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倾向可能性？
——对倾向性的一种新的解读

周 君 江学如

何为倾向可能性？
——对倾向性的一种新的解读

周 君 江学如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大多数哲学家对倾向性的语义学条件句还原和形而上学还原都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割舍休谟的反自然的必然性，而误认为一旦作出倾向性的本体论承诺，就会赋予世界以新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倾向性作为自然界真实的历时态可能性联系，完全不同于且弱于共时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这种倾向可能性路径基于属性的倾向性或者力的簇概念，给予自然以动态的可能联系，回应了各种反驳，然而也存在相应难题。

倾向性；条件句；形而上学还原；倾向可能性

倾向性问题在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逻辑经验主义的卡尔纳普和刘易斯分别继承了休谟传统，并试图通过语义学和新休谟的随附性两种不同的路径对倾向性予以还原。然而由于无法割舍休谟的反自然的必然性，否认倾向性的本体论地位，他们遭致了各种芬克斯 （finks）和解毒剂 （antidotes）思维实验的反驳。基于克里普克后验必然性而兴起的新本质主义声称倾向性作为一种自然类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但是斯蒂芬则认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后验必然性是共时态的必然性，它与把倾向性归属给物体时所具有的在刺激条件和显现事件之间的历时态联系是不同的。由此斯蒂芬从自然界的历时态联系中提出倾向性的两种特性，即倾向可能性和倾向必然性。正是这种历时态的倾向可能性可以回避各种芬克斯和解毒剂的责难，并赋予自然以真实的联系。

一、倾向性语义学还原和形而上学还原及其困境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以及科学领域中到处都会用到倾向性表达， 如 “易溶解性”、“易怒” 等， 正如古德曼所言， “倾向性不仅包括以ible和able结尾的谓词，而且包括几乎所有的作为宾语的谓词，例如是红的”①。所谓倾向性，简单来讲就是某物在某种环境的刺激下就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为。

在20世纪初，逻辑经验主义给予科学以优先地位而拒斥形而上学，强调哲学就是利用实证方法来分析科学命题。在科学陈述中，倾向性谓词的使用是极为普遍的，如电荷指的就是物体倾向于对其他带电物体施加的一种力。逻辑经验主义要想承诺科学的优先性就必然要对倾向谓词提供解释。然而，逻辑经验主义的可实证性原则要求直接的观察，但倾向谓词并不总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食盐晶体在未放入水中前，它的易溶解性是不可直接观察的。为了调和科学中的倾向术语和实证主义原则，卡尔纳普基于语义学的条件句，根据某种可观察的检验来解释倾向谓词。他利用二阶的经典逻辑来刻画倾向概念，如把x的易溶解性定义为：

Sx，当且仅当 （Wx→Dx）

x在水中易溶解 （Sx），当且仅当，如果x放入水中 （Wx），那么x就会溶解 （Dx）。然而这种简单的实质蕴含的条件句却陷入了两个著名的困境。一个是虚空满足 （void satisfaction）：只要条件句的前件为假，真值函数就为真。如一根火柴从未放入水中，即Wx为假，那么Wx→Dx为真，但是我们直觉上就不会认为火柴有易溶解性。另一个反驳是随机的一致性 （random coincidence）：满足条件句却不归属对象以倾向性。例如，如果每次我们撞击一个物体的时候，恰好都会有一个邪恶的破坏者暗中使这个物体爆炸，但我们并不会认为这个物体真的有易爆性。换句话说，即便条件句为真，这不过是一种随机的一致性。要走出这两个困境，要么通过改进条件句前件进而避免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要么完善条件句后件。人们默认这种实质蕴含的条件句太弱，而试图援引更强的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

