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象性的活动”思想的双重源起

马 健 杨渝玲

前沿聚焦

马克思“对象性的活动”思想的双重源起

马 健 杨渝玲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构成马克思整个实践思想的哲学底蕴，其背后既囊括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又彰显出马克思深入社会现实维度对国民经济学的精细分析。基于以上双重的思考与研究，对象性和对象性的活动的应有价值被给予足够关注和准确解读。至此，马克思的实践观被赋予丰富的哲学意蕴，并使得实践的秘密得以最终凸显。

对象性；活动；对象性的活动

人是对象性、感性的存在物。这种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①。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揭橥。“对象”一词在黑格尔那里被这样解释：“按本质说来，对象和过程是同一的，过程是两个环节的展开和区别开的运动，对象是两个环节之被认作一个结合体。”②在此之前黑格尔的立足点始终是把知识与概念等同，并把对象与本质或者真理纳入同一维度，主张在审查因果关系时验证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黑格尔的这种直观立足于他的思辨。马克思则不同，谈及对象性思想，在黑格尔的思辨的对象性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对象性中，马克思显然更倾向于后者。马克思理解的哲学就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而对象就是人生活的世界③。马克思看到了费尔巴哈用感性的整体性抑制了黑格尔的纯粹思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到：“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④“类”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滥觞于费尔巴哈，马克思继承了其“类”的思想。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思想进行超越，把对象性的直观提高到对象性的活动的视野。对象性的活动思想的现实基础是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理解的。马克思基于历史现实层面来剖析对象性的活动。一方面，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为对象性的活动思想找到理论来源；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准确把握了对象性的活动的思想内核⑤。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底蕴

对象性思想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先验概念中的关系范畴，黑格尔接过康德关系范畴中的表象关系，在认识活动中寻求主体对象；费尔巴哈则站在人本主义的高度批判黑格尔的对象意识，进而找到了感性对象性原则；马克思在吸收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活动思想的唯心因素进行全面批判。这就使得其对象性的活动思想在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逐渐清晰起来。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便是让客体围绕主体转，使得对象符合于知识，而非颠倒。康德站在对象的立场上处理认识与对象的关系。在他看来：“当表象的联结被理智概念规定为普遍有效性时，基于这个关系而被表述为对象。”⑥显然在康德那里，对象的作用是为认识做辅助。康德认为：“只有当对象自身对我在场并且被给予我的那一刻，我才能知道它里面所蕴含的东西。”⑦即便如此，康德在随后的片段中写到还是不能理解，因为对象的属性是不能移到主体的表象能力中的。这一问题的解决落到黑格尔的身上，黑格尔发现了康德这种条分缕析的偷换。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发现这种偷换，源于其不再像康德那样从感性实在出发寻求经验性结果，而是略显潇洒地从人的理性认识起跑，来追赶主观认识活动的对象！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一切问题的立脚点体现在：把实体同时理解为主体。实体性既囊括了知识本身的直接性，也囊括着知识之对象的直接性⑧。黑格尔揭橥“知识之对象”的含义显然和康德那里认识和对象的关系如出一辙。而黑格尔独创性的地方在于之后论述主奴辩证关系的那一章节。黑格尔认为，非主要的意识可以视为主人的对象，这对象便构成他对他自身的确信的真理性⑨。从黑格尔的直接阐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在意识和对象之间黑格尔是把对象视为认识自己、实现自己的媒介和桥梁的，其目的是在自身的绝对精神和对象世界之间确立意识的本体作用。然而对象并未体现出自身的自觉性。黑格尔在“现实的”维度解读对象这一概念，但是这种解读依旧停留在逻辑思维里。由此，我们便不难发现黑格尔哲学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渊源。

被称为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开始就表明了费尔巴哈的贡献。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显然道出了马克思当时的哲学基础一定程度上滥觞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即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而费尔巴哈进行人本学批判的依据恰恰是对象性原理。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写道：一般的作为实践的对象的神性可以看作“天福”⑩。费尔巴哈这里的“天福”是指只有在人的本质的整个满足中才能找到真正幸福，这一观点在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得到证明。而我们能够清楚的是马克思较恩格斯晚些转向费尔巴哈，但是马克思在对其思想的透彻把握上毫不逊色于恩格斯。他敏锐地看到了费尔巴哈整个人本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在于感性—对象性。费尔巴哈把感性和思维的东西对立起来了⑪，在费尔巴哈那里主体的现实性在于对象性。

对象性在康德那里表现为对象首先成为一个关系概念，也就是说对象如何在认识中构造它自身始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必须区分物自体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为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关系意义上的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而后他又借助经验对象和先验对象的关系阐述对象。意外的是，康德在先验对象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定的态度，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找到先验对象存在的真实视阈⑫。这也就直接导致在康德那里对象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基于先验逻辑内的认识与现象的关系辨析。

