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风景中的欲望焦灼
——沈从文20年代都市小说探析

郭晓平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他者”风景中的欲望焦灼
——沈从文20年代都市小说探析

郭晓平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在沈从文的20年代的都市小说中，“他者”成为建构风景的“装置”；同时，“他者”也成为解读风景的“装置”。透过这种“颠倒”的风景“装置”，我们不仅发现了风景话语中紧张对峙的权力关系，同时深切地感知到作家面对都市现代文明的恐惧、欲望与无法融入的焦灼，甚至是不被认同的敌视和愤恨。而这在沈从文的文化转向发生机制中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他者”风景 ；阶级话语； 经济话语； 文化话语

都市里只有机械的时间在流动，只有人工构筑的死寂和物质空间的压迫，这是一个被温迪·J.达比称作没有“风景”的“地方”。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也正是在都市风景空间里，这位人类学家发现了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位移：“一种新型的、史无前例的价值观汇聚到这一空间，其价值由于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的阐发而不断升值，就因为它不同于资本的新集中(在城市)。”[1]而沈从文1920年代的都市小说，“像一份历史文献，记录一代文学青年在现代都市里的边缘处境、自我想象以及文学认同建立的过程。”[2]

1922年沈从文带着对都市现代文明的渴望，由湘西来到了北京，完成了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位移”。但这次“位移”显然带给他的并不是愉快的经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带有浓重 “自我中心的悲观主义”[3]小说，充斥的都是都市文化权力的威压，现代消费文化的拒斥，被社会边缘化的焦灼。“风景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动词；风景有为，风景是‘文化权利的工具’，是一种‘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4]都市风景中蕴含的阶层话语、经济话语和文化话语，记录的正是这一时期沈从文面对现代都市文明所产生的情绪体验。而这在沈从文的文化转向发生机制中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所谓“他者”，当然是有别于另一群人来说的。这种人群归属的区别，在克朗看来，常常代表和显现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5]。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他者”成为其都市风景建构的“装置”[6]；同时，“他者”也成为读者解读沈从文风景话语的“装置”。透过这种“颠倒”的风景“装置”，我们不仅发现了风景话语中紧张对峙的权力关系，同时深切地感知到的是作家面对都市文明的恐惧、欲望与无法融入的焦灼，甚至是不被认同的敌视和愤恨。

一、“他者”风景的阶层话语：文化权力的威压

写于1926年的《雨》，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中较早的一篇，其中作品至始至终贯穿着这样的“雨景”书写：

“雨还是不知疲倦;只是落，只是落。瓦口上溜下来的雨水，把号房门前那小小沟坑变成一条溪河了。新落下来的雨点，打成许多小泡在上面浮动，一刹那又复消失。一些小小嫩黄色槐树叶子，小鱼般在水面上漂走。倘若这些小东西当真是一群身小麻哥鱼崽，正望着它们出神的他，不用说早就脱了鞋袜，挽起袖子，告奋勇跳下去把它们捉到手中了。——这好像它们自己也能知道本身不值价，不怕什么意外危险事到头!不然，眼看到大耳朵在那号房门前站着，痴痴地把视线投到它们一举一动上面来，为甚还是大大方方的在水上漂来漂去?”[7]

这里的风景，以作家强烈的情绪化方式，进入到了读者的视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总是以情观物，在这种情感体验中去发现自身与对象的情感关系……一旦客体与主体发生某种诗意情感联系时，主体就会对它倾注全部热情。”[8]有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是观察主体“看”到的这样一幅“落雨图”。看似是一种外在全能视角对雨景有距离观察的“无我之境”，但其实却是“有我之境”，是主体对客体所投射的情感显现。透视这种镜像，我们不仅看到了隐藏在风景书写中的阶层差别，而且感知到了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绪体验。

