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的文化阐释

黄彦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调研室，广西　南宁　530022）

古希腊的雅典与科林斯由于伊庇丹奴和波提狄亚的争端而发生战争，科林斯人向斯巴达人求援，斯巴达的介入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31年爆发。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阐述了一个极富洞见的观点，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即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在何时何地由何种导火索引爆是偶然的，而两者的冲突与战争本身却是必然。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对西方历史上大国兴衰进行考察，认为修昔底德的观点对大国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指出新兴大国崛起必然与原有大国发生冲突，并且大部分情况下会演变为战争，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也同样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而美国也必然要回应这一挑战，从而使得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抗与冲突。[2]然而，用修昔底德陷阱观察西方的大国兴衰是准确的，但以此评估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却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误读。

一、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误读

修昔底德对此洞若观火，他指出斯巴达与雅典爆发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里的关键词是“势力的增长”和“恐惧”，为什么雅典的势力增长会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势力的增长”和“恐惧”之间还空缺一个逻辑环节。简言之，一个庞然大物（大国）并不一定令人恐惧，当这个庞然大物会伤害人、给人带来危险时，才会让人恐惧，也才是恐惧的真正原因。比如人们不害怕牛马，可是豺狼比牛马要小得多，但人们却害怕豺狼。

决定一个庞然大物是否会伤害人的关键在于它的本性，一山不容二虎是由虎的本性决定，而一山可以容一群羊则是由羊的本性决定。对动物而言，会否伤害人，其本性由自然生成。但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其本性则是由文化熏陶而成。民族由文化融凝而成，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追求向往、禁忌与偏好，并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遗传、解读和表达。故一个民族的本性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决定，只有从斯巴达和雅典的文化差异角度去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民族特性，寻找雅典日益强大为什么会令斯巴达感到恐惧的根源，才能正确解读修昔底德陷阱。换言之，冲突的原因不是大国，而是大国这一符号下的具体战略，大国的战略体现的正是大国的文化，文化才是冲突的根源。

当以修昔底德陷阱限定中美关系时，忽略了大国之间的文化因素，将修昔底德的观点简单表达为任意的大国关系必然歪曲修昔底德的原意，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斯巴达与雅典的文化差异

文化，与自然相对，一切人为的非自然的即为文化的。文化孕育产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差异最初来自地理环境的因素。某一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特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生产生活方式会影响人的行为，而对这些行为的原因和目的的思考则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关于生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这些观念又反过来指导人的行为，一旦人们的行为开始脱离自然生物属性而由观念进行指导时，人也就从自然人走向了文化人，则可认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部落、民族、国家的群体诞生了。

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世界各地文化可归为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特征相似，又可看作同一类型[4]。在古希腊世界的斯巴达和雅典，由于生存环境不同，正好分属于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两种类型。

斯巴达主要以农业为生。农业生产固定在一块土地上播种、灌溉、收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力有限人力有限产出也有限，收成多寡依赖于风调雨顺，物质上限总有定量。但农业生产饥能食、寒能衣，虽无巨富，却能自给自足、衣食无忧。

雅典则是典型的商业文化，主要依靠贸易为生。贸易需要交往，不能只在一个地方，要四处奔走才能获得机会赚取财富。其财富增长与个人活动能力和工具运用密切相关，越活跃、越频繁、越大范围地交易越能获取财富，因此财富增长似乎总有可能、总无上限。但与农业财富不同，商业贸易虽更容易聚集财富，却更依赖于金银货币等符号财富作为媒介，便于积累却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反而对外界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1)DDC灰土挤密施工。使用这种材料进行填土能够有效消除地基的湿陷性，提升地基的质量和承载力，最大限度减少地基的变形。DDC灰土挤密主要是利用桩孔内深层强夯工艺，借助螺旋钻将灰土分层注入孔内。夯实成桩同样要分层进行，再通过反复锤击来扩大桩径。

这些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特征造就了斯巴达和雅典不同的民族特性。

斯巴达求安而雅典求富。两者对财富的认识决定了斯巴达人对金银的轻视，他们甚至“禁止金银货币，只准以铁铸钱”[3]，而雅典人则渴望金银。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领袖，对同盟国也没有任何财富上的要求，同盟国无需向斯巴达纳贡；而雅典则将同盟分为两类，一类直接纳贡，一类则要为雅典的战争提供海军。[1]关于斯巴达的贫穷和雅典的富裕是当时的共识[1]。在一些体现巨大财力方面，斯巴达就远逊色于雅典。比如城市建筑上，斯巴达“城内没有壮丽的神庙和建筑物，而只是一些古老形式的村落的聚集，它的外表不如我们所料想的”，“后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反观雅典“一个普通人从亲眼所见它的外表来推测，会认为这个城市的势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1]。斯巴达追求安足，“不让一个公民匮乏，也不让一个公民富有”[3]。而雅典则在追逐财富中堕落，知识也作为商品被智者们兜售，这也是苏格拉底反思批判雅典生活、柏拉图将斯巴达生活哲学化为理想国的重要原因。

