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技巧的提升
——基于实践探索的思考

黄凯锋，夏 斌

(1.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上海 200020；2.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 20002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技巧的提升
——基于实践探索的思考

黄凯锋1，夏 斌2

(1.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上海 200020；2.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 20002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多样中求主导、多变中求主动的现实挑战，也迎来了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的历史机遇。新形势下，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书斋搬到社会各个角落”，需着力克服传播形式刻板、政治说教味浓、理论与实际脱节、工作手段落后等毛病，积极有效地探索传播艺术，包括：坚持底线，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群众听得懂的理论诠释新问题，提高传播技巧和解疑释惑的话语水平；注重精准投放，优化传播流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传媒；话语系统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过度自由、监管难度不断提升，受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有所弱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平台、主体和渠道也面临丧失主导权的严峻挑战。大量的虚拟、虚假信息对主流舆论曾有的权威和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有人还引入“对抗性”概念，并指出产生“对抗性解读”的受众并非不理解传播者的意思，主要是从个人主观上故意从相反的意思来解读文本的内涵。[1]但与此同时，多元化的网络文化、交互性极大的信息传播，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开拓了新的途径。互联网的超时空开放性，为网络传媒带来了全方位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如果把握得当，不仅可以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互动交流与参与积极性，增强大众的认同感，而且会拓展舆论传播的时空通道。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要“中国化”，即把外来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要“现实化”，既善于关注和概括文本中的理论，也要注重回应生存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三要“世俗化”，即深入研究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利益诉求，深入个体或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四要“通俗化”，做到简明扼要，便于理解和记忆。[2]在新的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进一步推动经典理论及其创新成果回归现实、回归生活，要在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向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归，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贴近社会的认知、人民的生活。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传播艺术，学习和掌握新的方式方法。将“学术语言”转换成“生活语言”、将“权力话语”转变为“大众话语”，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权利和责任。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进程中，不能以科学性被牺牲、整体性被肢解和思想品格被降低为代价。

一、坚持底线，推进理论创新

新形势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着多样化的巨大挑战，也迎来了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提升创新理论的阐释力，助推经典理论的现代化传播，将成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基础和支撑。这既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水平，也要注重提高传播者的水平。特别是，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理解和传播，既不能一知半解就发表意见，更不能人云亦云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条条框框”；在阅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后，要注重结合时代、结合实践、结合问题进行解疑释惑，真正做到“接地气”。

1.明确理论创新的底线

凡事有度。理论创新中所强调的“度”指的就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底线原则。

所谓理论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下，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特征的新理论、新解读。跳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论断，就难免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新的时代进行发展和创新，同样不能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不能不顾其政治立场，否则就会使所谓的创新理论成为一般性学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和力量。

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的创新，终究离不开其本身主张的意识形态及内在话语逻辑。在从事理论创新工作时，必须做到始终坚持历史唯物论，坚持实践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使创新的理论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

从本质上看，理论创新是由实践推动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对理论进行创新成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力和先进性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理论创新，能够在增强理论包容性的同时，更好地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在一系列理论创新中，逐步形成某一时代的话语形态和标识性概念。每一时代的理论创新都在凝聚民众共识和指导实践活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理论创新过程中，不断进行实践和探索是很有必要的。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还明确批评那种脱离实践、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他指出，一些同志只是为学习而学习，不知道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虽然满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消化不了。为此，毛泽东列举了当时发生的许多例子，对政治教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指导。

毋庸置疑，“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追求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融合发展问题，要从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在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同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还需要直面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需从价值和理性两个层面冷静应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话语表达和理论抽象，要在交流、争论甚至交锋中纵观全局，作用久远，引领世界。此外，理论创新还需做到不唯权、不唯上，不满足于具体政策和策略层面的表达，敢于突破陈规，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扬弃一些不符合时代的具体论断。

2.推进经典著作通俗化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不易懂，真正去阅读的人也不多，逻辑和语言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对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小农思想的人进行改造，采用了丰富的文艺形式，而不是把经典著作当成僵硬的说教和理论加以灌输。那一时期，样板戏、快板、小说、小品等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理念和政策的融合、生动有趣的表达，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众团结为一体。