利用热奈特的“情景划分法”理论我们发现，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几乎用尽了三种聚焦类型：全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在全知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的切换中，呈现了两层矛盾对立面：一层是显在的：门房与黄叶；还有一层是潜在的：真正的观察者“我”与眼前的风景。黄叶和雨泡自由自在的快乐，映衬出门房的百无聊赖。门房看似对黄叶等卑贱的弱小具有生杀大权，但其实，他连这份卑贱的快乐也没有；而观察者试图保持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努力最终是徒劳的。黄叶的“知道”，“眼看”“不怕”的拟人化写法，和门房的情绪变化都是作者主观感情的投射。在多种聚焦形式的映照下，“我”的卑微又可怜的身影立显。

按照西美尔《风景哲学》的说法，风景呈现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幅雨景图显在与潜在的两层画面，体现的正是“我”在文化权力威压面前的无力与软弱。接下来，观察者看到的进进出出接打电话的“一群”，更让他的自卑加剧。电话虽然在1881年清光绪年间就已有，但尚属于特权阶层的专利。直到1903年才在在民间普及，但也仅仅限于个别大城市。[9]因此，当时的电话与其说是一种交流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手握“现代文明”的大学生们，抹着香水，谈着女人，肆无忌惮、旁若无人的大声讲话和说笑，根本无视别人的存在。全知聚焦下，作者的态度也袒露无遗：很明显“他嫉妒那帮大学生”[10]。由此，风景被“他者化”的同时，折射出的是“我”和“大学生”在文化权利和阶层地位上的不平等。

风景中的两类人，互为参照：一面是落寞、失意、自卑，被现代文明与现代社会隔膜的“我”；一面是拥有现代文明与文化权力的精神优越者。“我”相对于那些人来说，就是“他者”，文化与文明的落后者与自卑者，难以融入现代社会的孤独者。

“风又起了!势子是要把庭院中那一株老枣子树连根拔去再掷到天空。窗子只是动。它正在为可怜我而用力抵抗权威。但有自由可以凌侮一切的风，又那能因这薄弱无力的旧窗纸与小室中战栗着的我而稍减其势派呢!”[11]

例二：王润华教授还有不少论文是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来考证中西文学关系的。所谓平行研究，“普遍是研究不同国家的毫无关连的作家与作品之风格，结构，情调，主题思想，艺术表现手法之相似点。”[5]57如《圆规和水井》一文，乍看起来，让人匪夷所思，但读完全文之后，你定会为王润华教授高妙的联想所折服。在文中，他是这样点题的：

这里的风景，是带有更多作者主观化的“他者”，是作者有意识、主动地对自我的“他者化”；这样的风景同时也带有更鲜明和激烈的阶层话语。如果说《雨》中的风景是“苦雨”的话，这里的风景就是“凄风”了。“风”在隐喻中被赋予强烈的主观意义，成了“凌侮”一切的施虐者。它操纵人的命运，拥有施予“爱”“同情”和“公理”的权力。“我”不是胜利的强者，只能是如草芥般的任其凌侮。其间，风景不仅在书写“我”的生存惨状，同时也显示了一种被凌侮者的阶层话语。

“凄风冷雨”中蕴含的阶层话语，折射出的是带有作家强烈主观感受的现实境遇，反映的是作者与现代都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的沈从文，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所感召，决心离开军队，到大都市去感受新思想，获取新知识。虽然得到了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文化主流的帮助，也有湖南籍同乡的关照，但现实的窘迫还是让他充满了挫败感和自卑感。这样的现实感受在沈从文早期的都市小说，尤其是日记体小说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公寓中》、《好管闲事的人》、《篁君日记》、《不死日记》、《呆官日记》等集子中，这样的诉说比比皆是。“城市不是人脑中两维的地图，如林奇(Lynch)(1974年)所提到的，它是一个包含生活、爱和历史的复杂的立体‘地图’。”[12]在这张风景权力地图中，“我”无疑是处于被凌侮的底层。由此，风景真正成为了温迪所说的“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

