上塘书》中所描绘的城乡世界,“我似乎也能想象他们的现在,他们大都离开了上塘,他们的人生激荡在上塘外面的远方,他们的生命连接着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他们被改变身份的欲望唤醒使尽浑身解数,直至面目全非。”[2]108《后上塘书》中的上塘被放置在更为宏阔的图景中,上塘连接着歇马山庄,连接着翁古城和大连,小说的故事穿梭行进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主人公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城市,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迷失了自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的无根状态与现实的挤压造成了上塘人难以言说的苦痛,这苦痛也是乡村世界的苦痛,“孙惠芬小说中的大多数故事都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故事。这故事中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艳羡、憧憬。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改造,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引诱、蛊惑,同对也有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矛盾、冲突。”[3]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对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乡土世界固有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传统宗法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已然出现了裂痕,乡土文化秩序出现混乱”[4],这种改变引发了乡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内在的疼痛,那是一种普遍的扭曲和茫然。

小说的主人公刘杰夫是乡村城市化进程的积极实践者,本是农民的刘杰夫抓住机遇当上村长,后来又离开乡村,通过开矿、开夜总会等途径获得成功,功成名就之后又回到家乡上塘搞开发,他通过土地流转和开发矿山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成了被无数人艳羡的农民企业家。这一身份背后的利益诱惑,有意无意的把刘杰夫的亲属、上塘的乡亲甚至官场都纳入到他的周围。刘杰夫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是以灵魂的迷失、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妻子徐兰的意外死亡和后来查找凶手的过程,一层层揭开了刘杰夫光鲜背后的冷漠、残酷以及血腥的发家史。妻子意外死亡后,刘杰夫才意识到在他高歌猛进的富裕道路上做了多少不堪的事情,他的成功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正如儿子所说,他是一个“不尊重生命的人”。妻子的死亡是刘杰夫的灾难,是一个家庭的灾难,而刘杰夫的发家史却又造成了徐兰徐凤姐妹的灾难,造成了更多人和更多家庭的灾难,这也许就是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巨大的隐痛。

小说别具一格地以现实书写与亡灵的视角交替的方式对刘杰夫的发家史进行了描述。徐兰死后,她的亡灵游走在城乡之间,经由她的回忆,读者得以窥见刘杰夫的秘密。徐兰本是一个喜欢在现实中遥想未来的女孩,嫁给刘杰夫之后便成了“落入粪坑的绿叶,掉入灰烬的豆腐”,她的付出长期被丈夫忽视,心灵得不到关注,在她空虚寂寞的时候,丈夫正行进在疯狂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心灵的空虚使徐兰在婚姻中出轨了,她得到的是丈夫更加疯狂的报复,她只能从一群离婚女人的组织“怪帮”里获得一点安慰。徐兰的人生是刘杰夫一手造成的灾难,小说里的三封匿名信更是披露了刘杰夫血腥的发家史,疯子小环、王月、宋佳几个花一样美好的女孩最终都被毁灭,这些悲剧直接或间接都与刘杰夫有关。刘杰夫的人生追求是奋斗、赚钱、光宗耀祖,他从没有停下来想想妻子和其他亲人,刘杰夫无限膨胀的欲望让诸多女子遭受了灭顶之灾。

小说中作者以“城乡交融”的视野书写了徐兰和诸多人的灾难人生,写这些人在城乡之间的内心挣扎和灵魂苦痛。这些人的灾难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对乡土世界的诱惑造成的,乡村世界无法带给他们希望,成为桎梏理想的生死场,他们在城市文明生活的召唤下走向城市;另一方面,在他们走向城市的路途上,也不断遭受城市中异己力量的杀戮,刘杰夫的成功是个人和众人合力完成的,刘杰夫们对成功的渴望、金钱至上的扭曲观念、疯狂的欲望追求形成了强大的异己力量,扼杀了一个个生命,这些人表面光鲜无比的成功路实则是鲜血枯骨铺就的。城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真正的灾难之源,面对城市化,乡村从生活表象到内里的伦理道德、文化结构都支离破碎,这是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的焦虑和无法逃避的宿命。