反事实条件句最初是Stalnaker借助于克里普克早期关于模态逻辑的语义学研究而提出的。利用反事实条件句的模态算子□→，我们就可以把倾向性还原为：

D（s，m）x当且仅当Sx□→Mx

反事实条件句要求，必须存在一个紧邻的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里前件和后件均为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可能世界，那么条件句为假。这样就可以良好地避免虚空满足困境。然而，对于随机的一致性反驳，条件句的前件和后件不是出于正当的理由而恰好发生的，这种错误的理由甚至可以在紧邻的可能世界中也会出现，即无论何时我们撞击一个物体时，这个邪恶的破坏者都会暗中使物体爆炸，那么其干扰就会牵连到邻近的可能世界。尽管反事实条件句为真，但是物体并不具有这一倾向性。马汀正是利用了这种随机的一致性反驳，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 《倾向性和条件句》中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倾向性的争论。他认为倾向归属的反事实条件句还原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马汀的思维实验可以简要表述为：按照反事实条件句的还原方式，金属丝带电这一倾向性可以等价于 “如果金属丝接触一个导体的话那么就会有电流从金属丝流向导体”。假定有一个机器即电芬克斯 （electrofinks）连接着这根金属丝，只要金属丝接触到导体，芬克斯就会使金属丝带电，从而有电流流向导体，而在金属丝没有接触到导体的期间，就让金属丝不带电。芬克斯保证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金属丝导电当且仅当金属丝接触到了导体。但是金属丝即便从未接触导体都会具有带电这一倾向性，因而反事实条件句是不充分的。相反，如果改变芬克斯机器，金属丝是不带电的当且仅当有导体接触到它。从而反事实条件句对倾向性的归属是不必要的②。

面对马汀的强烈反驳，当代继承了休谟传统的另一支领军人物刘易斯从形而上学上力图还原倾向性。他的形而上学武器便是新休谟随附性 （Neo-Humean Supervenience）。他认为整个世界由无数局部的个别事态的马赛克构成，世界的事件就像是马赛克上个别的瓦片。每一个瓦片都是完全自我包含的。瓦片所具有的本质完全独立于其周围的瓦片。这些各自独立的瓦片可以显现出可识别的几何模型出来，即 “各个处于一定时空距离下的点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系统”③。尽管较小的瓦片可以从属于更大模型的部分，但是前者的存在及其内在本质完全独立于后者，个别瓦片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整个世界就是各种内在性质的排列 （arrangement of qualities），一切都随附于其上。而倾向性在刘易斯看来就必须随附于这些局部的事实。正如他所言， “之所以提出休谟的随附性就是为了进一步去否认必然的联系”④。

刘易斯对原先的反事实条件句做了更精致的改进，在增加了时间变量的同时，在本体论上还援引了作为倾向性基础的范畴属性。例如当我们说晶体的易溶解性这一倾向性时，范畴基础就是晶体的分子结构属性。 “某物x在t时刻对于刺激s倾向于反应r，当且仅当t时刻x所具有的某内在属性B，在t后的t*，如果x在t时刻处于刺激s，以及保留的属性B直到t*，那么x拥有B将共同作为x作出反应r的x的完备的原因。”⑤由此，刘易斯有效地回避了马汀的芬克斯，因为其破坏了金属丝的内部结构。然而其又陷入了伯德的解毒剂思维实验的责难中。这里并没有破坏对象的内在基础，因而满足刘易斯所要求的t到t*时间的内在属性B不被破坏，但是干扰了对象之外的因果链。铀堆有连锁反应倾向。如果在其放射过程中，让硼棒浸入反应堆中，它在不改变铀堆的内在结构的同时却有效地吸收了放射而阻止了连锁反应倾向，即相应条件刺激下铀堆倾向性并没有显现。伯德总结道， “因果基础的存在以及刺激决不会足以保证所要求的反应出现，即便出现了这种反应也不会以一种正当的方式显现。因果链总可以受到干扰”⑥。

可以看到，倾向性并不是一种强的必然的联系，在上述各种思想实验的干预下，相应刺激条件和倾向显现之间无法建立必然的联系。所以，作为历时态的倾向可能性根本不同于且弱于共时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而从逻辑经验主义的条件句还原到刘易斯借助于反事实条件句以及本体上的休谟随附性的形而上学方案，均囿于休谟反自然的必然性——“除了相似的对象恒常的连接以及由此而来的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推论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必然或者联系的概念”⑦，而无法对倾向可能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形而上学的共时态强必然性不同于历时态的倾向性自然类联系

