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不入与心灵地图
——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移民社区”书写

崔永光，刘 鹏

(1.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2.大连外国语大学软件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格格不入与心灵地图
——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移民社区”书写

崔永光1，刘 鹏2

(1.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2.大连外国语大学软件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20世纪俄罗斯“移民社区”一方面为俄罗斯政治流亡者、作家、诗人、哲学家等知识分子提供归属地，另一方面他们面对遥远的祖国时，又加剧了移民的身份构建困境与危机。“移民社区”成为纳博科夫早期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通过对俄罗斯移民社区流亡生活、纳博科夫流亡经历的阐述，在描绘其流亡文学地图的同时，分析移民社区的精神内核和流亡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探讨移民社区书写的症结。纳博科夫早年时期的“移民社区”生活及其笔下的俄罗斯侨民界和境外流亡知识分子经历的流亡与苦痛、孤独与超越、创伤与记忆都反映出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中的叙事策略和文化记忆。

纳博科夫；移民社区；创伤叙事；集体记忆

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20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经历了三次主要浪潮。可以说，境外的俄罗斯文学史就是一部丰富多元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史。流亡者们面临的混乱的年代、扭曲的生活境遇，不得不让他们背井离乡、漂泊流转，在异国他乡建立起独特的“移民社区”(immigrant community)。其中，布拉格、柏林、巴黎、美国以及中国的哈尔滨、上海都曾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镇。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拉耶夫将此称为“伟大的俄罗斯侨民界”*马克·拉耶夫在其专著《境外的俄罗斯：俄罗斯侨民文化史(1919—1939)》纽约、牛津，1990年(英文版)中的序言部分高度评价了“俄罗斯侨民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境外的俄罗斯侨民界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宗教、哲学、神学、戏剧、艺术等各个领域。这些流亡国外的文化精英们创立的“移民社区”一方面为大批俄罗斯政治流亡者、作家、诗人、哲学家等知识分子提供归属地；另一方面他们面对遥远的祖国时，又加剧了移民的身份危机。这些俄罗斯文化界精英的流亡“不仅是他们个人生活和艺术生涯的悲剧，也是20世纪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一个巨大的损失”[1]。然而他们没有蹉跎岁月，而是积极创作、成立社团、创立刊物*在巴黎出版的《最新消息报》(1920—1940)和《现代纪事》(1920—1940)杂志是出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报刊。《现代纪事》共出刊70期，发表过第一代侨民作家的主要作品，几乎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创作总集。参见文献[2]。、发表言论，探讨俄罗斯流亡者的精神状态，渴望走出移民社区的压抑空间和生存困境。最终，他们有的回归到故国家园，有的则永未返乡，将流亡视为一种生活状态，不断周转于异国他乡，并从中积极汲取养料和素材，重塑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在多元文化下的生存境遇和身份差异。

在俄罗斯侨民文学经历的三次浪潮中，“第一浪潮”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白银时代的文化人。*“白银时代”指的是出现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30年的“俄罗斯精神文化复兴”，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近代俄罗斯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蒲宁、茨维塔耶娃、纳博科夫到苔菲，从索尔仁尼琴到布罗茨基，他们的艺术创作构成了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最丰富、复杂、迷人的文化景观。“他们在流亡的状态中坚持对文学的忠诚，在艰难的生活中保持创作的激情，在异域的土壤上营造出了一个个‘文学俄罗斯’的文化孤岛。”[3]730他们运用诗歌、长短篇小说、自传体散文等文学样式“表现了背井离乡的人们对祖国的依恋和忧思，特别是对俄罗斯文化的眷恋，唱出了天涯游子的愁苦和隐痛”[2]39。

在第一浪潮侨民作家中，纳博科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创造性。纳博科夫的流亡意识、怀旧主题、身份认同及流散写作等相关研究趋势逐步兴起，揭示了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多层次性、多色彩”的艺术特性。对于纳博科夫而言，流亡的意识超越了被动意义上的怀旧情感与文化乡愁，他从“痛苦和损失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让俄国超越了地理和空间上的意义，成为其艺术创作中永恒的“彼岸世界”(the otherworld)。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移民社区流亡生活、纳博科夫流亡经历的阐述，在描绘其独特的文学地图的同时，力图分析移民社区的精神内核和流亡知识分子的社区书写策略，探讨其笔下移民社区书写的症结和空间重建的可能性。在解析纳博科夫笔下“移民社区”书写策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移民社区”中的创伤美学和集体记忆叙事策略。

