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与救国焦虑
——鲁迅编辑理想的缘起语境与内在逻辑

李金龙

（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广东 汕头 515063）

一

东西方航道打通以后，中西会通交接不仅是中西双方竞存发展的需要，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时人之所以称之为“千年未有之变局”，既是因为新时局、新发现，同时也是因为千年惯有的历时性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列国竞存的共时性存在。王富仁先生说：“从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天起，中国的‘现在’与西方的‘现在’的关系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现在’与中国的‘过去’的关系。”[1]如何适应彼此交错互动的世界新格局，同时在竞争中维护自己的道统和独立，是时人必须应对的重大难题。关于这一点，不仅身处局中的中国人夙兴夜寐、万分焦灼，来传教的外国人也看得十分清楚：“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强邻环列，果能怀柔否乎……今中国与外邦通商已久；不特列邦之人到中国者势不能免，即中国人之到外国者亦实繁有徒。”[2]中国积弱积贫不思进取，偏偏又无法消除西方列强的鹰视狼顾，时刻都有国家覆亡的危险。面对西方的巨大阴影和压迫，曾国藩经常“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3]，对西方势力肆虐和国力的衰微忧心忡忡。李鸿章一旦联想到“中国日弱，外人日骄”的国际局势，则“忧危之意，悚然而生”，认为“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实不可知”，[4]其悲观彷徨表露无遗。作为掌控枢府的重臣，李鸿章对国内形势和面临的国际危机自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与更切身的感触。如果说洋务派官僚出于维护清朝统治和地位的立场仍然对危机的表述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民间知识分子对内忧外患的认识和体验更显得言语激峻。严复的《救亡决论》毫不客气地说“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谭嗣同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的不思进取与西方的锐意进取两种相反的精神理路，认为：“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权利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偕亡矣。”[5]冯桂芬也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术等全方位落后，“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6]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丧失殆尽，而且还关涉到整个文化和民族的存亡，形势实在恶化到了极点，所以当务之急要“保国、保种、保教”。梁启超分析了全球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后指出竞争是世界的主潮，而中国的地位非常危险：“全球人种之竞争，愈转愈剧。万马之足，万锋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7]

与民族覆亡危机相伴随的，还有深刻的精神危机：“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8]梁启超准确地描述了国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所展现的不同态度，有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者；有不思进取束手待毙者；有因循笃故得过且过者，但其共同点都在于缺乏自我振拔奋发的精神和心志，如此衰颓涣散的国民精神自然难以承担救亡图强的大任。

亡国灭种、朝不保夕的焦虑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讨论救亡之策，不同的群体和知识分子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正如蔡锷所言“群医投以剧药”[9]。包括维新派提出的“洋务救国”“实业救国”，立宪派提出的“政治救国”，革命派的“革命救国”，还有从文化根源上挖掘潜力的，如文祥、黄遵宪等提倡西学中源说；冯桂芬、郑观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王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薛福成的贵因论；樊锥、易鼐的全盘西化论等一时蜂起，借助报刊、会社、演说的力量迅速传遍全国，知识分子自发组织成立的保国会、强学会、群萌学会、知耻学会、群学会、同心会、励志会、南学会等会社，共同构成了席卷全国的救亡大潮。事实上，所有的救国方案仅停留在设想中是没有意义的，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实践主体的问题，即救亡的力量和动力源自何处以及由谁来落实贯彻，这样导致思考的焦点不约而同聚焦到国民问题上来。“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言词恳切，悲情难抑。呼吁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不对朝廷抱任何幻想，而把救国的重担自己挑起来。”[10]

关于“民”的问题，严复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就有所觉察，但较诸众口一词的“自强”“变法”话语，显然是处于无声的角落。他说：“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民气之所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自立。”[11]严复认为中国一系列的战败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的灭亡，因为古今中外并不乏战败者卧薪尝胆最终由弱变强的例子，最关键的是国民有没有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崛起的能力。严复强调了士气民心的力量，认为如果有智慧开明、道德隆盛、士气高涨的民众，即使战败也不过是暂时的挫折，仍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反之如果国民愚昧颛顼、道德沦丧、志气衰颓，即使圣人在世也无能为力。

