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敢说自己是个不收钱的县委书记

他敢说自己是个不收钱的县委书记

陈行甲

这个标题有点长，但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说这句话的人的敬佩之情。

说这句话的是陈行甲，一个网红，湖北省巴东县原县委书记，2015年受中组部表扬的全国102名优秀县委书记之一。在县委书记前加一个“原”字，是因为他在2016年12月2日辞职离任。

在他宣布离职的微信里，这几句话是最出彩的：

我在巴东所有的工作，自己最满意的是和大家一起凝练了“干净”“自强”的巴东精神并带领大家身体力行。我不敢说自己不负苍生，但我敢说自己不负本心；敢说自己是个不收钱的县委书记，敢说自己已经拼尽全力。

在人们偏激地怀疑“无官不贪”的早些年，即使有人敢说“自己不收钱”，又有几人相信？

但现在有人信了。

信，是因为公众感受到了官场生态正逐步走向健康有序；是公众看到了因贪腐而滚落在地的200多顶省部级官帽和无数被拍落的绿头苍蝇。

陈行甲的底气就是“干净”，无论是十几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还是装在衬衣盒里的20万元港币，一概拒绝。他当上巴东县委书记从来没给宜昌的历任书记市长和组织部长送过一分钱。他的硬气也是“干净”。他没有用手中的公权力为生活在巴东的姨妈谋取丝毫便利——即使姨妈是妈妈生前最牵挂最心疼的大姐。没有人知道他的姨妈和他的三个表哥是县委书记的至亲。倘存一毫私心，不必特意，哪怕是下乡期间顺道到一下姨妈家，结果都可能不一样。他的志气还是“干净”。他在2015年回到母校演讲时说：“我希望我将来离开县委书记的岗位后，人们给我的标签是‘不收钱的县委书记’”“节是操守，是做人的骨气，做事的骨力。不在功利面前折腰。”

然而，这样一位敢说自己不收钱的县委书记辞职了，尽管他宣布离职的微信洋溢着丰满的诗意，但仍难掩饰住现实存在的“骨感”：“我厌烦了戴着面具做人做官”“再这样下去就是刷简历，还要去讨好，去左右逢源，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在巴东可以什么都不做，不做没有功，但也不会有过，戴着面具，只讨领导喜欢就行，这是一些官员心中的为官逻辑。”

在社会多元化、人们选择多样化的今天，我们无疑尊重陈行甲的个人选择，但在这尊重之外，也不乏惋惜和些许沉重。

著名学者钱理群曾辛辣地评价中国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在培养一群二十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智商高，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钱理群教授说，一旦这些人掌了权，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将大大超过那些昏官和贪官污吏。

陈行甲是清华的硕士毕业生。戴着面具做人做官，左右逢源，讨好领导，是其所厌。他不讳言自己经常觉得孤独，他的这种孤独感不能不令人苦涩。这也说明构建绿色健康的政治生态，并非单纯惩贪肃腐所能造就。干净就是其中一义，担当、责任、协同、和谐也是为官必备的素质。倘若陈行甲没有戴面具之惑，不生讨好领导之畏，他会辞职吗？

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有个“非典型类清官”的定义：“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他说曾国藩就是“非典型类清官”。曾确实没有把任何一分钱的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和光同尘，有意识地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在遍地贪官污吏的情境中，清官想办成事寸步难行。海瑞是典型的清官，但海瑞受到大家的排挤，所以海瑞一到哪做官，当地官员就会联名向朝廷表扬他，说他做得太好了，品质太高尚了，太清廉了，建议朝廷赶紧升他的官，让他走人。海瑞一生有几次升官，都是这样升的。但海瑞一生没有办成什么大事。张宏杰说，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好在这种沉重感在当今不少人身上得到了释放。但就是这释放的背后也有着难言的酸涩，如陈行甲。不管怎样，于混浊之中跨出这难得的一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而这不仅是陈行甲的个性使然，更应是时代使然。相信通过重塑信仰，更兼持之以恒的反腐，典型类清官必然越来越多。

从“不负本心”到“信仰坚定”仍路途漫漫。陈行甲虽然辞职了，但他使人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