一、纳博科夫的流亡文学地图

虽然将纳博科夫纳入世界流亡文学的范畴值得商榷，但是流亡是其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他多次在接受采访中谈到流亡的话题，而且其文学作品《玛丽》《洛丽塔》《微暗的火》《说吧，记忆》以及早期诗歌创作等都涉及流亡的主题。1966年，赫尔·施罗德-让采访纳博科夫时，他回答道：“个人而言，我非常安于自己的处境：坐在一个租来的屋子里写作。当然了，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流亡者。我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流亡者，我怀疑有什么典型的流亡者存在。”*1966年，赫尔·施罗德-让采访纳博科夫时，他对于流亡话题作了如此的回答。由此可见，对于纳博科夫而言，流亡与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如萨义德在《寒冬心灵》(TheMindofWinter, 1984)中提到：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4]1那么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上，纳博科夫占据着怎么的位置？他的流亡生涯与其参与的“移民社区”对他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而他又是如何在作品中进行地方书写和空间重构，以抵制流亡异国他乡带来的格格不入之感呢？

纳博科夫的流亡文学地图先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发展脉络。他先后因俄国十月革命和二战两次颠沛流离，从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美国最后到瑞士定居，多年从国内流亡游走于欧洲各国及美洲大陆，以自身的流亡经历描绘了一位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同样，在纳博科夫的权威传记作家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看来，流亡经历始终贯穿于纳博科夫的生命历程。从1917在克里米亚初尝流亡滋味，到1925年柏林的流亡生活场景，1937年在法国的奔波困境，再到1940年避难纽约与斯坦福。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纳博科夫背井离乡、漂泊流转的流亡史。[5]

在纳博科夫流亡至柏林之前，从1919—1922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法国和俄罗斯文学。流亡国外给了纳博科夫更多的是创作动力和艺术素材，在此期间，年轻的纳博科夫创作并出版了两部诗集，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昆虫学论文。

而带给纳博科夫真正意义上流亡创作的是长达近16年的柏林时期(1922—1937年)，在此期间，“弗拉基米尔·西林”(Vladimir Sirin)这个笔名开始在俄罗斯侨民界崭露头角，在侨民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翻译和文艺批评。他撰写的多部俄文小说为纳博科夫带来了“俄罗斯侨民中最优秀的青年作家”的声誉。其俄文长篇小说《玛丽》《卢仁的防守》《绝望》《死刑邀请》等让这个声誉名副其实。

1937年，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中的柏林阶段结束，然而，他同家人继续流亡巴黎三年以躲避法西斯的政治制度。从1940年至1960年他移居美国，开始了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多产期和成熟期。《普宁》《洛丽塔》的出版为作家赢得了国际声誉和争议。从此，纳博科夫辞去教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1960年纳博科夫一家移居瑞士，直到1977年去世是纳博科夫艺术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微暗的火》《说吧，记忆》《阿达》等英语杰作相继出版，作品中高超的艺术手法、复杂的叙事技巧和创新的小说形式为纳博科夫赢得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美学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的声誉。

流亡，对于纳博科夫而言，同样意味着痛苦与创伤，而纳博科夫的特殊性在于他爆发出了流亡的撼动力量和创作精神。他不断通过艺术创作拓展空间，纳博科夫“不但没有像许多流亡作家那样抱怨创作根基的缺失，反而从中找到了与艺术的真正联系，找到了个体艺术形式之间的真正联系，流亡经验成为他诗性世界的生长点”[6]。借助这一生长点，读者可以通过其艺术创作窥探其笔下“移民社区”中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创伤美学与文化记忆等叙事策略。