二、“他者”风景的经济话语：消费文化的拒斥

“他者”的风景，是权力符号和阶层话语的显现，同时也是现代都市消费实力和经济地位的显现。

“小的雨点，时时落到他肩上头上，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只觉得一切人于他，都含有点陌生的敌视;他于一切，却也有点漠然的憎恶。”[13]

走在“雨”里的“他者”，与陌生的城市社会之间不仅是紧张的、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漠然的、敌视的。这种情绪体验的产生，诚然与经济上的困窘有关，但是更与金钱地位产生的都市消费文化相连，这些都使得他融入现代文明的欲望最终化为泡影。

这种“欲望”就曾在当时遭到过社会的嘲笑。《时代生活》曾经在1927年刊载过这样一篇文章《浪漫生活 沈从文和丁玲看完电影 马路上大吃落花生》，文章对于沈从文在成名前后的生活做了对比，对其挤进上流社会后沉溺于绅士享受的做派给予了尖刻的嘲讽。[14]打倒“城里人”的精神优越感，被城市文明所认同成为“城里人”，始终是“乡下人”的理想。这样的心理沈从文自己未必也能完全意识得到。“乡下人”的自卑感和城里人的欲望焦灼，成为支配此时沈从文创作的最深层的心理动因和情绪体验。而这种“城里人的理想”越到后来表现得越为强烈，也更为隐蔽。“不但在一些直接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例如《一个晚会》、《老实人》和《平凡故事》中，他一直都掩饰不住那种遭轻慢后的忿怒，就是在不少意在表达那浑沌感受的描写湘西的小说中，他也还是经常受到这忿怒的牵制，有意无意地总要去赞美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一切东西，不论那是原始的性爱，还是愚昧的迷信。只要把《雨后》与《或人的太太》对照着读一下，你就立刻能看出这之间的曲折联系了。”[15]

在《不死日记》中的《中年》一篇中写到：

到了那类地方，我就把乡巴老气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据说浪漫派的勃兴，是先在行为上表演，才影响到文字学上的，正如革命文学家是革命成功以后来产生的东西一样，中国在这一事上实炫耀着民族的睿智，大可以给人倾倒的。”[16]

咖啡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在其中上演，因此，也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场所之一。对于曾留学法国的自由主义海派文人张若谷来说，咖啡馆就是“现代都会生活方面应有的一种设备”[17]。文人借助咖啡馆享有共同的都市语境和消费文化，而咖啡馆也成了展现现代都市文明的重要场所，是中产阶级对现代的文化想象。文学被纳入现代都市消费秩序的同时，消费也成了文学生成的空间之一。而沈从文的《中年》里的这则日记刚好和《咖啡》形成了互文性的图景对照，不同的是面对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沈从文满含着的是愤恨的嘲讽，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被这种消费文化排斥在外，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沈从文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1928年8月8日的《申报》副刊，在《艺术界》“咖啡座”专栏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发现了我们所理想的乐园……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18]广告上提到的这家咖啡馆就是位于北四川路上著名的“上海咖啡”。“鲁迅与郁达夫等左翼知识分子都被纳入他们的消费文化的想象机制，进入咖啡馆似乎就与革命名人们分享了共同的文化空间，也似乎获得了某种现代品味和身份。”[19]不知道沈从文他们为何会进入这样的咖啡馆，但他显然没有找到文化空间的认同感，当然更没有获得某种现代身份的体验。

在代表城市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上层咖啡馆里，来自乡村的“他者”被强烈凸显出来。本就因为社会地位的悬殊倍感自卑的沈从文，又受到来自现代都市物质上层的强大刺激，双重的紧张关系让他喘不过气来。乡下人自卑感升腾的同时，一种敌视感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

三、“他者”风景的文化话语：被边缘化的焦灼

而在沈从文都市小说多次出现的流浪汉形象，不仅带来了都市的流动性的书写，而且呈现了作家文化归属的茫然。

“到了夜里，日头刚沉过山后去，天空罩了些灰色云。远山还亮着，又没有风，总不会有雨吧!

