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麦康伯之死
——玛格丽特的伦理选择

马菱菂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弗朗西斯·麦康伯之死
——玛格丽特的伦理选择

马菱菂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暂幸福生活》自发表以来，关于玛格丽特是否有意枪杀丈夫麦康伯的争论就一直未停。然而对玛格丽特进行简单归类分析和在此基础上讨论枪杀真相，不仅使研究片面化，更将结论引入众说纷纭的迷雾中。其实回归文本，就会发现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由于伦理秩序遭到破坏而导致的家庭伦理悲剧。在文学伦理学视角下可以发现，失衡的伦理秩序导致了玛格丽特原始欲望的非理性发展，并最终促使玛格丽特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做出了枪杀麦康伯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 伦理秩序； 非理性意志； 伦理选择

《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暂幸福生活》是海明威最长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结构紧凑，语言简洁明了，在有限的叙述时间和篇幅内戏剧性地展现了麦康伯夫妇的个人及家庭悲剧，被西方评论界公认为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最出色的一篇。小说自1936年发表以来就争论不断，其焦点在于玛格丽特是否有意枪杀了她的丈夫弗朗西斯·麦康伯。不少评论家都认为玛格丽特是借机谋杀了麦康伯，并以海明威对麦康伯夫妇的评价为佐证：麦康伯“是个善良的傻瓜”[1]，而玛格丽特则“完全是从当时我见过的最坏的荡妇那儿照搬过来的”[2]。由此，评论界把这部小说认为是“一篇有关开化了的女人的精彩寓言。这个女人鄙视没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男人，而一旦男人显示出一点勇气和进取心，女人就会竭力将其毁掉”[3]。当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玛格丽特只是误杀了麦康伯。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批评家对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提出批评。人们对玛格丽特等女性形象做出重新评价，对玛格丽特枪杀丈夫的真相也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

其实要真正弄清玛格丽特是否有意枪杀丈夫麦康伯，还得重新回到文本中。将玛格丽特和丈夫弗朗西斯·麦康伯重新回归文本显示的家庭伦理秩序中，我们就能对玛格丽特有更新、更深入地了解，也会对玛格丽特最后枪杀丈夫麦康伯提供新的解释。

一、失衡的伦理秩序

悲剧的源头先要从这段畸形的婚姻说起。玛格丽特·麦康伯与弗朗西斯·麦康伯结婚十一年之久，然而这段“倍受羡慕和地久天长的罗曼蒂克”[4]267却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之上，“玛戈太漂亮，麦康伯舍不得与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玛戈也不愿意离开他”[4]267。小说几乎没有写到他们的感情基础，甚至还暗示了两人夫妻生活的不和谐，麦康伯“知道书本上的性事，那些书很多，简直太多了”[4]267。麦康伯确信妻子不会离开自己，是因为自己雄厚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弗朗西斯·麦康伯是玛格丽特目前能凭借自己的美貌资本所争取到的最好选择。而麦康伯不会离开玛格丽特，不仅是因为他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难以另结新欢，更是因为在两人的关系中，对玛格丽特的占有成为了麦康伯财力(乃至实力)的象征。

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婚姻造成了麦康伯夫妇之间伦理秩序的松散和失衡。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伦理环境之下，玛格丽特才会一次次毫不顾忌的出轨，放任自己对欲望的非理性追求。毕竟，他们的婚姻是那样的“牢靠”，是“尽管经常传言分手但却没散伙的那类夫妻”，“至少三次报道说他们濒于分离……但他们最后总是言归于好”[4]267。但这一次她却错了，玛格丽特对欲望的无节制追求，终将这场非洲之行变成了死亡之旅。

二、失控的非理性意志

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逻辑，“人类由于理性而导致伦理意识的产生”，表现为“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之上的伦理秩序的理解与接受”。而“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文学作品在描写禁忌的同时，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也得到真实的、充分的描写”，使读者看到“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对于人的命运的影响”[5]。处于失衡伦理秩序下的玛格丽特失去了禁忌的约束，听凭原始欲望的自由发展而不加以理性控制，最后演变为失控的非理性意志时，就注定要酿成悲剧。玛格丽特与猎手罗伯特·威尔逊的调情展现了她对原始欲望的非理性追求，而玛格丽特与丈夫麦康伯的冲突则表现了这种非理性倾向向非理性意志的转变。下面，本文将对这两个关键部分分别阐释。