二、纳博科夫笔下的“移民社区”及流亡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纳博科夫笔下“移民社区”的创作背景大多是刚刚经历过的十月革命时期。因革命而导致的大量避难者开始涌入德国首都柏林。从1921年到1923年，柏林可以说一直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首都。到1923年时，来自俄罗斯各界的文化精英人数达到了360 000人。*这些文化精英大部分是商人、公职人员、军人、贵族，以及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其中许多人生活贫穷，主要从事工厂工人、看门人、理发师、裁缝等职业，或是在发达的柏林电影业中当临时演员。1924年，纳博科夫和妻子住在临时租赁的公寓楼里，生活拮据，作家靠给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两个男孩做家教谋生。1924年，柏林拥有86家俄罗斯出版社和书店。俄罗斯刊物、出版社、书店、剧院、卡巴莱歌舞表演和文学社团的出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到柏林。[7]然而，避难者移居柏林不是为谋求丰富的知识分子生活，而是因为柏林的地理优势，它是俄罗斯离中欧最近的大城市。同时，在通胀压力下，流亡者在柏林的生活压力较小，易于谋生。以上几种因素为柏林成为俄罗斯侨民流亡的聚散地创造了条件。

1966年，纳博科夫在接受访谈时提到了对移民社区的看法：“移民区其实是这样一种地方，那里文化更集中，思想更自由，它远胜于我们身边的这个或那个国家。谁会想离开这种内在自由，进入那陌生的世界呢？”[8]212可以说，流亡作家们在移民社区中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将这些移民作家凝聚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书写着移民作家们在异国他乡的悲欢离合。

然而，纳博科夫在其《玛丽》《普宁》等小说中刻画的流亡他国的知识分子在“移民社区”里或是感到种种不适、压抑窒息，想方设法地逃离，或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沉浸在故国家园的回忆中，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情结。

主人公加宁在故事的开始就与阿尔费奥洛夫深陷于电梯故障的困境之中，加宁感到了烦躁，开始嘟哝着谩骂、捶墙，想努力地摆脱困境。他与其他流亡者居住在由俄国女房东开办的肮脏凌乱的膳食公寓里。从他俩的对话中得知加宁要离开柏林。而加宁居住的公寓里，肮脏的洗澡间和简陋狭窄的厕所，除了日夜奔驰不停的隆隆的火车声，还有从事不同职业的俄国房客，年老的俄国诗人波特亚金，两个芭蕾舞演员，丈夫去世的女房东丽季娅等。在这里，房客们感受不到社区中自由的思想，有的只是无聊的生活和令人讨厌的火车声。加宁几次打算离开柏林，都是延迟了行期。为了生存，加宁在柏林干过几种不同的工作。然而“逆向的思乡，即渴望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欲望在春天愈加强烈起来”[9]9。窗外通向远方的铁轨和火车的轰隆声都加剧了加宁想要逃离柏林的渴望。然而，加宁却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对其情人柳德米拉说离开这件事。他们之间压抑的恋爱让加宁感到反感和厌倦。波特亚金一直想要搞到通往巴黎的签证，却始终不如愿。在这个移民社区里，每一个流亡者似乎都陷入到困境，挣扎着想要摆脱膳食公寓狭小空间的压抑感和窒息感。

纳博科夫的流亡生涯总是住在旅馆、公寓里，因此他笔下的流亡知识分子如亨伯特带着洛丽塔从一个汽车旅馆转到另一个旅馆，带有明显的旅行文学和道路叙事特征。长篇小说《普宁》成功地描述了一个流亡美国学府教书、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俄国流亡者的形象，纳博科夫“诙谐而机智地刻画了一个失去了祖国、割断了和祖国文化的联系、又失去了爱情的背井离乡的苦恼人”[10]251。故事的开头，在纽约州某学院教授俄语的普宁应邀到克莱蒙纳作学术报告，自己坐错了火车，却浑然不知。下车后，接二连三的麻烦如约而至，弄得普宁狼狈不堪、古怪滑稽。然而，纳博科夫对于残忍、愚蠢、压迫和犯罪的东西表示厌恶和愤慨。他对小说《堂吉诃德》“悄然引诱读者幸灾乐祸地去看待堂吉诃德的痛苦和屈辱表示愤慨”[11]302。尽管普宁笑料百出，语言不通，不断遭受挫败，然而纳博科夫赋予了这位一心想融入美国生活的俄国流亡者以温情、生动和真实的品性。“容易犯错的普宁等于是人类所有灾难与不幸的总结，是人类所有生活中的喜剧与悲剧的奇怪混合。”[11]302

可以说，加宁和普宁都经历了流亡与创伤、孤独与异化、逃离与自由的漫长的心路历程。故事的结尾，加宁放弃去车站接玛丽的冲动，而是“选择了一列半小时后驶往德国西南部的火车”，“脸埋进挂在木头座位上方的衣钩上的雨衣褶子里”，[9]125独自去开创新生活。同样，普宁驾驶着小轿车，自由自在地奔向远方和未来，“加足马力冲上那条闪闪发亮的公路，……远方山峦起伏，景色秀丽，根本说不上那边会出现什么奇迹”[10]246。