我追赶我的命运，无聊无赖地又从旅馆这面大路一歪一拐上到半山亭。路上只碰到三个短衣汉子，肩扛锄头，腰悬烟袋，口上哼哼卿卿唱些不知名的歌曲;这是归家休息去的工人，非赏西山晚景的先生。其无意于天上的云，远村的烟，同我一样。”[20]

同在城市夜空笼罩下的有三种人：“我”、“归家休息去的工人”与“赏西山晚景的先生”。在这三者之间，看似我和“短衣汉子”一样，是为生活奔波和挣扎的人，高雅闲适的情趣似乎与我毫不相干。但其实，“我”并不是属于这一群。“我”也会属意“天上的云”、“远村的烟”。“天空罩了”的“灰色云”，“亮着”的远山都为我所欣赏。但是，“我”只能闲逛。我没有钱也没有权，与闲适的知识者和文人也毫不相干。“我”真正成了游离于“底层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他者”，既找不到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属。

还有在《怯汉》中“我”的四处闲逛，也类似于波德莱尔笔下的流浪汉。

“黄昏了，我独在街头徘徊。看一切街市的热闹，同时使我眼，耳，鼻，都在一种适如其分的随意接触中受着不断的刺激。在一个不知第几周年纪念的旧衣铺子门前我停住脚了，我看到些三色小电灯，看到铺中三个四个伙计们，看到一个胖子把头隐在一个喇叭后面开话匣子唱，旋即就听到有“……请梅老板唱葬花”，这是纯粹的京腔吧?不知道。没有听完我又走开了。

这是我春天的黄昏!”[21]

“我”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流连于琳琅满目的橱窗，欣赏着来来往往的各色女子。城市的低等阶级闯入上层阶级，“汗流浃背的俗人挑战了不让他们进入高处风景的传统。在他们迈向无人的高处的路上，是城市居民穿越乡村中景时曾遭遇的、现在继续面临的矛盾关系。”[22]

“一到黄昏西单牌楼就像格外热闹点。这时小姐少爷全都出了学校到外面来玩，各以其方便的找快乐，或是邀同情人上馆子吃新上市的鲜对虾，或是往公园，或是就在街上玩。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糖果铺初初燃好的煤汽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23]

“我”没有钱，没有情人，只有“凄惨”。“我”没有目的地在城市的黄昏里游荡。这种城市空间的转换中，充满了风景的流动性。这时的“我”也在消费，用时间来消费城市的繁华与热闹。而这种消费其实正是“我”对都市欲望的显现。这种欲望，交织着贫困的焦虑，同时也燃烧着生理欲望的煎熬，但更多的是无法融入现代文明的焦灼。“我”在城市中游荡，欲望驱使“我”尾随着女人，走过大街小巷。在风景流动性的变换中，文化古都虽然大多是古老的胡同、高大的宫墙、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和遗迹，但更多的却是影院、公园、电车这样时髦的消费场所，以及西单牌楼等商业中心。这些公共空间，代表的是现代城市的消费格局和生活秩序，然而，这些新式的文化空间，并非真正是普通市民可以随意消费的地方，而是充满了阶层、经济和文化的区隔。张向天在《故都消夏闲记》中写到:“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24]还有小说中提到的电车。北京电车公司于1924年就已成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乘坐率很低，大多数电车乘客只是职员、贵族学生和游客。这也就意味着，风景书写架构的这些消费空间，其实正是某种现代文化秩序和生活幻景。他这个“乡下人”，不是抽象地被城市、被城市女人拒绝，作为一个游手好闲者、一个无法参与现代文明建构的边缘青年，事实上是被北京城里新兴的文化精英和现代的消费文化所拒绝。“在平常，我在各样事业上去找我生活下来的意义，全是无着落，此时我可明白了。我就是为看看这活的又愉快的世界的个体而生活的吧。或者是，我是为集中与证明‘羡企’‘妒恨’一些字典上所有字的意义而生活的吧。”[25]“羡企”“妒恨”等情绪恰恰流露出参与的欲望和被拒绝后的失落，“生活的意义”从而也就“全是无着落”。“我”最终还是回到公寓的挣扎之中。在这种空间架构的风景书写中，“他者”成为一种身份隐喻，呈现于读者的视野当中。

