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语的译与解
——兼论基于翻译实践的中西译论互补

孙 靖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翻译理论研究

反常语的译与解
——兼论基于翻译实践的中西译论互补

孙 靖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反常语不仅常见于文学作品，在非文学文本中也常有运用，国内和西方学者对这种特殊的语言表现手段皆有关注和讨论。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专门提起这一现象，称之为“反常之语言”；美国学者刘易斯剖析了翻译中不同于“常语”的“反常语”现象，指出反常语特点鲜明，自成体系，翻译反常语不仅要有相应的原则，而且还需要新的忠实观。韦努蒂也明确认为反常语的翻译要遵循“反常的忠实”，以目的语的反常来达到对原语中反常语的忠实。无独有偶，我国译界前辈许渊冲先生更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反常语“非常译”的原则，以不循常规的灵活译法来破译反常语。理清这些涉及反常语和反常语翻译的论述，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反常语的认识，进而加强对于反常语翻译的研究。本文通过一些反常语的现成译例，分析、讨论了反常语的类别划分，指出了几种不同的翻译概念对反常语翻译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反常语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说明，中西译论可以相互补充，理应兼收并蓄，而翻译理论需要有翻译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

反常语 反常的忠实 非常译 中西译论

一、 引言：反常语概说

反常语像闪光的珍珠，折射出语言文化中的变异，也是文学翻译中译者不能回避且必须直面的挑战。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就谈到过“反常之语言”，他说：“捷克形式主义论师谓‘诗歌语言’必有突出处，不惜乖违习用‘标准语言’之文法词律，刻意破常示异(foregrounding，theintentionalviolationofthenormofthestandard,distortion)；故科以‘标准语言’之惯规，‘诗歌语言’每不通不顺。实则瓦勒利反复申说诗歌乃‘反常之语言’，于‘语言中自成语言’(C’estbienlenon-usage,c’estunlangagedansunlangage)。西班牙一论师自言开径独行，亦晓会诗歌为‘常规语言’之变易，诗歌之字妥句适即‘常规语言’中之不妥不适。”*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32页。这就是说，反常语是诗歌中破常示异的突出亮点，往往以其另类的表达，突破标准语言的约定俗成而自成一格。

若干年后，美国学者刘易斯(Lewis,P.)在其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的论述中，也提出了翻译中译者不容回避的“反常语”(abuse)。刘易斯指出，“反常语在翻译中的表现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既关联到原作的文本语言，又涉及到翻译的语言”，“其形式可以是字词表意，也可以是词组变换，还可以是连珠妙语；它们就是原作中的点睛之笔，由点及面，语出惊人，成为语篇文本中感染力最强的精华部分”。*Philip E. Lewis,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ed.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72.因此，反常语的翻译不同于与之相对应的常语(use)，且需要采取反常之法，正如雅克·德里达所强调的：“一篇好译文必定要有种种反常之语”(unebonnetraductiondoittoujoursabuser)。*Philip E. Lewis,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ed.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69.刘易斯就此提出了“反常翻译”(abusive translation)，以解决翻译实践中传统的忠实观所面临的不可译之难题。

在刘易斯研究了反常语与反常语翻译之后，译学大师韦努蒂(Venuti, L.)继续发起了关于“反常语”的讨论，支持刘易斯对传统忠实观的质疑，倡导反常语须有“反常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和明确了新的翻译原则：“反常的忠实”(abusive fidelity)。*Lawrence Venut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2.“所谓‘反常的忠实’，就是在文学翻译中要忠实于原文的‘反常’，即以‘反常’对‘反常’，用同样不受目标语规范约束的表达方式来体现原文的‘反常’。用刘易斯的原话说就是‘反式模仿性忠实’(abimitative fidelity)，即译文要模仿原文的‘反常’。”*王东风：《反思“通顺”》，《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

综上所述，反常语在中西诗论或译论中都曾受到关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家和诗人，或感时愤世，或忧国伤怀，悲欢离合，灵感与激情互动，巧用反常语写下了许多不落前人窠臼的经典佳句，其中不乏千古绝唱。中西翻译界的前辈们一代又一代，包括已故的和健在的，都曾为反常语的跨文化交流做过不懈努力和出色贡献，流传下来各种各样的反常语巧解妙译。

二、 反常语的妙译及分类

笔者梳理了一些英译汉和汉译英的精妙译例，拟探讨翻译中反常语的种类及其相应的翻译策略与表达手段。笔者认为，不论是我国传统译论还是西方各家译论中的不同观点，或者是独特术语、话语模式，不管是哪座山上的石头，只要可以攻玉，就不妨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必厚此薄彼，破而后立，应该和谐互补，取其共鸣之精华。

