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艺”术语的近代对接及其学科影响

2017-04-04 18:49王杰泓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文艺学术语文艺

王杰泓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武汉 430072)

中日“文艺”术语的近代对接及其学科影响

王杰泓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武汉 430072)

“文艺”一词包括“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艺术的文学”等多种含义。作为学科术语,它是清末民初中西日文化互动尤其是日本以古汉语字形对译西方概念的结晶。因传统“杂文学”、西学“纯文学”、日本“美术”“艺术”等观念因素的复合作用,中国文艺学、艺术学等学科一直饱受“文艺”语义含混、指向不明的积极与消极影响。针对这一“焦点术语”和“问题概念”,本文力图揭橥其自西徂东过程中接受日本影响的历史路径和对接机制,以期更深入地把握术语“活态生成”和中国相关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复杂性。

文艺 术语 中日对接 学科影响

术语是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事物、状态或过程概念的称谓形式。术语不仅是词汇,更是活态思想表出的窗口,其意域涵容的发生流变、伸缩变换“提示”着一个学科的思想观念、学术体系的变迁踪迹。清末民初以降,中西日异质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频繁,由此产生大量的新术语、新概念,其含义也多经历了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复杂演绎过程。中国文学、文艺学、艺术学、美学学科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进,正是得益于“文学”“艺术”“文艺”“美学”等核心术语的根本性支撑。不仅如此,这些术语多属日本学者借形变义、移植与涵化西学而来的“和制汉字词”,继而由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大批留日学人输入中国,实系近代中西日文化互动(日本作为中介)的结晶。具体到“文艺”,引发笔者写作的动因主要有二:其一,国内学界似乎默认“文艺”天生就是一个含义稳定的汉字词,因此常随意征用而不假思索,殊不知该词富有“文学”(专指)、“艺术”(泛指)、“文学艺术”(合称)、“艺术的文学”(纯文学)、“表演艺术”(演剧)等多种含义,这些含义往往相互粘连、含混暧昧,不作区分的交叉混用和滥用极不利于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其二,针对“文艺”从新词输入到作为学科术语在中国确立,目前学界鲜有研究,稍有涉及者也是对“西学中渐”关注较多,*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王南:《“文艺”概念探源》,《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张法:《“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聂珍钊:《论“文艺”与“文学”概念的意义含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对“日本因素”则极为忽视。有鉴于此,本文特单取“文艺”这一极具多义性、不确定性的“焦点术语”和“问题概念”,依托语料进行词义清理与源流考辨,以期揭橥该词自“西洋-东洋(日本)-中国”活态生成的历史路径和对接机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稳固相关学科的基石性术语,矫正术语使用中的概念误植、名实错位与不规范现象,而且还可以以小见大地管窥日本因素对中国文艺学、艺术学学科近现代转型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切实澄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复杂性。

一、 近代西学东渐与“文艺”新语的创生

“一个语言里头最任意的部分就是它的词汇”*赵元任:《语言问题》,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37页。,“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8页。。而当词汇升格为学科术语、概念之后,其意义的内涵、外延势必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殖扩容,同时新旧意义间相互竞争,“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0页。。在文艺学、艺术学术语中,文艺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义的词汇。难怪陈彝荪在《文艺方法论》开篇即谓:“一谈到文学和艺术的时候,首先接触着我们的问题,就是文艺是一种什么东西?翻开许多关于文艺的理论的书籍来看,那横躺在我们的面前和我们最先地打招呼的,差不多都是这一个问题。但是,虽然在同一的问题下面,而我们看见对于这问题的处理,则又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从表面看上去,这实在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作为文艺研究好久好久,从历来到现在文艺上所剧烈地论争着的,也还是这个问题。”*陈彝荪:《文艺方法论》,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第19页。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追溯文艺一词的意义所指。