梁启超承续严复的思考，明确论述了“国民”的观念，“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2]这意味着国民意识在清末的萌芽和生成。1901年，自立军事败后逃亡到东京的秦力山在《国民报》对梁启超的讨论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根本不存在国民，有的只是奴隶：“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服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为佣役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放弃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13]1可见，秦力山几乎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落后的国家体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左右支拙，更是奴隶与有自觉意识的人之间的角逐。中国的当务之急就应该是解放奴隶、伸张民权，培育现代国民。这恰恰与原有的专制体制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奴隶者，国民之对点也，民族之实验，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断不容于两者之间，产出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一种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13]6循此逻辑，中国的救亡问题通过主体的重新挖掘和阐发顺理成章地转换为启蒙问题，至此，启蒙和救亡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议题，救亡需要启蒙，启蒙可以救亡。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开拓，国民性问题成为主要的论域，尤其成为新知识界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如《说国民》《敬告我国民》《民族的国民》《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国家论》《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吊国民庆祝满政府之立宪》《公民自治篇》等①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此不一一列举，详见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创刊于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连续刊载《中国当重国民教育》《国民教育》《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之责任》等文章进一步阐释相关论说：“至我国民，则与国有直接之关系者也。强则国民之荣，亡则国民之祸。故身家不足爱，土地财产不足恤，而惟爱国二字，为国民无上之天职。”作者深切剖析了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夫国者，合无数公民为一有机体之物……其民为自主独立之民，其国即为自主独立之国。”英日两国的强大，即在于人民推动立宪获得参政议政等各项权利，“使英与日本非立宪国，吾恐东西两三岛，未能崭然露头角于世界也。”中国的情况则是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民都庸禄昏聩：“夫我中国之政府，夫国民所持为铁壁金城，而托之以身家性命者乎？乃其对外也，惟以媚外为宗旨……全国权利之所在，国人请之则百方挑剔者，外人一启口则应之如响矣……我国民之听命者惟政府，而政府之听命者惟外人。”中国民众有两重恶根性，“不自为而以依赖官吏为得计者，此亡国之恶根性也；不自为而以奴隶外人为得计者，亦亡国之恶根性也”，因而目前危急存亡关头，必须奋发图强，争取独立自由：“夫20世纪为我国民定未来命运之日，必决死以争自存，非可侥幸以图苟免。”具体来说，就是要守法、兴教、守土、整军、振业：“我有法律，可自守之……我有教育，我自兴之……我有土地，我自守之……我有实业，我自理之……我有军备，我自整之……使我国民独立自由之国旗，高飙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14]从国民意识的启蒙，到国民的养成，再讨论到国民应予承担的责任以及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不体现出重群爱国的国家主义倾向。《湖北学生界》稍后创刊的《江苏》也讨论国民问题：“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15]相对来说，上述论说仍然是在梁启超所开创的国家-国民架构之内进行，认为国民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必要时可以舍弃部分保全整体，梁启超曾经明确说明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取舍：“牺牲一部分人民之利益者，凡以为全体之利益也；牺牲人民现在之利益者，凡为以将来之利益也。”[16]同时，国民仍然被视为有待解放、启蒙、开发的对象，相对忽略了个体自身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尽管对国民、权利、自由等观念讨论得轰轰烈烈，但其潜在逻辑是：“必须把对个人的权利、责任、义务的考虑置于社会利益的历史的总体目标之下来衡量。”[17]在此意义上来说，真正居于他论述核心的，仍然是国家而不是国民，所以说梁启超的国民论述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开辟通路。因而托克维尔说：“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和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18]