黑格尔在康德走过的路上开始转向，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占有，即对象既为意识（绝对精神）服务又为意识所扬弃。也许正是黑格尔从康德的“客观演绎”偏向了先验统觉，才使其看到了康德客观演绎的不完整性。这在《小逻辑》中有所体现。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指出，思维形式既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是对象自身的活动⑬，其具体特征概括为思辨虚无性。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作为感性对象出现，这使得对象性思想的逻辑发展以人本学的立场为出发点，具体表现为主体性的彰显。而黑格尔所谓主体性的彰显则取决于精神层面。然而精神是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着的，因此不会也不太可能具有对象——这说明黑格尔不过是从绝对的精神出发描绘出一个孤立、静止的超感性的逻辑世界。黑格尔的对象性是基于主体在对象中的否定性，也就是说，黑格尔把我的对象和我等同，我的对象就是我本身。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原理验证了这一点：把对象复归给自身。但是这种复归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逻辑形式上的回归而已，由此导致了黑格尔最终没有跳出历史目的论这一唯心史观的视阈。

而就费尔巴哈而言，由于深受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他在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中人是感性的对象等唯物思想，进而发展出具有费尔巴哈特色的人本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体现在直观上，对象性是费尔巴哈的语言，其含义在费尔巴哈那里被概括为主体如果离开对象便是无，与主体相关的那个对象是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费尔巴哈把自然当作首要因素，因此对象性的概念在他那里披上了直观的外衣。费尔巴哈说：无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即：无需要则无对象；无对象则无我⑭。费尔巴哈让我们看到了其所关注的人的感性的社会性维度，但是这种直观的感性体现出来的对象早已经是精神上的解读了⑮。可见，在对象与主体的关系上，费尔巴哈的思路仅仅体现在二者关系的直观性上，这种直观性体现了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和本质已然混为一谈。

这样，不管是康德还是黑格尔，甚至到费尔巴哈，始终都没有完整地揭示对象性思想的现实内核。康德始终在认识与对象的先验逻辑关系中徘徊，黑格尔超越康德的一点在于其为对象性注入了主体性的因素，而费尔巴哈又在黑格尔的主体性基础上找到了人的核心位置，只不过人的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始终是抽象的、直观的。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也就是说，不管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依旧停留在认识论的理性传统和感性直观层面。而马克思却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阈。马克思认为，理解对象性首先要把活动解释出来。马克思所谓的活动区别于主体概念意义上的活动，并且也不仅仅是黑格尔那里的自我意识的活动。马克思理解的活动更多的是主体性借助对象性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力量，即对象性的活动⑯，而我的对象正是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再现了我的本质。

马克思在文本中既没有给对象性下准确的定义，也没有给对象性制定一个一成不变且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但在涉及马克思对对象性的存在物的考察时我们很容易回应开始所说的那段阐述：非对象性存在物等同于非存在物。即是说，首先，主体如果没有对象，便是无。这里的主体我们针对的是黑格尔的绝对主体。其次，与主体本质相关的对象与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毫无差别。这样，马克思所说的对象性即是基于主体的现实性。这正是费尔巴哈所没有看到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马克思指出了这一点。主体在费尔巴哈那里并未在对象性的作用下产生现实活动以区别于主体的客体，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理论从根本上缺乏了现实活动的创造性。这也就看出在面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客体问题上，费尔巴哈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被动性，而这种被动恰恰是直观性所造成的。

可见，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来反对黑格尔，因为费尔巴哈站在了人本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读感性对象性，黑格尔却把历史普遍性神秘化了；而马克思之所以又反对费尔巴哈来捍卫黑格尔，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把握住人的真正本质中所蕴含的现实性。黑格尔则理解了普遍者的决定意义⑰。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之前的坚持是错误的。从黑格尔思辨哲学批判的高度来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进行剖析，绝不是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历史地位的贬低。相反，正是基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我们才更易于把握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和思考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⑱，它恰恰证明了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的无神论的人本学宗教观的坚定守护者。

纵观德国古典哲学，就对象性来说，马克思之所以与费尔巴哈站在同一立场，是因为二人皆把感性看作对象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感性对象性看成活动，后者则当作直观；马克思之所以与黑格尔站在同一立场，是因为对象性被看作是否定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坚持的是客体对主体的现实否定，而后者则坚持对象主体的自我否定。

把握了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底蕴之后，进而需要理解的是马克思如何深入到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的现实中来为对象性思想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二、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初次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进而系统阐释自己新的经济学与哲学基本思想的重要文献⑲。马克思对象性理论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通过其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呈现出来。