逻辑经验主义和刘易斯的还原论策略都继承了休谟的经验论。逻辑经验主义借助于语义学，认为一切事实的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刘易斯则利用了形而上学的新休谟的随附性，认为 “一切都是点状的模块，一切都是随附于这些点”⑧。他们都赞同休谟反自然必然性的论断。

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休谟强调人类的理性和研究可以划分为这样两部分：观念的关系和事态。观念的关系通过先天的思维而获得，而事态则通过感官经验而获得。我们的知识只能通过先天和后天经验这样两种不同的路径才能获得。但休谟否认我们可以先天地获得必然性观念， “如果没有相应的经验，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推出任何事态的存在”⑨。同时，在休谟看来我们也无法从经验中获得这种必然的联系， “看来很明显，如果自然界的各种景象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任何两个事件都不能具有任何互相类似之点而且每个对象都完全是新的东西，与以前所见过的对象并无相似之处，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永远不能得到关于这些对象之间的丝毫的必然观念或联系观念”⑩。

如果休谟对必然性的反驳是正确的，那么必然性在自然界中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问题是，当代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刘易斯他们一致认为倾向性就是一种必然性！一旦他们坚持了休谟对必然性的反驳，就无异于拒斥了倾向性本身。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竭力对倾向性给予条件句还原或者在形而上学上将其还原为范畴基础属性，如将食盐晶体的易溶解性还原为作为基础的分子结构属性，从而试图承诺倾向性以本体论地位。然而，在各种解毒剂和芬克斯的干扰下，无论是试图借助条件句还原的方式，还是利用倾向性基础的范畴属性还原策略，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反驳。一方面，倾向性在科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大部分的科学家都预设了倾向性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另一方面，哲学家却难以从概念上对倾向性作出论证以承诺其本体论地位。这就使哲学家陷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总的来说，已有的倾向性的条件句还原和形而上学还原都是不成功的，他们都难以割舍休谟式的反自然的必然性观念，认为一旦承诺倾向性以本体论地位，就会赋予自然以新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而各种外界的解毒剂和芬克斯思维实验已然表明，倾向性绝没有这种强的必然性，在不同的背景条件的干预下，即便不破坏物体的内在基础属性，倾向性也不一定必然作出相应的显现。

当代很多反休谟主义者如Ellis为此而重新赋予倾向性以真实的自然类。这种基于倾向性路径的本质主义利用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性，声称倾向性作为一种自然类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问题是，克里普克的形而上学的后验必然性是一种共时态的必然性，是一种属性和另一种属性之间的必然性，例如水必然是H2O，温度必然是分子平均动能。但是在倾向性中，则是t时刻某属性的例示 （或者某事件）即背景条件，和随后t*时刻另一属性的例示 （或另一个事件）即倾向性的显现。这种历时态下的 “背景条件—倾向显现”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从共时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定推出来。Ellis的策略是区分两种自然类，对象的自然类和过程的自然类。倾向性就属于过程的自然类。正是由于倾向性的背景条件以及对象倾向于相应的反应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自然类，从而保证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正如他所说， “假定p是一个自然的倾向属性，如果在某类C的环境下就会产生某类E的一个结果。那么这种过程类本身就构成一个自然类，它的本质就在于显现P”⑪。然而这种直接从共时态形而上学必然性过渡到历时态的必然性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并不具有任何合法性。此外，诉诸这种倾向性的必然性路径并不能回避解毒剂困境。假定在条件C下，物体有倾向性P而做出相应反应E。那么从C事件到E事件之间这一过程就是一个自然类。C和E事件共同结合起来形成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假定由于解毒剂的干预，C事件出现时并没有引发出E事件。那么所谓C和E所构成的自然类这一形而上学必然性是站不住脚的。

