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页的伤逝

2017-04-07 02:39卜键
读书 2017年4期
关键词:乌头契诃夫

卜键

近几年又有数次搬家。早年的乔迁之乐早已淡远,苦累之感渐觉浓重,最苦最累莫过于整理捆扎图书。然亦时有小欢喜在焉,那些久被垫底置顶的“闲书”蓦然重现……如这本《萨哈林旅行记》,薄薄一小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蓝色封面印有一幅木刻:荒原上远远近近的松楸白桦,孤零零一辆马车从残雪中碾过,背后却是几道车痕,旷远寂寥,十足的俄罗斯远东风情。

一读再读,由本书扩展到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等一批小说,扩展到追寻搜罗清代相关史料,继而再去寻觅日俄文献……阅读中不断滋生联想与慨叹,生出无尽感伤悲愤。痛恨殖民侵略的同时,我更感伤国家在衰败时的懦弱无奈,感伤社会精英和知识界的集体失声,对一个北边大岛的割离,选择的都是装聋作哑。

契诃夫要去萨哈林(库页岛)的消息,是在一八九0年一月发布的,引发莫斯科文学界一片惊诧。不少人都知道那是一块极其辽远的苦寒之地,是苦刑犯和流放犯聚集之区,雪野和密林中凶险四伏;也有较亲近者知道契诃夫身体素弱,已显现出肺病的征兆。对于契诃夫本人,这是一次兴之所至的突然举动,又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他为此研读了大量资料,做了充分准备,甚至设想到种种不测,预先写就遗嘱,然后才踏上行程。习惯于单色调描述的我们常会说“义无反顾”,实际上契诃夫“反顾”了多次,在西伯利亚大道无穷尽的泥淖中,在庙街夜色笼罩的空寂码头,在库页岛阴森凄冷的矿道内……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一 到萨哈林去朝圣

俄廷将西伯利亚揽入版图后,便开始觊觎我国黑龙江一带,其时更有了进一步向东向南的扩展谋划。这块“处女地”的广袤丰饶,俄罗斯人(士兵与移民,也包括流放者与苦刑犯)在那里的境况,也吸引了俄国文学界的目光。

一八九0年四月十九日(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一),契诃夫从莫斯科乘火车起程。就在前一天,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修筑“东轨”事宜。东轨即关东铁路,是为闻知俄国要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清廷紧急采取的对应性举措。较为务实的李鸿章建议“每年尽部款二百万两造二百里路,逐节前进,数年可成”,慈禧太后与醇亲王担心落在俄人后面,决定借款三千万两,加紧赶工。两国朝廷都意识到铁路对开边守土的重要性,都要将铁轨铺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也都对工程的浩繁艰难估计不足。俄西伯利亚大铁路至一九0四年才勉强开通,我国的关东铁路更是命运多舛,这是后话。

由于西伯利亚还没有铁路,契诃夫抵达秋明后只能换乘马车。那是一个春天,想象中斜倚在车厢中,手持烟斗或来支雪茄,和风拂面,马蹄得得,沿着西伯利亚大道饱览壮阔景色,该是怎样的惬意!然而且慢,读了契诃夫的《寄自西伯利亚》,你才知道旅途中的种种艰辛困厄。早于他整整半个世纪,林则徐因禁烟“启衅”被道光帝遣发伊犁,逐日简记途中经历,尽管在出关前已将马车做了一番升级改造,仍被戈壁乱石颠得肝肠欲碎。契诃夫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形:桃花水淹没和浸软了道路,没完没了的泥泞与坑洼,所乘马车被狂驶来的邮车撞坏,人和箱包摔落泥水中,然后是在漫漫寒夜中徒步跋涉……

还在叶卡捷琳堡时,契诃夫就出现严重的咳嗽,有时咯血数日不止,只得停下来稍作休整。他是职业医生,应能想到此乃肺结核的症候,但仍坚持前行。然后是几经辗转,小船大船,漂江渡海,终于在七月十一日抵达库页岛。对于一个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契诃夫的考察之旅低调简朴,没有人陪伴照料,没有人在前站安排,以至于到了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曾经的我国庙街),居然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来时乘坐的轮船已开走,往库页岛的“贝加尔号”轮船要等几日后才启航,契诃夫只能将行李放在空寂的码头上,“在岸上来回踱着,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已经纠结了多日的问题重新浮现:自己为什么要到這里来?这次旅行是否过于轻率?数日后就可以登上库页岛,苦役和流放地已近在咫尺,可契诃夫蓦地想起没携带任何引荐文书,登岛可能会被拒,内心充满不安。

为什么非要到遥远的库页岛?

