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传承与创新

姚成得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甘肃 兰州 730030）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传承与创新

姚成得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甘肃 兰州 730030）

党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最根本的核心观点，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中鲜明、坚定的党性立场一以贯之，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新闻舆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本文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新闻观，从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演进脉络探析了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党性立场，同时回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导的新闻事业在世界各国的探索，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阐述了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党性立场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前瞻性，尝试总结习近平基于党性立场对党管媒体和导向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习近平 党性立场 舆论导向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继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2.19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文献，是党管意识形态和党管媒体等执政能力逐步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2.19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脉相承，是党积极探索新时期新闻舆论规律的重大理论贡献，鲜明的党性立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芒、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党性立场是基于党派政治的现代媒体肇始之哲学基础与逻辑起点，但因为受到资产阶级虚伪性和市场经济迷惑性的遮蔽，诞生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媒体标榜自由客观公正等普世价值，即使党派创办资助或财阀投资掌控的媒体也否认和隐藏党性立场，无不宣称代表民族国家或民主世界的整体利益与价值取向，借此实现党派政治主张的传播、灌输、渗透和媒体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新闻媒体，才敢于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党性立场和党性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奠基与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和新闻事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奠基者、践行者和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共产主义运动时丰富的新闻实践，酝酿产生了同样丰富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在与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斗争中彰显了强大的战斗力，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壮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鉴于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及工人阶级政党还处于艰难萌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论述中没有明确提出“党性”概念，而是用“阶级性”、“党派性”、“人民性”等范畴界定党报党刊党性，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新闻党性立场的认识已经凝练明晰。

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及欧美一些国家工人党的报刊采编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党的报刊要表达和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严守无产阶级立场，要高举党的旗帜前进，要忠诚为党服务。马克思在1848年差不多以自己全部财产和精力投入创办《新莱茵报》，恩格斯对这份坚守两年但因革命失败被迫停刊的报纸给予高度评价：“我们的报纸是高举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1](P415)在编辑《新莱茵报》时针对自由派报纸《布勒斯劳报》散布谣言，马克思亲自指导编辑的《新莱茵报》郑重刊出“辟谣”声明：“《新莱茵报》是党的机关报，它已经充分证明是收买不了的。”[2](P589)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招股启事上宣称要“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要每日都能干预运动并且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3](P3)恩格斯反复嘱托国际共运领导人拉法格要重视新闻宣传，警示他们如果没有报刊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党的存在，失去党的领导人跟其他同志保持联系的有效手段，最终还不如其他国家“最弱小的党”从而“什么也得不到。”[4](P168)当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无产阶级政党还在襁褓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报刊党性立场的论述尚未明确指向“党性”概念，而是围绕“自由报刊的人民性”或“人民报刊的人民性”展开，给予自由报刊之功能、职责和使命非常高的定位与期待，后来的新闻媒体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这个论述的前瞻性，我们不仅看到电台成为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的“有声纽带”，报刊也是人民洞察一切的“慧眼”和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而且也逐步见证了意识形态斗争中新闻舆论阵地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包括网络等媒介的传播和推动，无产阶级的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获得强大的精神武器。

如果追溯无产阶级新闻创建史和社会主义新闻发展史，列宁首次使用“党性”概念并对党报党性原则作出全面系统论述。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新闻实践和理论建树方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指引方向指导实践，特别是善于利用党报党刊组织发动革命的典范。列宁把党的出版物（包括报刊）纳入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把党报党刊作为党的一个组织和工作机构，党的各类出版物应当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党报要以机关报的性质、地位来组织开展编辑出版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关心和重视党报党刊编辑出版工作，加强对党报党刊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5](P663)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公开亮明党性立场，公开宣称《火星报》办报方针“一言蔽之就是马克思主义。”[6](P316)列宁把报刊的党性同为劳动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服务结合起来，把党的报刊同时看成人民、国家和苏维埃的报刊，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特别是党性立场的深化，也为无产阶级党报坚持和贯彻党性立场的规划了路径。