汉字词“文艺”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逸周书·官人》,其谓“有隐于仁贤者,有隐于智理者,有隐于文艺者”。西汉末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亦有“如此者隐于文艺者也”一说。其他如《三国志·华覈传》之“常讲校文艺”、《新唐书·李甘传》之“先德望后文艺”等。《新唐书》以降,不少史志皆设《文艺传》。从以上用例来看,古汉语“文艺”乃单音词“文”和“艺”的组合,含义即“文章、文辞”和“才能、技能、本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98、345页。的叠加,简单说就是“为文之艺”或写作的才能与技艺。与西学“七艺”相似,古汉语“文艺”本于先秦百家所擅之“技艺”而又以“六艺”为宗,斯所谓“周时六藝字,盖亦作蓺,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蓺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北:天工书局,1992年,第113页。。基于对儒学正统及其文章著述的推崇,“六艺”后又被狭指为“六艺之文”,即“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故“文艺”又可称“艺文”。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以降,文艺一词更多以“艺文”之名行世,其不仅包括“六艺”“六经”“兵书”“术数”等艺能典籍,而且也逐步扩大到“诸子”“诗赋”“上艺”等后世所谓审美性的文章,总体上近似于现代学科分类中的“人文学科”。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在《自西徂东》一书中对文艺自“技艺”向“上艺”演变的解释是:“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奚以称之为上艺乎?夫上艺虽非德行,而实与技艺不同。技艺者,为世所适用,而上艺则为人所美观,而不拘于用世,所以与技艺不同也。孔圣之门有六艺之名,曰礼、乐、射、御、书、数。而泰西之上艺则有五,建造、雕刻、丹青、律乐、诗歌也。”*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美华书店,1902年,第192页。华之安的解释有三个问题:(一)“以西解中”之嫌,即用西方现代“艺术”概念来阐释中国“文艺”的内涵及其转进;(二)“进化论”倾向,认为文艺从实用性的“技艺”到审美性的“上艺”,其中存在某种“技进乎道”、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三)“去历史化”色彩,仅将中国之“六艺”与西方之“上艺”简单作比,至于中间具体的历史路径和对接机制如何,无从得窥。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文艺一词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经日本学者采借古汉语之形对译西方“Literature”和“Art”概念而创生的。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就将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由中国转为欧美,但语汇主要还是沿用汉文。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如西周、中江兆民、坪内逍遥、森鸥外等人或直接有留学欧美之经历,或间接受到西学新思潮包括新术语、概念的影响。其用中国古典词汇翻译西洋概念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当有现成汉字词、内涵相同或相近时,直译之,例如“政治”“伦理”“文学”“艺术”等;二是意译,即没有汉字词可用时,便遵循汉字造词法组创新词来翻译西洋术语,例如“科学”“哲学”“美学”“美术”等。这些词从字形上看是汉字词,但在概念上却是新术语,“文艺”也不例外。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观之,这其实是一种拿来主义的“双重借用”。“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有时用中国成语的字汇;然而新语却不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83页。

据现有史料,德国新教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在《英华字典》(1866)中,最早将“literary exercises”译为“文艺”,文艺首次与西方“Literature”概念对接,意为“文,文学,文字,字墨”。*铃木贞美著,刘岳兵译:《“文学”与“艺术”概念在日本的形成》,《中国学术》第26辑。显然,《英华字典》中的文艺仍有新旧意义杂糅的特征,但其中的“文学”义项已初具现代意义上“语言艺术”的雏形。受此影响,日本学者津田仙、井上次郎先后编写了《英华和译字典》(1879~1881)和《订增英华字典》(1883~1884),不过其中并没有出现文艺词条。同样,在日本有“文学”“艺术”“美术”“美学”等汉字新词创译之功的西周,在稍早的《百学连环》(1870)中虽然接受了罗存德、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西方传教士的思想,但也没有直接提出“文艺”一词。在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艺一词者尚不可考,但较早用例集中出现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概言之,当时的文艺之义界大体有三:一指狭义“文学”(纯文学或语言艺术),如高山樗牛《我国当前文艺界批评家的任务》(1897)、内田鲁庵《文艺小品》(1899)、岛村抱月《文艺与道德》(1901)、草村北星《普通文艺杂志的任务》(1903)、德田秋江《文艺家的觉悟》(1904)、长谷川天溪《文艺观》(1905)、夏目漱石《文艺的哲学基础》(1907)等。二指广义“艺术”(美术或一般艺术),又称“自由文艺”。“在明治初期,美术一词作为移植过来的语言,泛指一般的艺术;艺术一词则被译为‘自由文艺’之意。将这两个词译成一对词组的人是伟大的学者西周(1829~1897)。”*青木孝夫著,金颖译:《日本近代化与艺术的变迁》,《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作者在文中明确“艺术”源自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六艺”而早在江户时期的日本武士中流行,但其认为西周是“自由文艺”一词的发明者,查无可考,当属孤证。三是狭义“文学”和狭义“艺术”(除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的合称。例如日俄战争后,坪内逍遥在《文学艺术的三个作用》(1908)一文中先是用逗号分隔,用“文学,艺术”的写法表示狭义“文学”和狭义“美术”的合称,后又直接用“文学艺术”一词。此后在《有关文艺的三个不同标准》(年份不详)、《文艺管理问题》(1910)、《普莱特眼中的少年教育和文艺的关系》(1922)等文中,他直接用了“文艺”一词,含义和“文学艺术”保持一致。*参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17~218页。此外,日本学界还有在传统“杂文学”(广义文学或文章博学)意义上使用文艺的情况,内涵差异不一而足。对此,长泽规矩也后来在《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1943)中总结道:“文艺”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而使用的方法,向来很暧昧,含义颇多”,其至少包括“学问和技艺”(本义)、“文学与艺术”(合称)、“一般的艺术作品”(泛指)、“诗歌小说戏曲”(专指)等四层义项,呈现出极强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而自从与英文“Literature”“Art”对译之后,“概念益觉含混”。*长泽规矩也著,胡锡年译:《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3 年,第11~12页。