我们在考察国民经济学研究起点时，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不能只停留在宏观而抽象的视野，应该注重进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语境去解析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哲学底蕴⑳。只有通过此种把握，才能更为明晰地理解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深入到历史性维度中去探究国民经济学中的现实问题，进而找到深藏于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背后的活动原则。马克思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是汲取了黑格尔的双重错误的教训，即黑格尔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把现实事物的异化归结于抽象哲学思维的异化。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精神的批判，其意旨并非是探究黑格尔如何把思辨精神纳入到社会现实中去，而在于揭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于社会现实的掩盖㉑。黑格尔看到社会现实的维度，但是这种基于思辨精神的解读却无法真正击中社会现实历史性维度的要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使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这种结合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按部就班地呈现的。后来柯尔施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殊性时认为，要完全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畴和问题，就必须深入到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去。由于从国民经济学谋生劳动的角度来探究劳动异化逻辑的始源㉒，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第三重规定中主要讨论了人的类本质，而这一部分的讨论恰恰是基于其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赞同。马克思在把握黑格尔双重错误的同时，认识到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宗教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的现实。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的把握，是因为马克思把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盘，由黑格尔所赞扬的国家转移到其所忽视的市民社会中去了。

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使得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考察上产生苦恼。马克思很明显地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来剖析当时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活动。马克思认识到理解社会发展的秘密不是在黑格尔所关注的国家中，而应该是在黑格尔所忽略的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深入考察已经察觉到不是现代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恰恰相反。但这种立场仍有所保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写作过程中尽管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但对费尔巴哈的思想仍有委婉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最当前的经济现实出发，从物与人的关系着手研究。而后伴随着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突破，剩余价值理论应运而生。在这一天才理论的背后可以发现：劳动者提供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实际上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与劳动本身呈现一种对立关系。马克思基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解锁了深藏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部的异化劳动。他清醒地察觉到了工人身份最本质的沉沦：工人不再是作为对象存在，而是最低贱的商品。工人通过自身对象性的劳动实现了非对象的存在！那么，劳动的对象性在哪里体现出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劳动的现实性中。劳动的现实性产生于社会。而正是通过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人类的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维度才得以在社会现实中被揭示出来㉓。因为对当时的马克思而言，人的本质的异化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社会现实的一切关系中。社会性或者现实性只是马克思在解读人的类本质时用到的一个角度。而马克思对社会性方向的探究直接导致其开始转向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并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最终发现了唯物史观的奥秘。席美儿曾说：纵观整个哲学史，哲学的耻辱恰恰体现在没有对人类自古以来所经受的苦难进行合理的剖析。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出了造成人类苦难的根源。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精准把握，马克思去蔽了这种哲学的“耻辱”。

马克思的论证是建立在严谨地考核事实和缜密的逻辑思维之上的。从《资本论》开始马克思紧紧抓住商品这个对象，揭开国民经济学一个又一个的奥秘。如果说马克思对于商品的考察是基于劳动的经济学语境㉔，那么其对对象性的考察则是在哲学话语的高度上深入到活动的维度。马克思对对象性问题及其活动原则的把握完全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考察和分析，来源于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深入解读。正是由于从国民经济学中汲取了商品形式的真正面目，马克思才能够使得对象性这一抽象的概念获得具体的解释。或者说马克思正是借助于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学的维度，同时又在这种维度上涵盖了这种相互作用所体现出来的对象性的活动，才使对象性概念得以澄清的㉕。而一旦澄清了对象性概念的来源，也就可以领会到对象性的活动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原则和立场的原因了。

不难看出，通过汲取德国古典哲学的营养并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筚路蓝缕的分析，马克思从哲学思维和国民经济现实的双重维度展开了对对象性的活动原则的“源”分析。也正是基于深入国民经济学研究并对从属于哲学高度的对象性思想的外部条件进行根本的批判，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三、实践秘密的真正诞生

1.诞生前夜：为对象性澄清前提与为活动划清界限

如果从词源学拆解的方式来看，对象性的活动可以拆分为对象性的以及活动两个子集。对象性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主体没有对象那就是无，与主体相关的那个对象是主体固有而客观的本质，是现实性的基本的领会方式。对象性来自于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感性直观原理是费尔巴哈哲学中最具命意的命题。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把现实性与感性直观等同。这种等同的前提是费尔巴哈能够在高度的哲学直观中把握社会，换句话说，能够在感性与思辨思维之间划定界限。然而费尔巴哈的这种界定却同时错失了对历史原则的拯救。费尔巴哈并没有使活动原则在历史中站立起来。历史原则的拯救何以可能？费尔巴哈在感性直观中无法求证。他看到了对象性原理，但是基于感性本体论没有找到对象性的活动原则。而马克思是基于存在论的视野使用对象性的活动这一概念的，因此这种救赎便落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对活动的探究深入到对整个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当中。正如后来萨特所说，实践并非始发于需求或者欲望，实践是他人在结果中的对象性活动㉖。马克思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活动原则背后所蕴含的德国古典哲学底蕴，并使之提升到更为完善的理论境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对立面来为活动原则构造出一个僵硬的概念，而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发展了活动原则，从而使得活动原则的理论价值并未有所减损。