契诃夫将之称为一次朝圣之旅。当时库页岛被沙俄强行吞并不过三四十年,以其遥远苦寒的生存环境,对苦刑犯和强制移民的百般虐待,已是恶名远播。契诃夫则认为充满众苦的苦役岛是一块圣域,是文学家了解底层社会或曰特殊人群的厚土,也是认知人性和揭露制度弊端的窗口。他正是以一种朝圣者的赤诚坚忍,历经磨难抵达库页岛;再以伟大作家的执著与洞察,逐屯逐户,完成了尽可能详备的考察。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萨哈林旅行记》从创意到动笔都有着特殊的心血倾注,得来甚难。它不是一部小说,却也随处可见摹写人物的温情,可见勾画场景的细腻笔触,随处可感知作者的深邃目力和博大情怀。

我国唐代出现过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写金戈铁马、大漠孤烟,也写血沫与死亡,写征人的饥寒与思亲之苦。南宋大文人陆游、辛弃疾也曾卫戍边疆,将真切感受融入诗文,降至明清两朝则难以看到。库页岛先后归属宁古塔和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距京师五六千里(不到契诃夫此旅的三分之一),不光官员极少登岛履职,知名文人更绝无一人涉足。阅读晚清史,我们每每对国家边界被蚕食鲸吞、大块领土沦丧流失扼腕痛愤,感慨其来归之悠远、割离之匆遽。应知任何突发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积渐而成的过程,也都不应仅仅视为当政者的责任。这是伟大的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一道思考题,也是这部谦称“旅行记”的书所内蕴的启迪意义。

二 作家的大悲悯

很难为这部书定一个品类,是纪游随笔,是纪实文学,还是考察报告?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书带给世人的巨大心理冲击,是它跨越国界和种族,跨越不同社会阶层,跨越入侵者和受难族群,跨越历史时空的深长影响力。一百多年前,《萨哈林旅行记》曾震撼和警醒无数俄国人;可时至今日,理应受到震撼和警醒的我们,对它的认知和评价仍是远远不够。

坦率地说,我的阅读在开始时就很不轻松,除却对宝岛流失的沉郁压抑,还伴随着战战兢兢,生恐深爱的契诃夫有伤害中国人的表述,但是真的没有。书中无处不在的,是作家对殖民和苦役制度的尖锐批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契诃夫一路观察和问询,一路记录与书写,笔调仍是一贯的从容平正,字里行间也跃动着其一贯的反思与批判。

库页岛本来是安定与富足的,渔业、皮毛、木材、煤炭和石油,令人艳羡。而在契诃夫笔下,却充满严重的匮乏,不光是苦刑犯,几乎所有人物都披染着一层悲惨的光晕。这里存在(应说更严酷地存在)奴隶和等级制度,存在肆无忌惮的贪腐与欺凌,命运之不公和人性之恶也表露得更为强烈。得益于大作家的名头,契诃夫一路得到官员们的友好接待,考察过程中也获得地方当局的协助,却不影响其对所见所闻的客观记录与评介。他记述了为欢迎阿穆尔督军五年一次的巡视所做的准备,写这位考尔夫男爵的温煦可亲与富有鼓动性的讲话,也写了男爵被移民拦截诉苦时的假意应付,写他视察时对瞒骗的心知肚明与姑息迁就。俄国有尊重文学的传统,考尔夫对契诃夫极为友善,知悉其考察没有官方使命,仍尽可能给以最大方便。契诃夫称赞他品德高尚,认真记录了他的谈话,却全然不认可他对“不幸者”生存现状的说法:“任何人都没有被剥夺获取完全平权的希望,不存在终身惩罚,无期苦役不超过二十年,苦役劳作并不沉重。如果说沉重,那只表现在强制性劳动不给劳动者本人提供私利,而不表现在体力强度上。不披枷戴镣,不用人看守,不给剃光头。”(《萨哈林旅行记》第二章,26页,下引此书只标章节及页码)与考尔夫的谈话发生于契诃夫抵达之初,也不见得是其蓄意欺骗,而作者后来笔录的大量文字,都证明这番话浑如梦呓。