斯巴达好静而雅典好动。斯巴达人偏于保守，依恋土地，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对于一切超出自己土地范围之外的事物总是反应迟缓，尽可能置之不理。而雅典偏于冲动，总是希望不断地向外开拓，“斯巴达人总是留在自己的家乡，而雅典人总是在海外”[1]，总在不断地探索新的事物和领域，往往孤注一掷，充满冒险主义精神。斯巴达人散漫而雅典人团结。斯巴达属于小农区，水系单一，无大江大河，农业生产更多承应天时，生活自给自足，这也导致人与人关系简单；而雅典人进行贸易总在异国他乡，主顾敌我之间泾渭分明，族群身份认同强烈。

斯巴达人是防御型而雅典是侵略型。前文指出斯巴达人是散漫的，这似乎与“斯巴达三百勇士”的印象不符。事实上，斯巴达的作战英勇主要来自对土地的重视，土地是农业的根本，也是斯巴达生存的底线，因此当波斯陆军入侵希腊半岛时，斯巴达人创造了悲壮的“温泉关战役”，这也是农业民族坚韧之所在。但一旦波斯陆军撤退，斯巴达就根本无心恋战，早早打道回府。而雅典则远不满足于不受侵略，不但乘胜追击，甚至主动发起进攻，对波斯进行劫掠，[1]这也是雅典取得希腊东部抗击波斯领袖地位的根本原因。反之，雅典重视财富但对土地却并不看重，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完全放弃了陆上城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伯利克里说服雅典发动战争的理由也是雅典无需害怕斯巴达，因为雅典可以随时放弃土地；而斯巴达国王劝阻斯巴达不要开战的理由也在于此：土地对雅典无足轻重，斯巴达却近乎没有海军。

三、修昔底德陷阱的文化本质

对斯巴达与雅典的诸多文化差异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农业文化塑造的斯巴达具有一种保守和平的文化特征，而商业文化塑造的雅典则具有一种冲动侵略的文化特征。

农业民族主观上的保守求安足和客观上的贫穷决定了他们偏重于和平相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斯巴达人认为“正当的行为是避免妨碍他人，也避免自己受他人妨碍”[1]。斯巴达人追求安宁，不富裕却容易满足；而雅典正相反，虽然富裕却对外界有强烈地依赖性，极不安宁也不满足，有着天然的商业和侵略冲动。事实上西方商业本身就起源于海盗。最初的海盗是一个职业，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人们并不以海盗抢劫为耻[1]。海盗在抢劫中逐渐强大起来，控制了一个地区，则成了殖民地的开端，殖民地正是海盗文化的表现，而殖民地几乎贯穿了西方历史。当一群海盗逐渐强大到可以抵御甚至消灭其他海盗，海盗则转变为政府，而势均力敌无法抢劫时就产生了商业交换，这就是海洋商业帝国的起源。[1]对于商业文化的国家而言，侵略总贯穿其发展历史。雅典的历史不是在征服，就是在被征服，即使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发动的战争并不完全针对波斯的入侵，也有针对别国甚至同盟国的主动镇压”[1]。

通过斯巴达与雅典的文化比较，毋庸置疑两者冲突的根源在雅典，雅典处于主动的一方。斯巴达不但在希波战争早期容忍着波斯，在雅典帝国扩张的初期，也都是采取容忍的态度。雅典通过诡计建筑战争要塞和城墙，最终也得到了斯巴达的容忍，对此“没有任何怨言”[1]。

两种文化的对比非常鲜明，雅典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在这一文化下形成的雅典国家战略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征服。斯巴达则不然，斯巴达自居住范围大概形成后，则不再主动发起战争，甚至防御也是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进行。斯巴达与雅典的文化差异贯穿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由于深刻洞见两者文化的根本区别，修昔底德才作出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这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含义。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文化的冲突，是雅典商业文化对斯巴达农业文化的挑战，正是雅典文化的帝国主义特质“不让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的生活”[1]，才导致斯巴达对雅典“势力增长”感到“恐惧”，进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四、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是“雅典悖论”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是雅典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对异己世界构成了威胁，而雅典的帝国主义正是雅典商业文化的必然逻辑指向。雅典的帝国主义起源于海洋商业文化，由于内不足而强烈依赖于外界交往，故而需要将外部的物质变成内部的，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而直接财富如粮食衣物不利于商业交换和运输储存，因而刺激着雅典对金银这种间接符号财富的需求，金银又反过来刺激雅典的欲望。雅典一方面通过商业贸易拥有大量金银，但金银再多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只能继续依赖交换。由于时刻需要面对交换的未知而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只有通过越来越多的财富才能获得满足和安全，于是又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可以说富而不足、强而不安正是雅典文化人生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人生的困境可以称之为“雅典悖论”。

“雅典悖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耦合，其根源在于财富（金银）反噬主导了雅典（社会生活）。财富越多就越需要商业贸易，通过交换将金银转变为直接的物质财富；越需要商业贸易就越依赖外部，实际上是将自身存在的基础安置于自己控制不了的外在境地，从而也就越缺乏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就越需要征服、统治、称霸，需要时刻掌控着外部，即激励着帝国主义道路；而越是征服、统治、称霸就越需要金钱的支持，越需要商业贸易，越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本是一体两面；而拥有越多金钱又进一步刺激商贸依赖，进而更依赖外部，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如图一）。