一言以蔽之，《玛丽》和《普宁》是两位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对故国往昔时光的一次告别，隐藏的是一种让主人公面对当下、展望未来的姿态和立场。在纳博科夫看来，尽管流亡知识分子遭遇种种不适和心理挫败，却依然要带着孤独、优雅和尊严去追寻茫茫未知的未来。纳博科夫笔下的流亡知识分子，“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4]57，不被驯化，突破常规，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4]57。纳博科夫总是让笔下的主人公正视并摆脱怀乡病的束缚和困境，带着流亡状态，自由驰骋，永不服输地走向未知的生活。

三、俄罗斯“移民社区”中的创伤美学与集体记忆

纳博科夫在柏林度过了近16年的流亡生涯。在这个独特的“难民社区”(refugee community)里，纳博科夫对德国事物不感兴趣，与德国人几乎也不接触，也不阅读德国书籍或报纸。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主要原因是当时他对损害其俄罗斯人的身份具有恐惧心理。“移民社区”中的俄罗斯侨民杜门不出，同样德国人也不太关注生活在其周围的“难民社区”。因此，20世纪20年代移居柏林的俄罗斯侨民聚集的就是一个微型的俄罗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这个“难民社区”中没有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而是保持着俄罗斯精神与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迁徙柏林，最让他们困扰的并非是与柏林人的格格不入，亦并非是与德意志文化的冲突与不适，而是远离故国家园的焦虑与不安，是“俄罗斯性”本体身份的缺失与危机。

流亡者们因政治避难而背井离乡，他们的创伤叙事和集体记忆不断地叙述着社区书写。后9.11时代背景下，“创伤”小说主题及叙事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涉及美国南方小说的创伤叙事、创伤与记忆、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等核心主题。1919年春天，纳博科夫彻底离开了俄罗斯，1922年父亲被刺身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与家人在柏林度过了穷困潦倒的流亡岁月，失去国家和语言、在异国他乡的流亡情结等经历都为其艺术创作中的创伤叙事创造了条件。其英文杰作《洛丽塔》《微暗的火》《普宁》及其自传体散文《说吧，记忆》等作品都明显带有创伤叙事的特点。国内学界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李曼曼等认为，《微暗的火》复杂的叙事方式是由谢德和金波特在遭遇创伤后所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的叙事障碍所致，这也是产生小说叙事迷宫的深层次原因。而叙述者正是借助创伤叙事这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新型叙事方式展示创伤、缓解痛苦，实现了主体身份的重构，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救赎。详见文献[12]。但是对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流散书写、创伤美学与文化记忆等研究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从创伤叙事入手，探讨文学叙事层面上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超越个体文学书写的经验现实，才可能重构文化记忆的历史与现实，走向具有人类属性的文化创伤研究。”[13]

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是对作者光辉的岁月、艺术的人生和诗性的创作的一次准确的记录和哲理的探索。他的传记“足以置身人类所曾写作的最伟大的传记之列……，是所有自传中最富艺术性的作品”[11]163。对此，国内外学者从时间哲学、叙事策略和怀旧隐喻等多重视角对该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挖掘出纳博科夫的时间、空间、历史、记忆等重要主题。《说吧，记忆》堪称是艺术的、怀旧的和文化的经典文本，串联起纳博科夫的怀旧、流亡、创伤及其文化记忆。与传统意义上经受苦难叙事的流亡者不同，“作品中的纳博科夫多为从容淡定的行吟者，从不刻意渲染流亡生活之苦，从不宣泄流亡者之悲，而是用‘美妙’、‘快乐’、‘神奇’、‘完美’、‘爱’等字眼写下另类的流亡诗篇”[14]128。纳博科夫的创造性在于他超越了流亡的苦痛记忆，而是在格格不入中无拘无束，独立自由，以怀旧之笔和艺术想象叙述着俄罗斯“移民社区”中的创伤美学和集体记忆策略。“纳博科夫的‘怀旧’表明了一种姿态、一种立场，是作者对俄罗斯黄金时代的隔空眺望，对俄罗斯绚烂的文化传统绵延的渴望，那份渴望凝结成最高贵的乡愁。”[14]129