二、人性之思:走进灵魂深处

灾难是最能拷问人性的,小说并没有止步于书写灾难,而是走进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对深处灾难中的人也进行了审视。对人性的挖掘是孙惠芬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曾说过:“无论总统还是乞丐,都需要我们关注他们的灵魂深处。抒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挖掘人在悲喜交加的命运中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惑,会是我永远的追求。”[5]乡村的城市化进程如同一把“双刃剑”,它让美与丑共存于其中,现代文明为人们带来了他们渴望的利益,同时又逼迫人们必须抛离摧毁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这其中最沉重的代价就是人性领域。附着于人身上的文化属性和道德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后上塘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个体生命的沉淀,小说进一步借徐兰之死走进了许多人的灵魂深处,展现了不同生命个体面对这场灾难时各自的灵魂状态,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赤裸裸呈现出来。正如作者所言,小说要“把笔伸到灵魂的黑暗处”,作品通过对人性的立体的揭示,对人的灵魂深处进行了挖掘,作者用一支笔引领读者穿越乡村和城市,走入了各色人物的内心,洞悉他们心灵的秘密,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跃然纸上。徐兰之死牵涉了她身边的亲人们,牵涉了她身后徐、刘两个家族,小说以此写到了一个庞大的亲属团,一张建立在农村血缘亲情之上的复杂的人事关系网,以及由此而来的爱恨恩怨情仇,读者也由此窥见了诸多人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角落。

徐兰之死是一个意外,徐兰的亲人们在这个意外事件面前种种表里不一的反应,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徐兰的家人们平日里最看不惯粗俗的刘杰夫,但是在面对徐兰的死亡事件以及是否要把死讯告知徐兰的儿子子健时,他们的反应让刘杰夫和已死的徐兰都惊诧不已。徐兰的二姐徐琦一家都在刘杰夫的公司工作,徐琦往日经常找刘杰夫麻烦,甚至因为刘杰夫包养情妇而宣称不愿丈夫铁子跟随刘杰夫做事,而事实上,徐琦在很多事情上却是站在刘杰夫一边的。刘杰夫包养情妇,徐琦知道,却从没有告诉过徐兰;对是否要把死讯告诉子健,徐琦的立场出乎意料地和刘杰夫一致;甚至在凶手是谁的问题上,徐琦怀疑过刘杰夫,却依然态度暧昧。这一连串的事件,徐琦始终是站在刘家的立场上,这一点,徐兰是看得清楚的,“二姐怕了！没有我,徐家和刘家就没有了关系,她怕闹大了,被杰夫这个有钱有势的混蛋抛弃。她口口声声不稀罕钱,口口声声不让二姐夫跟杰夫干,实质是打肿脸充胖子,我才看透她是个多么胆小多么虚伪的家伙！”亲情面对利益的诱惑也被扭曲了,这打破了人们对传统乡村的认知和想象。在传统乡土世界中,家族血缘一旦建立是很难打破的,但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这一切,不仅是人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道德底线也在改变,这改变也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小说中另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是徐兰的大姐徐凤,正是因为徐凤与情人在家中偷情无意导致了徐兰的死亡,但小说并没有把徐凤当做一个凶手去写,而是深入到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写她在道德和欲望夹缝中的痛苦与挣扎。在外人眼中,徐凤是令人敬重的大姐和人民教师,但在血缘亲情和道德伦理之外,她也是一个痛苦的人,她引以为傲的身份和崇尚的道理伦理却也为她制造了一个牢笼,无时无刻不在压抑她。小说中徐凤写给刘杰夫的几封信,让人看到了这个女人心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徐凤是人民教师,这个职业给了她精神上的荣光,一旦退休了,这份荣誉也就不再有,“当我们落下来,我们需要回到古老的原始的生活节奏中”,柴米油盐的琐屑生活无法滋养徐凤的精神世界。徐凤被刘杰夫请到家中充当儿子子健的家庭教师,在刘杰夫和徐兰看来,大姐远离了上塘的家和丈夫来到城里一呆就是六年,这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事实上,当家教恰恰给了徐凤她一直渴望的精神生活,给了她昔日的荣誉感。在城里,寄人篱下的孤独和知识分子的敏感让徐凤一度又回到了上塘,可是当家教带来的兴奋和优越的城市生活在远方诱惑着她,“可是当真回到上塘,一只魔爪又在远方向我招手”,“过了两个月干净便利每天一尘不染的城市生活,我已经没法适应乡村”,徐凤的人生已经不得不寄存与依附于城市这一庞然大物。再次回到城市,寂寞感又向她袭来,她不满徐兰每天出去打牌,其实是出于嫉妒,和妹妹的一次深谈,让徐凤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生命质量的女人。和暗恋自己二十七年的男人的重逢,让徐凤心中渴望爱情的种子破土而出,这也让徐凤开始反思自己曾经被道德感束缚的过去。小说里三封匿名信更让读者看到有极强道德感的徐凤内心的冷酷无情,由于道德感束缚,她把除夫妻之外的男欢女爱都看做可耻的,当赵小环、王月的丈夫、宋佳在灾难中求助无门,向自己尊敬的老师徐凤求救时,由于道德感作祟,徐凤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责骂和嘲弄。甚至由于王月和宋佳故事中牵涉了刘杰夫的丑事,为了袒护刘杰夫,徐凤撕毁了王月的日记,欺骗了宋佳。可偏偏这样一个极有道德感的人却做了她本觉得极不道德的事情,虽然是无意,徐凤的偷情导致了徐兰的死亡。徐凤的经历让人看到了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戕害和人在压抑中的反抗,然而这反抗却是无比沉重的。