三、历时态的自然的倾向可能性

新休谟主义否认自然中的必然性，而只是以一种弱化的方式强调事件的样式 （pattern）规定了律则本身。Ellis等基于克里普克后验必然性而兴起的新本质主义则强调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认为某类F的所有元素必须具有某种属性G，因为如果某物没有G，它就不会成为F。任何F有G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这是一个后验的必然性。在斯蒂芬看来，这种共时态的必然性并不能得出倾向性和其显现之间的历时态的自然的必然性 （de re necessary），即事物之间而非语词或者逻辑分析的必然性。斯蒂芬诉诸模态属性，强调属性可以提供真实的因果力，从而可以为自然界提供三种联系。

第一，不同属性之间的必然性。例如物体具有颜色和具有形状之间的非对称的必然性。物体所具有的某种颜色都离不开某区域中的颜色，而每个区域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任何一个有范围的区域都有某形状，从而在颜色、区域、范围到形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必然的链条。而这种自然中的必然性就不仅仅是逻辑或分析上的，而是基于属性的本质的。

第二，属性之间存在着排他性必然性 (necessary exclusions)，即决定的属性和可决定的属性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如某一个体不可能同时是红色和绿色的；或某一温度不可能同时是0度和100度。

第三，倾向性的自然联系。例如对象的易溶解性 （being solube）和溶解性 （being dissolved）是不同的实在，它们不仅仅是以一种分析的必然性方式而关联着。新休谟主义正是误认为其是分析的必然性而予以条件句还原或者形而上学还原。而在斯蒂芬看来，模态属性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必然性且是一种动态的联系。

前两种必然性是一种共时态的必然性，而倾向性所赋予的自然联系则是一种历时态联系。新本质主义尽管增加了过程的自然类，但是他们直接从静态的必然联系过渡到动态的必然性是没有逻辑依据的。斯蒂芬则严格地区分了自然中存在的这两类联系。所谓动态的自然联系，即 “个体的因果力作为这些个体或者其他个体的必然的原因的属性”⑫，这种动态性，正是属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前面两种形而上学必然性并不具有这种动态方面。”⑬以往的规律实在论者把属性视为内在且被动的，需要额外的自然律来使世界运作起来。而休谟主义否认这种外在的自然律，强调世界的规则不过是由种种事件的模块所决定的。斯蒂芬赋予属性以能动性，强调对象本身具有能动的属性，正是对象所具有的“倾向性或者力通过作为内在的模型来为世界提供必然性和可能性”⑭。

所谓属性不过是力 （power）的簇概念，而不是能力的二阶属性。属性除了能力以外，什么都没有，正是这些能力给予了属性以同一性。然而属性和能力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尽管每一种力总有一个单一的显现形式，但是一种属性可以对应多种能力。如高阶属性的弹性有反弹的能力和弯曲的能力。

正是基于属性的力的簇概念本体论，斯蒂芬进一步对倾向性具有的动态联系划分了两个子类：倾向可能性 （dispositional possibility），对象具有某种属性倾向于使对象具有另一种属性成为可能。如易碎性使得破碎成为可能；倾向必然性 （dispositional necessary），对象具有某属性倾向于使得对象具有另一种属性成为必然。如物体具有引力质量就必然会吸引其他物体。

在Markus Schrenk看来，倾向必然性子类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 “公正地说，两个有引力质量的物体必然相互吸引，但是这并不是作为一种任何新的动态的倾向性必然性。相反，如果我们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仍可以利用，质量和引力吸引可以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必然联系”⑮。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世界里有引力质量的物体相互之间就会吸引。而倾向可能性则仅保留了倾向性的历时态特性，它从因果维度上把倾向性和其显现关联起来。如当刺激事件发生时，易碎性就会和破碎结果关联起来。易碎性和破碎之间的倾向联系弱于必然性，正如在各种芬克斯和解毒剂的干预下，杯子的易碎性并不一定导致杯子在相应刺激下破碎。 “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原因并没有必然化为结果，而不过是引发了结果的机会或者可能性。”⑯但是，倾向可能性又强于毫无关联的相容性。这种基于力的属性本体论认为，属性是种种倾向性或者力的簇概念，它保证了世界的某种自然的可能性联系。由于属性和倾向性或者力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对象的倾向性在相应刺激条件下并不会必然显现。在电场中，电子的库仑力倾向于加速运动。但如果外在施加了引力场这一解毒剂，电子在内在结构不变且外在刺激出现时并不必然出现相应的加速运动倾向。按照这种倾向可能性解释，电子在电场和引力场中处于力的平衡状态而静止。