1.原始欲望的追求

按照小说的情节顺序，在麦康伯和威尔逊猎狮归来后，一共写到了3次玛格丽特与猎手罗伯特·威尔逊的公开调情。

第一次是在麦康伯等人从死去的狮子旁回到车上，麦康伯“曾伸手握住他妻子的一只手，眼睛却没敢看她”[4]265。与麦康伯主动示好、示弱的表现不同，玛格丽特“没有看他”，“从他的手心抽出了自己的手”，接着“把手放在威尔逊肩膀上”，“倾身向前越过低矮的座位，吻了他的嘴”[4]265。玛格丽特此时对丈夫的态度极度残酷和冷漠，可面对威尔逊却甜得发腻，连声唤他的名字，叫他“漂亮的红脸罗伯特·威尔逊先生”[4]265。玛格丽特对丈夫的拒绝表现了她面对懦弱的丈夫时对自己“妻子”身份的厌弃，她不愿意与生理无能、精神又懦弱的人保持亲密关系，而是听从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向强者趋附，急切地寻求与威尔逊建立亲密关系。

第二次发生在回到营地的午餐时间。由于打死了狮子，玛格丽特开始主动关注猎手威尔逊，将他细细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玛格丽特的目光从威尔逊的脸游走到他的溜肩膀，背着的四颗大子弹，棕色的大手，脏旧的鞋裤，最后回到他的红脸。然后“神情古怪地看着她丈夫”，对比完后开始对威尔逊“微微含笑”[4]235。从玛格丽特的目光游走路线来看，她所关注的都是具有强势的男性色彩的外貌特征。与丈夫麦康伯相比，威尔逊身上透露出一种野性的阳刚之气，深深地吸引了她。此处的对话中，玛格丽特再次提到了威尔逊的红脸(其实三次调情中玛格丽特都有提到)。麦康伯想开玩笑说他的脸也红了，玛格丽特却回复“没有”，“我的脸今天红了。但威尔逊先生的脸一直是红的”[4]237。受现代派绘画影响，海明威在写作中喜用各种色彩表达意象。评论家沃兹也说：“每当海明威小说中提及一种颜色，就不能不引起警觉。当他具体提到一种颜色时，海明威其实是在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此段落的象征意义或者段落中的这种颜色描述或整合的艺术优势。”[6]从象征意义上来看，“红色”在此处有着双重意义①：一方面夸耀威尔逊的勇敢和男子气概；另一方面，红色又代表着诱惑、危险和性。威尔逊的红脸是其持续不断的性魅力的体现，而相对的玛格丽特说麦康伯从来不会脸红，正是在与威尔逊的对比下否认了麦康伯。玛格丽特说自己的脸红了，象征着她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已经挣脱了理性控制，预示着她将做出出轨的伦理选择。

第三次是玛格丽特从帐篷哭完出来之后。玛格丽特的哭表明她在做出出轨这一伦理选择之前，是经历过一定的心理斗争的。从小说的前后文来看，玛格丽特曾经向麦康伯保证过在游猎期间不会出轨。然而当她亲眼目睹了丈夫的懦弱，并看到与阳刚的威尔逊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之后，失去理性控制压抑的自由意志和原始欲望不断地将玛格丽特引向威尔逊。虽然她也在伦理层面经受了一定的内心挣扎，然而她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的欲望，并选择当晚出轨威尔逊。当玛格丽特从帐篷哭完出来后，整个人明显转变，“她正从她的帐篷走过来，看上去容光焕发，兴高采烈，楚楚动人”[4]241。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原始欲望流露，夸赞威尔逊的打猎本领，说他“可爱”[4]243。而威尔逊在“什么都打”[4]243的回复中，“打”(kill)一词也一语双关地回应了玛格丽特的挑逗②。玛格丽特在与威尔逊调情的同时，三番五次挑起麦康伯懦弱不敢打猎狮子的伤疤，对其语言冲撞。例如，“弗朗西斯会不会打狮子，那有什么关系？打猎不是他的职业”；“我要去。弗朗西斯，我不可以去吗？……我不想错过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弗朗西斯，(大羚羊)是你打来的吗？……它们不危险，对不对”；“啊，狮子……我已经把狮子给忘了”[4]243-245。玛格丽特的嘲讽和挑衅气得麦康伯大骂：“你那泼妇德行干吗不收敛一点。”[4]245玛格丽特的冲撞显示出她对原始欲望的非理性追求已经转变为对丈夫麦康伯复杂情感的非理性意志。此刻在她眼里，麦康伯只是一个让人唾弃的胆小鬼，而做一个懦夫的妻子显然是毫无颜面可言。因此她需要通过对丈夫的背叛和对威尔逊的追求来实现她的个人价值，于是当晚钻进了威尔逊的帐篷。

2.非理性意志下的冲突表现

虽然在二人长久的婚姻中，弗朗西斯·麦康伯面对妻子的背叛一再选择了容忍和退让，但显然这次麦康伯不准备继续如此了。麦康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建立一个正常的伦理秩序，纠正目前畸形的婚姻状态。但此时在非理性意志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玛格丽特早已不愿回头，于是与决心改变自己、重构正常伦理秩序的麦康伯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推动小说进入高潮部分。