例一：“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其八)

译文：

……；parrots

Have left a few grains on stalks

Of grain fed to them, and here

Stands the wutong tree where once

A phoenic perched；*路易·艾黎(Rewi Alley)：《杜甫诗选》，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310～311页。

此例是杜工部《秋兴八首》之八的颔联(即律诗中的第三、四两句)，两句都是倒装，对仗极其工整。每句各以一中心词为主带长附加语作修饰，译为白话就是：鹦鹉啄剩下的香稻米粒，凤凰踩旧了的梧桐树枝。这是诗人用来自喻以宣泄怀才不遇的感叹。从话语模式到意象风格，由表层到深层，无不出其不意地变形。英语译者没有注意到香稻米是进贡皇宫的粮食珍品而未译出；又因不谙中国喂鹦鹉是用鸟食罐而不用谷穗，凭空添加了一个stalks；“余”和“老”暗含粮中珍品和栖凤佳木遭到了遗弃的言外之意；而本应突出的喻体“粒”和“枝”，在英译文本中都未得到凸现，被改写得形神皆非。须知中国古典诗词的句子构造，往往只用主位而缺述位，或只有述位而缺主位，以达压缩凝炼之目的。这两句就是只有主位的单主要成分句，不妨将其称作缺位式反常语一类。与其像原译这样刻意加工，费力又不讨好；倒不如依韦努蒂“反常的忠实”办理，直接用单主位句来体现反常。试另译如下：

Savory rice grains

Fed to and left by parrots

Oldwutongtree branches

On which once perched the phoenix；

例二：Speak I must: I had been trodden on severely, and must turn.*Charlotte Bront⊇, Jane Ey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847/1996) 68.

译文一：“我要说话。我一直受到残酷的欺压，我要反击。”*引自《简·爱》，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译文二：“说，我必须得说。我一直被横加践踏，必须得反击了。”*② 王东风：《反思“通顺”》，《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

原语文本的“突出处”就是开头的倒装强调句型，冒号后是一个表示原因的无连词分句。这种语序错位的话语不妨称为错位式反常语。从had been trodden on可读出小简爱受舅妈的气积怨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背景，两种译文都用“一直受到/被”来表示，是很到家的。气急败坏的倒装语气，预示着一场兔子咬人式的维权斗争就要打响。译文一无视原文的“突出处”，连起码的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都懒得理会，表达失真。译文二优于前者就在于用倒装译倒装，“以反常对反常”，达到了形神意俱合。但“横加践踏”这个四字结构略嫌老辣，文绉绉的书面气息较重，不像出自一个十岁小女孩之口，故稍有“用本土语言价值观压制或强暴原文的话语”②之嫌。笔者斗胆从上述两种译文中，用“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办法，凑成了译文三：“说，我必须得说。我一直被重重地踩在脚底下，必须反击了。”

从以上例一和例二来看，韦努蒂的“反常的忠实”，在处理某些反常语时确实管用。当然这不是万应灵药，有时未必能用得上。试看：

例三：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此为万里长城东端山海关旁一座寺庙的门联。该处面临大海，翘首蓝天，云水缥缈，容易引发参禅悟道的联想，又很像一副藏字的迷宫。正是这种出奇的妙语，使每位游客都倍感诧异，驻足吟哦。原来这每句中重复七次的同一个字，乃是同形异义异音词类不同的词语。按现代汉语的字义和读音应为：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

译文：Sea-waters tide, day to day tide, every day tide and every day ebb.

Floating clouds appear, often appear, often appear and often go.*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138-139, 97.

英译文采取归化策略意译的手段，并未刻意“反式模仿”反常的方块字。须知在此等情况下，要反常就无法忠实，求忠实就得丢失反常，译者深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权衡利弊，选择后者，结果写意生动，对仪工整，明智且获得成功。

例四：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Gertrude Stein)

译文：萝丝是玫瑰，恰似玫瑰就是玫瑰。

这一复叠式的反常语颇有点迥文诗或绕口令的味道。也不能机械模仿原文的变形而必须有所变通才能表达得好。这种表达手段在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也出现过，其中对于《好了歌》的诠释就属复叠式结构的反常语一类。

例五：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译文：For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good is the end; if not the end, it is not good; if it is to be good, it must be the end.*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138-139, 97.