徐兰的意外死亡,让牵涉其中的所有人都站上了道义的审判台,甚至包括徐兰自己。徐兰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刘杰夫一手制造了她的灾难人生,但她就是无辜的吗?徐兰的亡灵对往事的回忆,让读者看到了她内心深处一直被遮蔽的角落。徐兰从小就是心高气傲的女孩,加之父母的宠溺,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姐妹中最高贵的,她和四姐争宠,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她一定要比四姐多,得意几天之后再和四姐平分,“我的争宠不过是为了满足我的施舍欲”,“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施舍的满足”,当徐兰不愿再施舍时候,她的优越感导致了四姐的自杀,这成了她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为了洗刷污点,她嫁给了刘杰夫,甘心忍辱负重,伺候公婆,甚至为了赢得一个好名声,和小姑们一起孤立自己的女儿苗苗,女儿曾一针见血道出了她心中的阴暗,“你是教师,是你太想有个好名声！”为了所谓的名声,母亲和女儿本应有的亲情被扭曲了,女儿从小对她充满敌意,由于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取温暖,儿女只会通过疯狂花钱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也导致了女儿小小年纪就放浪形骸。徐兰是一场意外的受害者,但是她内心的阴暗和某种欲望却也导致了四姐死亡和女儿童年的苦难。

《后上塘书》中,孙惠芬用细腻的笔触营造了一个身处灾难中的众人世界,她关注着每个人的现实生存和心灵世界,她从人性的角度,书写了众多人物隐秘的心灵和复杂的情感世界,并试图探讨人物命运和行为选择背后的内在动因。作者并没有对笔下的角色做道德评判,而是对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悲悯的情怀,通过深入的刻画,小说也体现出了作者对人性、生命的思考。