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积累的经验。在新形势下，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碎片化阅读、功利心态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采用更加鲜活的形式、网络化和平民化的语言，实现从“讲理论”到“讲故事”的转换，成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方式。

这种“讲故事”式的通俗化，绝不意味着低俗化。它是指语言表达的方式能使受众有切身感受，能够带领他们进行思考，并与传播者产生共鸣。从实际生活中讲出道理，用最易懂的方式将观点表达清楚，才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应。

经典著作的通俗化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有深厚的研究积累，以保持原作的精神实质，所谓“入得其内”；另一方面要有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传播技巧，所谓“出得其外”。这种转换功夫呼唤“大手笔”和“思想家”，非“小学匠”所能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对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吃透”后，才能够提出诸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类高度概括却不失其精神实质的词汇。正是因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中国梦”这个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概念。

3.发展理论诠释新问题

强调理论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纯文本的范围，而应根据新的变化、新的问题予以不断探索、突破和深入，通过实践实现理论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认可度，主要原因在于其创立者在研究和分析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危机的基础上，明确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给无产阶级提供了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深受压迫的各国人民指明了摆脱奴役、获得解放的努力方向。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根源于实践，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完善理论。

邓小平曾经指出，在干新事业的过程中需要闯的精神、冒的精神，需要“一股气呀、劲呀”；只有这样，新道路的开辟、新事业的进行才有现实的可能性。[3](P372)针对目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场场“及时雨”，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方面，不同主体的多元话语能在学术上保持互动交流，不断丰富执政党现有的理论话语系统；另一方面，鲜活生动的实践以及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拓展了新的思考视角，让历史与现实、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不断增强，个人和集体、理想和现实的联系亦由此得到不断强化。[4]

具体来看，十八大以来，从最先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到“中国梦”的提出、总体布局更新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转为“四个全面”，从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不断基于变化的实际，提出了与时代特征相符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再一次结合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迈向新的境界。新形势下，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新的理论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传播。

二、创新传播话语系统

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是人们用于沟通的符号。通过符号，人们能够表达思想、传递信息、沟通感情等。

话语系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无论时空如何转换，我们都应该对历史文化传统保持一份温情和敬意，都要继承和发展。因此，话语体系转换与创新需要客观公正地重估自身传统，以此来更好地把握现在。像“封建”“阶级”“地主”等词语，很可能就是内容本身、历史本身。这种客观历史一旦消逝，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就会变成一种“虚无”。

正因为如此，在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话语系统创新时，需要辩证认识历史话语，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理性审视。否则，就存在颠覆现有的话语体系乃至历史观的可能性。

总的来看，实现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第一，创新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所启示我们的基本要求。一种话语体系的风格决定了理论大众化的广度与深度。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理论的大众化，简约又不失严谨的话语是传播其主张的基本形式。理论工作的对象是所有群众，枯燥晦涩的话群众听不懂，听不懂也就谈不上理论传播的效果。反之亦然。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等口语式的政治话语，号召和动员的力量一目了然。第二，其他政党的经验和教训也呼唤话语体系创新。在代议制政府中，如果某一政党想要获取执政地位，就必须使用选民听得懂、易理解的词汇宣传其执政理念，借助新的话语形式为自己赢得尽可能多的选民。从苏共灭亡的教训来看，执政后期政治话语较为僵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活的指导思想，而成为限制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理论的传播也仅限于官方理论界，与人民和基层逐渐脱离，不少党员干部对这一理论也束之高阁、避而不谈。可见，借助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理论是难以真正、可持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三，创新话语体系是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灌输理论的渠道越来越少，能够使用的范围也逐渐变小。观念多元化、思想独立性增强，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也不断增加，加之流行文化产品市场化特征较为明显，都在无形中冲击着原有的主流传播渠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热闹往往集中在上面，基础难以渗透，从上到下的渗透较为艰难。

为此，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由下至上式改造”。

1.推动大众传播话语创新

表达生动与否决定了理论是否生动；一旦对表达进行了限制，理论的发展也就受到了限制。毛泽东特别强调重视话语的艺术。他指出，艺术技巧无论是哪一级的艺术工作者都必须掌握；缺乏好的艺术技巧，则难以有丰富的内容展现出来。[5](P125)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需要将理论的精神实质提炼出来，根据人民的理解力建立适合他们的语言体系，这是创新理论传播的关键手段。