这个语篇的原文和译文，都好似在数快板和说脱口秀而又充满哲理，译文与原文逐字逐句相对应，几乎是严丝合扣，不差毫厘。对掌握英语的译文读者而言，并无陌生的感觉；在懂英语的中国人看来，译文也没有“压制或强暴原文的话语”，说它是“反常的忠实”也对；说它在“以通顺取悦读者”也未尝不可，因为它读起来完全是地道的英语。遇到这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层面完全重合，连反常语也不存在差异的情况，再谈什么归化、异化，本土化或陌生化，也就大可不必了。由此可见，找出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对等即重合，也是译者要进行的工作之一，不失为反常语翻译的可取手段。

谈到复叠式反常语，大家都会想到李清照的《声声慢》。南宋末年的严羽说过，“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诗法》，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12页。易安居士那脍炙人口的十四字复叠，便是尤其难得的好“发句”：

例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译文一：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林语堂译)*林语堂：《论译诗》，《诗词翻译的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53页。

译文二：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许渊冲:《文学与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3、73、409、213页。

此例潄玉词名句，属只有述位缺主位的缺位式反常语，历来人读人爱，无庸赘述。两位译者都是译界名望功力极高的前辈，两种译文都体现出女词人那种黄昏细雨无可奈何的孤单，同时又折射出国破家残、流寓南方的背景，音韵幽邃低沉，如泣如诉，三日绕梁。但二者又都各具特色，反映出各不相同的学术见解和行为准则及操作技巧，很值得后学临摹。试分述于下：林译采用So组成的七对双声词组，充分复现了原文七对“联绵字”*《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818页。的婉约凄清，包括音韵、形似和意境；许译则按照他总结的“中国创新的文学翻译理论”，依从“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许渊冲: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翻译》2016年第5期。之法，抛开了原文七对“联绵字”的束缚，用四行六音步仄韵，从动态到静态再到心态，凸现了原文的深沉哀怨和悱恻缠绵。此中动态写的不是寻幽觅胜的旅游，也非寻章觅句的吟咏，而是想找回美好的往昔；静态发现，只有阴森和寂静，勾引起心态的酸楚悲伤和痛苦。越读这段原文和两种译文，越是心痒难挠，跃跃欲试，试写出译文三附后，只图“历练”，不问其他：

译文三：To seek and to look for-for, I find chilly, quiet round all, Feeling drear, sad, and sore-sore.

李清照曾提出诗词各是一家之说，不主张用作诗之法作词。所以，她偶作的诗完全不同于她的词风。试举她咏项羽的五言绝句，简直是大将军弹铁琵琶，情辞慷慨，悲壮雄浑。

例七：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他“率八千子弟渡江而西，无一生还”，他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遂自刎于乌江。这首诗中的反常语是“人杰”和“鬼雄”。许渊冲先生提供的译文:

Be man of men while you’re alive,

And soul of souls if you were dead.*许渊冲:《文学与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3、73、409、213页。

巧妙地取men和souls的上义，映衬出man和soul的下义来表达人间的好汉、鬼界的精英，恰到好处地译出了“人杰”和“鬼雄”这对反常词语，突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形象，真是匠心独运。Man的这种类似用法还出现在美国开发西部历史时期的口号中。

例八：Out in the west, where men are men.

译文：到西部去，那里的男人才算好男儿。*罗新璋：《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研社，1984年，第352页。

例九：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Milan Kundera)

译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

米兰·昆德拉的这部名著还有另一译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译)。两位译者都用了同一个文言虚字“之”，来联结那种违悖惯例的出格越轨搭配，以“轻”换“重”，似不合逻辑，好像修辞格的“反语”，“轻”得生命都承受不了，但恰好充分体现出原作小说的主题、历史背景和独特风格，凸显了布拉格之春的气氛。“之”字本位居“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之首，竟然也为捷克小说家的作品在华人世界流行出了大力，这不仅是古为今用，而且也是中为洋用了。许、韩二位的译文，妙在一个“之”字的巧译，又一次说明，以反常逻辑对反常逻辑是可行的。其实，中国古典诗词中，违悖常理和逻辑的妙语比比皆是。如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发句便是：

例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译文：When will there be no more autumn moon and spring flowers

For me who had so many memorable hours?*许渊冲:《文学与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3、73、409、213页。

许渊冲先生说：“第一句凭空而来，出人意外：‘春花秋月’是天地间最美好的景物，一般人愿意花常开，月常圆，李后主为什么违反常情，反问花好月圆何时方休呢？”*许渊冲:《文学与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3、73、409、213页。笔者以为这就是一种逻辑颠倒的逆反情结，由于李后主的特定历史背景，所以才埋怨良辰美景为何总不收场。