总之,明治前后40余年,“文艺”及“文学”“艺术”的含义明晰化,并不简单表现为一种线性纯化的过程,而是始终存在传统“文艺”与“武艺”、现代“文学”与“纯文学”、广义“美术”与“艺术”的相互竞争。西周、坪内逍遥等启蒙学者试图在中西文化互动之际实现日本文化自身的“语义再编”,但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文艺一词虽被广泛使用,其内涵、外延却并不确定。文艺术语的这一日西对接,不仅构成日本文艺学、艺术学近代转型的问题情境,而且作为后续中日对接的背景与前提,也为中国相关学科术语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史料源头和支配性的线索。

二、 新语输入与“文艺”观念的中日对接

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曾以文化的优越而向日本输出汉字词汇;但自明治维新开始,这种词语跨文化旅行的方向发生逆转,日本“脱亚入欧”的近代化经验,直接以和制汉字新词的“反输入”行乎中土,进而成为近邻中国争相移植与效习的范本。由于日本人创译这些新词是为了对接西洋的新概念,对中国而言就不能叫“日源新语”而只是“回归借词”(返还性借入),用王力先生的话叫“来自西洋,路过日本”*②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8、504页。,因而中国学科术语的现代转换,相当程度上是在“西方-日本-中国”的模式下实现的。“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的原译。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②再者,术语、概念实质是活态思想、观念的凝缩与定型,术语的转换表征着观念的交流与对接,正所谓“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1905年第96期。。