打猎野牛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玛格丽特与麦康伯产生了3次冲突，展现了玛格丽特逐渐发现与麦康伯的冲突的过程，并导致了最后枪杀麦康伯的悲剧。

第一次发生在打猎野牛前，围绕玛格丽特是否应该参与打猎，麦康伯、威尔逊和玛格丽特产生了口角。面对玛格丽特的威胁，麦康伯一改之前的“大度宽容”[4]267，显得十分强硬，“你不会离开我……你规矩点……我讨厌那个红脸畜生”[4]273。这是麦康伯下定决心并实现决心的行为体现，此时玛格丽特虽示弱承认了自己无法离开麦康伯，但还没有意识到麦康伯坚决的伦理诉求和改变。

第二次是猎杀野牛后，去参观尸体和现场的时候。在此之前，有两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玛格丽特亲眼目睹麦康伯打死野牛后，第一次夸赞他“你真了不起，亲爱的”[4]281。二是在得知第一头牛钻进灌木丛后，玛格丽特幸灾乐祸地“充满了期待”，认为“那么就会像狮子的情况喽”[4]283。但是当她真正看到那血腥的场面，以及麦康伯一反常态的兴奋和急切之后，玛格丽特表现出了极度的恐惧和排斥。她一再提议去树荫下，并且“脸色苍白，面容憔悴”[4]285。这时，玛格丽特已经惊恐地认识到麦康伯的改变和决心，他不再是之前那个懦弱无能的麦康伯，而是有了坚定的行动力和意志力。玛格丽特的恐惧不仅来源于血腥的现场，还在于她认识到一旦麦康伯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那么从前畸形的伦理秩序将不复存在，违抗麦康伯的下场也许就像面前这些血淋淋的野牛，必死无疑。然而玛格丽特非理性意志让她不愿意轻易服输，这就引起了第三次的冲突。

第三次发生在三人在树荫下休息，准备去猎杀逃走的第一头野牛之前。在清楚地看到麦康伯的变化后，玛格丽特与麦康伯产生了激烈的语言冲突。当他们来到树荫下，玛格丽特还未从惊恐中平静下来时，麦康伯就迫不及待地向玛格丽特表达追猎时体会到的“美妙至极”的感受，而玛格丽特却是“刁钻刻薄地”表达“讨厌”、“厌恶至极”[4]285。玛格丽特话中有话，她不仅是在指责“坐着汽车去追捕几头走投无路的野牛”这一卑劣残忍的打猎方式，更是在表达对麦康伯身上所发生的变化的排斥。毕竟，就连威尔逊都察觉到麦康伯的变化可能带来的结果，“或许他也不会再戴绿帽子啦”[4]287。“她非常害怕某些事情”，玛格丽特害怕麦康伯要求重构二人正常的伦理秩序，“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已经竭尽全力，如今他们俩的关系弄成这样，不是哪一个人的错”[4]289。她已经接受了出轨以来的混乱常态，并默认懦弱的丈夫也对此接受。而现在麦康伯突如其来的变化显然让她措手不及，于是刻薄地说麦康伯的勇敢来得“有点晚”[4]289。从玛格丽特的行为和言语可以看出，她对于丈夫麦康伯表现出的重构正常伦理秩序诉求是强烈反对和拒绝的。十分有趣的是，面对玛格丽特竭尽全力的语言挑衅，麦康伯却丝毫不受影响，继续沉浸在获得勇气与自信的喜悦里，这就意味着玛格丽特的反对和拒绝无效。这一部分中，玛格丽特被非理性意志所主导，文中频频描写她的恐慌和轻蔑情绪就是表现之一。亲眼目睹围猎的血腥场景后，玛格丽特还产生了对野牛的同情心，而这潜意识中的同情，将对玛格丽特的伦理选择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

三、无可挽回的伦理选择

通过前面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丈夫麦康伯即将与野牛对峙的紧要关头，玛格丽特正处于非理性意志主导下的伦理混乱中。但并不意味着她此刻已经杀心大起，决心蓄意谋害麦康伯。事实上，在玛格丽特扣动扳机前，她面临的伦理选择并不是开枪与否，而是应该把枪口对准谁。

斯芬克斯因子来源于有关斯芬克斯的希腊神话，用于解释人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善恶并存的现象。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就是做人还是做兽，而做人还是做兽的前提是人类需要认识自己，即认识究竟是什么将人同兽区别开来。”[7]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人性因子表现为理性意志，兽性因子表现为自然意志、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斯芬克斯因子从人同兽的结合点上说明人同兽之间只是一步之遥[8]。