倾向可能性路径承诺了倾向属性的本体论地位，强调了属性是倾向或者力的簇概念。它强调倾向性蕴含着条件句但是并不等值于后者。在各种思维实验的芬克斯和解毒剂的干预下，物体在同一时刻由于处于不同的力的作用下，即便是单个倾向属性被触发了但相应的倾向性却不显现，这正是多重倾向属性或者力的合力结果，从而是一种倾向可能性而非倾向必然性。自然中这一历时态的倾向可能性不同于且弱于形而上学的强必然性。

四、结语

逻辑经验主义和新休谟随附性理论，囿于休谟的反自然必然性而试图承诺倾向性的本体论地位，在尝试还原时却遭致各种芬克斯和解毒剂的诘难。当代的新本质主义试图利用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性并援引过程自然类来反休谟传统，赋予倾向性以必然性。然而从共时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过渡到历时态的倾向必然性是不合法的。斯蒂芬明确区分了静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和动态的倾向联系，并在自然的倾向联系中找到了作为子类的倾向可能性。这种基于属性的倾向性或力的簇概念本体论承诺了倾向属性的真实性，且良好地回避上述思维实验的难题。倾向属性蕴含着条件句而并不等值于后者，作为多种力的簇概念在多种刺激下，只会显现出作为合力的结果。这种倾向可能性路径，通过力或者倾向的簇概念这一模态属性，赋予了自然以可能联系， “传统上，自然律被认为要么是强加给自然的，正如上帝的命令 （笛卡尔，牛顿），要么是关于世界的不可解释的事实，而没有深层次的解释（休谟和后继者）”⑰。当代新本质主义Ellis直接诉诸过程的自然类而试图内在地给予世界以必然性，然而这种从静态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并不能过渡到历时态联系中。斯蒂芬的倾向可能性区分了静态和动态联系，成功化解了这一非法的越界，且解释了自然界相对较弱的联系。然而，由于其基于力的属性本体论，自身也存在着相应的难题。牛顿力学中的力这一神秘的术语在当代物理学中已被抛弃，当前宏观物理学中基于能量的解释取代了力学解释。而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则用概率函数来刻画世界，力或许已被逐出科学的本体论。因此这种以力为基础的倾向可能性路径是存在问题的。此外，从这种泛倾向主义的立场来看，整个世界只是无数力的作用。这种倾向性或者力的簇概念的属性本体论，是极度违反直觉的，以它为依据，我们将难以辨别只有倾向属性的对象世界和真空世界。

注释：

① Alexander Bird,Dispositional Expressions,in G. K.Russell,D.G.Fara(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York:Routledge,2012,p.729.

② C.B.Martin,Dispositions and Conditional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94,Vol.44,pp.2-3.

③④⑧ David Lewis,Philosophical Papers:Volume II,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ix-x,p.ix, p.x.

⑤ David Lewis,Finkish Disposition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97,Vol.47,p.157.

⑥ Alexander Bird,Dispositions and Antidote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98,Vol.48,p.233.

⑦⑨⑩ ［英］ 休谟： 《人类理智研究》， 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4、74、74页。

⑪⑮ Markus Schrenk,Hic Rhodos,Hic Salta:From Reductionist Semantics to a Realist Ontology of Forceful Dispositions,in G.Damschen,K.Stueber&R.Schnepf (eds.),Debating Dispositions:Issues in Metaphysics,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Mind,Berlin:Walter de Gruyter, 2009,p.158,p.162-163.

⑫⑬⑭⑯ Stephen Mumford,Laws in Nature,Rutledge,2004,p.168,p.168,p.170,p.178.

⑰ Brian Ellis,The Philosophy of Nature:A Guide to the New Essentialism,Chesham:Acumen,2002,p.35.

（责任编辑 胡 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东西方心灵哲学及其比较研究”（12ZD120）

A811.05

A

1003－854X （2017）07－0010－05

周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江学如，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