再看拆字拼字造成的反常语。立意挣脱传统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在他的惊世名著《尤利西斯》(Ulysses)中，“故意把yes(是)、no(不是)开头字母互相调换。表面是文字游戏，但钱锺书在《管锥篇》里却破译为‘中国有唯唯否否的说法，nes，yo正表达了辩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很有哲学意味’。”*许渊冲:《文学与翻译》，第213、214页。许渊冲先生也写道，“据说萧乾和文洁若的译文就是‘唯唯否否’”，同时又提出，“原文既是文字游戏，故意把yes，no开头的字母互相调换，那么，翻译也可以用形似的方法，把‘是’、‘否’两个字的上半和下半互相调换，创造两个新字：‘’(‘否’头‘是’尾)和‘’(‘是’头‘否’尾)”。*许渊冲:《文学与翻译》，第213、214页。此议颇富巧思，而且“得意”又不“忘形”，不过恐难被普遍认同，不易推广。此外，萧乾在《尤利西斯》中译本序言中，还提到乔伊斯用过一个超长词语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哈欠点头’三个字的过去时连写”。中国的女皇武则天，也曾为自己创造过一个新字“曌”来，自比日月当空。这个拼凑的生造字没查到现成的英译文，想来也只好“得意忘形”用the sun and the moon are shining in the sky来表达，这简直不算译而属说文解字了。泰山刻石有“虫二”两字，还流传有纪晓岚故作不解待乾隆说出“风月无边”后，才讨好称颂“皇上圣明”的一段佳话。这种哑谜一样的拆字游戏，又怎能实施“反常的忠实”那既定方针来译呢？恐怕只得以通顺取悦读者，译作boundless beauty of breeze and moonlight(或scenery)，方能传达清风明月的景色。此外，成语典故的突出处，翻译时多涉及中西文化差异。如钱锺书“入于化境”的名译有：

例十一：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a pit， a gain in your wit.

例十二：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此例英译把“诸葛亮”音译移植加注补偿，采用的就是唐玄奘“五不翻”中“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的办法。*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0页。再如:

例十三：It’s raining dogs and cats.

源语因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如若照搬猫呀狗的，必然与译入语文化差异产生碰撞，只得加以归化，译作大雨倾盆。再看俚俗反常语：

例十四：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译文一： Can a live man get killed by the pressure of his own urine?*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148.

这句的译法与例十三中所用的归化相反，保留了原文俚语的俗词，译得原汁原味，活灵活现。

例十五：他门槛精得脑子进了水。

译文： He is too clever to be wise.

此例原文前半句上海话，后半句北京话，极尽诙谐调侃之能事。英译采取形式肯定而意义否定的惯用法，推陈出新，贴切而又俏皮。

纵观以上译例所列反常语，大致可划分出(1)缺位式反常语、(2)错位式反常语、(3)复叠式反常语、(4)逻辑颠倒反常语、(5)拆字拼字反常语、(6)文化差异反常语、(7)成语俚俗反常语共七类。本文之所以不惮其烦一一列举实例，为的是便于依例论译，进行具体分析与讨论，避免从翻译理论到翻译理论、只在概念上兜圈子。

三、 “非常译”、“反常的忠实”

及反常语翻译的意义 在以上译例的分析中，笔者除随机采用了一些国内外传统的和主流的翻译研究术语，如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移植与变通等之外，还着重引用了许渊冲先生“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与刘易斯和韦努蒂的“反常的忠实”这两项译论研究的精辟之见，因为笔者认为此二者对反常语翻译的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者彼此异中有同，可以相互补充，对立统一，各尽其用。

其实，所谓“非常译”就意味着不用平常的方法进行翻译；针对反常语，放弃经常采用的固定翻译方法，即翻译手段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机动灵活。它包括了“以反常对反常”的翻译，但又不仅局限于“以反常对反常”, 更强调了翻译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叛逆性和创造性。

至于“反常的忠实”，刘易斯在其对德里达诗学论文的研究中坦言，“以英语表述法语某句话时，便须提供以英语构造的该话语的译文，然而译语却根本无法传达原作以法语表达的本意”，这便是“翻译的不可译性”。*Philip E. Lewis,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ed.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67.而若要破解该类与“常语”迥然不同的“创造性差异”，唯有选择“一种全新的忠实观，要求译者关注能指链、句法过程、语体结构，以及语言机制对思想内容和现实形态的作用影响，等等。…… 这种忠实已不是主要针对语义上的内容，而是在追求表达方式和修辞策略”。*Philip E. Lewis,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ed.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70.

韦努蒂进一步明确了“反常的忠实”的实质，认为“此处的关键是被刘易斯以‘反常’定性的‘全新的忠实观’：译者要重现原作文本中反常于(或者是抵抗)源语中主导性文化标准的特色。这种翻译表达要求发掘出相似的表意手段，并具有双重的反常性，既要抵抗目的语中的主导性文化标准，又要以目的语润色改写原作文本”。*Lawrence Venut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2.