要多用修辞，主张生动灵活的表达。借用修辞是一个较好地实现理论通俗化的方法。在表达中如果能够用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就有助于将原本空洞的理论形象化、趣味化。

要以小见大，用讲故事、谈心式的表达。就理论的传播而言，尽量避免空洞的说教，可以借助小故事将自身的观点予以解析，或者也可以借助大家都知道的案例将不易理解的道理说明，以激发受众的兴趣。

要多接地气，力求朴实无华的表达。理论并非都要用高深的词汇、枯燥的句子来表示，简单的白话依然能够表述清楚理论的精髓。人民群众能否听懂、能否记住并主动向他人传播，是理论表达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在传递理论时，可以借助大实话、大白话或歇后语等形式，网络用语也可以适当应用，这对于将理论听进耳里、记在心里有较大帮助。

当然，也要看到，历史惰性存在于话语体系当中。对现有话语体系进行突破并建立新的体系，并非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示范群体的建设尤为重要。

事实上，对话语体系进行创新，并非只是技巧问题，思想作风占有很大比重。它需要上级严格要求自我，克服说大话、套话、空话的陋习，为下级和群众做好榜样。要将创新话语体系和改进工作作风相结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求真务实地开展工作。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

2.应对消解和怀疑思维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国际上时有“消解”和“怀疑”思维，瓶颈常常不在于外方“听不懂”，而在于不同的利益和预设立场的障碍。

改革开放近40年来，立足于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基础、以“中国特色”为定语的一系列文本解释和创新工作初见成效。真正的有识之士承认，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家治理，不应只有一种模式，任何结合本身国情进行建设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总体而言，西方社会的误解和偏见依然存在。

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一个有效的措施就是“反话语策略”，即通过重新阐释、重新定义和有效传播，使某些字句从原有的僵化理解或偏见中摆脱出来。

在“反话语策略”的传播领域，首要的是那些所谓“普世”概念、那些被西方国家极力推广的政治话语。例如，当今政治传播领域常见的“民主”“人权”等词汇，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本无贴切的对应概念，只是在近现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被西方价值观所裹挟。对这些概念进行再解释，使其与西方价值观松绑，理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课题。

“消解”和“怀疑”思维不仅仅出现在国际传播中。互联网上兴起的“造句运动”具有典型的草根文化特征。它既有通过娱乐方式进行情绪宣泄的心理功能，又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全民批判的现实性。从政治角度看，它在建构象征体系之时，又会解构政治符号、消解主导话语。

总的来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创新中，必须正视种种“消解”现象，努力建构有效的政治传播符号，通过适当的政治修辞来传播主流思想。

其一，巧妙嵌入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建构政治符号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意识形态进行具体化的过程。新形势下，如果能构建出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政治理想，将会大大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率。

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非常虚拟化的，但它绝不是虚假的。试想，我们曾经对社会主义也非常迷茫，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今天，我们终于收获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论成果。

同理，尽管今天的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形态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个解放人、发展人的过程。人民性、革命性以及科学性是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需要准确解读、广泛传播。此外，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用来启发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符号。

其二，需符合民众的日常生活逻辑，具有时代感与现实感。例如，在空间政治上，还要精心建构更多的道路、城市及建筑政治符号。又如，一些典型的人格符号没有发挥出应有功效。现有的先进典型社会知晓率不高，需要进一步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其三，要经受得住大众检视和舆论发酵。面对一个网络渐成媒介主导、网络话语大行其道的格局，检验一个符号、特定概念或象征体系的建构是否有效，首先要看它能否科学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能否经受批判、质疑，而不是自说自话。

