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解读与政策建议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罗玉辉

前沿聚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解读与政策建议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罗玉辉

我国政府提出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为我国经济实现 “三去一降一补”的阶段性目标指明了方向。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只要能正确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应该成为 “中国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盛行其道，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质量，过度推崇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其负面结果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经济学科指导我国经济科学发展，还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指导我国经济朝向服务全体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因此，我们应加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利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谐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学派；政治经济学；制度供给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应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数次会议上也多次强调我国应在供给侧方面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如2015年11月15日的 “20国峰会”上提出我国应在 “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的指导思想；11月18日的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要求我国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改革，使供给结构更加符合需求结构的需要。此外，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11月17日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会议上提出：紧扣调结构，转方式，在供需两端发力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我国应在供给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后经专家学者总结具备中国经济特征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诞生，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习热潮。

一、 “供给理论”的发展脉络

说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必要探究下 “供给理论”的发展脉络，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萨伊 （2014）认为： “产品生产自身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市场具有自我调节作用，不会出现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普遍性生产过剩，若出现过剩也仅是个别部门供需失衡现象；货币在市场经济中仅是一种流通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①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凯恩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上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凯恩斯建议西方国家应重视需求管理，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适度调整实现一国经济的均衡。这种 “需求管理”调控模式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很长时间，并对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严重、物价持续上涨的 “滞胀”局面，这一新的经济现象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出现一批反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如芒德尔、拉佛等，他们认为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萨伊定律完全正确，凯恩斯定律是错误的。 “供给学派”这种复活萨伊定律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但对当时美国经济政策影响很大，1981年新上任的里根总统提出的 “经济复兴计划”中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转向以 “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中继续实施并扩大 “经济复兴计划”。然而事与愿违，后来实践证明美国经济并没有按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未能实现，反而导致美国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供给学派”再一次从台前退居幕后。

二、“供给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笔者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对以下三种经济理论进行简评，目的是找出不科学之处，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发展需要的经济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

1.关于 “萨伊定律”的解读

一是萨伊对商品流通的错误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流通是一个从 “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的复杂过程，其中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商品生产者只有顺利实现商品到货币的跳跃，把自己生产的商品转换成可以与其它一切商品相交换的货币时，商品生产者才能交换到自己所需的商品，从而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否则商品生产者就无法在商品市场中生存下去。然而，萨伊提出的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类似一个简单的 “物物交换”理论，将复杂的商品经济误认为简单的原始经济，进而得出 “一切商品生产不会同时发生过剩”的伪命题。

二是萨伊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马克思的 “剩余价值”理论重点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即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马克思提出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构成，其中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且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数量上表现为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其得到工资的差额，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转为利润，因此资本的流通过程表现为：M－C－M'（M'大于M）②。从此角度考虑，如果萨伊所说的 “同样的供给得到同样的需求”，即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只是相同数量的货币在循环流转，那么社会财富的增加从何以来呢？这显然是一个谬误。萨伊不可能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阶级矛盾，当时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问题已日益突出，如果萨伊不是资本主义代言人，那他就是马克思所说 “庸俗经济学”的代言人③。

三是萨伊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在阐述 “社会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而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资本的增殖。在这种体制下，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追求更高的平均利润率，如果某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 “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以下，资本家就会抽出资本投向利润率在 “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上的行业，这将必然导致正常的流通过程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可能随时出现。资本家凭借资本追求更多的货币，其手段包括资本家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超过工人的购买力等，有能力支付的工人购买消费后资本家收回货币，且仍有一部分商品留在资本家自己手中，此时资本家如果是为了消费而生产，那么整个流通过程到此结束。但是，资本家要把这些剩余商品卖掉以换取更多的货币，这就是矛盾的根源，并导致商品不断积压直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