1898年,康有为在进呈奏光绪帝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评价日本曰:“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胜吾大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这可能是国内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文学艺术”的案例。1900年,另一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明确提出“文艺”一词:“然则何故惟彼时代独有诗——或诗独盛耶?其一,社会文化渐臻成熟之后,始能有优美的文艺作品出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51页。梁氏所言文艺与康同,后来他在《情圣杜甫》(1922)等文中又多次用到该词,都是指“文学”和“艺术”的统称。1903年,留日学生关赓麟在《日本学校图论》中谓校友会“置文艺部、运动部、庶务部”*参黄河清编著:《近现代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77页。,也是用的“文学”“艺术”的统称。不过,时人之表述具有一种过渡性与不确定性,即他们言文艺时,有时也可作“文章”“文化”等杂学概念解,这种中西义项杂糅征用的情况在新旧世纪之交较为普遍。因此,也曾赴日游学的黄远庸在《晚周汉魏文钞序》(1915)中就说:“由今之说言之,科学与文艺,皆各有其独立之区域。而文艺之中,文学与文章,又实为二事。”*黄远庸:《远生遗著》卷四,载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3 页。概言之,直到20世纪初,“文艺”还是一个外来新词,且并不常用,用时也泛指“文章”“文化”或者是“文学”“艺术”的合称。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艺的含义相对明晰化,即一般作为“文学”的同义词。代表性用例如: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欧洲现代文艺史谭》一文。同年,蔡元培撰《石头记索隐》,指出《红楼梦》在艺术上是一个三层复合结构,“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4页。周作人《人的文学》(1919)谓:“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3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6页。鲁迅《呐喊·自序》(1922)又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1916年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和丰子恺1921年分译)等重要的“文艺”(文学)论著,也是这一时期被引进到国内的。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随着留日学生数量的与日俱增,*1896~1937年间,中国公派和自费留学日本学生数量惊人。其中1896年第一批为13人,至1937年总数达11万之众,被誉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具体详参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中国对日本文论*这里所说的“日本文论”主要包括日本学者所译的欧美文论、俄苏文论及其涵化西学所著的本土文论。并且,中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摆脱对日本中介的依赖,转而直接从欧美和俄苏输入西学。的译介达到高潮。其中,直接以文艺命名的译著、译文非常多,代表者如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汪馥泉1928年译)、藤森成吉《文艺新论》(张资平1928年译)、小泉八云《文艺谭》(石民1930年译)、芥川龙之介《文艺一般论》(高明等1933年译),以及收录厨川白村、小泉八云等人论文的《给志在文艺者》(任白涛1928年编译),收录北村透谷、平林初之辅、高山樗牛等7位文艺理论家19篇文章的《近代日本文艺论集》(韩侍桁1929年编译)等。这些用例中的文艺基本上与“文学”的含义等同。之所以说是基本等同,是因为其中也有将文艺视为“文学”和“艺术”合称的;同时,类似“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等派生词伴随着文艺一词的流行而被广泛使用,理论家们对此似乎也不太较真,这势必带来概念理解上的混乱。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二十至三十年代出版的新兴辞典和转型教材上找到证明。辞典方面,如孙俍工1927年完稿于东京的《文艺辞典》的界定是:“文艺:普通用作统称文学美术的名词。比艺术意义稍狭,比文学意义较广。但有的时候单指文学(即纯文学),有的时候又用作艺术全体底意义。”*孙俍工:《文艺辞典》,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55页。顾凤城等合编的《新文艺辞典》(1931)谓:“文艺(Art)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刻等一切美术现象的总称。有时候,可用作和艺术一样的意义;有时候,又是同文学一样的意思的。”*顾凤城等合编:《新文艺辞典》,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第28~29页。章克标等编译的《开明文学辞典》(1932)的注解是:“Literature and Art(文艺):统称文学、美术,普通也用文艺二字,其范围较艺术为狭,较文学为广。但此二字,有时亦作为文学的代用词,如文艺作品,即指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而不指文学以外的音乐、绘画、雕刻等的。有时也用得范围很广,差不多代艺术二字用的,如文艺复兴,乃指一切文化的再生之意。”*章克标等编译:《开明文学辞典》,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412页。从这些辞典中的文艺词形看,其既有与“Art”对应的,也有和“Literature and Art”对应的;从义项上观之,“美术”一解鲜明表彰了它与日译“美术”间的源流关系,同时,“文学”“艺术”以及二者的合称等含义,几乎又是西方、日本和中国传统三元概念的混合。教材方面,傅东华《文艺批评ABC》(1928)开篇就说:“‘文艺’两字,分开来讲,就是文学和艺术;合起来讲,就是文学的艺术,或涵有艺术性的文学。照普通的用例,这两个字是合起来讲的。本书所谓文艺,也是合起来讲的。”*傅东华:《文艺批评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1页。夏丐尊于同年出版的《文艺论ABC》持相同看法:“我国向习,凡用文字写成的,白纸上写了黑字的,差不多都混称为文学。现今普通所谓文学者,大概指纯文学而言,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谣曲戏剧等,与史书论文大异其趣,其性质宁和雕刻音乐绘画等相通”,“由这见解,为明白起见,所以不称文学而称文艺”。*夏丐尊:《文艺论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2~3、108页。类似这种视文艺为“文学”、意在突出后者之“纯”“美”或艺术性的观点,还可见于夏炎德的《文艺通论》(1933)。甚至所谓“由这见解,为明白起见,所以不称文学而称文艺”,三本教材的表述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于这种照搬图便、转贩中外时人思想的做法,夏丐尊在《文艺论ABC》结语中坦言:“本稿与其说是著的,实是舶的。各种意见大部分采自别人的著作,不完全是自己的主张。”*夏丐尊:《文艺论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2~3、108页。同时期,钱歌川《文艺概论》(1930)、樊仲云《新兴文艺论》(1930)、匡亚明《文艺创作讲座》(1931)等书,则在“文学”“艺术”总称的意义上使用文艺,外延却又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不等,文艺概念的含义始终指向不明。

整体来看,文艺一词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术语,却是在近代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复杂历史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受西方(现代)、中国(传统)尤其是日本(中介)因素的综合影响,文艺从新词输入到语义再编再到观念对接,始终是与“文学”“艺术”“美术”“文章博学”等新旧概念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其内涵、外延也不断增殖扩容。从这个角度讲,探讨文艺这个单一的“焦点术语”和“问题概念”,其实也是一个悖论,因为“单单追踪一个概念的变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应概念的研究是需要的”*铃木贞美:《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40页。。

