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台海危机中的美国对台政策论析

孙泽学， 王 珏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第三次台海危机中的美国对台政策论析

孙泽学， 王 珏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大肆鼓噪“反攻大陆”，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对于台湾当局的冒险行为，美国在坚持保护台湾安全的前提下，采取了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政策。之所以如此，与冷战背景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名义上存在的中苏同盟、美国对台湾军事力量的考量、美国开始松动的对华政策及其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有关。

第三次台海危机； 美国对台政策； 冷战

一、冷战背景下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美苏争霸为主轴的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世界的安全经受了一系列危险的考验。从柏林危机中苏联的退缩到猪湾登陆中美国的失败，美苏两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互有胜负。1962年两大阵营冷战正酣。4月，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世界的焦点集中在了欧洲与拉美。

太平洋西岸也不平静。从1960年起，印度政府不断挑起中印边界冲突，1962年秋则变本加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苏分歧导致裂痕继续加深，原来被视为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分裂。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因“大跃进”的挫折而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1962年夏，内地平均每月有数千居民流向香港。大量的人口迁移似乎暗示中国大陆局势失去了控制。在美国看来，中国大陆已是内忧外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北平比1947-1949年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衰弱。它显然在独立支撑，苏联经济和军事援助即使没有完全停止也在逐渐减少”[1]270，在失去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中共是缺乏战斗力的。于是台湾的蒋介石雄心勃勃地准备将反攻大陆的计划付诸实施。

对于偏安一隅的蒋介石来说，反攻大陆、恢复旧有的统治既是其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维系岛内稳定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坚持法统地位，反攻大陆是当时台湾当局的根本利益所在。“日益年迈的蒋感觉中华民国的地位正受到腐蚀”[1]270，他想把反攻大陆作为其巩固政权的筹码、鼓舞士气的良方，而1962年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国民党还普遍忧虑和担心的是美国有可能转向“两个中国”的政策，这也是蒋介石所不能同意的。为此，蒋介石正在为试探性的行动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

从根本上说，蒋介石反攻大陆主要依托于美国。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台的军事援助，使得台湾空军获得了与大陆空军作战的优势，这使蒋介石相信，“一旦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任何地方建立桥头堡，美国人就一定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2]然而，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提出的“遏制但不孤立”战略使得美国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变得不再明朗，蒋介石深感疑惧。他以为只有在台海造势，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行动才能拖住美国，阻止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共的政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蒋介石对美国政策的理解导致他考虑背水一战”[3]。

于是，蒋介石积极准备实施“待机反攻”的计划，并透过各种管道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早在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访台时，蒋介石就曾提出要求，希望美国提供空运飞机和通讯设备，支持国民党在大陆开辟游击基地。1961年初台湾当局将拟定的详细作战计划告知美国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随即台湾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备战状态。1962年初，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大陆决策机构——“最高五人小组”，在征招新兵的同时无限期地延长原定退伍军人的服役时间，把海上运输组成“动员编组”，还向工商业征收一种税率很高的“入侵准备捐”[4]555……总之是在全岛实行了包括兵员、物资、运输、政治思想、战时经济在内的全面动员。

面对台湾当局的武力挑衅，中国大陆严阵以待，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做出了及时正确的部署。1962年5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紧急指示，在兵力配置、武器装备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6月份的头三周中，人民解放军调集了10万部队进入浙江和福建[4]576。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和民兵武装掀起了杀敌练兵运动高潮，军民合力，对国民党军队先期的小股突袭给予了坚决彻底地打击。于是，第三次台海危机在台湾挑衅性准备中渐渐浮出水面。

二、美国的“温和”劝阻

1962年5月，蒋介石将拟定的反攻大陆计划送往白宫，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美国的对台政策基调始终是：坚持保护台湾安全，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基于此，美国为能“温和”地劝阻蒋介石，在对台政策的具体操作上可谓煞费苦心。

1.虚与委蛇

美国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并不看好。为了不断拖延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时间，1962年3月9日，美国暗示台湾当局，“详尽地研究双方为了采取冒险行动而收集的情报和拟订作战计划是必要的。”[1]2763月30日，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要求美国国务院采取措施，阻止岛上媒体对进攻大陆的主题作过度宣传。次日，美国再次明确重申，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支持台湾当局所设想的那种规模行动的可能性。此时，美国政府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他们安慰蒋介石，美方需要进一步调查大陆的情况，以增加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相互磋商。然而，到了5月29日，美方放弃了敷衍与掩饰，肯尼迪政府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美方的真正目的：他更愿意以收集情报不利为由，回绝台湾反攻大陆的要求[1]303。