二、毛泽东新闻思想对党性立场的丰富完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新闻活动家和新闻理论家，他以自己的办报实践和理论建树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集大成者和新闻大家。毛泽东早期创办《湘江评论》、编辑《新湖南》、投稿《新青年》，其新闻活动与思想已经蕴含着坚定的政治追求和党性立场，这些观点包括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创办政治报纸；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宣传对象，以反映人民生活、启发群众觉悟作为报刊主要社会使命；报刊是为某一些阶级所掌握并为这些阶级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对新闻舆论和政治宣传的重视与生俱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明确要求，各地根据需要出版各种报纸、刊物、小册子和临时通讯。1923年毛泽东创办第一份党刊《新时代》并撰写了发刊词，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政治自信决心为改造国家做出贡献，对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武人政治等政治主张开始战略谋划，甚至设想了以新闻指导教育、文学、艺术的改革与建设，这种宏伟蓝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成为社会现实，可见毛泽东办报伊始就有相对完整和系统的新闻思想理论。1925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以后，在创办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时撰写《发刊理由》，旗帜鲜明地宣称出版《政治周报》的理由就是“为了革命。”[7]《发刊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次公开阐述新闻观点，毛泽东“为革命办报”的方针表明了媒体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重大突破和创举。

红军时期和长征途中毛泽东仍然把新闻宣传工作牢牢抓在手上。1929年12月时任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在九次党代会上做政治报告，指明红军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去打仗的，通过宣传发动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是红军打仗的目的，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和争取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宣传任务的实现是红军总任务实现的前提，宣传任务实现以后才能更加有力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而建立政权并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毛泽东还从反面辩证地论述了忽视宣传工作的重大危害，指出党和红军如果做不好宣传这个“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8](P15)对于宣传工作的地位作用、职责使命认识之清晰，充分说明毛泽东新闻思想坚定的党性立场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在革命初期就已经达到了如此继往开来的战略高度。其中扩大政治影响和争取广大群众的宣传任务，一直贯穿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始终，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党性、革命性和政治性统一的主线。1931年3月毛泽东起草了《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还编写《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分发给苏区各地和红军各部，指导军民一起办好《时事通讯》以扩大视野打破保守观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1942年3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推进《解放日报》改版工作，3月3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开创了中央最高领导人调研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刊发社论《致读者》指出首先必须贯彻坚强的党性，党报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才能成为党所期望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标志着毛泽东以党报理论为核心的新闻思想基本形成，也全面彰显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坚定、成熟的党性立场。此时毛泽东对党报党性原则理论已经有了系统论述和具体深化，一方面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用好报纸这个极为重要的“武器和工具”，正确认识党报的性质和职责同时充分发挥好党报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党报在政治和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正确处理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从而防止“闹独立性”，既为对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管理使用好报刊指明了方向，也给新闻媒体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宣传中央路线政策提出了要求。毛泽东还针对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普遍忽视新闻宣传工作，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和管理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存在对新闻政策、社论方针的研究指导不力等缺位、失语现象，要求各地党组织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以纠正错误，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增强党性完全符合党的政策。[8](P97）正是在毛泽东新闻思想坚定的党性立场和党性要求引领下，中共中央及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强化新闻领导工作，重视报纸、通讯社的宣传党性并充分发挥舆论重要的武器作用，从而保证党的政治主张迅速深入人心得到群众广泛支持拥护，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攻坚克难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中央用报纸、电台、通讯社的社论和新闻，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党指挥枪用笔杆子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之后，在世界东方作为重要思想武器和宣传工具取得的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更是登峰造极。除了在各种会议继续倡导推动各级组织重视党报工作，毛泽东还率先垂范参与重要社论和新闻稿件的撰写与修改，要求把党报真正纳入党委议事日程严格加强对党报工作的领导。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致信广西党委负责同志刘建勋和韦国清，对党报在工作中的作用和人民中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党委要充分发挥党报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这个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职责使命的新表述新论断，是对“工具说”和“武器论”等功能定位的进一步阐释与梳理。毛泽东还指示广西党委负责同志和党报编辑一起研究办好报纸，指导好报纸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具体业务。党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不断强化和细化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要限制在集体领导、政治领导和宏观领导的合理框架内，否则就有可能沦为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传声筒，这是我们强调党性立场但要防止媒体属性的强制剥夺和自我异化。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基于个人才华学识经历的重要政治理论创新与建树，是马克思新闻观与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最具革命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核心就是一以贯之的党报理论及其党性立场，博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阐述党性立场均有重大理论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党性立场的强化拓展