三、 术语转换对中国“文艺”学科确立的影响

习所共知,中国古典文艺思想以具象性思维、象喻式言说的“诗文评”形式呈世,且多涵泳于“四部”之中,具有封闭、自足的“潜学科”特征。今天所谓的“文章学”“词章学”“集部之学”不过是近代西学东渐以后,国人参照西方现代学术分科观念比附而言的。在中国文艺学术思想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进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自幕末至整个明治时期,日本人遣用熟善的汉字词汇对译西洋术语,先后发明了“文学”“艺术”“美术”“美学”等大量和制汉字新词,其中也包括“文艺”。这些新术语为日本相关“文艺”学科(如文学、文艺学、艺术学、美术学、美学等)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继而经中国留日学人引介到中国,也为中国“文艺”学科的初创提供了基本概念、框架上的支撑。1912~1929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大学规程》等高等教育章程,中国现代学科发展迈入专门化、体制化的快车道。大批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包括编纂新辞典和新教材,这为文艺术语进入社会话语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传播载体。伴随着新语输入,国人的“文艺”观念也迅速更新,相关的知识谱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重塑,这又给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美术史书写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但是,任何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在现代学科术语自西徂东的过程中,因为传统“杂文学”观念、西学“纯文学”观念,以及日本“美术”“雅艺”观等诸多因素的参与,中日文艺术语的确立一直伴随着与“文学”“艺术”“美术”等术语间的相互指涉和交叉混用,这不仅造成了人们概念认知上的混乱,也对中国现代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以及文艺理论、文艺美学、艺术学理论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种种负面、消极的影响。

其一,因“文艺”或指称“文学”或作为“文学”“艺术”合称的不定,导致“文艺学”学科命名和研究对象的混乱。迄今,学界已经公认“文艺学”是一个外来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它大致从德文“Literaturwissenschaft”经苏俄或日本翻译而来,意为“文学科学”。对此,冈崎义惠在《日本文艺学》(1935)、《文艺学的研究》(1966)等著述中也有明确的描述和解释:“文艺学一词是大正末年才作为德语译词被通用的”;当下,文艺作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与文学被视为同一个东西,是以语言为表现媒介的艺术部门之一,然而如果更严格考察对这个艺术部门进行命名,则文艺比文学更为合适;这是因为文学(为文之学)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用语,那么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自然应该叫“文学学”,这就会造成语义构成上的重复与含混,念起来也诘屈聱牙;至于学界提出文艺是否包括除语言艺术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大可不必纠结,因为艺术一词很好解决了上述困惑。*转引自彭修银、皮俊珺等:《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227页。冈崎义惠的说法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1958)、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1958)、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1985),包括日本权威大辞典《广辞苑》(1937~2012年前后6版)中都能得到印证。也就是说,文艺学专指研究文学的学问,专门探讨文学的语言艺术属性及规律,与绘画、雕塑、戏剧等其他艺术门类平列,专门探讨文学的语言艺术属性及规律。这也是目前学界通用的学科含义,其范围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但诚如冈崎义惠在描述中所呈现的,由于文艺与文学、艺术之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学界对文艺学的内涵、外延并无自觉、统一的认识,因而常常在概念厘定和研究对象上摇摆不定。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不无矛盾地界定:“文艺学:以文学和文学的演化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文艺理论、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1365页。《中国百科大辞典》则谓:“文艺学:‘文艺科学’的简称。研究文学、艺术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由文艺理论、文艺历史、文艺批评3个部分组成。”*《中国百科大辞典·九·文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第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文艺学”条干脆在明确“研究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之后指出,“也有人对文艺学的对象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仅指文学,还包括其它艺术,如绘画、雕刻、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美术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二·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970页。凡此种种,基本上都因对西源、日源文艺术语的不同理解而起,由此也造成文艺学与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等诸概念间在内涵深浅与外延宽窄上的认知混乱。

