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调动

1982年7月底，华师暑期函授完毕，我从荆州教育学院回家。下了车，走在龚场镇的街上，有熟人说，余老师，你要调到县里去了；走进龚场中学的校门，遇到王双武主任，他说，赶快到区教育组去拿调令，你要去县教育局了；回到家中，孩子的妈妈说，前两天学校已经通知这件事了。

这真如“晴天霹雳”，让我万分惊讶、震撼、百思不得其解而又心潮澎湃。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或说过想调动的事。别说是到教育局，调到县里学校的念头都没有动过。

我真的要到县里去了吗？

从1968年下放到如今，14年过去了，我的最最美好的青春足迹，走了这样一圈：武汉知青——农民——乡村民办教师——师范的学生——乡镇中学的教师，从来没有逾越过这一方小小的 土地。

我真的要到县教育局去工作了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家多年来一直住的是学校15平方米的窄小宿舍，每天的夜晚，都听得到屋梁上鼠群隆隆的奔跑和吱吱的恐吓声？

是不是因为我的女儿已经快5岁了还没有上过幼儿园，每天早晨骑着小小的儿童三轮车跟在晨跑的我和我班学生们的后面？

是不是因为我身兼班主任、语文教师、教务处副主任、学校文艺宣传队领队等各项事务且每天起早贪黑地努力工作？

是不是因为身处偏远乡下中学的我，已经订阅了1979年复刊的北京《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语文学习》并开始了如饥似渴的笔记式的研读？

或者是因为我发明了一种“听读课”而让我的复读班的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了让人欣慰的好 成绩？

也许是因为我这几年业余坚持学习，每次函授结业考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受到各级教育部门表扬的原因？

总之，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居然有县教育局的一纸调令飞来了，我要离开龚场中学，调到县教育局去工作了。按照人员调动的规矩，当地學校应派车送我到县里报到。可是，校长震怒于我的调动，连续四天不安排、不理睬。我找到他的老乡，给他带了一个口信去：校长，余映潮不是调到别的地方去的。此话果然有效。第五天，校长来了，满脸都是笑容，车也来了。下午，装载得满满的一辆大卡车，将我们全家送到了监利县教育局。好多的同仁前来送别，感慨着余映潮只身来到龚场镇，现在是一家子、一车子。

奇怪的是，调令上通知我到县普教科报到，而到了县局之后，办公室却通知我到县教研室报到。这又无异于巨石入水，激起我心中的起伏波澜：好让人高兴，真好啊！确实是命运之神的眷顾，不经意中有连续的转折，有接连的惊喜。

后来才知道，县教研室的主任李国佐老师，曾经到过龚场中学，知道我的工作水平、教学能力。他对局长说，余映潮放到普教科可惜了，让他到教研室来吧。于是我欢快地开始了我的语文教研员的工作，并迅速地进入了角色。

局长匡继洪先生非常喜欢我，常常赞叹说小余的工作太负责太扎实了。我住的地方就在教育局的院子中，有一次上班之前，匡局长到我家问有没有搽手的“香香”，我说只有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他又看了我家的简陋家具，感慨道：余映潮啊余映潮，看到了你，我就看到了希望。

至于是谁提议调我到县教育局的，其中的过程如何，始终没有人说给我听。我最清楚的，就是李国佐先生让我去了教研室。

这些，都像小说的情节一样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