2.关于凯恩斯 “需求管理”模式的解读

凯恩斯的 “需求管理”模式是一种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手段，并没有列明常规经济形态下如何引导经济发展，因此，这是一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模式。凯恩斯所创建的 “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是其 “需求管理”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于此，笔者进行以下简评。

（1）边际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提出： “人们的消费虽然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消费的增量不及收入增量。由于人们不是把所增加的收入全部消费掉，而要留下一部分作为储蓄，这样收入越是增加，消费支出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就越小。”④但是，有学者核实美国这么一个发达国家的消费占其经济的比重为7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0%⑤。这说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比发展中国家更旺盛，那么凯恩斯所说的边际倾向递减规律在宏观上是说不通的，其微观上的 “合理性”及其 “应用价值”也有待商榷。

（2）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凯恩斯提出：“因心理、生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资本边际效率在短期内会波动不定。投资的预期收益随产品供给增加而下降，资本边际效率就出现了随投资增加而趋于递减的趋势，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这种情况使投资的增加受到了严重影响。”⑥回到现实，当前主要西方国家实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资本家本该有投资冲动，扩大规模经济效益，这样资本边际效率就不一定完全递减，或至少是一个 “倒U型”的变化曲线。事实上，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势呈现出一个 “倒U型”的态势，2008-2011年间全球经济呈现回暖走高，但2012年至今全球经济出现增速疲软，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如我国预计今后几年将经济增长目标预调至7%甚至更低的水平。

（3）流动性偏好定律。凯恩斯认为人们为了获得利息才肯储蓄，导致推高利率影响投资⑦。事实上，全球低利率的今天，缺乏的不是资本，而是资本的投向。微观层面，人们的资金安排是多样的，可能符合凯恩斯的三大动机假设 。但总体上，当前全球资本较为富足，资本家的投资主要是受投资领域预期收益的影响，即影响当前经济发展的主因在供给侧，这是凯恩斯流动性偏好规律所没有预见到的。

综上，凯恩斯这种通过宏观调控增加社会需求，寻求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间均衡解的 “需求管理”模式，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和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天然的历史局限性和区域的狭隘性。在资本过度逐利的情况下，其 “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是不符合实际的，理性人假设也仅是一种学理探讨，对指导宏观经济的科学性还需斟酌。

3.关于美国 “供给学派”的解读

美国里根政府倡导的 “供给经济学”，将萨伊定律奉为圭臬，在美国推行 “经济复兴计划”。实践中，美国 “供给学派”已被证明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美国 “经济复兴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及美元高汇价，致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从而产生史上著名的 “里根大衰退”，还波及到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安全与稳定。以上说明，美国 “供给学派”在实践中已被抛弃，美国 “供给学派”在指导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缺陷。

综上，我们对上述三种理论的局限性有了一定的认识。我国当前提出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备明显的中国经济学特征，这是我国政府在特殊经济形势下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理论指导。在继续关注总需求的前提下，要着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比例关系更加科学合理，进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及文化生活需要⑧。因此，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府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我国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出发而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地发展，与其他国家不能简单类比⑨。而且，我国政府的作用不仅局限于西方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操作手段还包括计划规划、统筹协调、市场监管、国有资产管理、产业政策等，这大大超出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以上说明我国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 “供给学派”有着根本的不同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目前，基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献和著作颇多，但鲜有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式来研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此，笔者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可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做出解释。

1.马克思的 “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将社会总产品分为两类：生产资料是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商品；生活资料是进入社会供个人消费的商品。这两大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生产部门。其中，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在以上分类基础上，马克思研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讨论社会总产品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环节中，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价值形态分为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三部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过程，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过程。