“通过思考身体移动，我们就能更好地明白身体如何栖居在空间(以及时间)”[26]，在城市的游荡中，“我”也只能扮演一个游手好闲的觊觎者和旁观者，面对着宏大的公共历史，“我”只能袖手旁观。在这个意义上，游荡中呈现的流动性的风景，架构的不仅仅是物质的空间，同时也是心理的、社会的空间，折射出的是一代青年被边缘化的历史位置。1925年5月12日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致唯刚先生》，作为对此前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在《晨报副刊》上以“唯刚”的笔名发表的《大学与学生》一文的回复，流露出的满是这种焦虑情绪。他在自我揶揄的心酸中，清晰地在“我”和真正的大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意味的区分。“人家大学生有作有为时时在以改良社会为任务的多着呢。并且开会，谈政治，讨论妇女解放，谁个不认真努力?”“有作有为，尊严，伟大，最高学府未来学者的应有事情。”“至于我这种求生不得，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几句吃语来安置自己空虚渺茫的心”，“从浪费中找出一点较好的事业来干吧!可惜想找的又都悬着‘此路不通’的牌子。”[27]面对着都市文明的拒绝和压迫，自卑、失落、敌视、愤恨种种情绪相叠加，使得沈从文当时只能在写作中暂时得以逃避。他躲在了“窄而霉”的公寓里，发泄着精神的苦闷。

“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一部分的生命的腐烂。”[28]由于这种不调和的冲突，最终使得沈从文找到和确立了他的文学方向和文化定位。而1920年代都市小说有限的风景书写，正记录着这种文化转型和定位的艰难。

[1][4][22]【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2，12，44.

[2]姜涛.“公寓空间”与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经验结构[J].中文自学指导,2007,(2).

[3][10]【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饮，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129,146.

[5][12]【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8，66.

[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4.

[7]沈从文.雨//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67-68.

[8]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一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1.

[9]吴廷俊.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27.

[10]【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饮，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146.

[11]沈从文.公寓中//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56.

[13]沈从文.绝食之后//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0.

[14]沈从文和丁玲看完电影 马路上大吃落花生[N].时代生活, 1927-02-16.

[15]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88,(3).

[16]沈从文.中年//沈从文全集:第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30-431.

[17]张若谷.咖啡[N].《申报》副刊,1927-11-04.

[18]慎之.上海咖啡[N].《申报》副刊,1928-08-08.

[19]王琼,王军珂.咖啡馆:上海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性想象空间[J].粤海风,2006，(6).

[20]沈从文.棉鞋//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95.

[21][23][25]沈从文.怯汉//沈从文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97，197，197.

[24]姜德明.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14-415.

[26]Merleau-Ponty[M]. 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2：102.

[27]沈从文.致唯刚先生[N].晨报副刊,1925-05-12.

[28]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63-64.

(责任编辑：翟瑞青)

The Desire Anxiety from "the Other" Scenery:The Study of 1920s' Urban Novels of SHEN Cong-wen

GUO Xiao-ping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aishan College, Tai'an 271000, China )

In the 1920s' urban novels of SHEN Cong-wen, "the other" became the "unit" of constructing landscape, and "the other" also became the "devices" of understanding scenery. Through this kind of "reversed" landscape writing "device", we can not only find the tense confrontation in the landscape writing of SHEN Cong-wen, but also know the writer's feelings when facing the urban modern civilization ,such as fears, desires and deep anxiety, and even the hatreds as well. All these emotions have impact on SHEN Cong-wen's cultural turn.

"the other" scenery;class words; economic words; cultural words

2016-1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研究”(15JYA751010)；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下的齐鲁风景书写研究”(14BWXJ01)

郭晓平(1973-)，女，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I206.6

A

1008-7605(2017)01-0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