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毛泽东新闻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下，针对新闻传播全球化、网络化的传播新格局和舆论新态势，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新成就、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舆论引导的新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江泽民、胡锦涛对新闻宣传党性立场的要求指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是统筹兼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认同和安全需要，根据不同时期新闻宣传工作实际和舆论传播规律做出的理论选择。

江泽民积极应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毛泽东新闻思想有了新的解析。《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系统阐明了江泽民的新闻观，对坚持和贯彻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党性立场提出了明确要求。江泽民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喉舌论”是对新闻媒体职责使命和功能定位的新论断，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福祸论”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形象概括，对于舆论导向的“福祸”研判和预警切中肯綮、振聋发聩，这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动向，新闻媒体沦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的工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更要坚持党性原则和党性立场，党报和各类新闻媒体要讲政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

胡锦涛高度重视对新闻媒体社会功能和传播规律的探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大力推进新闻宣传工作改革创新，在坚持党性立场上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致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胡锦涛在江泽民导向“福祸论”基础上提出引导“利误论”，指出正确引导舆论利党利国利民、错误舆论引导误党误国误民，显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求真务实的新闻思想，胡锦涛以高度的政治敏锐和理论洞察直击新闻时弊，要求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来掌握舆论主导权和主动权，增强主流媒体新闻宣传的时效性、针对性，提高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召力和战斗力。胡锦涛始终强调要坚持发扬党管媒体的优良传统，新闻宣传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任何面向社会大众的媒体都必须自觉、积极地宣传党的主张，既要坚持党性又要关注民生，胡锦涛对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做了以人为本的阐述，他认为党性就是体现党的主张坚持正确导向，人民性就是反映人民心声通达社情民意，党性和人民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两位一体。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意识形态是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重申所有宣传思想战线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9](153)习近平反复思考互联网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先后提出了许多开创性、建设性、指导性的新观点和新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是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向互联网和新媒体延伸的新进展。习近平强调党的主流媒体在恪守党性原则上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做好生力军。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和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才能把新闻宣传工作领导权始终抓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勉励军报姓党、爱党、护党、为党，忠诚于党的党性立场不仅是军报也是党报和其他媒体的“政治灵魂”，坚持党性立场就是从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传播中央声音，“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10]始终不渝、高度自觉、坚定不移、竭尽全力，这些意志、情感和态度是党性立场的内化与践行，也是新闻宣传凝魂聚气、知行合一的精神高地和政治阵地，寄托着习近平和党中央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习近平清醒认识到传统媒体舆论引导能力面临严峻挑战，新媒体设置话题、聚集焦点、放大影响、引导舆论的功能日益强大，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最前沿。习近平积极倡导推动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跨越、融合发展，要求尽快打造有较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传媒集团，尽快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领导的主动权、主导权。

习近平“2·19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梳理了当前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规律，深入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新变化，科学回答了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全面部署和动员全党在新形势下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19讲话”是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科学提炼和理性呈现，是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新理念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新要求，是党的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新成果、新境界，是党面对新闻传播全球化、网络化复杂局面的理论自觉与自信。党性立场和党性原则是习近平“2·19讲话”的立足点与落脚点，也是学习贯彻落实这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要文献的切入点。习近平“2·19讲话”指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两个根本”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闻观坚定的党性立场。

四、习近平“2·19讲话”对新闻党性立场的新观点和新论断

习近平“2·19讲话”是新时期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总纲领，是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和党管媒体的科学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飞跃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传承与创新，字里行间贯穿着治国理政意识和强基固本意识，微言大义中蕴含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和人民情怀，一些新观点、新论断不仅强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而且将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节点。