同时，为了防止台湾的过激行为，美国极力敦促台湾当局不得单独行动。3月9日，肯尼迪总统指示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与蒋介石讨论反攻大陆问题时应强调：所有关于反攻大陆的讨论应遵守美国国务卿与台湾方面在1954年12月10日换文中所达成的谅解[1]276。继而提出美方参与台湾的进攻性计划的研究与讨论，以便对其行动进行约束。美方后来甚至以台湾相当忌讳的联合国问题对其施压，企图利用联合国内对台湾反攻大陆计划的反对声浪迫使台湾让步。6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报告中说，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挑衅性声明被重复，它“将给美国在联合国带来问题和难堪”[1]336。

2.釜底抽薪

1962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针对“最高五人小组”实施的战时经济动员令，要求紧急约见陈诚，表示美国政府对于目前正在使用和提出的军费开支的惊人增长对台湾经济稳定构成的威胁深感忧虑，并认为这会影响台湾安全事务和美台伙伴关系，要求台湾当局对军费开支加以限制。当了解到主管经济的陈诚对美国要求缩减经费无动于衷时，美国于5月4日再次致电台北大使馆，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军费开支大量增加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要求台湾将正在筹备的“军事准备计划应暂时搁置”[1]290，并警告与新税收有关的反攻大陆的宣传高潮违背了台湾当局过去的承诺。

但是，台湾当局并未对美国的警告特别在意，仍欲一意孤行。美国政府转而以减少对台军事援助相要挟。12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口气强硬地表示，由于台湾单方面将美国军援物资从双方同意的目的转为他用，违背了1951年2月9日签署的《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美国威胁道：“这种挪用以及军事开支只能对经济计划和美国履行对中华民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对我们获取国会对它的支持构成障碍”，美方可能因此减少或中断未来的军事资助[1]357-358。

3.软硬兼施

鉴于台湾在太平洋西岸的重要战略价值，美国在敷衍与拖延的同时，也感到一味拒绝会恶化双边关系，甚至导致台湾单方面铤而走险，因而对台湾提出的某些要求也加以考虑，如答应帮助台湾培训飞行员，分期向台湾提供C-123、B-57飞机和登陆艇，也不反对台湾对大陆实施20人左右的空投偷袭计划等。1962年6月初，中共军队在福建大规模集结。19日，美国国务院认为这是大陆“意欲对一些沿海岛屿发动全面进攻”。6月23日，北京通知华盛顿将在华沙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美国支持蒋介石侵犯大陆提出警告。在此情况下，美国一方面要求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能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借口”[1]303，另一方面则强调美国将根据相关的条约执行防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重申“鉴于不断发展的军事态势，美国当然将期待着与中华民国政府就应采取的适当措施进行密切的磋商”[1]313。7月27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政策仍是七年前的福摩萨决议。美国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保证福摩萨及澎湖列岛的安全。……1954年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坚持这一政策，从广义上来讲，任何对台湾外岛的威胁都与福摩萨和那一区域的和平相关……我们的政策，特别是在面对武力进攻面前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5]13

由于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深恐反攻大陆将美国拖入两线作战的窘境，遂要求台北不要在大陆问题上给美国制造麻烦。美方认为，根据大陆和越南的局势，美台都要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去错误信号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表示，“我们反对首先向大陆使用武力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在目前可以预见的形势下，我们不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登陆行动，并且不能同意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无奈，只能默然接受了美方的立场，“承认解决越南问题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1]389。

无法得到美国的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时间只得一再推延。但蒋介石并不想轻易放弃，为此进行过多方努力：如要求美国采取“更灵活的态度”，质疑1954年《共同防御条约》是否仍然适用，还提出要美方同意反攻大陆完全是台湾的“内部事务”，以台湾能够帮助美国打击中共的核设施作为交换条件，诱使美国支持，甚至打出了“下野”牌要挟美国。为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与新任美国驻台大使柯克的关系也不融洽，对他很不信任。本应由柯克给美国总统直接传递的信息却不经大使而由到台北访问的美方人员间接传递给美国总统。1963年2月4日，柯克向肯尼迪总统抱怨：“委员长不可能与我融洽相处，他想用其他的方法绕开我。”[1]363

