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料、笔记中的“好事者”形象及其作用

2017-04-02 20:46
关键词:好事者

杨 帅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浅谈史料、笔记中的“好事者”形象及其作用

杨 帅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文章主要讨论了两种层面的“好事者”角色,一是史料层面的,即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主要把他们放在艺术作品生产-消费这样一个大环节中来考察;一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故事中的人物,主要从作者叙事与读者期待心理的角度分析其角色及作用。史料层面的“好事者”表现为诗、书、文、画的抄写、传播、记录、保存者,他们是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读者或者读者兼创作者,他们也积极参与了文本的再创作。故事中的“好事者”扮演着积极行动的读者/观众的角色,他是读者/观众期待心理的一种代表符号,是作者设定的一个重要角色,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者证明故事“真实性”的作用。

“好事者”; 文学生产、传播; 手抄本文化; 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互动; 叙事; 期待心理

柳宗元的《黔之驴》中有这么一位(或几位)“好事者”的形象:“黔无驴,好事者船载以入。”这里的“好事者”被解释为喜欢多事的人。我们注意到,这位(或几位)“好事者”引发了故事的开端,如果没有他(他们)的多事之举,就不会有这个故事。而《魏书·王慧龙传》中的“好事者”们则完全是一群狂热粉丝的形象:“(王遵业)尝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1]因为对王遵业才学、样貌的仰慕,所以他们不惜毁坏新鞋子来学王的着装。

翻检古代史书和笔记,我们时常会发现这类好奇有趣、热心粉丝的形象,他们没有真名实姓,而是被笼统地冠上一个“好事者”的称谓。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粗略谈一谈这类“好事者”形象的特点及其叙事功用。

一、史料层面的“好事者”形象

《梁书·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2]享有盛名的文学家的诗文被文学爱好者传抄、背诵,这些“好事者”们不仅是诗文的第一读者,而且还是文学作品的传播者。正是在他们的推崇和赞赏中,优秀的文学作品才得以流传开来。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爱好文学的时代风气,而且让我们窥见到当时的“手抄本文化”。在宋代活字印刷术没有普遍应用之前,诗文的流传都是以手抄的方式进行的。在抄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舛误,甚至一些抄写者还会主动对文本进行选择。根据田晓菲的研究,“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这些人以其抄写、编辑、改动、修饰、补缺等等活动,参与了手抄本的再创造。”[3]8“好事者”们作为热心的读者、作品的传播者,参与了对作品的再创作。这种对手抄本的再创作,既可能让原本质量变低,也可能美化了原本[3]2。

我们还可以在史书中检索到“好事者”作为诗文抄写者的例子:

文宣之时,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传于周、齐,家有其书。[4]1525

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诗至京,盛为当时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上而玩之。[5]

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注意到“好事者”抄写诗文的目的是“玩之”,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审美欣赏,而且还有学习揣摩的意味。在《南史》中关于吴均的一个例子里面这一点表现得更明显:“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4]1780“好事者”对优秀文学作品并不止步于欣赏、抄写原文,而且还学习、模仿,甚至进一步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宋书·谢灵运传》中的一段记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断这群诗文爱好者的身份、地位:“(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6]这里的“贵贱”、“士庶”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这群“好事者”的身份,即从贵族到普通百姓,这群热心的读者阶层是十分广泛的。田晓菲认为:“这个抄写者可以是任何性别、年龄和社会背景的人:职业抄手,显赫的文人,世家子弟,读书识字然而学问不算渊博的一般平民或者多才多艺的妓女。抄写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他或她抄写一部文本,可以是为了谋生,为了对诗歌的爱好,或者为了爱情。”[3]8

这里我们看到了以热心读者和抄写者身份出现的“好事者”形象,他们是湮没在历史之中默默无闻的一群读者或创作者。尽管他们的角色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作为文学生产-消费环节上的重要一环,他们在促进文学传播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作为读者和抄写者,通过抄写、编辑、改动、修饰、补缺等等活动,他们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再创作。

我们还可以在另外的一些文献中看到“好事者”的这种抄写、传播文学作品的形象:

好事者刻白乐天《游大林寺》诗并前后序坎石于屋壁。[7]卷二

邦彦尝为溧水令,故邑有词集,其后好事者取其在邑所作文记、诗歌并刻之。[8]1074

好事者们不仅保存、记录了作品,而且还推动了作品的流传。

还有一些“好事者”是作为作品或艺术品的保存者和收藏者的面目出现的,例如:

皇祐元年书成,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8]373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9]《饮茶》

王宰者,大历年家于蜀川,善画山水树石,意出像外,故杜甫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今蜀中寺观亦无画踪,唯好事者收得。[10]卷下

这里的“好事者”作为艺术品保存者、收藏者的身份出现,显示出他/他们对作品的喜爱欣赏以及对作品内在价值的认同。这种身份地位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好事者”在艺术生产-消费过程中推动艺术作品传播、消费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他们的行为对艺术生产也是产生了反作用的。这种对艺术生产的反作用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例如在《汉书·东方朔传》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好事者”对人物故事的“添油加醋”是如何影响到班固的写作的:

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炫燿,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11]

因为“好事者”们把奇言怪语都附加东方朔的身上,班固在写作时不得不详细记录并考察东方朔的事迹以保证他书写的真实性、准确性,这样他写出来的史书才让后人信服。这里我们看到“好事者”们的主动加工创造对文学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的“添油加醋”让原来的故事变得模糊不清。

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

则此书殆后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绝非戴德本书也。[8]116

后面的第二个例子则直接涉及到“好事者”们假托前人、伪造作品的事例了。这显示了“好事者”们的行为对文学传播产生的消极影响。他们没有忠实地记录和反映书的原貌和原作者的意图,为后来读者的理解和阅读带来了困扰。

这种作为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保存者、记录者的身份与上文提到的抄写者的身份具有一致性,即他们以读者或读者兼创作者的身份成为艺术生产-消费环节的重要一环,他们推动了艺术作品的传播、消费,并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再创作中,对艺术生产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以上这部分所描述的抄写者以及保存者、记录者的形象可以作为史料层面的“好事者”形象来理解,即他们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类人,一类没有被历史记载姓名的普通大众。还有一类“好事者”形象出现在故事中,在故事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笔者将之理解为作者虚构的人物,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类“好事者”形象。

二、故事中的“好事者”形象

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好事者”作为热心读者的例子,这个例子在《旧唐书·王维传》、《国史补》、《太平广记》中都有记载:

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12]1619

这个故事中的“好事者”可以被理解为一位故事之外的热心读者的代表,他在读过或者听闻了王维的事迹之后产生了怀疑心、好奇心,然后去实际验证王维的论断,结果他证实了王维的论断。他从内部保证了故事的“真实性”,整个故事到他那里圆满落幕。这里作者采用了一种借用“故事外的人”的亲历亲见、亲身实践来说服读者的叙事策略,旨在消除读者的好奇与疑问并说服读者,让读者对故事深信不疑。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也有着以“刘子骥”身份出现的这样一个“好事者”形象:“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刘子骥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然而他寻访桃花源的事迹却是虚构的。这种虚构出来的“好事者”的行为正是作者设下的一个圈套,意在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证明故事的“真实性”。“好事者”角色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他仿佛既在故事之中,又在故事之外,他积极地参与到整个故事之中,既是旁观者(观众或读者),又是参与者(演员)。

还有一些积极活跃的“好事者”,因为自身的积极创作而参与到故事中:

至楚州遇变,(吴尧卿)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敛之,未及就圹,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12]1963

《吴尧卿》这个故事中的“好事者”对整个故事起到了补充和丰富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再看《裴知古》和《逆旅客》两个例子,看看“好事者”是如何参与到故事之中并且在故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的: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殆死。[12]1535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倾既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曙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挫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12]556

在这两个故事里,如果没有两位可爱的“好事者”带领我们去追踪事件的后果,整个故事将是残缺不全、无法继续进行的。“好事者”代替读者去揭示故事的谜底,同时用他的“亲眼所见”证实整个故事的“真实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镶嵌的结构:故事之中的“好事者”在窥探骑马者的结局/逆旅客的秘密,而故事之外的读者在窥探着“好事者”的举动。读者不仅窥探到故事的结局与谜底,而且看到了“好事者”窥探的行为。所以说,“好事者”有着替代读者的作用,而且这种替代作用会带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