1.职责使命响应时代性。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赋予新闻舆论工作新的职责和使命，这是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立场的新要求、新方向和新目标。习近平“2·19讲话”对职责使命的概括更全面、更详尽、更明确，新增加的“引领导向”是对“高举旗帜”的贯彻落实和具体细化，这个导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政治层面的基本要求，“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国家层面的基本要求，“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个人层面的基本要求，“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国际层面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而且科学揭示了新时期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支点和效果。新的职责使命以强烈的时代感审视了深刻变化的舆论环境，观照了互联网、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与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职责使命相一致，与新形势下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舆论态势走向和媒介传播规律相呼应。

2.媒介管理把握规律性。党性立场主导的党管媒体和党管导向，重点一直针对党和政府主管主办的主流媒体。习近平“2·19讲话”对党管媒体的范围进行了扩展，不仅加强了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新媒体、自媒体的管控和领导，而且要求所有进入传播域和舆论场的内容、平台、渠道及人员，必须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纳入新闻舆论的管理和领导。党管媒体要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对目前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众声喧哗”乱象开出的良药，是建设风清气正舆论环境和公平正义传播秩序的必然要求，是引导新闻舆论工作纳入法治化运行和科学化管理的重要保证，是各级党委政府推行依法治媒的理论依据、政策支撑和信心基石。习近平还要求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高度，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新媒体领域，他认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管媒体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定期听取新闻舆论工作汇报，对重要工作靠前指挥，对重要稿件亲自把关，在重要关头加强对媒体的指导调控。习近平还要求领导干部真正尊重媒体、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充分运用好媒体这一平台。关键时刻特别是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复杂舆情，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勇于担当、善用媒体，及时发布新闻信息并做好权威定调者、自觉把关者的角色。

3.阵地建设富于前瞻性。坚持党性立场就是在阵地建设上贯彻政治家办报要求，牢固强化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纪律和政治定力。一方面要巩固阵地、守好阵地，新闻舆论领导人和管理者要当“战士”不当“绅士”，在大是大非重大原则问题上不缺位不失声敢于进行斗争，不能让与核心严重偏移、跟看齐严重背离的舆论找到出口；另一方面要发展阵地、扩大阵地，对新媒体要从管控变为主动参与、不断深入和熟练运用，努力做到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在哪里。“媒介化生存”时代舆论阵地没有真空、死角和飞地，导向管理也不能设定“自由基”、“隔离带”，舆论阵地建设不能搞两个标准、形成两个场域。所有具备信息发布、舆论动员等媒体属性的平台，以及为平台服务的从业人员必须纳入“党管媒体”。实现平台、内容和流程“一个标准”全覆盖，让主旋律唱响报刊版面、广播电台、电视荧屏，让正能量引领两微一端、移动平台、网络空间。建设阵地需要过硬的本领和作风，守卫阵地更需要前瞻的眼光和策略，认识舆论斗争激烈性和阵地争夺的残酷性，迫使新闻舆论工作者和管理者，学习驾驭复杂舆论局面的技巧和手段，学会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增加媒介素养、传播智慧和舆论艺术。要善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而不能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坚持党性立场和阵地意识就必须抓牢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在新闻宣传上遵循规律、创新方法、提高能力、体现水平，多一些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追求“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和“随风潜入夜”的效果。

把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性提升到旗帜和道路、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是新时期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立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党性立场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主心骨和定盘星，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总开关与试金石。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清醒的政治意识，胸怀党和人民事业的前途命运，情系中国改革发展的旗帜道路，以坚定的党性立场、鲜明的党性观点，自觉站到意识形态主战场和最前沿，守土有责、不辱使命，积极传播党的主张，忠实记录时代风云，勇于推动社会进步，自觉守望公平正义，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鼓劲助威。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列宁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7］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N］.政治周报，1925-12-5

［8］毛泽东.红军宣传工作［A］.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9］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C］.外文出版社，2014.

［10］习近平.在解放军报视察时的讲话［EB］.源自中国军网，2015-12-26，17：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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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7）06-0010-06

姚成得，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高级记者，全国广播电视理论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策划、运行与管理、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