1963年9月10日，蒋经国与邦迪会谈时表示，台湾当局将承担在美国支持下的行动的所有政治责任并且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很明显，蒋经国是想以此为条件换取美国的支持，但美国不为其言论所动。邦迪告诉蒋经国，美国虽然高度重视削弱中共，但此时美国政府不想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他甚至对蒋经国泼冷水：“由于过去两三年台湾当局在小规模的行动中没有取得什么成功，更大规模的行动也将是没有效果的。”9月11日，在以美台关系为主题的会议中，美方一边用“反攻失败会导致世界各地自由事业的挫折”威逼蒋经国，一边以“在古巴的不愉快的经历”为例，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

由于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态度冷漠，1963年9月8日，蒋经国与克莱恩会谈时说，蒋介石已授权他声明，除非大陆出现反抗运动，否则在未来的18个月内，台湾不打算发动军事进攻[1]374。12月19日美国驻台北大使莱特的报告也说：“台湾当局准备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似乎已经进入了长期的沉寂。”[6]232至此，第三次台海危机落幕。对台湾当局而言，这是一次中途流产的大规模军事反攻；对美国而言，则是维护自身利益控制台湾的又一成功力作。

三、美国对台政策剖析

围绕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台双方的争持，我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似利益且关系密切的美台双方会在这件事情上出现矛盾？美国“温和”劝阻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原因何在？

1.恐怖的平衡：核时代美国被压抑的全球战略

世界局势中的战略平衡时刻左右着大国的行动。20世纪中期，国际政治的主轴是围绕着美苏争霸展开的。核时代的到来使美国获得了足够强大的力量，却因“核战危机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以达到的目标”，导致了“赞同维持现状的论调总是胜过想打破现状的冲动”[7]563。由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也都清楚任何“一位喜欢挑衅或者神经紧张的军官的一个偶然错误或一个轻率行动，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核辐射与毁灭”[8]。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因此，战后美苏领导人都审慎防止双方的冲突升级为可怕的核战争，正如基辛格所说：“在接近核均势之际，核武器却限制了美国冒险的意愿，也局限了美国外交运作的自由范围”[7]551。“核均势”的存在使得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也不能贸然行事。世界和平就建立在这种微妙却恐怖的平衡之中。

1962年对美国来说实在是一个多事之秋。美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但在那里，柏林危机还未完全结束；在亚洲，美国越战缠身；在拉美，猪湾入侵的失败对美国而言被视为如同英法丢失苏伊士运河般的奇耻大辱。第三次台海危机酝酿时，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中苏同盟的关系出现巨大裂痕，但古巴导弹危机却一再提醒着美国人，苏联插手的可能性极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再同意和支持台湾当局进行这场作战风险极高的大规模军事反攻，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将导致美国战线拉长，出现新的战争热点，乃至于引发与中国政府的正面冲突与直接对抗，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与中共的一场大战。这违背了美国传统的战略部署。而且，美国当局认识到依靠常规战争与中国大陆作战，美国并无必胜的把握，这已为朝鲜战争所证明，而核对抗的后果将不仅是对敌人，而且对自己都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曾拟定一项指令：“除非总统批准，美国不同意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攻击性行动”[6]221。肯尼迪承袭其前任的政策，一再拒绝蒋介石想把美国拖入与中国大陆作战进而引发核对抗的任何企图和动作。

2.巨人的无奈：顾忌名义上存在的中苏同盟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美国一直不希望中共与苏联走在一起。中苏结盟后为离间中苏关系，美国曾制定“楔子”战略，但并未达到目的。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分歧加剧当然是美国所乐见的，但美国似乎并不清楚到60年代初中苏之间因党际分争导致同盟已是名存实亡。因而，在台海危机问题上，美国特别关注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美国统治者认为，由台海危机所引发的与中共的全面战争同时意味着与苏联的战争，因为“假如莫斯科拒绝向它的盟友提供帮助的话，苏维埃帝国将迅速土崩瓦解”。1955年1月25日的美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指出，如果美国进攻中国大陆目标，与中共发生全面战争，中共会尽一切力量进行反击，同时也会寻求苏联的帮助，而苏联一方面会控制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向中共提供必需的地面军事支援“以保持中苏同盟和防止中共政权的崩溃”[9]。