“好事者”的这类角色让人想到文学理论中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几乎伴随着故事的开始,读者就已经介入了故事的创造,直至最终完成。除了故事的叙述者提供的情节线索之外,读者自身也存在着一条潜在的故事推进程序。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通过大量的猜测、疑问、推理等方式介入故事,其中最为重要的介入叙事的方式是期待和满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许是修正或抗拒。”[13]这里谈到的是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期待与渴望满足的愿望实际上潜在地影响着故事的发展,而在上述引用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好事者”已经不是这种现实中的读者,而是作为一个有明显标志的、行动着的角色出现在故事中。他可以说是读者的替代者,是读者猜测、疑问、推理的一种代表符号。在故事中他有着推动故事走向结局和代替现实中的读者去行动(即揭示“故事真相”)的作用。

“好事者”所代表的读者(或者观众)的期待心理与故事叙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个例子进一步深入探究。《太平广记·贡举二》中记载了陈子昂为求文章显名、不惜花费百万买下一把胡琴、然后毁坏胡琴的故事。我们注意到其中“好事者”作为热心观众以及音乐爱好者的发问:

众咸惊问曰:“何用之?”(陈子昂)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地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12]1331

“好事者”的发问代表了广大观众的期盼心理:价值这么高的一把胡琴,再加上一个擅于弹奏它的乐手,会演奏出怎样不可思议的音乐出来呢?在前面《王维》、《裴知古》、《逆旅客》、《桃花源记》的例子中,故事的发展是完全符合读者的预期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写好了故事的结局,“好事者”只不过是按程序把故事引向结局。而在这个故事中作者的叙事打破了读者/观众的预期:陈子昂并没有弹奏出天仙般的乐曲,相反他摔破了胡琴。这显示出作者叙事与读者期待心理之间的一种张力——作者没有去满足读者的期待心理,而是用“先破后立”的方式带给读者惊喜和新奇。如此一来,读者便会叹服于作者叙事的高超。这个故事中的“好事者”扮演起了一个积极提问的观众的角色,他的提问激起了读者的好奇,而不是像前面的故事中那样去消除读者的好奇。同时,他的发问也诱导了读者对故事发展方向的预测,这种预测有利于形成预期与结局之间的反差。最后,他的发问还起到了推动故事往前进一步发展的作用。由此看来,“好事者”确实是作者安排的一枚重要棋子。

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种作为观众和读者的“好事者”形象为什么没有被具体的姓名,比如“张三”、“李四”来代替呢?笔者的看法是,“好事者”是一个笼统性的词语,也是史料和笔记中常用的一类形象。他本身是一种固定的读者/观众的形象。读者易于理解,作者用他来叙述也很方便。所以作者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不用大费周章去用一个“张三”。此外,古代对姓名的避讳也让作者不敢轻易使用姓名。最后,使用“张三”、“李四”这样具体的姓名去代表一个读者/观众的话会让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带有太强的作者捏造的痕迹,而使用“好事者”这种形象的话却容易让人以为他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从而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让故事更具“真实性”。

笔者主要从作者叙事与读者的期待心理的角度讨论了“好事者”形象在故事中的角色及作用。“好事者”之所以出现在故事中,是作者采用的一种叙事技巧。故事中的“好事者”对故事的积极参与和前面谈到的抄写者对文本的再创造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他们都有着热心读者/观众的角色属性。

三、小结

这篇文章中笔者讨论了两种层面的“好事者”的角色,一种是史料层面的,即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主要把他们放在艺术作品生产-消费这样一个大环节中来考察;一种是故事中的,即理解为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主要从作者叙事与读者期待心理的角度分析他们在故事中的角色及作用。史料层面的“好事者”表现为诗、书、文、画的抄写、传播、记录、保存者,他们是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生产、消费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读者或者读者兼创作者,他们也积极参与了文本的再创作。作为故事中的“好事者”,他在故事中扮演着积极行动的读者/观众的角色,他是读者/观众期待心理的一种代表符号,是作者设定的一个重要角色,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者证明故事“真实性”的作用。

[1] 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879.

[2]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83.

[3]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李廷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李廷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19.

[6] 沈 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4.

[7] 陈舜俞.庐山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

[8]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台北:广文书局,1979.

[9] 封 演.封氏闻见记[M].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51.

[10]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6.

[11]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74.

[12] 李 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 格 非.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J].文学教育,2006(7).

[责任编辑:杨 勇]

2016-03-01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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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219(2017)01-00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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