3.精准投放与贴近受众

精准投放最关键之处在于把握话语对象的接受能力。在日益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集团谋求转型与融合，开设了网站、APP、微博、微信等多个新媒体平台。但它们似乎“换汤不换药”，很大程度上依旧沿用传统话语进行传播，“第一落点”不够快速，“第二落点”的叙事和分析偏于宏观。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受众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呼唤通俗化、生活化、形象化，应将话语传达对象的文化习俗、理论水平、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惯等进行充分考虑。要注意满足话语对象的个性特点与兴趣取向，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内化为大众的精神追求。那种不着边际的说教，难以激起人们的兴趣；那种貌似深奥、实则牵强附会的联系，也会使人兴趣索然。

例如,针对城市市民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可以多讲权利话语、法治话语,讲出他们的“心里话”。又如，针对个性化色彩浓厚的年轻网民，可以突出个体的“感受”和“情感带入”，对他们来说，宏大叙事并不“待见”，图片视频乃至网络直播的手段可能更能吸引眼球。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体系创新中，如何让意识形态既不悬置于中国实践经验之外，也不局限于个别学术圈子，是一个不应回避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仅在于指导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在于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以及对理想信仰的追求。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一种制度追求，还是一种价值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以及理想追求，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关系，发展成为相互间的精神纽带，进而达到宽容、谅解并化解矛盾的层次，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要完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传播的渠道，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推动并缩短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实践表明，能够支配广大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价值信念和道德观念，并不是那些意识形态体系化、抽象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意识形式，诸如习惯、信念、信仰、仪式等。为此，应该把意识形态概念性、抽象性的理论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转化为人们感性的认识，从而内化于人们的情感世界。

要积极调整一些传统语言范畴，及时反映时代的新变化。要植根于生活之中，实现从精英话语、书面话语到大众话语的转变，转换意识形态话语及符号的论证方式。

比如，对于一些沿用多年的革命话语，如“剥削”“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两类矛盾”等政治词语，如果能赋予它们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符号意义，那么受众在重新对它们进行解读的同时，会结合个人的生活感悟赋予这些词语新的生命力。对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下的特定系列话语的重新解读与阐释，是对词语本身时代烙印的梳理，也是它们与当前社会使用较为频繁的话语建立关系的契机。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要积极进行网络话语的转化。网络语言的平民化以及对现实的深切关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当抽象的价值观话语以感性的符号方式出现在网络上时，符号就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认识。这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网民中的认同度与接受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既可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表达开展辩论，又有利于强化民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进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新的舆论场。

在通俗化上，不要故作高深，把简单的道理往复杂上说，把明白的概念往糊涂上讲。要从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和兴奋点入手，以通俗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阐述，用简洁的修辞表达复杂的观点，用具体的事例论证。甚至有时候可以采取编辑和专家对话的形式，对问题展开具体讨论，让话题变得更为具体和轻松。

在知识性上，应当鼓励作者在文章写作中，适当引用历史、文化等知识，从而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充实起来，使虚的主题变成实的思想表达。

在表现形式上，可以积极借鉴新闻评论的方式，尝试在文章样式上进行改进。可以开设理论述评栏目，对具体的理论命题展开言简意赅的表态和分析。还可以借鉴新闻标题的模式，将通常强调意义的理论文章标题改进为虚实结合，从而直接增强文章的吸引力。

总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越朴实、越实在，并做到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就越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1] 陆彦明.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的“对抗性”解读[J].新闻界，2014,(5).

[2] 林绪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J].教学与研究，2009,(8).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黄相仁.中国梦的理论创新意义[J].求是，2013,(11).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何云峰)

Promotion of Popular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HUANG Kaifeng1，XIA Bin2

(1.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2.Institute of Chinese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Popular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is confronted with not only challenges of variety and dominance, and changeability and initiative,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of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 In the new era, Marxism should go out of the tower of ivory and disseminate in the society.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should be freed from stereotyped spreading models,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 separation of theory and reality, and stale work methods. Accordingly, the paper suggests exploring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techniques, promoting theory innovation, upholding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terpreting new theories with plain and understandable words, improving dissemination techniques and discourse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transmission procedures.

Chinese Marxism, popular media, discourse system

2016-01-21

1.黄凯锋，江苏南通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哲学研究。

A811

A

1004-8634(2017)03-0124-(06)

10.13852/J.CNKI.JSHNU.2017.03.016

2.夏 斌，江西新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