从刘易斯和韦努蒂的讨论来看，实现“反常的忠实”有其前提条件，那就是原作文本中存在的“反常于(或者是抵抗)源语中主导性文化标准”的惊人妙语，而要忠实地再现这些反常之语，化不可译为可译，译者需要反目的语的表达常规而行之，以敢于打破常规的叛逆精神再现原作中的反常精髓。

“非常译”与“反常的忠实”的互补性说明：由于文化传统和背景有所不同，或者研究者在方法和目的上的差异，一些中西译论貌似互不相干、各自为营，实质上却具有相合互存的内在条件或因素。它们得自于翻译实践，又应用于翻译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互为优化，相互影响，求同存异，最后在实践这个平台上形成彼此相融的共振，从而凸现出理论上新的活力。

反常语是以突破语言常规之法来取得理想表达效果的特殊语言现象。这一现象表现在翻译中便是与“常语”的共存关系，不论是在原作文本还是译语文本中，两者都是同一整体内的对立统一。钱锺书先生从诗歌语言视角提出了“反常之语言”的现象，而刘易斯则以德里达哲学论文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反常语。事实说明，作为妙语的反常语，不仅诗歌中有，其他文学体裁诸如戏剧、小说、散文，都可以有；哪怕是非文学文本的政论和学术论文，甚至是演说和日常交流的口语也未尝不可以有。也正因如此，针对反常语翻译的研究就有了不容置疑的意义。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堪称经典的本土化反常语译例。在2014年“著名语文类杂志《咬文嚼字》发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中， 政治隐喻‘打虎拍蝇’位居前列”*高波：《“打虎拍蝇”，收获“民心红利”》，《人民日报》2014 年12 月30 日。, 该词语以老虎和苍蝇喻指大小贪官的反常语表达，既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贪腐分子的本性，也表达了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自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来，其翻译也经历了中外多种译法的实践检验。新华社最早提供的官方译文为：crack down on “tigers” and “flies” at the same time，译文使用引号将“虎”与“蝇”直接对位译出，但译句内仍提供了补偿释义。此后因英语缺乏对应的文化喻义，国内有译者提出了放弃隐喻的译法，改译为Bring all corrupt officials to justice, be they big shots or small potatoes，以易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然而，随着中国反腐倡廉运动的深入发展，“打虎拍蝇”不仅成为国人家喻户晓的流行词，也在国际上引发了文化共振，国外译者大多对这一反常语采用了非常译，选择了“不受目标语规范约束的表达方式来体现原文的‘反常’”。BBC译为：go after the tigers and the flies; 《卫报》译为: to fight “tigers” and “flies” in anti-corruption drive; 更有南非执政党大会文件在提及自身反贪时，直接异化拿来作出如下表述：“we need our own ‘fighting tigers, smashing flies and hunting foxes’ in South Africa”。*See “ANC documents： Fight Tigers and Smash Flies,” http://www.news24.com/Opinions/ANC-documents-Fight-tigers-and-smash-flies-20150825.由此可见，今天的“打虎拍蝇”，很可能就像当年的先例，将“纸老虎”一词直接译为paper tiger，作为英语世界未曾有过的反常语，飞跃大洋，中为洋用，最后成为西方人广为接受的形象化词语。这正说明了反常语翻译对语言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TheTranslationandAnalysisofNon-usage：ThePracticalComplementarityofChineseand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

SUN Jing

(ForeignLanguagesandLiteratureColleg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Non-usage is a special language phenomenon which is often seen both in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writings. As a result, it has been notified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Qian Zhong-shu in hisNotesonLiteratureandArtreferred to “non-usage expressions” as classic examples of poetic language. Philip Lewis furthered the discussion by studying “abuse” in comparison with “use.” The abuse is a typical case of its own and must be trans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 new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a new axiomatics of fidelity.” Lawrence Venuti followed it up by exploring the idea of “abusive fidelity” which encourages the faithful translation of the abuse in the original by means of abusivenes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it happens, Xu Yuan-chong in China has made a point of emphasizing the principle of “abusive translation” for rendering non-usage expressions by way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rules.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acquir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 proper classific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non-us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larify the related translation concepts in terms of their appropriateness and limitation for translating expressions of non-usage. Either the comparison of theories or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cases in this study has convinced us of the actual significance in combin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for thei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and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that translation practice serves as th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non-usage； “abusive fidelity”； abusive transl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责任编辑罗剑波]

孙 靖，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