二

戊戌变法的失败等于宣布了维新派所设想的救亡主体彻底死亡，救亡问题态度上的一致并不能掩盖主体内部立场、价值、观念乃至目标的分歧和龃龉。关于这一点，时人早有认识，林则徐说：“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19]从外在表现来看，晚清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文化伦理等还在维持，但实际上吏治腐败、百业凋蔽、民气颓丧，所谓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而其内部各种力量离心离德、士气涣散，实质与行尸走肉无异。政治家、官僚和知识分子虽以“自强”“救亡”为己任，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精英传统和等级意识使他们将民众排除在外，真正需要启蒙和有力量承担责任的历史主体从根本上是缺席的，这也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自上而下由最高统治者推行的改良，一个是自民间而庙堂由下层武士和知识分子推动的“文化革命”①日本学者桑原武夫认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详见《文学序说》，三联书店，1991年版。，二者在救亡主体和基础动力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国家独立竞存的关键在于国民，而能于激烈竞争的大势中历经淘汰而屹立不倒的国家无不因为该国国民独有的特质和精神，国民的精神决定着国家的精神和命运。此时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今日中国的危亡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学术、外交或军事手段所能独力解决的问题。要救中国只有回到一个更根节的问题才有可能，那就是人的改造。”[20]1899年开始，梁启超陆续在《清议报》上刊载了《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国民之十大元气》《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支那人之特质》《积弱渊源论》等文章，一方面探讨现代国家的组织及运作原理，一方面深入讨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问题。

不满于梁启超偏于国家一端的国民性架构，章太炎发展出了以个体性为中心的国民论述。他一方面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直线进化论思想，一方面提出与梁启超针锋相对的观点：“个人者，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21]在梁启超那里，国民是为了国家和种族延续而存在的，“有国家即有国民，无国家即无国民”。但章太炎认为：若以原子为实有，则一切原子所集成者并属假有。何以故？分之则各还为原子。故自此而上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於个体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汗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领会则非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22]

这对于梁启超“有国家即有国民，无国家亦无国民”以及麦孟华“国家者，即为国民之公同体也”[23]的论说是非常有力的解构。而章太炎因此也必然面临如何将孤立的个体组织起来建构认同的问题。章太炎为此引入了种族和血统的概念，提出主体血统论，他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虽与同化莫由。”[23]由此逻辑延展，建立起以血统为认同根源、以文化为纽带的国家便显得顺理成章：“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虽曰主义狭隘，然以自私为乐，未尝非一义也。”[23]如果再深入联系当时的舆论环境便可知道章太炎此论有其清晰的指向，他不但从根本上反对改良派所尊崇的立宪政治，同时也对革命派所鼓吹的议会共和心存怀疑，因而他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不同于上述二者的第三种政体。章太炎的设想是，“社会是为了人而组成的，而不是人为了社会……必须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个人在逻辑和道义上都要处于优先地位。”[24]事实上，章太炎的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与托克维尔所归纳的个人主义有相当的共通之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社会、集体、国家和他人只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第二，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强调个人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集体、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和限制。第三，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强调个人的私有财产制度，保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托克维尔同时也认为这种个人主义可能会导致公民逐渐拒绝参加社会活动，进而把公益活动都推给国家，最终使国家走向集权。[25]

三

本质上，无论是梁启超的国民论还是章太炎的个体论，其调动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仍然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们采用了“国民”“进化”“国家”“权利”等西方概念，但他们对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仍然是中国式的，累加厚积的固有传承既提供了他们理解西方主义的前视野，同时也限定了他们接受运用新思想资源的程度与方式。由于现实的迫切需求，他们一方面要面临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又急于寻求改造和转化民族固有传统的方法和途径，这导致他们一方面将传统中的“大同”理想与世界主义思潮相联系甚至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庇护了民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客观上遮蔽了利用东西文化进一步融合再造的可能，因而最后往往又回到原点。在国家-个人这一对立架构中，无论像梁启超那样偏执于国家，还是像章太炎那样尊崇个体，最终都会导向中央集权，这既与时代思潮不合，也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由此可见启蒙者面临的两难困境，故而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实际上是死于主体的精神分裂。[26]98王富仁先生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一种混杂错乱的时空结构和文化空间之中。[27]

19世纪中后叶开始的留学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造就了一批真正有世界眼光和海外体验的现代知识分子——留学生群体。相比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传统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更为开阔，思想也更激进，感受也更为敏锐。屈居异域的现实体验和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的危机意识更为深切：

爱国少年痛国势之日危，种族之将灭，四百兆黄帝子孙将为奴隶，为牛马，供卷发晰颜高颧隆准碧眼黄髯儿之蹂躏蹴踏，不复使亚洲大陆留吾同胞角逐之场。……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旋涡哉！俄虎英豹德熊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於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道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28]