“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的岛区最高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又是一种类型,他从不讳言当地生活的艰难枯燥,坦言自己深陷种种琐事的纠缠中。将军将契诃夫当成倾诉对象,强调自己的人道精神,“不断地表示厌恶体罚”,而事实是体罚在岛上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掌握大权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很坦率,也不免借以掩盖真相。将军说“苦役犯、移民和官员,所有的人都想逃出这里”,作者是认同的;复说自己“还不想逃”,则不免矫情,契诃夫显然不太相信。

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海岛,契诃夫观察到上级官员对下属的任意凌辱,更痛感于整体的体制之恶,如大量无偿地役使犯人。他写道:“数不清有多少苦役犯在侍候官员先生们,每一位官员,甚至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据我了解,都可以不限数量地使用仆役……一个典狱长按规定可有八名仆役:女裁缝、鞋匠、使女、听差兼信使、保姆、洗衣妇、厨师、清扫工。”(第五章,58页)即便如此,官员们的生活仍然缺少快乐,海军军官的两个小女儿被蚊子叮得满脸是包,医生每晚都在写控告信,多数典狱长动辄殴打苦刑犯,将敢于反抗者打入黑牢,而书中至少写到两个典狱长被犯人活活打死。

岛上也有一些自由民,被当局用花言巧语哄来,分了大块的土地,贷款建房,购买牲畜,可很快就陷入困顿—漫长的寒冻,夏天的炎热与洪水泛滥,这些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阿尔科沃屯,契诃夫发现所有的农民都欠债,“债务随着每一次播种,每多一头牲畜而日益增加”。不久前一个叫斯科林的移民饿死了,“他三天只能吃上一磅面包,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在另外一个居民点,又是一番景象:二十七户家庭挤住在废弃的牢房里,污秽不堪,人们并排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十五六岁的姑娘不得不挨着苦役犯,铺前是臭气熏天的便桶。作者用笔简洁冷静,一色白描,写到最后仍是按捺不住,大声疾呼:“读者可以根据这种野蛮的居住环境判断,妻子和女儿在这里受着怎样的侮辱和损害,她们本来都是自愿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苦役地的,可是这里却无人关心她们。”(第八章,92页)

最惨的还是那些苦役犯,又被分为三六九等(等级制的幸福和悲惨,皆体现在不断细分中)。该书卷首附了几帧黑白照片,如“为苦役犯上重镣”“连车重镣犯人”,皆注明为作者所藏。当时照相技术已发明约百年,但体积仍较笨重,契诃夫似乎没有携带相机,这些照片应是在岛上收集的。该书第八章,作者專门描写沃耶沃达监狱的连车重镣犯:“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手铐和脚镣,手铐中间拖着一根长三四俄尺的铁链,铁链另一端锁在一个不大的独轮推车上。”犯了什么样的重罪使他们受此严惩?

作者举了一个海军水手的例子:他因为挥拳扑向一位军官,被流放萨哈林;在苦役地又扑向下令用树条抽他的典狱长,被判处终身苦役,外加鞭刑和连车重镣。这还是仰赖考尔夫男爵的好生之德,否则就是死刑了。仅因不堪受辱、捍卫人格尊严就被逮捕流放,在萨哈林绝非此一例。

三 萨满的诅咒

契诃夫也写到中国人,有时借用当地人的话叫“蛮子”,着墨虽简,仍能见出友善或同情。书中写得较多的,则是基里亚克人,即我国费雅喀族(又作吉里迷、非牙喀等)。基里亚克,一作吉利亚克,是俄国人早期对库页岛原居民的称呼,后来统称为尼夫赫。曾有俄国学者考证这个民族的由来,说其与这一地域的各民族都没有共同之处,应是从堪察加沿千岛群岛过来的。这多半属于臆测,且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实则从萨满信仰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费雅喀与赫哲人都十分接近,同属于野人女真的一支。契诃夫对基里亚克人做过一番研究,“这个民族有记载的历史达二百余年”,“有人认为,从前基里亚克人的故乡只有一个萨哈林,后来他们才转移到就近的大陆上,那是受南来的爱奴人排挤的结果”(第十一章,129页)。这些说法来自俄国的著述,现在看来颇值得商榷,更多证据说明,费雅喀是从黑龙江下游渐次移居海岛的。