《说吧，记忆》空间上从圣彼得堡延伸到圣纳泽尔，时间上跨越37年(从1903年纳博科夫4岁时到1940年5月移居美国)。这37年并非只是对纳博科夫前半生生活的真实记录，而是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想象力，借助其幸福的童年时光、颠沛流离的生活，将生活中的琐碎片段巧妙、诗性地糅合在一起。纳博科夫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回忆和叙事中时而会融入父亲之死和流亡之痛的暗示描述。“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个脆生生、活鲜鲜的世界里，在令人沉醉的气氛中我们几乎上气不接下气，接着又会让我们猛坠悲伤之中。”[11]168这种幸福感和悲伤情绪的鲜明对照源于纳博科夫天堂般的童年时光。“正是在童年的时候，人对于美才有着最为敏感的接受能力。”[3]6

纳博科夫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孩提时代恰逢俄国文学艺术的复兴时期，纳博科夫自幼便练习写作、绘画和学习语言(早期教育是英、法、俄三种语言)，不断受到俄国优雅精神气质和欧洲文化的熏陶。童年对纳博科夫的影响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对体育运动和捕捉蝴蝶的喜爱，一家人多次在郊外庄园度过的夏日时光等都对纳博科夫后来的艺术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后来流亡的岁月里，纳博科夫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15]69因此，1917—1919年，作家开始初尝国内流亡滋味，顿时感到了流亡的剧痛与不适。“移居克里米亚，是纳博科夫被迫从心爱的童年世界向外再植的开始。”[8]180生活的每次变故对纳博科夫都是一次机会。但是，他还是会时常想起家乡的冷杉林，梦想着那些春朝、夏日与秋夜。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以记忆的碎片和诗性的语言记录了流亡的一切痛苦与格格不入。谈起雅尔塔附近的加斯普拉时，“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邦；气味不是俄国的，声音不是俄国的……看着半透明的粉红色天空，一弯羞涩的新月在那里照耀，近旁只有一颗湿润的孤星”[15]289。作家想起了普希金被流放时创作的伤感诗歌。可以说，失去祖国如同失去真爱，纳博科夫感到唯有艺术创作才能从悲痛和伤感中解脱出来。恐怖动荡的政治环境、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阻止作家捕蝶、写诗与酝酿创作题材。纳博科夫开始思考流亡体验与生存状态的内在联系，“被过去所放逐的感受标示的是一种不断展开发展的和谐，这是在他的艺术构思和不可逆料的生活动荡之间不断展开的和谐：无法预测的革命未来，无法重返的维拉往日，个体生命在时间中的诗性和谐”[8]192。

这种诗性和谐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流亡作家和诗人想要达到的基本共性。他们超越流亡体验，将流亡视为形而上的生活状态，在流亡中书写创伤。白银时代的流亡者“不断地遭受创伤，并在创伤中调解自己，以适应社会，获得生存的空间。通过对创伤的反思，在创伤中进行自救，并在痛苦中走向成熟”[16]。跨文化作家们经受的多元文化的体验最终让他们不断地超越创伤，书写着“移民社区”的创伤美学和文化记忆。而这不只是纳博科夫的个体体验，而是第一浪潮中流亡作家的集体记忆和永恒主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乡愁和美学体验。

四、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银时代文学的传人已经超越了流亡者的身份，而成为文化使者，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在境外的俄罗斯移民社区中保持艺术创作的勇气与热情，继承保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将俄罗斯的精神内核与文化要义传至海外，使其成为世界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的代表作家，纳博科夫一方面经历了远离故土、迁徙他乡、书写社区和找寻家园的流亡历程；另一方面他又担负着俄侨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保持艺术创作的激情与灵感，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描绘心灵地图，不断革新艺术形式，继承俄罗斯传统文化遗产，向世界传播俄罗斯精神与文化。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生涯贯穿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文学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其艺术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17]。纳博科夫早年时期的“移民社区”生活及其笔下的俄罗斯侨民界和境外流亡知识分子经历的流亡与苦痛、孤独与超越、创伤与记忆都反映出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中的叙事策略和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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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9

2016年度大连海洋大学社科联重点课题(2016xsklzd-23)

崔永光(1981-)，男，讲师；E-mail:yongguangc@163.com

1671-7031(2017)03-0123-06

I71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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