马克思通过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比例关系区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并分别阐述了这两种再生产中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均衡条件。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取决于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即Ⅰ （v＋m）＝Ⅱc。同时，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供给与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即Ⅰ （c＋v＋m）＝Ⅰc＋Ⅱc，以及整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供给与整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即Ⅱ （c＋v＋m）＝Ⅰ （v＋m）＋Ⅱ （v＋m）。马克思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扩大再生产，即Ⅰ （v＋m）＞Ⅱc。此时，第Ⅰ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条件是Ⅰ （c＋v＋m）＝Ⅰ （c＋△c）＋Ⅱ （c＋△c）；第Ⅱ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条件是Ⅱ （c＋v＋m）＝Ⅰ （v＋m＋m/x）＋Ⅱ（v＋m＋m/x）。

2.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经济宗义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经济宗义在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否则简单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 （包括对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之间，以及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消费资料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 （包括新增劳动力追加的消费资料）的需要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否则扩大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两大部类应按照比例平衡发展的问题。简而言之，不管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保证两大部类各自生产出的产品与对方相互交换完毕，这就要求两大部类间必须保持合理的平衡关系，才能使市场处于出清状态。

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关系理论，将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分析方法进一步细化，即两大部类中的各种不同细分部门和各种不同细分产品的生产也应保持一个合理比例关系，这个合理的比例必须保证不同部门内及部门间生产的产品均能相互满足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否则的话，会导致社会生产体系的不均衡现象的出现，如有些部门生产产品过剩，有些部门生产产品不足，对整个社会而言，造成资源的使用不当甚至浪费。回到现实，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同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如钢铁、水泥、煤炭、石化及房地产等产品部门严重过剩，生产要素主要滞留于这些领域，效率低下，去库存压力巨大。反之，一些新兴产业、民生经济无法获得足够生产要素，发展受限。导致出现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去中国香港抢购奶粉、去海外海淘、奢侈品热等经济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可能涉及产品质量、品牌服务及商品价格等，但深层次原因说明我国不同产品部门生产比例的失衡问题，无法满足本国人民对部分商品的需求。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提出任何社会再生产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只有确保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的产品比例关系科学合理时，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里昂惕夫提出的投入产出理论，就是启发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数学推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的发展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当前提出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旨在解决我国产品部门间发展比例失衡问题，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相符。

1.对产品部门间的比例关系进行科学调整，加减法并重

我国政府应对产能过剩行业逐步实施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确保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情况下稳步推进，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对于发展不足的产品部门应重点 “降成本、补短板”，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引导发展，鼓励生产要素由过剩部门转移至短缺部门，最终实现不同产品部门间的平衡比例关系。以上任务整体推进、有礼有节，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中促进调节，在去掉产能的同时增加新的供给及培育新的动力。

2.通过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及其配置的全要素生产率

（1）劳动力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严重约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这就造成劳动要素在我国不同生产部门间呈现配置比例失衡现象，由此产生了我国独特的 “春运大军”、“候鸟式迁移”及 “农民工”等社会问题，这种生产部门间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在区域上的表现就是东中西及一、二、三线城市间区域发展不均衡。因此，应尽快制定户籍制度改革，消除 “二元级差”的壁垒，鼓励各省市结合各自人口规模制定灵活的户籍制度，保证居民享有均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构建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⑪。此外，产业政策上要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区域政策上给予中西部地区重点支持， “推力”与 “拉力”并举，最终实现劳动力要素在我国产业间、区域间的均衡配置⑫。

（2）土地方面。马克思将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形成了地租理论指导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了我国13亿人民的温饱问题，意义重大。但是，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现代规模农业的发展，传统家庭式的精耕细作已无法应对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强大竞争压力。这就要求我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土地确权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将我国农村的土地资源由 “死资本”变成 “活资本”，确保土地要素与劳动、资本、科技等要素保持一定的合理配置比例，进而促进我国规模农业、新型农业和科技农业的发展。