该书写到基里亚克人处甚多,尤以第十一章为主,记述了他们的相貌特征与习性,写实且细腻,堪称有关该族的最为准确鲜活又充满温情的文字。兹略作摘引:

基里亚克人的脸呈圆形,扁平,黄色,高颧骨,经常不洗……表情常常是若有所思,温顺,天真而聚精会神。他或是开朗,幸福地微笑着,或是像寡妇似的,沉思而又悲痛。

基里亚克人体格健壮、敦实,身材中等甚至矮小……骨骼粗壮,所有的冠突、脊骨和结节都特别发达,鼓着肌腱,由此可以推测,肌肉定会结实有力……碰不到肥胖和大腹便便的基里亚克人。

他描写这个民族的善良与忠实,描写他们的勤劳顺从,也描写这个处于半原始状态部族的愚昧落后(或曰混沌未开),如不洗澡,不知敬重老人与善待女性。这些描写大多来自传闻,或也有一些个人观感,征之于间宫林藏的记述,应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笔端却没有丝毫恶意。

费雅喀人也注意到契诃夫,觉察到总是拿着纸笔的他有些与众不同,书中有这样一段有趣对话:

“你的当官的?”那个生着女人面孔的基里亚克人问我。

“不是。”

“那,你的写的写的(意思是说我是录事)?”他见我手里拿着纸,就问道。

“对,我写。”

“你多少钱的挣?”

我每月挣三百卢布左右。我也就把这个数字实说了出来。应该看到,我的回答产生了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印象……他们脸上表现着绝望的神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其中一个人说,“你说话为什么这样的不好?喂,这很不好!不要这样!”

“我说什么坏话了?”我问道。

“布塔可夫,区长,大官,只得二百,你什么官都不是,小小地写的—给你三百?你说的不好!不要这样!”

淳朴的原居民也知道沙俄官员的一些情况,却不知眼前的是位大作家,更不能理解他的收入远高于区长。契诃夫是那样平等和婉,耐心地解释,直到两人大致明白,相信了他的话之后才离开。

契诃夫对费雅喀人充满同情,直写殖民占领对这个善良部族的挤压。他们素来敬重山川河流,“认为种地是莫大的罪过”,而今森林被砍伐,高山被凿洞挖矿,土地被翻开,河流被污染,族人被奴役……于是,一个费雅喀萨满忍无可忍,摆开一应法器,诅咒入侵者,甚至诅咒库页岛,“预言以后从岛上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这是契诃夫上岛之初听到的故事,是一个看似玩笑的故事,作者记下这段“荒唐言”,接下来记的便是一声叹息:“果然如此。”

契诃夫的踏访笔记,似乎在写萨满诅咒的应验,然而更多更悲惨的报应却体现在萨满的同胞身上:异族入侵未久的天花大传播,夺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费雅喀人的性命,很多屯子成为废墟;白喉、伤寒、猩红热、赤痢等轮番肆虐,原居民对这些外来疾病几乎毫无抵抗力。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更为惨楚的人祸是直接的杀戮。被视为“老实人”的逃犯布洛哈,“在逃跑期间,因杀害许多基里亚克人而名声远扬”。在此,作者忍不住抨击俄国的惩戒制度,“只能使囚犯变成野兽,使监狱变成兽栏”。南萨哈林出现过更为惨烈的场景,一群逃出“兽栏”的“野兽”袭击了爱奴人屯落,“大肆蹂躏屯里的男女,全体妇女都遭奸污,最后把儿童吊上房梁”。

不管作者本人有多少怜惜与善意,事实是,原居民成了岛上的贱民。契诃夫的观察是敏锐细致的,不止一处写到平日驯良的看家狗向基里亚克人狂吠。书中也提到岛区长官力图使原居民俄国化,雇用他们做监狱看守或巡丁,悬赏格要他们参与追捕逃犯;提到费雅喀人被引诱喝酒作乐,从而导致其快速堕落,出现一批卖身投靠者,作者写道:“参与监狱事务不能使基里亚克人俄化,只能使他们腐化。”