台海危机时，苏联站在中国大陆一边，无疑成为美国不敢轻易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二次台海危机前，美国相信中苏间存在“语调和解释”上的分歧，但并无证据表明中苏有分裂的迹象，如果以中苏分裂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将是“危险”的。甚至提出“至少应避免采取有可能使中苏关系和解的措施”[1]352。1962年1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伯特·柯莫在致邦迪的信中表示：“对红色中国发动重大侵袭前景堪忧，特别是苏联可以选择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将我们的军。”[1]2723月28日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也认为，台湾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万一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受到威胁，“苏联领导人几乎肯定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支持中共，平息叛乱，同时也会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将北京的政策和观点重新纳入自己的轨道”[1]282。3月底，希尔斯曼在给腊斯克的报告中也说，蒋反攻大陆后“一旦苏联干涉此事，势必与美国形成对抗，使美国面对热核战争”[10]。这样，“我们又走入一场在中国的美苏大战，即使不再扩大，我们也不大可能获胜。”[1]271

虽然赫鲁晓夫被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西方和平所期待的最佳希望，苏联也有与美国和解的倾向，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似乎象征着美苏修好，美国政府内部也有“联苏抗中”的声音。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在多数美国分析人士眼中，不论他有什么和平的意图，都被看成一个十分危险的对手。当赫鲁晓夫在1962年7月2日的演讲中强硬表态苏联将会坚决支持中共后，美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台海危机中，“一个不保卫的决定会冒鼓动中共夺取这些岛屿的努力、减少苏联为控制中共而可能发挥的影响，以及严重恶化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的风险。一个保卫的决定会冒中华民国政府加大努力以使我们更深地卷入他们的反击行动，以及使中苏联盟更牢固的风险。”[1]3221963年9月10日，邦迪在华盛顿与蒋经国会谈时亦强调：“没有苏联的干预是反攻大陆的前提，但现在不是这样，也许将来也不会发生。”[1]375

3.审慎的权衡：美国对台军作战能力的考量

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正如1962年6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对台政策的指导原则》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台湾、澎湖与沿海岛屿在战略、军事、政治和心理上对于美国意义重大。台湾当局在这里的失败会大大损害美国的威望，并会减少美国坚定的抵御共产党蚕食其他地区的决心的可信性[1]328。可见，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台湾叫嚷反攻大陆，依靠自身的能力能否实现呢？

根据1962年3月28日美国特别国家情报的评估，虽然“共产党中国的公众普遍存在不满和消沉情绪，地方官员和下级党员干部纪律松弛”，但是“整个政权的控制机构结构完整且运作有效”，公共安全控制体系并未削弱以致崩溃，根本不存在像蒋介石所说的无可救药的状况发生，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叛乱几乎不可能出现，“该政权仍然能孤立并镇压任何可能针对其权威的内部挑战”[5]284。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支援，仅仅依靠蒋介石有限的武装力量，是难以实现其反攻计划的。台湾在过去实施的小股登陆计划执行小规模的破坏任务中，都没有取得过有意义的胜利，因而美国对台湾计划中的反攻大陆并没有信心，明确表示“即使国民党特种部队能够在中国大陆成功立足，也几乎一定会在短时期内被摧毁”[5]284。美方认为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反攻的前提并不存在，如果贸然发动进攻，其部队将会被大量歼灭，不仅金门、马祖外岛会随之丧失，台湾、澎湖也可能遭到攻击而陷入危境。显然，美国不会同意和支持这种把美国拖入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危险反攻中。

4.现实的抉择：开始松动的美国对华政策

肯尼迪上台前后，即酝酿并着手调整台海政策，制造“一中一台”，要求台湾当局放弃反攻大陆成为调整后的战略核心。

事实上，从1958年起，美国国内要求政府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动向开始表面化。1958年11月通过的《克利夫兰声明书》主张促成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同意其加入联合国。1959年1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给副国务卿的备忘录也建议，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要求准备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苏分歧的出现和美国政局的变化，要求重新评估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等人撰写、肯尼迪参与策划的《康伦报告》(即《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报告》)、鲍尔斯的《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最具代表性。《康伦报告》在否定“中国崩溃论”的同时，也否定了美国对华的孤立政策，明确提出“一中一台”的政治构想，要求台湾的军事力量撤出沿海岛屿。尽管反对的声浪很强烈，但它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11]。《重新考虑中国问题》则主张美国对北京和台北的关系都应重新审议，提出美国应从现实出发正视中共政权的实力，建议美国应设法使台湾“中立化”。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思潮”，使得杜勒斯和艾奇逊“无视中国存在”的政策被动摇。肯尼迪由于强调“微调”而对华采取“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12]21，开始试探对华政策变化后国内外的反应。