其二,因“文艺”或突出“纯文学”的艺术性或强调“艺术”的体系性,也使“艺术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模糊不清。在日本,主张用“文艺”取代“文学”的倾向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那就是对文学一词的“杂学性”(文章博学、文献之学)不满。为了突出文学的自律性,明治时代的学者还频用“美文学”“醇文学”等同义词解释之,继而又用“纯文学”“语言艺术”等现代术语替换之,而“将‘纯’字去掉只说‘文学’,从语境上也能分清指的是语言艺术,这大概与明治三十七年(1904)东京帝国大学从制度上最终明确了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分有很大关系”*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受此影响,中国近现代学者也有意在“语言艺术”“艺术的文学”的层面上界定文学。如罗家伦在1919年《新潮》杂志上撰文谓:“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陈穆如《文学理论》(1930)则直接给出了一个公式:“文学=艺术(思想×感情)/文字。”*陈穆如:《文学理论》,上海:启智书局,1930年,第9页。笔者还发现,在国内译竹内敏雄《美学事典》(1961)的两个中文版本中,刘晓路将德源“Dichtung,Dichtkunst”译作“文学”,而池学镇则译为“文艺”,释义上均突出的是文学之“纯”“美”或艺术性。*参竹内敏雄著,刘晓路译:《美学百科辞典》,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9~370页;竹内敏雄著,池学镇译:《美学百科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2~313页。不过,将文学的纯杂义项剥离而将其定名为文艺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其作为“语言艺术”“艺术的文学”转而隶属于艺术的一个部门。这就造成一种更大的困惑:文艺实则指文学但看似文学、艺术的合称,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雕塑、书法、摄影可称为“美术”,但该词又曾作为“艺术”的代名词。如此一来,单单是面对所谓“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这一学科名称,我们对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无法确定,更遑论其与文艺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等在学科特质、研究范域上的同与异了。

其三,因“文艺”与“技艺”“文化”等传统概念的粘连,又给“文艺美学”“艺术学理论”等新兴学科的构建带来困惑。无论中国、西方还是日本,文艺包括分拆开的“文”“艺”,其本义都与实用性的“技艺”有关,继而引申至精神性“文化”之意指。时至今日,全球化潮流日益加速,各国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不断催生出新的人文学科形态,而各学科间的互渗与融合也在不断加强。在此情境下,中国文艺学科领域出现了类似“生态文艺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理论”“文艺评论学”等新的提法。如“生态美学”的提出者曾繁仁先生就主张中国特色文艺美学的构建。其谓“文艺美学学科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产生的一个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它们有着质的区别的新兴学科”*曾繁仁主编:《文艺美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 3 页。。那么文艺美学与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之间质的区别到底何在?学界已争论多年,迄今仍无定论。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议通过了将艺术学从原来文学门类的四个一级学科之一升格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为了和原来艺术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同名二级学科相区分,新艺术学门类下属的艺术学一级学科被更名为“艺术学理论”。毋庸置疑,文艺美学和艺术学理论是当代中国为适应文化艺术发展而在学科建设、教育改革上的一种积极探索,有利于纠正既往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重文学轻艺术、知识结构混乱且思维方式陈旧、学科边界模糊而准入机制匮乏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就像文艺一词本身就是新旧观念冲突的“提示器”一样,文艺美学、艺术学理论的提法不仅抹煞不掉习有文艺学、艺术学的历史印迹,而且还有可能助长当前学界热衷于学术抢滩、观念泛化、话语越界,尤其是文艺研究文化化的不良风气。

概言之,自清末民初新语输入直到当下诸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文艺一词的含义一直是变动不居、含混暧昧的,其给文艺学、艺术学及文艺美学、艺术学理论等中国现代学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积极效应同时并存。语言的社会本质是约定俗成的,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最应该做的或许不是“概念清污”,而是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藉新词语义的源流考辨深入到历史与现实内部,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术语“活态生成”的现场。

TheJointofthe“Wenyi”TerminologyinSino-JapaneseCulturalExchangeandItsDisciplineInference

WANG Jie-hong

(CollegeofArts,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The term of “wenyi” has multiple meanings such as “literature,” “art,”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istic literature.” As a terminology, it was the fruit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by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complex product of various conceptions like “mixed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and Japanese “fine arts,” the disciplines of arts and literature-art in China have long been passively regarded as disciplines of ambiguous defini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a research into the acceptance of culture in the Westernization process, and in the light of “live generation,” reveal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y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vement of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in China.

wenyi; term;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a and Japan; discipline influence

[责任编辑罗剑波]

王杰泓,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馆藏近代以来中国留日文艺理论家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艺术学科术语的现代转换与日本的渊源”(项目批准号:15YJC760091)、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概念史视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Whu2016023)学术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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