无数中外先例证明,这是民族消亡的另一条路。

四 乌头草

书中着力最多的,還是来到库页岛的俄罗斯人。苦役犯和移民在岛上的悲惨情状,不少时候竟与乌头草相关。乌头草,又作草乌头、北乌头,是一种活力充盈的野草,我国的北方地区多可见。唐人已将其入《药谱》,清张志聪《本草崇原》说杭人以其花美艳,种植园中,称名“鹦哥菊”“鸳鸯菊”等。契诃夫在北部考察时未提及此草,而一到南萨哈林,乌头草便频频出现在笔下,常与叙事连接在一起。

虽说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大作家的名头也会点燃受难者的希望,在南部的科尔萨科夫哨所,契诃夫收到一个苦刑犯的申请书,信中附了一首短诗,题目就叫《乌头草》。诗中先写乌头草不择地而生,描绘那蓝叶紫花之美,然后笔锋一转:

这种小小的乌头草根,

造物主亲手把它栽培,

它常常把人们诱惑,

让许多人躺进坟墓……(第十三章,160页)

哪里没有诗人呢?契诃夫已在这里结识了一位诗人,身份是邮电所职员,常陪着他散步聊天,给他朗诵自己的诗。而作者对这首诗显然要重视一些,录于注文中。似乎是在这之后,契诃夫开始注意乌头草与流人命运的关联,注意到那些被乌头草带走的可怜生灵。

这首诗写的是误食,感叹其伤人之多。乌头草茎叶鲜亮、花朵淡雅,块根能入药,有镇痛麻醉作用,但毒性很大。作者在本章记录了两例:米楚利卡屯的“科尼科夫老头吃了乌头草,中毒死掉了”,应是当成了野菜;而同屯的一头猪也被这种草毒死,主人塔科沃伊“舍不得扔掉,吃了猪腰子,结果险些丧命”,便与穷困相连。

作者在这之后所记录的更多情况,则是人们故意去吃,以求一死:

弗拉基米罗夫卡的乌科尔听说女友“要嫁给别人,大失所望,于是就服乌头草自尽了”(163页);

大塔科伊屯有一名医生,“太太很年轻,在我来的前一周服乌头草自杀了”(166页);

橡树林屯的移民里法诺夫“赌输了钱,服乌头草自尽了”(168页);

科尔萨科夫有十一人被判处死刑,处决前夜,“没有想到,其中两名死囚半夜吞食了乌头草毒药”(第二十一章,279页)。

对于这里的主动求死者,乌头草大约是最好的选择,服食后精神恍惚迷离,或能减却尘世的痛苦。死者各有各的人生故事,又都深深打上库页岛的烙印,打上乌头草这样一种戳记。

俄治早期的库页岛,笼罩着死亡的气息,几乎成了一个大坟场。作者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死亡,也很自然地写到坟地和墓碑,多数是苦役犯的坟墓。小十字架“样子千篇一律”,湮没在荒草野蔓中,但也可见真情流露的例子。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契诃夫记下一个黑色十字架上的铭文:

这里埋着处女阿菲米娅·库尔尼科娃的遗骨,死于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她终年十八岁。立此十字架以志纪念,双亲于一八八九年七月返回大陆。(第十五章,195页)

不知道这青春女孩因何而死,也不知道她的双亲因何来到库页岛,又因何回到大陆,仅读铭文,已觉悲情淋漓。而在一个流放犯医师的十字架上,则刻着:“再会,我们将相逢于欢乐的清晨!”库页岛也是政治犯的流放地,这些激情不灭的诗句,或许是战友的赠言。

契诃夫还写了一场偶然遇上的葬礼,死者由四个面容枯槁的苦役犯抬着,急匆匆走向濒临大海的坟场。死去的是一个强制移民的妻子,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作者写道:

拉着女人手的小男孩阿辽沙,年约三四岁,站在那里看着坟坑。他穿着不合身的外衣,两只袖子老长,一条蓝裤子已经褪色,膝盖上打着浅蓝色补丁。

“阿辽沙,妈妈呢?”我的同伴问。

“埋—上了!”阿辽沙说着笑了,用手指着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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