其实，美国在对华关系处理方面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一方面，美国断定“这两个国家(中苏)无论是分是合都会‘在根本上继续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只是程度和方式可能会有不同’”[1]353；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随着中国大陆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发展的大国，拒不与之往来，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这种内在矛盾到了60年代已经基本无法再协调下去了，国内对华舆论日趋活跃，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态度更趋于现实。日益强大的民意推动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逐渐变化。在国际上，美国控制联大的能力日益减弱，其盟国渐渐脱离美国的孤立中国政策，开始实施与中国的交流[13]。

因此，在处理对华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变得相当谨慎。这种谨慎的态度在其对台政策上体现即是反对台湾当局武力反攻大陆，但也十分坚决地表示保卫台湾的安全。

5.政策的延续：美国对台的基本立场

美国一直视中共为其主要敌人，千方百计包围、封锁、遏制中国发展，始终将台湾看作它围堵红色中国的前哨，在此驻扎重兵，还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国共产党中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14]。为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提出“放蒋出笼”，继而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台湾虽得到了美国的保护伞，但却被绑住了手脚。根据条约换文规定：“鉴于两缔约国在该条约下所负之义务，及任一缔约国自任一区域使用武力影响另一缔约国，兹同意，此项使用武力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15]。可见，若无美国同意，台湾不得自由行动。对此，台湾《自立晚报》曾评论说，该条约“最大缺点是无助于我反攻大陆”，“照条约规定，如我对大陆发动非防御性的行动时，必须与美国磋商，这种磋商，在事实上不易获得美国同意。”[16]这一规定确定了美国在台湾反攻大陆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从此掌握了主动权。

美国认为，从阿拉斯加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冲绳、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御链对其“西太平洋的安全具有重大作用”，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守住太平洋近海岛屿链，防止出现缺口。早在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由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宣布台湾“中立化”，既不允许共产党接管台湾，也不许台湾被用作进攻大陆的军事基地[17]。在第一、第二次台湾危机期间，美国表示协防台湾，并险些扣动核扳机，但鉴于与中共发生直接冲突的后果，美国更倾向于维护台湾现状。它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虽未放弃希望，却不鼓励冒险行动。美国很清楚，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将提出“巨大的军事要求”，会将美国拖入与中共的对抗中。1958年10月，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时向蒋介石建议，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停止战斗并长期维持这样的局面[18]。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台湾表示：恢复大陆人民自由的使命“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19]。艾森豪威尔对台湾的承诺表示满意，认为“蒋介石放弃武力进攻既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20]。此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重申该立场。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演说也表示其反对海峡两岸动武的立场。1962年3月上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致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的信以及肯尼迪致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的信都表示，与国民党进行的所有关于反攻大陆的讨论，均应以美台双方1954年12月10日互换照会中的谅解为基础，以“使用武力都将是共同协定的事情”来约束台湾[1]275。3月31日的白宫会议上，美国总统指示克莱恩从台湾方面获得“不再进一步公开讨论反攻大陆”的承诺。对蒋介石跃跃欲试的反攻大陆，5月17日的白宫会议强调指出，台湾“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军事行动，都必须由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共同根据计划中展开行动之时的环境和条件做出决定”。1963年4月11日，肯尼迪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我们要履行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防卫义务，但“鉴于目前形势的估计，我们不能默许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1]370。

正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美国政府考虑到蒋介石在台海的行动“不仅将危及台湾——这一‘中华民国’的根基，而且也会危及美国自身”[12]111。基于此，美国既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也不放弃分离中国，保持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1]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 陶 涵．蒋经国传[M]．林添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85．

[3] 余子道．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政府的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J]．军事历史研究，2006(1)．

[4]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M]．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 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4册[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9．

[6] 王景弘．采访历史：从华府档案看台湾[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0．

[7]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8] 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342．

[9]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3．

[10] 唐小松．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1961-1968)[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165．

[11] 山极晃．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M]．鹿锡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4．

[12] 温 强．肯尼迪政府与中国——“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缘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3] 张 颖，迟海波．研究委员会决议与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2)．

[14] 陶文钊，梁碧莹．美国与近现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0．

[15]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747．

[16] 冯亦鲁．当前的中美关系[M]．台湾：台北大东南印刷馆，1960：70．

[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utes 1950, Washington, DC: GPO 1996:346．

[18]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67．

[19]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342．

[20] 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67．

[责任编辑：赵秀丽]

2016-11-20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1.021

K 06

A

1672-6219(2017)01-01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