三、生之救赎:在灾难中重生

徐兰之死让身边的人都陷入了痛苦中,这些人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深处一直被遮蔽的角落甚至是阴暗之处,疼痛和挣扎是小说中诸多角色给读者的最鲜明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刘杰夫还是徐兰、徐凤,他们在个人的奋斗过程中总是努力从身外的各种牢笼突围而出,这种奔波和冲撞撕扯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伤口并带来刻骨的生命之痛。面对无数的伤口,他们并未试图去疗救和抚慰,痛苦便一直伴随着他们并刺激他们的神经、抑制他们的呼吸。然而,人生在世所经受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对每个人自身思想、情感、心灵的一次洗礼,“往往能洞见常态世界所遮掩、所闪避的非常态的真实”。[6]灾难会让人们审视自我并重新认识自我,只有经历了灾难之痛,人才能窥见灵魂深处,小说“深入苦难发生之时和之后人们所产生的恐惧、绝望、抗争等细节”[7],实现穿越灾难的人性救赎。小说中徐兰之死成为了一个契机,让刘杰夫、徐兰、徐凤和更多人开始直面自己的伤痛并尝试在伤痛中站起来实现自我的救赎。

徐兰的死亡让刘杰夫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脱轨,在此之前,他是无比风光的,他拥有无数人羡慕的身份:农民企业家、人大代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从没有料到自己会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走进灾难之后的黑暗,面对黑暗中的绝望和痛苦,不得不思考生死归宿这些问题。仿佛一个人一直生活在阳光下,突然被置入了黑暗中,“在这倒立黑暗的时光,他是否思考过家的意义,财富的意义,是否看到创造财富留下的斑斑血迹,以及像血迹一样除不掉的原罪?”[2]109妻子的死亡让刘杰夫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过往,三封匿名信又让他看到了自己做过的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儿子放弃高考让他失望沮丧,他突然发现他的生活早已支离破碎,记忆如同疯狗般向他扑来,让他痛彻心扉,“就像一个刚刚杀了无辜路人的逃犯,一转身发现自己的亲人被路人杀死,报应的感觉已经将他彻底俘虏”,这种感觉让他开始反思自己,也让他一步步看清了自己。

灾难让刘杰夫开始认真思考家的意义,财富的意义,让他意识到以往对妻子的残忍。三封匿名信更让刘杰夫开始直面自己充满血腥的发家史,刘杰夫对王月、宋佳做过的那些残忍的事,他当时不以为然,只有当他也处在受害者的位置,陷入了灾难带来的痛苦中的时候,才意识到昔日的自己为了追逐财富有多么残酷,自己其实是一个罪恶累累的人。痛苦的刘杰夫选择面对昔日的罪恶,他鼓起勇气找到疯小环母女、王月的丈夫和宋佳,说出了迟来的道歉,这时的刘杰夫人性开始复苏,也让他开始了自我的救赎。刘杰夫因为妻子的死多次回到上塘,以往的他回到上塘时候,不曾认真看看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人们,那时的上塘只是作为展现他辉煌人生的所在,开发上塘,捐资建小学更多还是为了利益和沽名钓誉。妻子死后他再次踏上上塘的土地,意义却不同了,这是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返乡”之旅。他曾经毅然决然要离开的故乡又一次进入了他的视野,却有了不同以往的感受,“就像一直浑身难受却一直找不到痛处的患者终于知道痛在哪里”。上塘以往不曾进入刘杰夫的视野,在他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他的家园已经丢失,他虽然身在城市,却只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精神上的安家,喧嚣繁华的城市并不是他的灵魂栖居地,只有当他身处灾难,头破血流之时他才回望静谧、温情的故乡,他发现自己那颗漂泊的心就在上塘,“他现在知道他是谁了,是原来那个刘立功”,那一刻,刘杰夫终于从疼痛中站了起来。小说最后,刘杰夫放弃了开采矿山,决定要真正改变农村的难处为乡亲们谋福利,刘杰夫穿越灾难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并获得了重生。