图一　雅典悖论示意图

“雅典悖论”的逻辑指向正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道路，是“（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造成了与斯巴达的摩擦不断增长，并终于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3]。

这种文化人生反映在雅典城邦内部，就是贤人政治难以在雅典立足，因为任何需要提升修养、控制欲望的审慎和节制都是雅典人所厌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是雅典远征西西里，而在贪婪与狂妄驱使下作出这一决定的正是雅典的民众会议，修昔底德借着尼西阿斯的悲剧讽刺雅典人的堕落和贪婪埋葬了雅典。

雅典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奠基者效应”。一方面，其对个人能力的推崇、对人性不同追求的包容、对工具的重视、对财产权的维护等，对西方的科技发展、政治建构，乃至今天的资本主义繁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雅典悖论”也作为西方的文化基因，影响着西方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大国兴衰无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国家不能理解和平发展之中国道路的文化根源所在。

五、中美关系的文化分析

中美如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简单地从新兴大国与原有大国的关系出发，而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在斯巴达与雅典之间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是雅典如何摆脱“雅典悖论”；而在当今中美之间则是应当客观认识中美文化之差异并改进自身文化之不足，走出“雅典悖论”的文化逻辑。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且在空间规模、历史悠久、复杂程度上远非斯巴达可以相提并论，其保守的和平文化对内极力阻止商业资本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主导影响，故虽然古代中国城市兴起之早、规模之大远非欧洲可比，却始终保持对资本的警惕和制约，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对外则重点防止走向帝国主义道路，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是任何个人意志都无法抵抗的。比如中国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理解、友谊和繁荣，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来的则是奴役、屠杀和灭绝，这些对比充分展示中西文化强盛时的历史和影响，也是中西文化差异之明证。类似的事例充斥在中西历史中，俯拾皆是，简言之，中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不存在“雅典悖论”的文化逻辑，用修昔底德陷阱观察中国是对修昔底德陷阱文化本质的误解。

但应当警惕的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主导了世界发展进程，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形成巨大压力，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重新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生活相配合，是当代中国必须解答的课题，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就美国而言，摆脱“雅典悖论”的文化逻辑才是解决内政外交困境的治本之道。力图一手通过美元的金融霸权操纵全世界的经济运行；一手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推翻不亲美政权的政治策略，在“国智渐开”的现代世界已经“路人皆知”，所谓“普世价值”的诱骗力越来越弱。这种时代背景下，美国如果不能彻底反思独断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正视世界不同文化，审视自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缺陷，走出“雅典悖论”，那么美国将始终面临与所有异己世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文化转变必然是一个长期交往融合的过程。短期来看，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冲突关键在美国能否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不要误判中国的战略和底线。比如农业文化融凝下的中国尚安乐，重视土地，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底线。炒作中国威胁论完全站不住脚和毫无意义的；而围绕中国周边领土搬弄是非，妄图以此遏制中国的行为更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领土完整不应仅仅看作是中国政府的底线，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线，这也是中国政府一再重申“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不会动摇”的原因和底气所在。

六、结语

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文化问题，不是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原有大国的秩序而导致冲突不可避免，而是帝国（资本）主义文化陷入“雅典悖论”后必然对异己世界构成威胁和挑战，并引起它方的回应，进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修昔底德陷阱对当今世界至少有三点启示。

一是应当正视修昔底德陷阱，它真实地存在于西方历史中。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在于“雅典悖论”，这是西方文化的困境，中国虽然不存在“雅典悖论”的文化逻辑。但作为西方的异己世界，如果西方不能走出“雅典悖论”，那么中国将一如既往继续受到西方国家的误读、摩擦、挑战。

二是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不应完全依赖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存和军事上的相互威慑。经济全球化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但是仅仅通过加大经济交往并不能彻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经济密切联系既扩大了交往双方的合作空间，也增加了相互之间冲突的可能和风险。经济联系越紧密、相互依存度越高并不代表没有矛盾冲突，只能说明矛盾冲突爆发的成本在增加，军事威慑也如此。一旦利益高于成本，抑或战略判断失误，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文化问题，最终还需在文化层面加以解决。文化总是与某一特定区域人群之生活相配合，中西文化由于古代生存空间隔离与差异，其关注与侧重也不尽相同。西方文化在工具利用、激励个人欲望、财富积累、军事扩张上有其长处，而中国文化则在心性修养、群己和谐、天人合一，尤其在以天下观构建大同世界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远非西方文化可企及，对消解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世界面临的国与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化导致东西交往日益密切深刻，文化也必将产生更多碰撞和融合，西学东扩，东学更应西进。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对当代世界的价值，坚定中国文化的自信，建立扎根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话语体系，阐释好对内不被金钱控制、对外不扩张称霸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文化价值，为世界发展彻底消除金权政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从而走出“雅典悖论”的文化困境，从根源上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1]修昔底德，谢德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08/c_128966932.htm，2016-9-15.

[3]罗素，何兆武，李约瑟.西方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