玛格丽特选择出轨，打破伦理秩序造成的伦理混乱，究其原因，是她身上的兽性因子战胜了人性因子。而当面对变得勇敢自信的麦康伯时，玛格丽特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也在激烈地发生变化。在玛格丽特开枪前，对她唯一的描写是“他妻子正看着他，身边放着一支步枪。他向她挥挥手，她并没有挥手作答”[4]291。根据玛格丽特在做出出轨选择时，纠结大哭的表现，她不可能是突然变得铁石心肠，而更可能是顺着之前的思路，思考两人未来关系的走向。此刻的冲突焦点还在于二人关于伦理秩序诉求的矛盾上，并未上升到麦康伯的存在这一极端问题上。当麦康伯迎击野牛陷入危险时，玛格丽特举起枪是危急之下的条件反射。因为根据文中方位描写，汽车平行于灌木停放，麦康伯等人下车前往灌木丛，野牛从灌木里蹿出；假若不打死野牛，它是有可能冲向汽车的。

关键在于玛格丽特扣动扳机时的伦理选择。前面已经分析过，玛格丽特此时正经历着非理性意志主导下的伦理混乱。与丈夫的伦理冲突让她处于一种恐慌、拒绝的情绪状态之下。而瞬间遭遇野牛和丈夫生死攸关的时刻，更是加剧了这种不稳定的心理情绪，很难做到理性控制。另外野牛这一因素也必不可少，前面提到过玛格丽特在目睹野牛的血腥尸体后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此时这种同情心极大地激发了玛格丽特身上的兽的本能。在兽性因子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的潜意识将自己想象成了面对强者麦康伯时那走投无路的野牛。无法将自己与动物区分的玛格丽特，如此一来便站在了野牛的立场上，认为不是麦康伯死就是玛格丽特(野牛)亡，与麦康伯变成了敌对关系，完成了把枪口对准麦康伯的伦理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这一伦理选择几乎是在扣动扳机的瞬间完成的。而对于射击这种需要高注意力和控制力的运动来说，任何一个电光石火的念头都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偏差。虽然玛格丽特在举枪的瞬间是出于人的自卫本能，或者是保护麦康伯的伦理责任，然而当她开枪时则是她伦理选择的结果，导致她最终打死了麦康伯，而不是野牛。

只不过玛格丽特的这一伦理选择过程太快，以至于她还没有自觉，就已经杀死了丈夫。冷静之后，才意识到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玛格丽特最后抱着麦康伯的尸体痛哭并不是在弄虚作假，而是在恢复人性因子之后的后悔、惊恐和负罪感等情感使然。威尔逊最后的指控和嘲讽则是不负责任的，正如他一贯的行为作风。

四、伦理启示与总结

长久以来，在海明威作品研究中，玛格丽特都被简单划归为“妖妇”一类，与“天使”两相对立。刻板化的平面解读不仅使文本意蕴大打折扣，更消磨了这场极具震撼力的家庭悲剧所带来的伦理启示。悲剧的最终根源在于夫妻二人畸形失衡的伦理秩序，正是由于伦理秩序的不健全，玛格丽特才会毫无顾忌地任由自己原始欲望的发展，听凭非理性意志的引导走向罪恶的深渊。因此，玛格丽特最后杀死丈夫也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蓄意来结论，而是各种因素影响下的伦理选择所导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小说不仅是在写作麦康伯夫妇的家庭悲剧这一单一个案，更具有警示社会的普遍意义。小说中多次暗示在当时上流社会家庭伦理秩序失衡已经是普遍现象，不仅报纸专栏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连远在非洲的职业猎手们都有所耳闻。而麦康伯夫妇作为其中的代表，其悲剧就在于警示更多的人，正确的伦理秩序在维护个人及家庭幸福中是多么的重要。玛格丽特的形象也生动地说明，抛弃理性任由自由意志和原始欲望发展，最后只能使人退回兽的低级状态，并付出惨痛代价。

注 释：

① 参考维基百科red 词条Symbolism 条目解释：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d#Symbolism。

② “打猎”(kill)一词不仅指猎杀野兽，还意味着猎获女人。引自：朱旬萍：《从<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看海明威的小说技巧》，《平原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 董衡巽．国外海明威研究的新成就[J]．外国文学动态，1998(6)．

[2] 苗永敏．弗朗西斯·麦康伯的死因再探[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2)．

[3] 王 慧，徐 凯．海明威笔下的女性[J]．外国文学评论，2000(2)．

[4] 欧内斯特·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萃[M]．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9．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6] 周 汶．海明威风格中的现代派绘画特质[J]．当代外国文学，1999(3)．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

[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5-276．

[责任编辑：赵秀丽]

2017-01-03

马菱菂，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3.012

I 109.5

A

1672-6219(2017)03-00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