刘杰夫的重生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了乡村人的精神还乡。在此之前,在他疯狂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他的灵魂早已失控,他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广阔,他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虚妄,妻子死后,刘杰夫对家、对故乡的重新认知让读者看到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原来是渴望平和安宁的。小说最后刘杰夫站在上塘的土地上真正认清了自我,看到了欲望遮蔽下的真实的自己,对他来说,自己一直试图远离的土地才是荡涤自己灵魂的所在,充满诗意的美和拯救人心的力量。这样的故事设置也契合了作者孙惠芬一直以来所书写的“精神还乡”的主题。“还乡”是新文学史上有关乡村、城市书写一个无数次被提及的话题,乡村曾经是无数文人心目中的“乌托邦”,但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让原本充满诗意的乡土世界日益萎缩,农民的离乡,城市的挤压导致了“乡土的坍塌”,这其中最为致命的是乡村人精神家园的毁灭。孙惠芬近年来的创作都在执著地书写家园的失落与追寻,探寻古老的乡土世界能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能否为漂泊在城市的焦虑的灵魂找到诗意的栖居地。

寻找精神家园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理想道德价值坍塌的一种时代折射,也是现代人类生存选择的一种隐喻,这其中包含了作家们为文学,也为生存寻找终极理想之地。寻找精神家园在形而上的层面试图为人类提供一种思考人生的角度,提供一个有关现在与未来的构想,使文学与哲学进行了对话。刘杰夫在故乡上塘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同样身处灾难的徐兰徐凤姐妹也经由这场灾难获得了重生。徐兰信中的那句“我们都该从灾难中获得重生”意味深长,刘杰夫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他人。每个人都会遇到灾难,现实的残酷可能会使每个人在面对灾难时有无力之感,但人应该努力在伤痛中站起来,去寻找自己灵魂的栖居地,实现穿越灾难的灵魂救赎和重生。

四、结束语

《后上塘书》通过一场灾难审视了身处灾难中的每个人的灵魂,描写了人性的复杂,描写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迷失、找寻以及痛苦的自我救赎过程。作者孙惠芬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小说中的人物,书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书写他们深陷困境中的挣扎以及挣扎中的救赎和重生。同时,小说又把这一切置于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书写了乡村巨变带来的巨大震荡和农民无根的漂泊感,并试图用精神还乡重建乡土世界的诗意,构筑人类灵魂的栖居地。

[1] 孙惠芬. 上塘书[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225.

[2] 孙惠芬. 写在《后上塘书》之后[J] . 鸭绿江月刊, 2015 (7):106-109.

[3] 韩春燕. 在街与道之闻徘徊:解析孙惠芬乡土小说的文化生态[J]. 当代文坛, 2008(1):45.

[4] 郑晓明. 现代化镜像中的农村社会:孙惠芬农村题材小说创作[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3):429.

[5] 孙惠芬. 写作不是获奖,是生命[N]. 深圳商报, 2005-06-29.

[6] 孙惠芬. 让小说在心情里疯长[J]. 山花, 2005(6):15-16.

[7] 陈礼辉. “苦难书写”与“超越”:浅析王十月长篇小说《无碑》创作特色[J]. 沈阳大学学报, 2010,12(2):3.

【责任编辑 刘 洋】

Human Reflection and Redemption through Disaster: Comment on Sun Huifen’s NovelSequelofShangtangStory

XuXiang

(Culture Institute,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710125, China)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contemporary writer Sun Huifen’sSequelofShangtangStory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rough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he novel touches the deep-rooted bad habit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huge secret suffer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reveals the farmers inner struggle, throbbing of spirit, rootless survival predicament and self-salvation of the soul.

Sun Huifen;SequelofShangtangStory; disaster; reflection; redemption

2016-08-25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4I28)。

徐 翔(1981-),女,河南南阳人,西安培华学院副教授。

2095-5464(2017)01-0088-05

I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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