秉承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和忧患意识，留学生们最热衷的就是渲染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探讨救亡图存的方案。一时间，改良救国论、革命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以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习俗救国、文学救国、小说救国乃至音乐救国等一系列救国方案竞相出炉，留学生们因此迅速接管了舆论主导权。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避免不了“帝师”的诱惑，其设计的宏大救国方略根本不是从具体个人或群体角度考虑的，也非个人或组织能够承担实施的，而是幻想一个政府的力量保障其得以实施。事实上，当时的政府恰恰是最大的反对力量，清政府既不允许权力旁落，更不会坐视人民觉醒进而推翻其专制统治。正是救国方案的理想化与实际上的不可能，构成了鲁迅思考的起点。

同乡好友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29]“人性”“国民性”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之物，而是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视域烛照自身之后的新发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等人通过对救亡主体的重建提出了启蒙课题，章太炎等人的国民性论述则确立了启蒙的基点——个体。鲁迅则进一步提出个体启蒙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方式的问题。

一般来说，启蒙本身实际上必然包含两个向度，一是指现代性的进步，一是向主体内部深层的掘进。故而，现代中国的转型“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26]19鲁迅从学实业转为学医再转为从文的精神转变体现了他把握问题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上是关于人的课题，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器物技术层面相近的情况下决定胜败的是人，因而救亡问题被转换为国民身体素质问题，但八国联军进京后，发生的举城争相改服易帜事件以及日俄战争中国人的表现、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的努力彻底破产，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令人对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①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载《苏报》1903年4月30日.所以王富仁先生说：“鲁迅是从文艺的角度看‘科学’和‘民主’的，而不是从‘科学’和‘民主’的视角看文艺的。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他才更清楚地看到洋务派‘富强’梦和维新派、革命派‘民主’梦的虚幻和空洞。”[30]

之所以说洋务派、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的梦是虚幻和空洞的，原因在于其存在着近乎无解的逻辑悖论。因为所谓强与弱、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是东西方相遇之后比较的结果，如果说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以及科技能够实现逆转，那么则无法解释中国如何从唐宋元明时期的强大、先进、文明沦为晚清的贫弱。退一步说，如果将原因归结于西方进步过快而中国进步太缓甚或缺乏进步，那么同样难以保证向西方学习之后如何能够迅速追上西方。鲁迅正是在这一基点上展开认真的研究和深入思考，认为“欧美之强”，其“根柢在人”，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强大文明由西方人自主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的落后也是中国人造成的，而不是天灾导致的。所以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否则即使学会了西方的先进技术、移植了文明制度，也难保不会再度落后。因此，无论是留日前期的几篇科学论文还是1906年以后的几篇文艺论说，鲁迅所思考的角度都典型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把握问题的方式。比如像《说鉬》这样介绍元素发现的科研论文，他所着眼的也是这种能够自内而外发出辐射的元素对于人类思想的启发和意义，而未仅仅停留在科学史层面。在鲁迅看来，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民主政治，都很难对中国产生实际作用。因为他发现无论是欧美的富强还是中国的衰落，问题“根柢在人”，中国传统视域中恰恰不存在“人之为人”的问题，所存在的只有逆来顺受的“顺民”和“奴隶”：“以顺民之资格，实行公天下之主义，箪食壶浆以迎来者，以靳为奴为隶于异种异姓之箝制下而不自愧惜。”[31]所以外在的政治变革或者是器物制度层面的改革如果不能对主体精神世界产生作用的话，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并无实际意义。鲁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辟人荒”，发掘出人的存在，“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同时还要考虑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独立问题。这一路向的有效性不仅为后来的历史所印证，而且也得到社会学家的认同：“国家命脉，寄托于个人之心思才力，各人本其所经历而思索之，而发表之，以形成一国之舆论，或思想界之论战，乃一国文化所以进步之大因也。”[32]