活动原则首先是在康德的自我意识那里落户。康德使得自我意识与纯粹的活动彼此较量，最终导致纯粹的活动落入先验的深渊。而费希特似乎比康德具有远瞻性，他通过自我设定一个非我来返回活动本身。这种看似颇具突破性的返回比康德走的更远，但是方向却背离了活动本身。而当自我意识的活动过程被谢林当做无限活动来处理时，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同一使得自我意识更为彻底。黑格尔在认识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后把活动原则从思辨思维推向了自我活动。不难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主观唯心领域发现和发展了活动原则，进而找到了活动原则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仅仅体现在理论上。真正使活动原则站起来从而具有历史性导向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这种深邃广阔的思路立足于对人的把握。马克思认为人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而他之所以能够理解这种统一，是因为他不仅看到对象性的表面，而且进入活动的深处，确切地说就是找到了对象性和活动的结合点。而这一结合点的显现是基于他对对象性澄清了前提、为活动划定了界限。但费尔巴哈等人对此却浑然不知。

2.诞生之夜：实践诞生秘密的凸显

不难发现，对象性和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元素和细胞。马克思把握住了对象性维度，同时又对活动原则从不同维度进行思考，不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进行反思和批判，把其中的奥秘一个接一个地为世人揭露出来。这些秘密是德国唯心主义者永远无法理解的，因为这些“简单”的秘密比抽象的唯心主义更加深奥。马克思在对象性思想领域超越了费尔巴哈，在活动原则的历史维度上超越了黑格尔。这种超越在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视野下何以可能？我们又如何把握马克思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所从属的知识类型的转变？答案就是，马克思在哲学的高度上赋予实践以对象性的活动的内涵使得这种超越得以实现㉗。准确的说，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绝不是以单纯的解释为目的，不仅仅是要作出一种纯粹循规蹈矩的解释，而且是要把历史性维度贯彻到逻辑的领域中去，使得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得以可能。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明确指出，因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较其他历史观更为优越。而无论是胡塞尔或者萨特都没有达到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高度㉘。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的思想囊括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真现实中深入国民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无论是基于理论维度还是实践视阈㉙。

最后我们回到马克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了。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实践是一个哲学范畴，而在于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实践本身。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反复出现说明了实践是一个历史观念发展的必然产物㉚。实践的哲学和“哲学家”的实践得以结合，从而为新世界观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最终能够成为其新唯物主义的落脚点是因为马克思借助实践进入了具体的社会情境维度。而之所以能够进入这种情境是因为具体的社会情境在马克思那里转变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㉛：改变世界的核心在于实践，实践的基础在于人本身。而人又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是一种既受自然制约又受社会情境影响的主体的能动性㉜，是感性对象性和活动的结合。对象性思想和活动原则在历史性维度的结合使得马克思的实践之谜得以揭晓，马克思的实践观由此真正诞生。

注释：

①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326页。

②⑧⑨［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4、10、129页。

③赵凯荣：《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⑤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1页。

⑥⑦［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5、28页。

⑩［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5页。

⑪⑯⑰⑱ 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7、122、65页。

⑫ 王天成：《直觉与逻辑》，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⑬［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

⑭［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0页。

⑮徐琴、王文臣：《对象性的活动与对象性直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

⑲ 赵凯荣：《马克思现代性哲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⑳ 吴晓明：《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㉑㉓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5、209—216页。

㉒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㉔杨渝玲、计彤：《经济学的定律与趋势——兼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一个科学连续体》 ，《江汉论坛》2012年第6期。

㉕ 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㉖［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㉗徐长福：《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㉘［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3—404页。

㉙ 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开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

㉚ 孟宪鸿、朱传棨：《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几个问题——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㉛㉜杨渝玲：《情境分析经济学的科学逻辑——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论争的哲学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责任编辑 胡 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科学兴起的人文情境及当代价值研究”（14BZX02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科技创新项目探索导向重点项目“经济学方法论视域下的文化情境分析”（N142302002）

B023

A

1003－854X（2017） 09－0025－05

马健，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819；杨渝玲，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河北秦皇岛，06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