（3）资本方面。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国家资产和居民财富不断增长，资本已不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我国资本大量聚集在房地产、产能过剩及落后淘汰产业，这些领域引发金融机构的资金在 “空转”，最终导致 “钱荒”、“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出现。鉴于此，我们应深刻反思过去的政策，不回避问题，找到矛盾的根源。从两级政府的实际行动来看，中央政府一直鼓励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并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财政政策积极稳健，货币政策灵活调节。但是，地方政府基于政绩考核的压力，过度追求自身局部利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例如，2008年我国中央政府推行 “四万亿”的救市政策，地方政府纷纷 “追、抢、要”大项目，不顾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最后导致地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了巨额债务。因此，建议我国政府改变过去的发展观念，深刻反思历史教训，科学推进体制改革以实现政策的统一性，并积极将资本从房地产领域、产能过剩领域等转向科技型、生态型、短缺型的民生领域，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4）科技创新方面。当前，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实现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大大提升经济效率。这种效率也叫作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技术进步率，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提出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就是基于科技创新对提高生产效率而考虑的。因此，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应继续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一方面要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树立全球眼光，积极鼓励国外优秀人才及海归人士投入我国经济建设，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并打造出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尊重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

3.合理调整劳动和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比例

目前，全球经济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新趋势，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资本获取的利润也越来越多。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不仅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现象的出现，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过度金融化的美国滥用金融创新工具导致的，而且还带来其它相关问题，如收入分配及贫困问题。金融资本的过度逐利，压低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剩余价值分配比例，如劳动要素的剩余价值分配就显得过少。有学者研究，美国自1939年以来，工人平均相对工资总体呈现下降趋势⑬。资本所得增长率总是快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所得增长率总是慢于经济增长率 （皮凯蒂，2014）。我国情况也是如此，如2015年我国A股市场的16家上市银行利润占A股市场利润总额的半壁江山，金融从业人员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尤其是金融机构高管的巨额年薪引发过多的社会非议。因此，面对生产要素间呈现出 “资本索取太多，劳动索取太少”的全球趋势，我国要积极应对，科学调整生产要素的分配比例，具体的做法包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同时通过税收政策合理调整资本利得和工资利得的税率⑭。

4.政府加强改革以优化制度供给，全面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当前应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及时查找一些阻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性根源，构建一套合理的与现阶段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全面调动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此外，还应该着力解决当前突出反映的社会矛盾，如当前我国基尼系数严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收入分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应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提高广大人民收入水平，逐步扩大有效需求⑮。

我国政府提出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将指导我国经济的未来科学发展。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只要能正确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应该成为 “中国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盛行其道，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过度推崇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其负面结果不言而喻。与其相反，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经济学科指导我国经济科学发展，还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指导我国经济朝向服务全体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⑯。因此，我们应加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利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52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8—257页。

③ 马克思概括萨伊的理论为 “三位一体”，即在萨伊看来，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马克思否定萨伊将资本、土地、劳动同等看作价值的源泉，但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土地、劳动三种要素要参与价值分配。

④⑥⑦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刷馆1999年版，第93—117、139—151、200—217页。

⑤ 赵磊： 《对 “供给学派”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016年第2期。

⑧ 张宇： 《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若干思考》， 《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4期。

⑨⑮ 卫兴华： 《澄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认识误区》， 《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

⑩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借鉴西方国家的 “供给学派”。经探究，这种说法源于 “供给学派”的英文表达 “Supply-Side School Economics”，若直译就是我们现在所提的 “供给侧”，这种字面判断是不正确的。2016年5月，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英文表达为：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纠正当前对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 “供给学派”的英文混淆。

⑪ “二元级差”指我国城市居民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之相比农村居民却不能享受或享受很少。

⑫ 唐纳德·博格 （D.J.Bague）在1996年提出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流动的 “推” 力， 另一种则是阻碍人口流动的 “拉” 力，“推”与 “拉”的合力决定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就是著名的 “推力一拉力”理论。

⑬ 张可云、邓仲良： 《技术效应还是就业规模效应？——工人相对工资下降原因研究》，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⑭ 罗玉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1日。

⑯ 胡钧： 《“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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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028－06

罗玉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