20世纪初的中国同时面临着文化、社会、政治的三重转型，而这种剧变范围之广泛，程度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33]而转型不仅仅关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还有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了“人”，使国人摆脱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受愚弄的非人境况，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地位，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34]222这里的“人”，实际上是指独立自为、自觉、自立、自强的现代型人格，既不是封建士大夫眼中“使由之”或“使知之”的无知愚民，更不是可以随意驱使摧残的奴隶，但是照亮底层民众迷昧的精神之光却无法在传统找到适宜的土壤和生长条件，因而转型的需求和资源在中国传统内部是难以解决的，必须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资源来烛照自己的转型之路。

由奴隶到国民再进而到人，鲁迅一步步把握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专制中国的重压之下只有奴隶和臣民，根本就不存在现代西方意义的“公民”或曰“人”，因而根据这一基础设计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都如无根之木，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和发展有现代意识的国民。从后知后觉的角度来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社会安排都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新人来组织和运行，这是新的社会安排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先决条件。[35]

提高“个人心思才力”就是要改造国民精神，因为主体精神未觉醒的群众“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要首推文艺”。[34]417所以他高度推崇“诗人”和“诗”的作用：“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人一读诗，心即会解者，即心中无不自有诗。……诗人之为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而污浊之平和，以之破晓。”[34]68“诗”的概念在这里基本可以视为等同于“文艺”，鲁迅认为，这是影响人心的直接途径，所以他召集朋友翻译介绍弱小民族作家的小说，撰写文艺论文。很明显，鲁迅此时的文艺观具有强烈的导向性，迫于现实的急切需求，他希望文艺能够进入民众视野为他们所接受并迅速产生影响，所以传统的“藏之名山，留之后世”的传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文艺必须要广为传播，为民众所知，才能起到“改变精神”的作用，这就意味着需要借重大众传媒，报刊因此成为首选，这样才能做到“发表”乃至于“形成一国之舆论”，所以鲁迅说“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注意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36]而这一点则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鲁迅深感时间的紧迫，根本没有时间去创作润色打磨出那么多符合需要的作品，翻译是最可取又最能保证质量的办法；第二，之所以多用短篇则兼顾了编辑能力和读者的阅读偏好两个方面。因为鲁迅知道杂志将要面对的读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无法保证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认真阅读大部头的长篇作品。何况就当时的教育情况来看，有条件入学的民众实属凤毛麟角。“中国不贫于贱，而贫于人才，人才之成，必由学术”[37]，就当时的民众教育发展状况来看，确实令人震惊：1907年全国数量37 888所，受教育人口只有1 024 988人，1908年有学校49 795所，受教育人口1 300 739人，1909年有学校59 177所，受教育人口1 639 641，按比例来算，文盲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直到1947年，文盲数量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80%。[38]留日学生中相当一批人选择速成师范正是当时教育状况的窘迫和教育资源匮乏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者可能的选择就相当有限。本来具备阅读能力的读者就少，如果一板一眼地像教学生那样推送严肃的文化知识，可能感兴趣者会更少。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39]这一观点并非南海先生独家发现，延陵公子在《月月小说》创刊号祝辞中也写道：“译一文言之书读者百人，译一粗俗之书，小说读者千人矣。”[40]梁启超也认为编辑如果不考虑读者需要，“侈谈学理，广列异闻，自炫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故而他倡导“专用俚语，广著群书”来吸引读者，而且正因他善于根据揣摩读者心理，结合报刊体式创造出的“报章体”令他享誉全国：“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41]。在这种认识之下，维新派知识分子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办报热潮，报刊杂志的广泛传播是宣传思想、鼓吹舆论的最佳选择，鲁迅在南京时期对新式报刊就很有兴趣，到日本之后，对日本发达的报刊出版业赞许有加，其实这也是留学生们的普遍印象。鲁迅之所以看重文艺，一方面是看重它便捷易行，于潜移默化浸染中给人以影响：“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至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42]另一方面则在于其传播迅速广泛，“朝甫脱稿，夕即印行，十日之内，遍天下矣”[43]，比起按部就班的学校教育，见效要迅速得多。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初步成形的报刊流通网络，传播文艺思想以实现“立人”理想无疑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1］王富仁.时间·空间·人[J].鲁迅研究月刊，2000（2）.

［2］花之安.自西徂东[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1.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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